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想要论述的主题是：“世界如何转入一个新方向”。但与大多数描述这种剧变的书所不同，在格林布拉特笔下，“转变的原因不是革命，不是一支闹哄哄的军队出现在城门前或是在一片未知的领土登陆……”他为自己辩解：“对一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的比喻其实是带有欺骗性的。”巴士底狱被攻陷时里面几乎没有关押囚犯。在美洲新大陆，具有决定性的行动并不是西班牙人的大军压境，“而是身患传染病的西班牙水手，在一群充满好奇心的土著的围观下，第一次打了个喷嚏或咳嗽了一声”—关于这一点的具体论述可以在我们曾评论过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读到。
　　在《大转向：看世界如何步入现代》中，这个关键性的瞬间是：1417年的一个寒冷冬日里，一名“瘦小、和善、机警、年近40的男人”走进一家修道院的图书馆，从藏书室的书架上，“取下一本陈旧的手稿，一边翻阅一边为自己的发现而欣喜，紧接着他把手稿全部复制了一份。”
　　“这就是瞬间的全部了，这就足够了。”
　　这个男人名叫波焦·布拉乔利尼策。如果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他一点也不和善。英国历史学家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曾这样描述过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在内的人文主义者：“其实人文主义者的队伍也不是清一色的正人君子，其中也不乏书呆子与趋炎附势之辈。他们就像今天的纽约、伦敦和巴黎的任何一个文化圈子一样，是一群自负好辩、脾气暴躁、性好妒忌的人，总是会不停地相互写信进行指责与抱怨。”
　　波焦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曾经身居高位。他做过一位教皇的私人秘书。按照格林布拉特的介绍，教皇法庭大约有100位文书，6位教皇秘书，在6位教皇秘书中，又有一位特别的“私人秘书”。波焦正是从文书开始，一步一步击退他的多位竞争对手，成为教皇私人秘书。
　　教廷是一个“谎言工厂”。教皇的秘书们会聚集在教廷的一个房间内，像今天的无聊男人们一样，交换各种笑话和故事，“他们之间的这些唠叨非常琐碎、虚假、狡猾、充满诽谤，还经常夹带着淫秽下流。”波焦后来将这些段子全都用拉丁语记录了下来，写成了一本叫《滑稽故事》的书。在这本书里，波焦写道：“在这里，才能和诚实几乎没有生存空间，做每一件事情都要依靠诡计、运气或是金钱。说到金钱，似乎在全世界都是最重要的。”
　　在1452年的一次争吵中，波焦和同为教皇秘书及人文主义者的乔治大打出手。争论的主题是“在翻译古代作品的过程中，谁应该获得更多的荣誉”。73岁的波焦称乔治是个骗子，53岁的乔治报以老拳。然后经过一段短暂的停顿和沉默，两个人又厮打在一起。波焦一手抓住乔治的脸，另一只手试图抠出对方的眼珠。后来在总结这次学者之间的斗殴时，乔治说：“说句实在话，刚才我可以把你伸进我嘴巴里的那只爪子咬下来，但我没有这么做。而且刚才我坐着你站着，我完全可以两手抓住你的睾丸，然后把它扯断，但我也没有这么做。”
　　这样的描述可能会让人大跌眼镜。但不要忘记这些好争吵的人文主义者也都是文艺复兴的骨干。而且他们创造力的炫目程度让后人惊叹。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引用了一位学者的统计说：“1420年至1540年，意大利总共出现了600多位富有创造力的精英人物。算上他们的上一辈人，总数也不超过一千。再加上那些不太著名的人也不会超过两千。然而正是这区区两千之众，创造出了令后世难以企及的文化成就。”
　　正如我们对“文艺复兴”的最粗浅的理解，这种文化上的创造力与贡献是建立在对古希腊和罗马作家哲学家作品的重新发掘上的。“对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不仅恢复了许多过去被湮没或扭曲的文化价值，而且还释放出了新的能量，刺激人们的想象力，从而最终触发了新的真理的发现与新的艺术形式的创造。”阿伦·布洛克说。
　　对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寻书”，在古迹之中、在权贵和修道院的图书馆中，将尘封的哲学著作发现，并且再次传播出去。波焦效仿的对象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诗人和学者彼特拉克，一位写入了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彼特拉克在1330年代将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作品《罗马史》重新拼合，公之于众。他还找出了包括西塞罗和浦洛佩提乌斯等的作品。“彼特拉克的成就不仅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荣誉，并为意大利人找书开了先河。彼特拉克的成就激励了其他人也开始寻找那些尘封已久的古代名著，这些名著都已被埋没长达数百年之久。这些重见天日的名著被复制、编校、评注，并迅速地传播开来。在找书之人的推动下，这些名著还获得了很好的社会认可度，并为日后的人文主义研究奠定了基础”。
　　波焦正是在彼特拉克的激励之下，翻遍中世纪的图书馆，想要找到失传古典名著的寻书人。由于印刷术发明之前的书籍稀少又珍贵，“它们”代表了整个修道院的“声名和威望”。因此，一个优秀的寻书人至少要具备以下条件：良好的教育带来的语言水平和鉴赏能力；誊抄书籍的能力—对，是誊抄；以及一定的声望和人脉帮他叩开图书馆紧闭的大门。
　　他在那个冬日找到的书是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一本“最终将会摧毁他的整个世界的书”。《物性论》是本高深的书，按照格林布拉特的概述，这本书的大概思想是：宇宙按照平等的进化原则构成了万事万物，地球或者是地球上的物种并非宇宙的核心，人类和动物也是平等的。“讨好与满足上帝没有任何意义，宗教狂热没有立足之地，苦行修道之人没有必要克己忘我，对无限权力和绝对安全的幻想失去了支撑，依靠战争获得征服与扩张的妄想失去了依据，挑战和战胜自然是不可能的，万事万物都无法摆脱不间断的形成—恢复—改造的过程。人类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战胜自身的恐惧，并接受一个事实：万事万物（包括人类自身）都是瞬息无常的，不可能永恒，所以，要学会享受当下，拥抱美丽的世界。”它否认上帝、否认永生，认为世界由原子构成，灵魂自然也无从说起。它认为当下更重要，苦行自然没有必要。
　　在《物性论》被从修道院的收藏室解放出来之后，写作《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写作《乌托邦》的莫尔、后来被作为异教徒烧死的布鲁诺纷纷受到这本书的影响。接下来，影响的链条继续传递：莎士比亚、蒙田（蒙田的随笔集中有近100处对《物性论》的直接引用）、培根、多恩、斯宾塞、伽利略……“一旦《物性论》重新回到世界，卢克莱修的文字便开始与很多文艺复兴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产生强有力的共鸣”。那些同时是基督徒的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们纷纷在寻找宗教和《物性论》之间的平衡。牛顿就试图调解原子论和上帝。但是接下来，《物性论》就催生了包括伏尔泰、狄德罗和休谟等启蒙运动时的作家们对宗教的怀疑。
　　另一位著名的《物性论》的喜好者是美国建国之父之一的托马斯·杰弗逊。他拥有至少5个拉丁文版的《物性论》，以及它的英版、意大利版和法语版。卢克莱修和《物性论》“让他在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时，发表了一项重要的政治公文……这种转变针对的是这样一个政府，它的存在不仅是为了保护国民的自由和生命，更是以‘追求快乐’为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