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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纵观丁玲延安时期的创作，知识分子的“个性主义”与共产党员的“革命精神”两种思想基因始终贯穿其中，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二者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考察丁玲延安时期创作中彼此交错的个性主义与革命精神，才能更清晰地了解丁玲，才能发现其延安时期作品的时代价值及其局限性，同时，也有助于梳理和认识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思潮的演变、分析文学创作与政治的关系。
【关键词】 个性主义;革命精神;思想基因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0-0012-04
作为一名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作家丁玲，其早期作品《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小火轮上》等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的传统，关注人的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揭示了中国女性觉醒后的丰富而复杂的心理世界，这些作品奠定了丁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但考察评价丁玲，如若不理解其走上文学创作的内心缘由，不理解其性格中强烈的人生抱负和革命倾向，则不足以完整把握丁玲其人其文的复杂性，也就很难理解丁玲后来的走向革命和革命话语下文学创作中个性话语和革命话语的此消彼长。基于此，本文梳理了丁玲延安时期创作中个性叙事和革命叙事两种叙事话语，往前追溯了丁玲的个性特征和潜隐的革命倾向，探索了丁玲内心深处一以贯之的思想意识和创作基因。
一、“革命内部的革命”
1936年11月，丁玲以一个成名作家的身份到达陕北后，备受重视和重用。在保安，她被安排到了最好的房子里即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热情接待。在革命圣地延安，丁玲一心想当红军上前线，虽然苏区的领袖们很希望丁玲“静心的从事写作生活”，“然而她已决意暂时放弃写作生活，要在红军革命工作和陕北群众中极力丰富自己的生活，然后再来开始创作”，她“不愿老戴着一个作家的头衔，在苏区里晃来晃去”。
在陕北，丁玲以极大的热情投入革命活动工作，她随红军总政治部到前方，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组织和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到前线宣传演出。虽然这期间她被当选为“中国文艺协会”的主任和从事选编红军长征征文等革命文艺工作，但当时她的心思不在成立文艺协会上，丁玲俨然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名革命者并且很享受当时的状态，她说：“这样的生活，比起写作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我喜欢这样紧张的生活。”因此，她延安早期的文章多是突出战斗性，叙述简洁进展快速。
丁玲在延安的种种表现，很多人认为丁玲左转了并为之扼腕，为失去一位极具个性的作家抱憾不已。事实上，丁玲的转变和当时她个人的处境不无关系。摆脱三年南京“囚禁”生活的丁玲，深切体会到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以满腔热情毅然放弃赴法国留洋的机会，抵达陕北，投身革命和革命文艺运动。丁玲延安早期“政治化”的作品真实反映了丁玲当时的心境。一个在南京被囚禁了三年的作家能在解放区得此殊荣且在政治上有所施展并得到上级的肯定，当然会有极大的成就感，感激之情自不待言。
可以说，丁玲刚刚到解放区时有很大的报效心理，她眼中的延安是带给她希望的圣地。但是在延安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当她发现她心中的“圣地”也有等级观念、也有官僚主义，也存在对生命个体的漠视时，她那种与生俱来的独特性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和批判精神，使她开始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俯瞰延安，她对待解放区的立场由一开始的“充满美好的想象”逐渐转变为“冷静地现实审视”，她以知识分子的敏锐和现代立场，感觉到了延安现实环境的多面性，因此，丁玲在创作“革命文学”时，在彰显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显示出了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随波逐流的价值判断。
1941年10月，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表现出了強烈的批判意识，丁玲呼吁：“我们的这个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接下来，丁玲又发表了《三八节有感》，以深邃的女性关怀意识述说了在革命政权内部革命秩序里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的事实。丁玲同时期的小说创作《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也潜在地表征着个人与集体、理想与现实的紧张关系。
在1942年6月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中，《在医院中》这篇小说被当作立场有问题的作品受到批评，在1958年的《文艺报》“再批判”中又被视为“奇文”和“毒草”刊登出来。那么在这篇作品中，丁玲对革命践行的批评，是否是她对革命的否定？事实上，丁玲的《在医院中》所反映出来的革命内部的问题正是1941年前延安的情况以及延安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基本想法。
当时“暴露”根据地的“黑暗面”的作家还有萧军、艾青、罗烽和舒群等一大批知名作家，我们不能说这些作家不革命。对于他们尤其是丁玲来说，革命的号召力在于其对现实批判的有力和有效性，并提出一种关于生存状况的更让人憧憬的想象，但理想本身的非现实性使她难以满意既存现实，而始终处于为达到理想而与现实“斗争”的动态之中。
丁玲通过陆萍的视角将笔触集中指向于陆萍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当地人的精神状态，对于主人公陆萍及其性格，丁玲是同情的，无批判的，对于主人公所处的环境及周围的人物，则是暴露和否定的。这些批判和揭露在延安当时当地的政治形势和物质条件下确实有其合理性，同时也说明了丁玲作为深受五四精神影响的女作家，她以一种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想象参加了革命并对革命抱有很大的期待，但在制度化的革命阵营里，其“革命”精神没有被制度化，当最初的革命热情渐渐化为冷静的审视和思考时，对革命的想象在现实环境产生了变化，这种理想与现实、精神与体制之间的冲突，必将使革命者的革命热情与所处环境处于一种悖论境地。
在此意义上，丁玲的批判性写作就成为“革命内部的革命”。
丁玲延安早期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一样，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篇小说中，丁玲揭示了解放区干部和群众身上浓厚的甚至有可能会杀人的封建思想。另一篇小说《夜》则采用了解放区文学中少见的人性与情欲视角，塑造了何华明这一人物形象的多层次性，这比起同时期那些“高大全”式的领导干部，何华明无疑要真实可信得多。 在以上作品中，丁玲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解放区的某些阴暗面，实际是出于对解放区的爱，既然发现了“太阳”里的“黑子”就难以容忍它的存在。这种知识分子立场和意识的介入彰显了丁玲处于革命政权内部时的冷静和理智，在当时的语境下虽然丁玲由此遭到了批判，然而现在回过头看，反而是丁玲对革命的一种“忠贞不渝”，是“爱之深责之切”。
二、《讲话》之后的个性坚持
许多研究者认为在接受毛泽东《讲话》观点之后，丁玲的小说失去了个性主义，个性话语淹没在了革命话语之中。这不符合丁玲作品的实际。
不可否认，1942年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对丁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此后，丁玲自动放弃了前一阶段的思想与艺术探索，转变了个性话语创作立场，自觉遵循战时文化规范的要求并重新开辟创作之路。
于是，从1942年下半年起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丁玲。擅长小说创作的丁玲，竟然在五年之内没有写过一篇小说。1942年到1947年，从描写八路军战士自我牺牲精神的《十八个》起，到《二十把板斧》《田保霖》《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记砖窑湾骡马大会》《民间艺人李卜》《袁广发》《三日杂记》等，丁玲几乎成了报告文学的专家。尤其是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田保霖》，毛泽东因为这篇文章在多种场合表扬过丁玲，“丁玲现在到工农兵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毛泽东的高度赞扬表明党已经接受并认可了她的这一创作方向，因而，她一发而不可收，创作了好几篇类似的作品。
丁玲在保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并未放弃她对包括女性在内的个体命运和价值的关注与思考。但是，在革命话语占主导地位的语境下，她一时又难以找到将文学与政治很好结合的方式。直到《讲话》后的第五年，丁玲以土改斗争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才最终完成了她的心愿。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虽然带有很强的政治性，但丁玲并没有完全依照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即阶级立场来表现这场斗争，而是凭借她亲自参加土改的切身感受和多年来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来表达自己对土改的理解。她没有将土改仅仅作为一场贫雇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阶级解放运动，而是站在广大的人类解放的立场，将阶级解放与当时历史境况中可以实现的超越阶级解放范畴的人的解放有机结合起来，从广大的人类的解放的高度来审视土改，从而塑造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黑妮、顾顺这两个人物形象。
按照当时主流文学创作原则，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物一律是丑陋的，形神俱丑。可丁玲偏偏塑造了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美丽的黑妮。黑妮从小没有父母，被二伯父地主钱文贵当作仆人一样使唤和利用着。她美丽，单纯，向往美好自由的婚姻，但钱文贵为了自己的利益，试图操纵她的婚姻，美丽善良的黑妮对婚姻自由的追求没有因为钱文贵的干涉阻挠而改变。
顾顺是分地时被马马虎虎划作富农的顾涌的三儿子，他与黑妮的遭际相类似。由于富农对贫雇农存在封建性剥削，所以他们不可能成为共产党在农村的可依靠对象，而富农的子女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被歧视的对象。因此，在当时很多作家的笔下，富农的子女都是落后分子。可是，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顾顺是积极要求进步的“规规矩矩”的青年， 是个土改积极分子。
通过黑妮和顾顺这两个人物形象可见，丁玲对于处在两个阶级、两种势力生死搏斗之间的无辜者，所寄予的深切同情和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丁玲关怀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和解放，这种自由和解放不仅包括个人在物质上的满足，更包括个性的完善，个人做人权利的被尊重。黑妮、顾顺在物质上不算贫穷，然而他们在精神上及个性发展上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自由，他们应该并且可以通过土改去获得这些方面的解放，机械盲目地将他们划入剥削阶级阵营是形而上学的做法。
三、不甘于平庸的生活而寻求生命的热和力
丁玲在20世纪30年代成了“革命作家”，在此之前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个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她的早期作品探讨的是个体生命的价值、自我实现和人生的意义。崇尚个性自由和无政府主义的丁玲为何会走上革命道路，在加入政治革命行列中后，其成功之作又为何存在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不尽一致的东西？根据现有的作者生平资料与对丁玲作品的分析，我们有理由推断，不甘于平庸的生活而寻求生命的热和力、参与社会改革的强烈的事业心，是丁玲一生不懈的追求。
受母亲的影响，丁玲很早就树立了强烈的人生抱负和事业心。丁玲的母亲是对丁玲影响最大的人，如果说丁玲的才气更多来自父亲，发奋自立的男孩子性格则源自母亲。丁玲的母亲于曼贞女士出生于书香门第，嫁到蒋家后，丈夫早逝，家境败落，但她独立、坚强，在向警予等人的影响下，她积极接受进步思想，带着丁玲和弟弟靠教书谋生，成了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教育工作者。
后来，在丁玲14岁时，丁玲的弟弟因患肺炎去世，丁玲和母亲相依为命。丁玲的母亲为环境所囿，不容易有大的作为，她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丁玲身上。她带着丁玲远赴他乡求学，她希望丁玲能“为社会上作一番事业”，“找着一条改革中国社会的路”。可以说，丁玲是母亲的精神寄托和事业上的希望。丁玲说“那时最怕的也就是自己不替她争气，不成材，无所作为;我甚至为此很难过。”
母亲独立不倚的人格和对丁玲的殷切期望，使得丁玲具有不同于普通女子为社会着想的人生追求。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丁玲在胡也频牺牲之后将不满周岁的儿子交由母亲抚养，自己在上海开始新生活，因为对于丁玲来说，自我实现是最重要的。1947年，丁玲在给逯斐的一封信中谈及孩子和事业的权衡时，她说：“老实说，我还是更爱我的工作。假如孩子成为我工作的‘敌人’时，我宁肯牺牲孩子。”丁玲的一生正是这样，不断追求人生的理想，寻找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正是这种追求成就了丁玲不凡的一生。
丁玲后来为何走上了创作之路，用她自己的话说：“我那时为什么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不满，自己生活无出路，有许多话需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便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给这社会一个分析。”和现代文学史上女作家张爱玲、萧红自小就喜欢文学不同，在不同时期的丁玲自述中，少年时期的生活令丁玲印象最深的不是文学阅读与写作，而是社会活动带给她的冲击以及激发起的投入社会、改革社会的欲望与激情。从故乡湖南常德到省会长沙读中学，再到现代都市上海和都城北京寻发展，丁玲参与社会改革的渴求一直是丁玲前行的动力。后来，由于追寻无果而异常苦闷，丁玲说：“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滿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的灵魂的倔强挣扎。” 可以说，《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这两篇丁玲在大革命失败数月后创作的最初的两部小说不过是作家本人在寻找出路而不得的状况下的一种心理治疗术，一种释放苦闷与绝望的手段。某种意义上，丁玲与“文学”的擦碰，完全是一种无奈之举，用她自己的话说，在某些人眼中高不可攀的“文学”成就在她那里一点不重要，因此，与其说丁玲的起点是“文学”，不如说是不甘于平庸的生活而寻求生命的热和力的人生抱负和人生理想。
由于《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攀上了文学的高峰，但丁玲内心真正寻找的却是不同于普通女子，不同于一般作家的改革社会的出路。她在1985年3月1日致白滨裕美信中说：“我那时实在太寂寞了，思想上的寂寞。我很怀念在上海认识的一些党员，怀念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我失悔离开了他们。那时留在北京的文人都是一些远离政治的作家，包括也频在内，都不能给我思想上的满足。”
丁玲在1984年4月15日致徐霞村信中说：“也频能爱我，但他在政治上不能做我的向导”。后来，从事创作的丁玲与丈夫胡也频、好友沈从文创办《红黑》月刊时谈及她与沈从文的思想差别时说：“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个教授。他到吴淞中国公学去教书了。奇怪的是他下意识地对左翼的文学运动者们不知为什么总有些害怕。我呢，我自以为比他们懂得些革命，靠近革命，我始终规避着从文的绅士朋友，我看出我们本质上有分歧，但不愿有所争执，破坏旧谊，他和也频曾像亲兄弟过。”可以看出，丁玲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革命倾向，交友看重政治态度。
后来促使丁玲永久地与共产党的革命队伍联结在一起的，可以说是丈夫胡也频因加入革命队伍宣传革命被杀害的仇恨与她在南京囚徒生涯的耻辱，国耻家恨加速点燃了丁玲的革命热情。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共产党提出的政治理念与知识分子崇尚个人独立意志的民主思想存在一定的契合。这也就是为什么丁玲在1936年逃离南京时，没有听取冯雪峰的建议到上海做抗日救亡工作，也没有听取潘汉年的建议转赴法国宣传中共主张并为红军募捐，而是积极地投入了党中央的怀抱，执意要去陕北，并做好了弃笔从戎的打算。可见，丁玲将走向“革命”看作了通向自我实现的具体途径。
成为“革命作家”之后，丁玲并未放弃五四精神，她仍然特别重视思想革命，而且，追求个性自由的一面也一直潜伏在她身上，她能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政治势力，能够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发出不同声音，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时代语境下，她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夜》以及后来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仍存在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不尽一致的东西。
四、结语
丁玲作为知识分子的五四精神在战时政治文化规范中的实践，这种实践表明了具有五四精神的丁玲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正如李向东、王增如在《丁玲传》中所描述的“这是一种既相向而行，生死与共而又不无矛盾和抵触，甚至必有抵触和磨折的复杂关系。而之所以如此复杂，则既关于现代中国革命的特性及其对革命文艺的规定性，也关乎丁玲自己的革命性和个性”。考察丁玲延安时期创作中彼此交错的个性主义与革命精神两种思想基因，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思潮的演进和分析当时文学家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个案。
参考文献：
[1]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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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丁玲.丁玲全集（6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29.
[4]丁玲.丁玲全集（12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36.
[5]李向東，王增如.丁玲传[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48.
[6]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47-48.
[7][8]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50.
[9]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62.
[10]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11.
作者简介：
吕文玲，女，硕士研究生学历，河南商丘人，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文化。郑州市城市可读性建设研究基地成员，郑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关键词】 个性主义;革命精神;思想基因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0-0012-04
作为一名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作家丁玲，其早期作品《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小火轮上》等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的传统，关注人的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揭示了中国女性觉醒后的丰富而复杂的心理世界，这些作品奠定了丁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但考察评价丁玲，如若不理解其走上文学创作的内心缘由，不理解其性格中强烈的人生抱负和革命倾向，则不足以完整把握丁玲其人其文的复杂性，也就很难理解丁玲后来的走向革命和革命话语下文学创作中个性话语和革命话语的此消彼长。基于此，本文梳理了丁玲延安时期创作中个性叙事和革命叙事两种叙事话语，往前追溯了丁玲的个性特征和潜隐的革命倾向，探索了丁玲内心深处一以贯之的思想意识和创作基因。
一、“革命内部的革命”
1936年11月，丁玲以一个成名作家的身份到达陕北后，备受重视和重用。在保安，她被安排到了最好的房子里即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热情接待。在革命圣地延安，丁玲一心想当红军上前线，虽然苏区的领袖们很希望丁玲“静心的从事写作生活”，“然而她已决意暂时放弃写作生活，要在红军革命工作和陕北群众中极力丰富自己的生活，然后再来开始创作”，她“不愿老戴着一个作家的头衔，在苏区里晃来晃去”。
在陕北，丁玲以极大的热情投入革命活动工作，她随红军总政治部到前方，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组织和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到前线宣传演出。虽然这期间她被当选为“中国文艺协会”的主任和从事选编红军长征征文等革命文艺工作，但当时她的心思不在成立文艺协会上，丁玲俨然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名革命者并且很享受当时的状态，她说：“这样的生活，比起写作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我喜欢这样紧张的生活。”因此，她延安早期的文章多是突出战斗性，叙述简洁进展快速。
丁玲在延安的种种表现，很多人认为丁玲左转了并为之扼腕，为失去一位极具个性的作家抱憾不已。事实上，丁玲的转变和当时她个人的处境不无关系。摆脱三年南京“囚禁”生活的丁玲，深切体会到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以满腔热情毅然放弃赴法国留洋的机会，抵达陕北，投身革命和革命文艺运动。丁玲延安早期“政治化”的作品真实反映了丁玲当时的心境。一个在南京被囚禁了三年的作家能在解放区得此殊荣且在政治上有所施展并得到上级的肯定，当然会有极大的成就感，感激之情自不待言。
可以说，丁玲刚刚到解放区时有很大的报效心理，她眼中的延安是带给她希望的圣地。但是在延安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当她发现她心中的“圣地”也有等级观念、也有官僚主义，也存在对生命个体的漠视时，她那种与生俱来的独特性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和批判精神，使她开始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俯瞰延安，她对待解放区的立场由一开始的“充满美好的想象”逐渐转变为“冷静地现实审视”，她以知识分子的敏锐和现代立场，感觉到了延安现实环境的多面性，因此，丁玲在创作“革命文学”时，在彰显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显示出了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随波逐流的价值判断。
1941年10月，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表现出了強烈的批判意识，丁玲呼吁：“我们的这个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接下来，丁玲又发表了《三八节有感》，以深邃的女性关怀意识述说了在革命政权内部革命秩序里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的事实。丁玲同时期的小说创作《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也潜在地表征着个人与集体、理想与现实的紧张关系。
在1942年6月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中，《在医院中》这篇小说被当作立场有问题的作品受到批评，在1958年的《文艺报》“再批判”中又被视为“奇文”和“毒草”刊登出来。那么在这篇作品中，丁玲对革命践行的批评，是否是她对革命的否定？事实上，丁玲的《在医院中》所反映出来的革命内部的问题正是1941年前延安的情况以及延安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基本想法。
当时“暴露”根据地的“黑暗面”的作家还有萧军、艾青、罗烽和舒群等一大批知名作家，我们不能说这些作家不革命。对于他们尤其是丁玲来说，革命的号召力在于其对现实批判的有力和有效性，并提出一种关于生存状况的更让人憧憬的想象，但理想本身的非现实性使她难以满意既存现实，而始终处于为达到理想而与现实“斗争”的动态之中。
丁玲通过陆萍的视角将笔触集中指向于陆萍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当地人的精神状态，对于主人公陆萍及其性格，丁玲是同情的，无批判的，对于主人公所处的环境及周围的人物，则是暴露和否定的。这些批判和揭露在延安当时当地的政治形势和物质条件下确实有其合理性，同时也说明了丁玲作为深受五四精神影响的女作家，她以一种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想象参加了革命并对革命抱有很大的期待，但在制度化的革命阵营里，其“革命”精神没有被制度化，当最初的革命热情渐渐化为冷静的审视和思考时，对革命的想象在现实环境产生了变化，这种理想与现实、精神与体制之间的冲突，必将使革命者的革命热情与所处环境处于一种悖论境地。
在此意义上，丁玲的批判性写作就成为“革命内部的革命”。
丁玲延安早期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一样，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篇小说中，丁玲揭示了解放区干部和群众身上浓厚的甚至有可能会杀人的封建思想。另一篇小说《夜》则采用了解放区文学中少见的人性与情欲视角，塑造了何华明这一人物形象的多层次性，这比起同时期那些“高大全”式的领导干部，何华明无疑要真实可信得多。 在以上作品中，丁玲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解放区的某些阴暗面，实际是出于对解放区的爱，既然发现了“太阳”里的“黑子”就难以容忍它的存在。这种知识分子立场和意识的介入彰显了丁玲处于革命政权内部时的冷静和理智，在当时的语境下虽然丁玲由此遭到了批判，然而现在回过头看，反而是丁玲对革命的一种“忠贞不渝”，是“爱之深责之切”。
二、《讲话》之后的个性坚持
许多研究者认为在接受毛泽东《讲话》观点之后，丁玲的小说失去了个性主义，个性话语淹没在了革命话语之中。这不符合丁玲作品的实际。
不可否认，1942年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对丁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此后，丁玲自动放弃了前一阶段的思想与艺术探索，转变了个性话语创作立场，自觉遵循战时文化规范的要求并重新开辟创作之路。
于是，从1942年下半年起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丁玲。擅长小说创作的丁玲，竟然在五年之内没有写过一篇小说。1942年到1947年，从描写八路军战士自我牺牲精神的《十八个》起，到《二十把板斧》《田保霖》《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记砖窑湾骡马大会》《民间艺人李卜》《袁广发》《三日杂记》等，丁玲几乎成了报告文学的专家。尤其是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田保霖》，毛泽东因为这篇文章在多种场合表扬过丁玲，“丁玲现在到工农兵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毛泽东的高度赞扬表明党已经接受并认可了她的这一创作方向，因而，她一发而不可收，创作了好几篇类似的作品。
丁玲在保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并未放弃她对包括女性在内的个体命运和价值的关注与思考。但是，在革命话语占主导地位的语境下，她一时又难以找到将文学与政治很好结合的方式。直到《讲话》后的第五年，丁玲以土改斗争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才最终完成了她的心愿。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虽然带有很强的政治性，但丁玲并没有完全依照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即阶级立场来表现这场斗争，而是凭借她亲自参加土改的切身感受和多年来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来表达自己对土改的理解。她没有将土改仅仅作为一场贫雇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阶级解放运动，而是站在广大的人类解放的立场，将阶级解放与当时历史境况中可以实现的超越阶级解放范畴的人的解放有机结合起来，从广大的人类的解放的高度来审视土改，从而塑造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黑妮、顾顺这两个人物形象。
按照当时主流文学创作原则，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物一律是丑陋的，形神俱丑。可丁玲偏偏塑造了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美丽的黑妮。黑妮从小没有父母，被二伯父地主钱文贵当作仆人一样使唤和利用着。她美丽，单纯，向往美好自由的婚姻，但钱文贵为了自己的利益，试图操纵她的婚姻，美丽善良的黑妮对婚姻自由的追求没有因为钱文贵的干涉阻挠而改变。
顾顺是分地时被马马虎虎划作富农的顾涌的三儿子，他与黑妮的遭际相类似。由于富农对贫雇农存在封建性剥削，所以他们不可能成为共产党在农村的可依靠对象，而富农的子女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被歧视的对象。因此，在当时很多作家的笔下，富农的子女都是落后分子。可是，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顾顺是积极要求进步的“规规矩矩”的青年， 是个土改积极分子。
通过黑妮和顾顺这两个人物形象可见，丁玲对于处在两个阶级、两种势力生死搏斗之间的无辜者，所寄予的深切同情和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丁玲关怀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和解放，这种自由和解放不仅包括个人在物质上的满足，更包括个性的完善，个人做人权利的被尊重。黑妮、顾顺在物质上不算贫穷，然而他们在精神上及个性发展上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自由，他们应该并且可以通过土改去获得这些方面的解放，机械盲目地将他们划入剥削阶级阵营是形而上学的做法。
三、不甘于平庸的生活而寻求生命的热和力
丁玲在20世纪30年代成了“革命作家”，在此之前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个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她的早期作品探讨的是个体生命的价值、自我实现和人生的意义。崇尚个性自由和无政府主义的丁玲为何会走上革命道路，在加入政治革命行列中后，其成功之作又为何存在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不尽一致的东西？根据现有的作者生平资料与对丁玲作品的分析，我们有理由推断，不甘于平庸的生活而寻求生命的热和力、参与社会改革的强烈的事业心，是丁玲一生不懈的追求。
受母亲的影响，丁玲很早就树立了强烈的人生抱负和事业心。丁玲的母亲是对丁玲影响最大的人，如果说丁玲的才气更多来自父亲，发奋自立的男孩子性格则源自母亲。丁玲的母亲于曼贞女士出生于书香门第，嫁到蒋家后，丈夫早逝，家境败落，但她独立、坚强，在向警予等人的影响下，她积极接受进步思想，带着丁玲和弟弟靠教书谋生，成了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教育工作者。
后来，在丁玲14岁时，丁玲的弟弟因患肺炎去世，丁玲和母亲相依为命。丁玲的母亲为环境所囿，不容易有大的作为，她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丁玲身上。她带着丁玲远赴他乡求学，她希望丁玲能“为社会上作一番事业”，“找着一条改革中国社会的路”。可以说，丁玲是母亲的精神寄托和事业上的希望。丁玲说“那时最怕的也就是自己不替她争气，不成材，无所作为;我甚至为此很难过。”
母亲独立不倚的人格和对丁玲的殷切期望，使得丁玲具有不同于普通女子为社会着想的人生追求。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丁玲在胡也频牺牲之后将不满周岁的儿子交由母亲抚养，自己在上海开始新生活，因为对于丁玲来说，自我实现是最重要的。1947年，丁玲在给逯斐的一封信中谈及孩子和事业的权衡时，她说：“老实说，我还是更爱我的工作。假如孩子成为我工作的‘敌人’时，我宁肯牺牲孩子。”丁玲的一生正是这样，不断追求人生的理想，寻找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正是这种追求成就了丁玲不凡的一生。
丁玲后来为何走上了创作之路，用她自己的话说：“我那时为什么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不满，自己生活无出路，有许多话需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便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给这社会一个分析。”和现代文学史上女作家张爱玲、萧红自小就喜欢文学不同，在不同时期的丁玲自述中，少年时期的生活令丁玲印象最深的不是文学阅读与写作，而是社会活动带给她的冲击以及激发起的投入社会、改革社会的欲望与激情。从故乡湖南常德到省会长沙读中学，再到现代都市上海和都城北京寻发展，丁玲参与社会改革的渴求一直是丁玲前行的动力。后来，由于追寻无果而异常苦闷，丁玲说：“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滿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的灵魂的倔强挣扎。” 可以说，《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这两篇丁玲在大革命失败数月后创作的最初的两部小说不过是作家本人在寻找出路而不得的状况下的一种心理治疗术，一种释放苦闷与绝望的手段。某种意义上，丁玲与“文学”的擦碰，完全是一种无奈之举，用她自己的话说，在某些人眼中高不可攀的“文学”成就在她那里一点不重要，因此，与其说丁玲的起点是“文学”，不如说是不甘于平庸的生活而寻求生命的热和力的人生抱负和人生理想。
由于《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攀上了文学的高峰，但丁玲内心真正寻找的却是不同于普通女子，不同于一般作家的改革社会的出路。她在1985年3月1日致白滨裕美信中说：“我那时实在太寂寞了，思想上的寂寞。我很怀念在上海认识的一些党员，怀念同他们在一起的生活，我失悔离开了他们。那时留在北京的文人都是一些远离政治的作家，包括也频在内，都不能给我思想上的满足。”
丁玲在1984年4月15日致徐霞村信中说：“也频能爱我，但他在政治上不能做我的向导”。后来，从事创作的丁玲与丈夫胡也频、好友沈从文创办《红黑》月刊时谈及她与沈从文的思想差别时说：“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个教授。他到吴淞中国公学去教书了。奇怪的是他下意识地对左翼的文学运动者们不知为什么总有些害怕。我呢，我自以为比他们懂得些革命，靠近革命，我始终规避着从文的绅士朋友，我看出我们本质上有分歧，但不愿有所争执，破坏旧谊，他和也频曾像亲兄弟过。”可以看出，丁玲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革命倾向，交友看重政治态度。
后来促使丁玲永久地与共产党的革命队伍联结在一起的，可以说是丈夫胡也频因加入革命队伍宣传革命被杀害的仇恨与她在南京囚徒生涯的耻辱，国耻家恨加速点燃了丁玲的革命热情。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共产党提出的政治理念与知识分子崇尚个人独立意志的民主思想存在一定的契合。这也就是为什么丁玲在1936年逃离南京时，没有听取冯雪峰的建议到上海做抗日救亡工作，也没有听取潘汉年的建议转赴法国宣传中共主张并为红军募捐，而是积极地投入了党中央的怀抱，执意要去陕北，并做好了弃笔从戎的打算。可见，丁玲将走向“革命”看作了通向自我实现的具体途径。
成为“革命作家”之后，丁玲并未放弃五四精神，她仍然特别重视思想革命，而且，追求个性自由的一面也一直潜伏在她身上，她能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政治势力，能够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发出不同声音，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时代语境下，她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夜》以及后来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仍存在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不尽一致的东西。
四、结语
丁玲作为知识分子的五四精神在战时政治文化规范中的实践，这种实践表明了具有五四精神的丁玲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正如李向东、王增如在《丁玲传》中所描述的“这是一种既相向而行，生死与共而又不无矛盾和抵触，甚至必有抵触和磨折的复杂关系。而之所以如此复杂，则既关于现代中国革命的特性及其对革命文艺的规定性，也关乎丁玲自己的革命性和个性”。考察丁玲延安时期创作中彼此交错的个性主义与革命精神两种思想基因，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思潮的演进和分析当时文学家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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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文玲，女，硕士研究生学历，河南商丘人，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文化。郑州市城市可读性建设研究基地成员，郑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