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学贯中西，在学术上建树丰硕；一生以学者身份参政议政而不从政，倍受学界推崇。晚年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为实现其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的理想不遗余力，终至以身殉职。
　　
　　迎难而上 担当重任
　　
　　 台湾大学的前身是日本占据台湾时代于1928年创建的台北帝国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国民党政府接管了台北帝大，并于1945年11月正式更名为国立台湾大学。当时台湾局势动荡，学潮迭起，加之办学经费不能及时足额到位，师资匮乏，管理混乱，学校可谓问题成堆。国民党政府在三年之中（1945年11月-1948年10月），先后派了三位校长（第一任校长罗宗洛，第二任校长陆志鸿，第三任校长庄长恭），皆遇难而退，任期长者不到二年，短者仅仅数月，校长频繁易人，校务工作很久未能步入轨道。教育部长朱家骅思虑再三，决定起用好友傅斯年担此重任。
　　 当时傅斯年刚刚结束为期一年的赴美疗养，医生嘱其绝对静养，否则高血压病若引起并发症，将会危及生命。傅斯年本不愿担任社会职务，但终不忍心回绝大家的盛情，加之他早有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的夙愿，于是决计接受聘请。1949年1月17日，傅斯年正式走马上任，担任台湾大学第四任校长。
　　
　　精心筹划 建章立制
　　
　　 傅斯年虽然是一名学者，但他曾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长期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独具个性又行之有效的工作思路。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主任的李济教授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说："无论是办研究所或大学，他（傅斯年）总是像一个设计的总建筑师经营一个伟大的建筑一样，有一套完整的蓝图，并且与他的工程师充分地合作，按部就班，一段一段地完成他的计划。困难总是有的，并且常常地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但他总有法子度过去。他真是克难英雄中的第一把手。"傅斯年上任伊始，迅即展开了全面详细的调查研究。经过精心筹划，他富有针对性地推开了一系列革新措施，使台大的混乱局面很快得以改观。
　　 傅斯年认为，台大校务工作久久不能步入正轨，根本原因是规章制度不健全且贯彻执行不力。为此，他采取的第一项重要措施即是建立健全有关规章制度并保障使之得到严格贯彻执行。首先，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建立校务会议制度，由校长、教务长、总务长、六个学院院长及教师代表组成校务委员会，定期讨论、议决学校大事，促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这项制度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集思广益，使学校由一盘散沙迅速凝聚成一个指向明确运转灵活的有机整体。接着，他着手整顿沿袭已久的新生入学为权贵大开方便之门的混乱局面，制定了周密的考试与录取制度，并严格施行。他努力改进命题、印卷、考试、评卷各环节的组织保密工作，力刹新生录取时的说情之风。他多次在报端发表公开声明：若有人发现台大各位负责人中有以人情收录任何一个学生，他本人愿受"国法的惩罚，并受社会的制裁"。同时在校长室门前树起一块告示牌，上书："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他顶住各种社会压力，终于使台大考试、寻取工作中的舞弊之事，悉为杜绝。此外，他还主持制定了严格的教师聘任、图书馆管理、附属医院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狠抓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使校务工作迅速步入正轨，为学校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延聘名师 裁汰冗员
　　
　　 傅斯年从事过大学系、院、校各级行政管理工作，深切懂得师资是一所大学的灵魂的道理。因而他非常重视大学教师的选聘和培养，把这项工作作为办好大学的中心环节。他常说："一分人才一分成绩，半分人才半分成绩，毫不含糊。……学校的好不好，糟不糟，只是一句话：人才集中不集中。"傅斯年接任校长之时，台大的师资选聘工作正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原来的台北帝国大学绝大多数教授是日本人，国民党政府接管后，日本教授随即离台，造成严重的师资匮乏局面。前三任校长都曾做过从内地聘请教师的工作，但内地学者看到台湾局势动荡，很少有人愿应聘前往，校方只得放宽选聘条件，结果使一批滥竽充数者充斥其间。傅斯年到台大时，中国内地大部地区已经解放，从内地聘请教师更加困难。所幸傅斯年曾长期在中央研究院任职，与其所属的学术机构交往颇多。他与中央研究院取得联系，聘任了该院数十名著名学者到台大担任教授或兼职教授。由于傅斯年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威望，在台湾其他学术机构任职的一些著名学者如方东美、英千里、杨树人、毛子水、屈万里、钱思亮等也接受了台大的聘任。这样，台大几乎集中了台湾岛内的著名学者，加上原有教授，使台大形成空前雄厚的师资阵容。
　　 在选聘高水平师资的同时，傅斯年采取了强硬措施，裁汰冗劣教职员。他根据各个学院师资的数量和质量，规定了当年教职员的淘汰率，以裁减业务水平低劣和工作态度不端正的人员。他还不定期地旁听任课教师授课情况，使敷衍塞责的教师无法容身。两年之内，因学术水准低、教学业务不合格而被解聘的教授、副教授达70余人。傅斯年对一般任课教师的选聘也持严肃认真态度。有一次，为了一名助教是否合乎选聘条件的问题，"教员聘任资格审查委员会"开了四次会，经过几度激烈的辩论，最后投票表决才决定下来。他还主持制定过"教员聘任及升级标准"六条，保障取得大学教师资格者的合法权益，并鞭策大学教师要"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不吃老本，不断进取。
　　
　　教生爱生 不遗余力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同时又是受教育者。傅斯年十分重视学生管理工作。他积数十年教育管理经验，提出了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帮助学生解决生活问题，即解决吃饭、住宿、穿衣、读书、看病等5个问题，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第二，加强课业，"认真地教，认真地考"，使学习不努力、游手好闲的学生不能够蒙混毕业，为此，他制定了学生上课考勤和考试奖惩条例。1949学年度，因考试不及格而被勒令退学者达31人。第三，提倡开展多种课外活动，使学生有"健康的体格，健康的精神"。
　　 傅斯年还主张实施"机会均等教育"。他指出，由于贫富的差别，或者是由于"既得利益的关系"，使得禀赋好、学力强、应该继续升学的穷学生不能升学，而那些能力差、成绩差的学生反而升学了，这"确是不公道，而且在近代社会中必是乱源"。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新生入学典礼上，在省议会的讲演中，曾一再表示："我决不让任何学生因经济拮据而丧失他的学业。"他在台大设立了资助贫穷学生的奖学金、救济金、工读补助金等，使台大3000多名学生无一人因生活困难而失学。
　　
　　教学研究 齐抓共举
　　
　　 作为一名资深学者，傅斯年非常重视基础学科的教学，主张"最普通的功课由最有学问与经验之教授担任，以便（使学生）入门的路不错"。他在上任后的第一次校务会议上，就提出充实6个学院的基础课程。为此，他专门组织成立了大一国文、英文、数学三科教学委员会，亲自主持各基础学科教学讨论会，选聘学术造诣深、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担任基础学科教学工作，如台静农、屈万里、毛子水等知名教授，都曾连续多年担任大一年级国文课教师。对各个学院各年级的课程设置和讲授内容，他也亲自过问，并提出十分具体的指导性意见。他还在台大主持创办了一批研究所，为教授的研究工作和学生的学术训练提供条件，并对研究所提出了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教育的双重任务。一批台大毕业生在六七十年代成为国际上知名的科学家和学者，与傅斯年在台大的教育思想指导及其实践是分不开的。
　　 在繁忙的校务工作之外，傅斯年还结合自己在台大的教育管理实践，撰写了《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制度》、《中国学校制度的批评》等多篇有价值的教育论文。
　　
　　鞠躬尽瘁 精神永存
　　
　　 超负荷的繁重工作，使傅斯年的病情日益恶化。高血压、胆结石等疾病折磨着他，他仍以忘我的精神投身工作。1950年12月20日下午，傅斯年在参加台湾省议会会议时突发脑溢血，不省人事，经抢救无效，于当晚23时逝世。
　　 21日，台湾大学决定停课一天，并下半旗致哀。30日，蒋介石颁发褒奖令云：傅斯年先生担任台大校长以来，"教学水准，日渐提高；青年思想，入于正轨。其苦心诱导，力挽横流之功，尤堪矜试"。31日，傅斯年追悼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蒋介石亲临致祭，国民党高级官员及各界人士5000余人参加追悼会。台湾大学全体师生敬书挽联，表达了他们对校长的崇敬和爱戴：
　　 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
　　 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为纪念傅斯年校长，台湾大学将其骨灰安葬在学校实验植物园里，并建纪念亭一座。园中有兵工署捐赠的一口纪念钟，钟上铸有傅斯年拟定的台大校训"敦品、励学、爱国、爱人"8个大字。台大人称傅斯年的安葬地为"傅园"，称那口钟为"傅钟"。"傅园"和"傅钟"从此成为台湾大学的精神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