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体制不是推诿不前的理由，因为教育体制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的改良革新也不能靠坐等得来。教育公益界对教育寄托着崭新想象，“这种悄悄的革命，最终会从量变到质变”，教育家朱永新说。
根据《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教育类的社团数量有关12943个，占总量的比例很小，只有5.42％。民办非企中，教育类92703个，占比例是48.67％。然而，若论常年活跃、有实质活动的教育类公益组织，远比官方统计少得多。纳入教育公益组织年会统计的不过两三百家，教育公益可堪动员的民间力量远远低于预期。
对于松散的教育公益组织而言，无论有多少同类组织处于休眠状态，如果不能顺应教育的背景之变，只会越来越被动、越来越不能适应需要。因此，教育公益的联合成为当下不得不认真考虑的使命。联合不只是激活存量，也将通过理念分享、资源共享、组织合纵连横等方式，提高专业能力，促成有效转型，激发出教育公益的增量。
彩蝶计划执行长付帅锋赞同转型的紧迫性，但他认为转型并不意味着教育公益组织改弦更张，而是更深入地思考受助对象的需求，以社区概念考量以需求为标准的公益供给模式。
立人大学在建设乡镇读书中心的基础上，附加人文类讲座等形式，不局限在学校里面做公益，只要能学到知识，在哪里都是大学，也含有强烈的社区意识。
教育公益强调社区生态，是在教育体制固化和封锁性质增强后的一个应对思路。在寄宿大规模出现、中小学丧失办学自主性、封闭倾向加重的情况下，如何把教育公益的创新思想引入学校内部也很关键。北师大何克抗教授带领团队艰难地推行同一起跑线新课程，以不触动教育利益格局为条件，为语文教学提供了有力的另一种可能。
“同一起跑线”项目在280所学校获得良好的试验成果，可是在坚硬的教育体制下，它只能依靠少数开明的教育局长，项目获认可的偶然性太大，随时可能断掉。可新加坡得知后，快速论证，2010年就在全国推广，称为“十分华文”。同个时间，何教授寻求支持屡屡受挫，教育部却热衷推行价值110亿元的农村远程教育。
代课教师曾被认为是教育体制之耻，国家投入加大后，一刀切地将他们清退。可在中西部地区，代课教师比师范教师更能留得住。西部阳光基金通过教师培训计划发现，即使是代课教师授课的小班也不一定比并校后的超大班级差，只要对代课教师适当培训即可。教育公益不断纠正教育体制的偏见。
转型的改良与革命
在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努力改变教育的人，也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模式和办法。民间对教育改革的热忱不减，在教育体制外形成了多种角度切入、多种方式尝试的民间教育行动。教育公益所汇聚的理想与力量，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正向的教育改革运动？这个问题相当于教育界的改良与“革命”之辩，也是教育公益联合要面对的命题。
无论是改良妥协还是其他进路，都需要各个层次的共识。民间对教育公益的共识是一方面，行政部门与社会组织就教育达成共识是另一方面。自上而下推动与自下而上的探索理应结合起来，由此可见，教育公益还得承担教育常识的启蒙工作。在一个健康的教育公益生态下，倡导型的、教育技术型的、社会化学习型的组织都齐备才好。
教育公益组织的联合不仅是要对教育体制施加社会影响，还要对自身产生良好的反作用；改良抑或革命是双向的，特别对公益组织也有针对性。这些年来，整合教育公益资源的呼吁声没有停止过。公益联合是一个较长期过程，参与教改与健全组织是同个硬币的两面。
教育公益与教育改良之间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已经有组织和公益人士站出来做联合的事业，比如梁晓燕、邓飞等。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联合对外有难度，对内联合更有难度。可以预料，将会需要大量的对话与交流，先行者甚至于不得不发展出新模式来感召和凝聚旧力量。所以，在路线图都不明朗的情势下，时间表更不可预期了。
好在行动者不绝如缕，行动者不分体制内外，都有觉醒者和实际推动者。在外人眼里，看到的或许只是教育体制的坚固与排他性，但在扎实行动者那里，仍能看到生机所在。教育公益的多头并进也显示，教育并不局限在课堂和学校，也是开放的；校园可以约束学生的身体，梦想不可压制，与社会紧密相依的教育公益大有可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把中国教育界的先进——山东潍坊形容为“中国教育的解放区”，点出体制内外的不可分割。体制不是推诿不前的理由，因为教育体制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的改良革新也不能靠坐等得来。教育公益界对教育寄托崭新想象，犹如“珍爱梦想”课堂一样，“这种悄悄的革命，最终会从量变到质变”，教育家朱永新说。
根据《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教育类的社团数量有关12943个，占总量的比例很小，只有5.42％。民办非企中，教育类92703个，占比例是48.67％。然而，若论常年活跃、有实质活动的教育类公益组织，远比官方统计少得多。纳入教育公益组织年会统计的不过两三百家，教育公益可堪动员的民间力量远远低于预期。
对于松散的教育公益组织而言，无论有多少同类组织处于休眠状态，如果不能顺应教育的背景之变，只会越来越被动、越来越不能适应需要。因此，教育公益的联合成为当下不得不认真考虑的使命。联合不只是激活存量，也将通过理念分享、资源共享、组织合纵连横等方式，提高专业能力，促成有效转型，激发出教育公益的增量。
彩蝶计划执行长付帅锋赞同转型的紧迫性，但他认为转型并不意味着教育公益组织改弦更张，而是更深入地思考受助对象的需求，以社区概念考量以需求为标准的公益供给模式。
立人大学在建设乡镇读书中心的基础上，附加人文类讲座等形式，不局限在学校里面做公益，只要能学到知识，在哪里都是大学，也含有强烈的社区意识。
教育公益强调社区生态，是在教育体制固化和封锁性质增强后的一个应对思路。在寄宿大规模出现、中小学丧失办学自主性、封闭倾向加重的情况下，如何把教育公益的创新思想引入学校内部也很关键。北师大何克抗教授带领团队艰难地推行同一起跑线新课程，以不触动教育利益格局为条件，为语文教学提供了有力的另一种可能。
“同一起跑线”项目在280所学校获得良好的试验成果，可是在坚硬的教育体制下，它只能依靠少数开明的教育局长，项目获认可的偶然性太大，随时可能断掉。可新加坡得知后，快速论证，2010年就在全国推广，称为“十分华文”。同个时间，何教授寻求支持屡屡受挫，教育部却热衷推行价值110亿元的农村远程教育。
代课教师曾被认为是教育体制之耻，国家投入加大后，一刀切地将他们清退。可在中西部地区，代课教师比师范教师更能留得住。西部阳光基金通过教师培训计划发现，即使是代课教师授课的小班也不一定比并校后的超大班级差，只要对代课教师适当培训即可。教育公益不断纠正教育体制的偏见。
转型的改良与革命
在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努力改变教育的人，也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模式和办法。民间对教育改革的热忱不减，在教育体制外形成了多种角度切入、多种方式尝试的民间教育行动。教育公益所汇聚的理想与力量，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正向的教育改革运动？这个问题相当于教育界的改良与“革命”之辩，也是教育公益联合要面对的命题。
无论是改良妥协还是其他进路，都需要各个层次的共识。民间对教育公益的共识是一方面，行政部门与社会组织就教育达成共识是另一方面。自上而下推动与自下而上的探索理应结合起来，由此可见，教育公益还得承担教育常识的启蒙工作。在一个健康的教育公益生态下，倡导型的、教育技术型的、社会化学习型的组织都齐备才好。
教育公益组织的联合不仅是要对教育体制施加社会影响，还要对自身产生良好的反作用；改良抑或革命是双向的，特别对公益组织也有针对性。这些年来，整合教育公益资源的呼吁声没有停止过。公益联合是一个较长期过程，参与教改与健全组织是同个硬币的两面。
教育公益与教育改良之间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已经有组织和公益人士站出来做联合的事业，比如梁晓燕、邓飞等。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联合对外有难度，对内联合更有难度。可以预料，将会需要大量的对话与交流，先行者甚至于不得不发展出新模式来感召和凝聚旧力量。所以，在路线图都不明朗的情势下，时间表更不可预期了。
好在行动者不绝如缕，行动者不分体制内外，都有觉醒者和实际推动者。在外人眼里，看到的或许只是教育体制的坚固与排他性，但在扎实行动者那里，仍能看到生机所在。教育公益的多头并进也显示，教育并不局限在课堂和学校，也是开放的；校园可以约束学生的身体，梦想不可压制，与社会紧密相依的教育公益大有可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把中国教育界的先进——山东潍坊形容为“中国教育的解放区”，点出体制内外的不可分割。体制不是推诿不前的理由，因为教育体制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的改良革新也不能靠坐等得来。教育公益界对教育寄托崭新想象，犹如“珍爱梦想”课堂一样，“这种悄悄的革命，最终会从量变到质变”，教育家朱永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