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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教授是我的硕士导师，我是袁先生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
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当时攻读硕士学位需要三年时间，但我们那一届特殊：由于一系列阴差阳错，我们一九八二年九月入学，一九八四年底论文答辩，两年半就毕业了。应该说，我从那时开始，才真正接触到学术，而袁先生正是我的引路人。
早在中学时代，我就知道袁先生的名字。在家里的书架上，摆着《阅读与欣赏》和《中华活页文选》等读物，其中《阅读与欣赏》收录的是“文革”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名节目中播出的文章。袁先生写的是曹操《观沧海》。他在文章中写道：古人写大海的诗篇不多，曹操的《观沧海》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像“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样囊括宇宙、吞吐日月的境界，更是难得一见。袁先生从这个层次上来分析这首诗，让我感受到魏晋诗歌从平凡世界中升华起来的力量。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诗歌中认识了大海，为“文革”期间像我这样渴望读书但又前途渺茫的少年，打开了通往想象世界的一扇天窗。我做梦也想不到，七八年后，我竟然会成为袁先生的研究生，并且在跟随袁先生研读魏晋南北朝隋唐诗歌时，正是从曹操的作品开始读起。
我记得同一册《阅读与欣赏》中还收了吴小如先生的一篇鉴赏文章。而那时，我刚读过王瑶先生写的《李白》，对唐诗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书中写到李白青年时代在峨眉山隐居读书，“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猜忌”（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又描述李白如何在二十五岁，只身出蜀，顺长江而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同上），都令我不胜神往。等到我一九七八年十月进入北京大学，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原来这三位先生当时都在中文系任教。
中文系七七、七八两级的学生，都不会忘记袁先生教过的课。他关于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选修课，得到了学生的普遍好评。32楼前的中文系黑板报上，曾经公布过学生的问卷结果：在中文系那一年的授课老师中，袁先生名列榜首。由于选课的人数太多，袁先生第一次讲授这门课时，系里决定只对七七级开放。第二年袁先生重开此课时，我很早就报了名。等到本科毕业前夕，我已经拿定主意，要报考袁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主攻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
一九八二年秋季，我进入了硕士班。等到袁先生从日本回来，我正好读到了南北朝时期的诗文集。我交给袁先生的头一篇读书报告就是关于梁朝的“宫体诗”。两周以后，又交了第二篇。关于这个题目，“文革”前只有可数的一两篇论文，其他的论著和论文又都无从查找，所以只能从原始材料入手。袁先生读过之后，约我到家中见面—当时的系办公室在五院，但古典文学教研室只有一间办公室，所以，平常与袁先生约见，都是去先生在蔚秀园的公寓。因为是第一次听袁先生评论自己的读书报告，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但一见面，先生就告诉我报告写得不错，让我松了一口气。他接着建议我把两篇报告合成一篇，从结构上做一些调整，然后话头一转，说别处也有待改进。他指着我引用《梁书·徐摛传》的一段文字“摛之文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问我说：“这里的‘春坊’，你查过了没有？”所谓“春坊”，即梁简文帝太子当时所在的春宫，也是将宫体诗与简文帝太子和徐摛之子徐陵编撰的《玉台新咏》联结起来的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可是，我年少心粗，竟未留意，事后想来，简直难以原谅。但先生并没有批评我，而是要我回去查书，下次见面再谈。这次经历，让我了解了先生指导学生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了解了他“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长者风度和接人待物的方式。
三十多年之后，回想当年的研究生生活，不免会生出许多感慨。那个时候，硕士生很少。一九八二年入学的那一级，全中文系加在一起，不过十一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导师分外的关照。八十年代的师生关系，的确有些不同寻常。一方面，自一九五七年到“文革”以来的整人时代已经结束，这是师生关系最好相处的时期：从老师的角度来说，不再有政治上的顾忌，用不着担心学生告发批斗，也没有同辈之间的某些历史包袱，可以跟学生在很多问题上坦诚交流，因此也正是在空前宽松的历史环境中，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另一方面，体制化、职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尚未到来，师生关系比较单纯，没有各式各样的利益和利害关系介入，也不会受到基金项目的牵制，更不至于在师道尊严的堂皇名义下，蜕变成为某种人身依附关系。当然，师生关系取决于许多因素，具体的情况也各有不同，很难一概而论。但在八十年代的特殊氛围中，学生与导师相处，相对容易，往往亦师亦友，关系密切而且平等，如同是忘年交。见面时除了汇报读书修课的情况，还可以无拘无束地无所不谈。
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有这样的机会，但在袁先生指导下读书，的确是难得的幸运。碰到随意聊天的场合，师母杨先生也会加入谈话。从时下的新闻、思想文化界的形势、学术动向，到学生正在讨论什么问题、读什么书，甚至流行什么歌曲，我们都有过热烈的讨论和交流。这样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我留校教书之后。一九八六年，崔健的摇滚乐开始流行，一时轰动了校园，袁先生和杨先生也都十分好奇。有一次，谈到兴头上，我还在他们的催促下，唱了一曲《一无所有》—那真是一段一无所有但又简单快乐的日子！
除了上课以外，这样的谈话成了我的研究生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谈话的话题，范围广泛而又即兴改换。有的时候，袁先生会顺手拿起一本碑帖或画册，说到他最近读帖读画的感想。而先生在自己的诗歌研究中，也旁涉诗论、书论和画论。此外，或讨论魏晋玄学的命题，或上溯《山海经》和《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概念。他还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收集海内外博物馆和私家收藏中有关陶渊明的图像，并精心撰成《陶渊明影像》一书。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一个潜移默化的印象，那就是文学、艺术和思想之间可以触类旁通，左右逢源，而且让我相信，学术可以带给我一个自由翱翔的天空。这样谈话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如果是下午见面，聊得晚了，就在先生家里吃了晚饭才离开。
事后回想起来，先生在“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的这几年中，正在全力投入学术研究和写作，许多重要的著作和论文都完成于这一时期。可是，每一次我们见面谈话，先生却显得那么从容悠闲，为了我这一个学生，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而在当时，这又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从老师到学生，都不像现在这样忙碌，甚至惶惶然，如有不及。到了今天，当时的那种状态和心境，都已恍如隔世，因此也格外令人怀念。 提起传统文人，我们通常想到的不是工作伦理，而是“目送飞鸿，手挥五弦”这样“潇洒送日月”的姿态，而且我们心目中的文人又以“业余精神”而为世人所知，跟敬业的态度也大相径庭。这些印象固然不无道理，但恐怕又都不够全面，因为中国文人历来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和尽心任事的传统，只不过往往被今人忽略。从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我看到了这一传统的发扬光大。
当然，尽心任事，又绝非服役的苦差，而必须是乐在其中，才有可能保有持续的热情和兴趣。先生能够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不知疲倦地工作，正是因为对中国文化和学术，抱有极大的热忱，甚至可以说是承载了一种使命感—这是一个文化上的担待。北大很早就成立了国学研究院，袁先生出任院长，又担任了大型学术刊物《国学研究》的主编，他在许多场合都谈到了国学的重要性。不过，等到后来在媒体上出现了“国学热”，先生却反而显得游离其外。他更感兴趣的是脚踏实地做事情，从《中华文明史》的外文翻译，到英文刊物《中国文学与文化》（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的创办等等，他都不遗余力，从各个方面来促成和推进。而在实际生活中接触到的袁先生，也从来不喜欢唱高调。他风趣俏皮，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也经常能够在日常的工作和平凡的生活中发现意想不到的乐趣。
今年初，袁先生的同事和学生就开始张罗着为先生祝寿，结果被先生叫停，最后只是由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同事出面，举办了一个三十六人参加的小型聚会。王能宪兄邀请雕塑家吴为山为先生塑一小型铜像，以志纪念。为此，先生“效白乐天、苏东坡和陶体，兼采启功韵语笔调，口占一诗，以申谢悃，兼酬诸契交”。我远在海外，未能与会，但傅刚兄和苏东兄当天就通过微信把诗传过来了，让我聊补缺席之憾。这首诗题写塑像，但处处都在自我调侃，充满了诙谐和机趣，最后的两句说：“相期十载后，重聚各无恙。”
这正是我所熟悉的袁先生，也让我想起了先生的一桩趣事。先生当年在青岛上中学的时候，学过一些英文，一九五二年入读北大，改学俄文。此后历经“反右”和“文革”的蹉跎荒废，大有“学书学剑两无成”的遗憾。“文革”后重新拾起英文，虽然已经不再可能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先生却从未放弃，甚至还学得兴味盎然。那一年来纽约，我陪先生去看世贸大楼和华尔街，他一路上主动用英文问路，而且应答自如，让我十分惊讶。眼看就快到华尔街了，先生不放过最后一次机会。没想到被问者直截了当，用手一指：“噢，那就是了。”对话练习到此打住。等那人走远了，我们相视大笑。
记得大概是一九八六年，袁先生曾经请白谦慎兄为他刻两个闲章，一句是“翼彼新苗”，另一句是“即事多所欣”。袁先生在陶渊明研究上，用功甚勤，成绩卓著，而陶诗在先生的心目中，也正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境界。这里引用的前一句出自陶渊明《时运一首》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暮春郊游的欣悦感，在和煦的南风中，他看见新苗仿佛生出了拍动的翅膀。后一句见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这两首诗写诗人初春之际躬耕南亩的心情：因为南亩离住处有一段距离，陶渊明感慨自己还从未在那里下田耕作过。这一天他起了一个大早，装备好车驾：“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他像第一次晨起外出的孩子那样，对这新的一天的开始，充满了期待和欢喜。
至于“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这几行诗，袁先生在他的《陶渊明集笺注》中注曰：“意谓虽未计算一年之收入，而即此目前之农事已多所欣喜矣。”又进一步阐发说：“‘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得道语也。做事原不必斤斤计较其结果，愉快即在创造之过程中。亦即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之意也。”这样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袁先生本人，或者可以说，正是先生的夫子自道。以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和“即事多所欣”的期盼心情与新鲜感受，投入每一天的学术工作，这是先生对自己的期待，也正是他在学术的道路上，锲而不舍、永不怠懈的力量之源。
在祝贺先生八十大寿之际，我们也期待着先生今后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欣喜和收获。
二○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于曼哈顿河边公寓
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当时攻读硕士学位需要三年时间，但我们那一届特殊：由于一系列阴差阳错，我们一九八二年九月入学，一九八四年底论文答辩，两年半就毕业了。应该说，我从那时开始，才真正接触到学术，而袁先生正是我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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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学时代，我就知道袁先生的名字。在家里的书架上，摆着《阅读与欣赏》和《中华活页文选》等读物，其中《阅读与欣赏》收录的是“文革”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名节目中播出的文章。袁先生写的是曹操《观沧海》。他在文章中写道：古人写大海的诗篇不多，曹操的《观沧海》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像“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样囊括宇宙、吞吐日月的境界，更是难得一见。袁先生从这个层次上来分析这首诗，让我感受到魏晋诗歌从平凡世界中升华起来的力量。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诗歌中认识了大海，为“文革”期间像我这样渴望读书但又前途渺茫的少年，打开了通往想象世界的一扇天窗。我做梦也想不到，七八年后，我竟然会成为袁先生的研究生，并且在跟随袁先生研读魏晋南北朝隋唐诗歌时，正是从曹操的作品开始读起。
我记得同一册《阅读与欣赏》中还收了吴小如先生的一篇鉴赏文章。而那时，我刚读过王瑶先生写的《李白》，对唐诗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书中写到李白青年时代在峨眉山隐居读书，“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猜忌”（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又描述李白如何在二十五岁，只身出蜀，顺长江而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同上），都令我不胜神往。等到我一九七八年十月进入北京大学，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原来这三位先生当时都在中文系任教。
中文系七七、七八两级的学生，都不会忘记袁先生教过的课。他关于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选修课，得到了学生的普遍好评。32楼前的中文系黑板报上，曾经公布过学生的问卷结果：在中文系那一年的授课老师中，袁先生名列榜首。由于选课的人数太多，袁先生第一次讲授这门课时，系里决定只对七七级开放。第二年袁先生重开此课时，我很早就报了名。等到本科毕业前夕，我已经拿定主意，要报考袁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主攻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
一九八二年秋季，我进入了硕士班。等到袁先生从日本回来，我正好读到了南北朝时期的诗文集。我交给袁先生的头一篇读书报告就是关于梁朝的“宫体诗”。两周以后，又交了第二篇。关于这个题目，“文革”前只有可数的一两篇论文，其他的论著和论文又都无从查找，所以只能从原始材料入手。袁先生读过之后，约我到家中见面—当时的系办公室在五院，但古典文学教研室只有一间办公室，所以，平常与袁先生约见，都是去先生在蔚秀园的公寓。因为是第一次听袁先生评论自己的读书报告，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但一见面，先生就告诉我报告写得不错，让我松了一口气。他接着建议我把两篇报告合成一篇，从结构上做一些调整，然后话头一转，说别处也有待改进。他指着我引用《梁书·徐摛传》的一段文字“摛之文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问我说：“这里的‘春坊’，你查过了没有？”所谓“春坊”，即梁简文帝太子当时所在的春宫，也是将宫体诗与简文帝太子和徐摛之子徐陵编撰的《玉台新咏》联结起来的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可是，我年少心粗，竟未留意，事后想来，简直难以原谅。但先生并没有批评我，而是要我回去查书，下次见面再谈。这次经历，让我了解了先生指导学生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了解了他“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长者风度和接人待物的方式。
三十多年之后，回想当年的研究生生活，不免会生出许多感慨。那个时候，硕士生很少。一九八二年入学的那一级，全中文系加在一起，不过十一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导师分外的关照。八十年代的师生关系，的确有些不同寻常。一方面，自一九五七年到“文革”以来的整人时代已经结束，这是师生关系最好相处的时期：从老师的角度来说，不再有政治上的顾忌，用不着担心学生告发批斗，也没有同辈之间的某些历史包袱，可以跟学生在很多问题上坦诚交流，因此也正是在空前宽松的历史环境中，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另一方面，体制化、职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尚未到来，师生关系比较单纯，没有各式各样的利益和利害关系介入，也不会受到基金项目的牵制，更不至于在师道尊严的堂皇名义下，蜕变成为某种人身依附关系。当然，师生关系取决于许多因素，具体的情况也各有不同，很难一概而论。但在八十年代的特殊氛围中，学生与导师相处，相对容易，往往亦师亦友，关系密切而且平等，如同是忘年交。见面时除了汇报读书修课的情况，还可以无拘无束地无所不谈。
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有这样的机会，但在袁先生指导下读书，的确是难得的幸运。碰到随意聊天的场合，师母杨先生也会加入谈话。从时下的新闻、思想文化界的形势、学术动向，到学生正在讨论什么问题、读什么书，甚至流行什么歌曲，我们都有过热烈的讨论和交流。这样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我留校教书之后。一九八六年，崔健的摇滚乐开始流行，一时轰动了校园，袁先生和杨先生也都十分好奇。有一次，谈到兴头上，我还在他们的催促下，唱了一曲《一无所有》—那真是一段一无所有但又简单快乐的日子！
除了上课以外，这样的谈话成了我的研究生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谈话的话题，范围广泛而又即兴改换。有的时候，袁先生会顺手拿起一本碑帖或画册，说到他最近读帖读画的感想。而先生在自己的诗歌研究中，也旁涉诗论、书论和画论。此外，或讨论魏晋玄学的命题，或上溯《山海经》和《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概念。他还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收集海内外博物馆和私家收藏中有关陶渊明的图像，并精心撰成《陶渊明影像》一书。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一个潜移默化的印象，那就是文学、艺术和思想之间可以触类旁通，左右逢源，而且让我相信，学术可以带给我一个自由翱翔的天空。这样谈话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如果是下午见面，聊得晚了，就在先生家里吃了晚饭才离开。
事后回想起来，先生在“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的这几年中，正在全力投入学术研究和写作，许多重要的著作和论文都完成于这一时期。可是，每一次我们见面谈话，先生却显得那么从容悠闲，为了我这一个学生，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而在当时，这又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从老师到学生，都不像现在这样忙碌，甚至惶惶然，如有不及。到了今天，当时的那种状态和心境，都已恍如隔世，因此也格外令人怀念。 提起传统文人，我们通常想到的不是工作伦理，而是“目送飞鸿，手挥五弦”这样“潇洒送日月”的姿态，而且我们心目中的文人又以“业余精神”而为世人所知，跟敬业的态度也大相径庭。这些印象固然不无道理，但恐怕又都不够全面，因为中国文人历来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和尽心任事的传统，只不过往往被今人忽略。从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我看到了这一传统的发扬光大。
当然，尽心任事，又绝非服役的苦差，而必须是乐在其中，才有可能保有持续的热情和兴趣。先生能够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不知疲倦地工作，正是因为对中国文化和学术，抱有极大的热忱，甚至可以说是承载了一种使命感—这是一个文化上的担待。北大很早就成立了国学研究院，袁先生出任院长，又担任了大型学术刊物《国学研究》的主编，他在许多场合都谈到了国学的重要性。不过，等到后来在媒体上出现了“国学热”，先生却反而显得游离其外。他更感兴趣的是脚踏实地做事情，从《中华文明史》的外文翻译，到英文刊物《中国文学与文化》（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的创办等等，他都不遗余力，从各个方面来促成和推进。而在实际生活中接触到的袁先生，也从来不喜欢唱高调。他风趣俏皮，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也经常能够在日常的工作和平凡的生活中发现意想不到的乐趣。
今年初，袁先生的同事和学生就开始张罗着为先生祝寿，结果被先生叫停，最后只是由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同事出面，举办了一个三十六人参加的小型聚会。王能宪兄邀请雕塑家吴为山为先生塑一小型铜像，以志纪念。为此，先生“效白乐天、苏东坡和陶体，兼采启功韵语笔调，口占一诗，以申谢悃，兼酬诸契交”。我远在海外，未能与会，但傅刚兄和苏东兄当天就通过微信把诗传过来了，让我聊补缺席之憾。这首诗题写塑像，但处处都在自我调侃，充满了诙谐和机趣，最后的两句说：“相期十载后，重聚各无恙。”
这正是我所熟悉的袁先生，也让我想起了先生的一桩趣事。先生当年在青岛上中学的时候，学过一些英文，一九五二年入读北大，改学俄文。此后历经“反右”和“文革”的蹉跎荒废，大有“学书学剑两无成”的遗憾。“文革”后重新拾起英文，虽然已经不再可能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先生却从未放弃，甚至还学得兴味盎然。那一年来纽约，我陪先生去看世贸大楼和华尔街，他一路上主动用英文问路，而且应答自如，让我十分惊讶。眼看就快到华尔街了，先生不放过最后一次机会。没想到被问者直截了当，用手一指：“噢，那就是了。”对话练习到此打住。等那人走远了，我们相视大笑。
记得大概是一九八六年，袁先生曾经请白谦慎兄为他刻两个闲章，一句是“翼彼新苗”，另一句是“即事多所欣”。袁先生在陶渊明研究上，用功甚勤，成绩卓著，而陶诗在先生的心目中，也正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境界。这里引用的前一句出自陶渊明《时运一首》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暮春郊游的欣悦感，在和煦的南风中，他看见新苗仿佛生出了拍动的翅膀。后一句见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这两首诗写诗人初春之际躬耕南亩的心情：因为南亩离住处有一段距离，陶渊明感慨自己还从未在那里下田耕作过。这一天他起了一个大早，装备好车驾：“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他像第一次晨起外出的孩子那样，对这新的一天的开始，充满了期待和欢喜。
至于“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这几行诗，袁先生在他的《陶渊明集笺注》中注曰：“意谓虽未计算一年之收入，而即此目前之农事已多所欣喜矣。”又进一步阐发说：“‘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得道语也。做事原不必斤斤计较其结果，愉快即在创造之过程中。亦即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之意也。”这样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袁先生本人，或者可以说，正是先生的夫子自道。以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和“即事多所欣”的期盼心情与新鲜感受，投入每一天的学术工作，这是先生对自己的期待，也正是他在学术的道路上，锲而不舍、永不怠懈的力量之源。
在祝贺先生八十大寿之际，我们也期待着先生今后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欣喜和收获。
二○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于曼哈顿河边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