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每一种形式，都有自身发展的历史。即以词而论，兴于唐而盛于宋，演变嬗递，最终确定了这种韵文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性，也确定了这种艺术体裁的模式。过去的研究者，有人从艺术形式方面，进行收集、整理、考辨；有人从艺术内容方面，探讨其思想、风格、流派。关于唐宋词自身发展的规律的专著，仍是凤毛麟角。正因为如此，《唐宋词通论》这部有分量的系统专著，更值得人们的注意。
　　《唐宋词通论》最大的特色，是它的系统性概括性。词是音乐文艺，是从依附音乐而起，最后才脱离音乐而形成的新的诗体。这是词与以前许多诗歌体裁重大区别之一。探索词源，务必从古代音乐发展的情况中寻找说明。唐宋词通论》就是从隋唐燕乐的兴起，开始宏观地阐论词的发展史。作者系统地叙述了词体的形成过程，词体的形式、词调的运用和演变，概括了这种艺术形式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作者又以词与声的关系，也即音乐与文学的关系，贯彻始终。这就抓住了词的特质，阐述了词产生、形成、演变的历史。除了形式发展的过程外，作者还系统地阐述了词的流派与时代变迁的关系，历代的词论对词风变化的巨大影响，概括了前人收集整理刻印词籍的成果，研究词学的收获，使读者对词的形式史和内容史，都形成完整的印象。不过，就全书结构而论，作者的重点，仍在于词的艺术形式发展史。它的优点，一方面避免了前人某些著述的局限，缺欠史的概念；另一方面，也防止了单纯地以词的文学形象社会内涵为批评标准去否定某些对词本身发展有重大意义的流派和风格。
　　《唐宋词通论》另一个特色，是资料性与理论性并重。作者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上，提出了词史的许多理论问题，厚积而发，不著空论。诸如词调的演变，作者论述唐五代词调以小令为主，名言、杂言并存，至北宋新声竞繁、众体兼备，词调大盛，以至南宋词调发展呈现停滞，最后衰落的时候，综述了唐宋词调量与质的变化，言多有据。作者还从歌唱者的性别与词情的关系，说明唱唐词多是男歌者，歌曲较雄豪俊爽，宋时则独重女音，以致语娇声颤。音乐、社会风尚、演出场合、演员几方面的因素，对词作者的创作内容和风格，有巨大影响，最终形成了词这种音乐文学几种不同的文学思潮。也就是说，社会审美风尚对于文学创作风格，起着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正因为这样，作者在论述词派的时候，有意识地强调词为音乐文学。《花间集》虽是齐梁诗风，但不失调名本意；柳永词多用赋体、雅俗并陈，发展了慢词，从词调到作法，都代表了宋词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知音识曲的周邦彦，所作词富于“本色”、“当行”，持律精严，开南宋后期词风；姜夔对周邦彦则有因有革，以江西诗风入词，繁衍影响，直到清代浙西词派，等等，都把音乐与文学，形式与内容的相互依存性和相对独立性，分别展开议论，得出较为公允的看法。
　　掩卷之余，也有不足之感，这主要恐怕是理论的创新还有待展开。特别对于词派与词论的论述，似乎还可以从新的研究角度和新的研究方法上做更多的探索。词派的流变和词风的转换，除了政治的、音乐的、文学的原因之外，整个社会文化思想的变化，审美观念的积淀与革新，其他文学形式的相互交融影响，乃至词人个性心理的特质等等，进行更多的论析，也许对词的形式与内容的发展变化，有更丰富的认识。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特别是那些点评式的断语，往往过于模糊、直观、象征、会意，缺乏质的规定性，因人而异，因作而异。这些，也还有待我们用现代的文艺理论去探讨。当然，这一些问题的解决，要求集中于一本著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还有待于作者和广大研究者的努力。
　　
　　(《唐宋词通论》，吴熊和著，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一月第一版，2.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