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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教授是我的硕士导师,我是袁先生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
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当时攻读硕士学位需要三年时间,但我们那一届特殊:由于一系列阴差阳错,我们一九八二年九月入学,一九八四年底论文答辩,两年半就毕业了。应该说,我从那时开始,才真正接触到学术,而袁先生正是我的引路人。
早在中学时代,我就知道袁先生的名字。在家里的书架上,摆着《阅读与欣赏》和《中华活页文选》等读物,其中《阅读与欣赏》收录的是“文革”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名节目中播出的文章。袁先生写的是曹操《观沧海》。他在文章中写道:古人写大海的诗篇不多,曹操的《观沧海》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像“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样囊括宇宙、吞吐日月的境界,更是难得一见。袁先生从这个层次上来分析这首诗,让我感受到魏晋诗歌从平凡世界中升华起来的力量。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诗歌中认识了大海,为“文革”期间像我这样渴望读书但又前途渺茫的少年,打开了通往想象世界的一扇天窗。我做梦也想不到,七八年后,我竟然会成为袁先生的研究生,并且在跟随袁先生研读魏晋南北朝隋唐诗歌时,正是从曹操的作品开始读起。
我记得同一册《阅读与欣赏》中还收了吴小如先生的一篇鉴赏文章。而那时,我刚读过王瑶先生写的《李白》,对唐诗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书中写到李白青年时代在峨眉山隐居读书,“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猜忌”(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又描述李白如何在二十五岁,只身出蜀,顺长江而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同上),都令我不胜神往。等到我一九七八年十月进入北京大学,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原来这三位先生当时都在中文系任教。
中文系七七、七八两级的学生,都不会忘记袁先生教过的课。他关于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选修课,得到了学生的普遍好评。32楼前的中文系黑板报上,曾经公布过学生的问卷结果:在中文系那一年的授课老师中,袁先生名列榜首。由于选课的人数太多,袁先生第一次讲授这门课时,系里决定只对七七级开放。第二年袁先生重开此课时,我很早就报了名。等到本科毕业前夕,我已经拿定主意,要报考袁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主攻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
一九八二年秋季,我进入了硕士班。等到袁先生从日本回来,我正好读到了南北朝时期的诗文集。我交给袁先生的头一篇读书报告就是关于梁朝的“宫体诗”。两周以后,又交了第二篇。关于这个题目,“文革”前只有可数的一两篇论文,其他的论著和论文又都无从查找,所以只能从原始材料入手。袁先生读过之后,约我到家中见面—当时的系办公室在五院,但古典文学教研室只有一间办公室,所以,平常与袁先生约见,都是去先生在蔚秀园的公寓。因为是第一次听袁先生评论自己的读书报告,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但一见面,先生就告诉我报告写得不错,让我松了一口气。他接着建议我把两篇报告合成一篇,从结构上做一些调整,然后话头一转,说别处也有待改进。他指着我引用《梁书·徐摛传》的一段文字“摛之文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问我说:“这里的‘春坊’,你查过了没有?”所谓“春坊”,即梁简文帝太子当时所在的春宫,也是将宫体诗与简文帝太子和徐摛之子徐陵编撰的《玉台新咏》联结起来的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可是,我年少心粗,竟未留意,事后想来,简直难以原谅。但先生并没有批评我,而是要我回去查书,下次见面再谈。这次经历,让我了解了先生指导学生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了解了他“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长者风度和接人待物的方式。
三十多年之后,回想当年的研究生生活,不免会生出许多感慨。那个时候,硕士生很少。一九八二年入学的那一级,全中文系加在一起,不过十一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导师分外的关照。八十年代的师生关系,的确有些不同寻常。一方面,自一九五七年到“文革”以来的整人时代已经结束,这是师生关系最好相处的时期:从老师的角度来说,不再有政治上的顾忌,用不着担心学生告发批斗,也没有同辈之间的某些历史包袱,可以跟学生在很多问题上坦诚交流,因此也正是在空前宽松的历史环境中,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另一方面,体制化、职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尚未到来,师生关系比较单纯,没有各式各样的利益和利害关系介入,也不会受到基金项目的牵制,更不至于在师道尊严的堂皇名义下,蜕变成为某种人身依附关系。当然,师生关系取决于许多因素,具体的情况也各有不同,很难一概而论。但在八十年代的特殊氛围中,学生与导师相处,相对容易,往往亦师亦友,关系密切而且平等,如同是忘年交。见面时除了汇报读书修课的情况,还可以无拘无束地无所不谈。
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有这样的机会,但在袁先生指导下读书,的确是难得的幸运。碰到随意聊天的场合,师母杨先生也会加入谈话。从时下的新闻、思想文化界的形势、学术动向,到学生正在讨论什么问题、读什么书,甚至流行什么歌曲,我们都有过热烈的讨论和交流。这样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我留校教书之后。一九八六年,崔健的摇滚乐开始流行,一时轰动了校园,袁先生和杨先生也都十分好奇。有一次,谈到兴头上,我还在他们的催促下,唱了一曲《一无所有》—那真是一段一无所有但又简单快乐的日子!
除了上课以外,这样的谈话成了我的研究生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谈话的话题,范围广泛而又即兴改换。有的时候,袁先生会顺手拿起一本碑帖或画册,说到他最近读帖读画的感想。而先生在自己的诗歌研究中,也旁涉诗论、书论和画论。此外,或讨论魏晋玄学的命题,或上溯《山海经》和《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概念。他还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收集海内外博物馆和私家收藏中有关陶渊明的图像,并精心撰成《陶渊明影像》一书。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一个潜移默化的印象,那就是文学、艺术和思想之间可以触类旁通,左右逢源,而且让我相信,学术可以带给我一个自由翱翔的天空。这样谈话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如果是下午见面,聊得晚了,就在先生家里吃了晚饭才离开。
事后回想起来,先生在“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的这几年中,正在全力投入学术研究和写作,许多重要的著作和论文都完成于这一时期。可是,每一次我们见面谈话,先生却显得那么从容悠闲,为了我这一个学生,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而在当时,这又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从老师到学生,都不像现在这样忙碌,甚至惶惶然,如有不及。到了今天,当时的那种状态和心境,都已恍如隔世,因此也格外令人怀念。 提起传统文人,我们通常想到的不是工作伦理,而是“目送飞鸿,手挥五弦”这样“潇洒送日月”的姿态,而且我们心目中的文人又以“业余精神”而为世人所知,跟敬业的态度也大相径庭。这些印象固然不无道理,但恐怕又都不够全面,因为中国文人历来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和尽心任事的传统,只不过往往被今人忽略。从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我看到了这一传统的发扬光大。
当然,尽心任事,又绝非服役的苦差,而必须是乐在其中,才有可能保有持续的热情和兴趣。先生能够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不知疲倦地工作,正是因为对中国文化和学术,抱有极大的热忱,甚至可以说是承载了一种使命感—这是一个文化上的担待。北大很早就成立了国学研究院,袁先生出任院长,又担任了大型学术刊物《国学研究》的主编,他在许多场合都谈到了国学的重要性。不过,等到后来在媒体上出现了“国学热”,先生却反而显得游离其外。他更感兴趣的是脚踏实地做事情,从《中华文明史》的外文翻译,到英文刊物《中国文学与文化》(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的创办等等,他都不遗余力,从各个方面来促成和推进。而在实际生活中接触到的袁先生,也从来不喜欢唱高调。他风趣俏皮,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也经常能够在日常的工作和平凡的生活中发现意想不到的乐趣。
今年初,袁先生的同事和学生就开始张罗着为先生祝寿,结果被先生叫停,最后只是由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同事出面,举办了一个三十六人参加的小型聚会。王能宪兄邀请雕塑家吴为山为先生塑一小型铜像,以志纪念。为此,先生“效白乐天、苏东坡和陶体,兼采启功韵语笔调,口占一诗,以申谢悃,兼酬诸契交”。我远在海外,未能与会,但傅刚兄和苏东兄当天就通过微信把诗传过来了,让我聊补缺席之憾。这首诗题写塑像,但处处都在自我调侃,充满了诙谐和机趣,最后的两句说:“相期十载后,重聚各无恙。”
这正是我所熟悉的袁先生,也让我想起了先生的一桩趣事。先生当年在青岛上中学的时候,学过一些英文,一九五二年入读北大,改学俄文。此后历经“反右”和“文革”的蹉跎荒废,大有“学书学剑两无成”的遗憾。“文革”后重新拾起英文,虽然已经不再可能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先生却从未放弃,甚至还学得兴味盎然。那一年来纽约,我陪先生去看世贸大楼和华尔街,他一路上主动用英文问路,而且应答自如,让我十分惊讶。眼看就快到华尔街了,先生不放过最后一次机会。没想到被问者直截了当,用手一指:“噢,那就是了。”对话练习到此打住。等那人走远了,我们相视大笑。
记得大概是一九八六年,袁先生曾经请白谦慎兄为他刻两个闲章,一句是“翼彼新苗”,另一句是“即事多所欣”。袁先生在陶渊明研究上,用功甚勤,成绩卓著,而陶诗在先生的心目中,也正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境界。这里引用的前一句出自陶渊明《时运一首》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暮春郊游的欣悦感,在和煦的南风中,他看见新苗仿佛生出了拍动的翅膀。后一句见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这两首诗写诗人初春之际躬耕南亩的心情:因为南亩离住处有一段距离,陶渊明感慨自己还从未在那里下田耕作过。这一天他起了一个大早,装备好车驾:“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他像第一次晨起外出的孩子那样,对这新的一天的开始,充满了期待和欢喜。
至于“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这几行诗,袁先生在他的《陶渊明集笺注》中注曰:“意谓虽未计算一年之收入,而即此目前之农事已多所欣喜矣。”又进一步阐发说:“‘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得道语也。做事原不必斤斤计较其结果,愉快即在创造之过程中。亦即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之意也。”这样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袁先生本人,或者可以说,正是先生的夫子自道。以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和“即事多所欣”的期盼心情与新鲜感受,投入每一天的学术工作,这是先生对自己的期待,也正是他在学术的道路上,锲而不舍、永不怠懈的力量之源。
在祝贺先生八十大寿之际,我们也期待着先生今后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欣喜和收获。
二○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于曼哈顿河边公寓
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当时攻读硕士学位需要三年时间,但我们那一届特殊:由于一系列阴差阳错,我们一九八二年九月入学,一九八四年底论文答辩,两年半就毕业了。应该说,我从那时开始,才真正接触到学术,而袁先生正是我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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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学时代,我就知道袁先生的名字。在家里的书架上,摆着《阅读与欣赏》和《中华活页文选》等读物,其中《阅读与欣赏》收录的是“文革”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名节目中播出的文章。袁先生写的是曹操《观沧海》。他在文章中写道:古人写大海的诗篇不多,曹操的《观沧海》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像“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样囊括宇宙、吞吐日月的境界,更是难得一见。袁先生从这个层次上来分析这首诗,让我感受到魏晋诗歌从平凡世界中升华起来的力量。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诗歌中认识了大海,为“文革”期间像我这样渴望读书但又前途渺茫的少年,打开了通往想象世界的一扇天窗。我做梦也想不到,七八年后,我竟然会成为袁先生的研究生,并且在跟随袁先生研读魏晋南北朝隋唐诗歌时,正是从曹操的作品开始读起。
我记得同一册《阅读与欣赏》中还收了吴小如先生的一篇鉴赏文章。而那时,我刚读过王瑶先生写的《李白》,对唐诗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书中写到李白青年时代在峨眉山隐居读书,“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猜忌”(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又描述李白如何在二十五岁,只身出蜀,顺长江而下,“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同上),都令我不胜神往。等到我一九七八年十月进入北京大学,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原来这三位先生当时都在中文系任教。
中文系七七、七八两级的学生,都不会忘记袁先生教过的课。他关于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选修课,得到了学生的普遍好评。32楼前的中文系黑板报上,曾经公布过学生的问卷结果:在中文系那一年的授课老师中,袁先生名列榜首。由于选课的人数太多,袁先生第一次讲授这门课时,系里决定只对七七级开放。第二年袁先生重开此课时,我很早就报了名。等到本科毕业前夕,我已经拿定主意,要报考袁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主攻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
一九八二年秋季,我进入了硕士班。等到袁先生从日本回来,我正好读到了南北朝时期的诗文集。我交给袁先生的头一篇读书报告就是关于梁朝的“宫体诗”。两周以后,又交了第二篇。关于这个题目,“文革”前只有可数的一两篇论文,其他的论著和论文又都无从查找,所以只能从原始材料入手。袁先生读过之后,约我到家中见面—当时的系办公室在五院,但古典文学教研室只有一间办公室,所以,平常与袁先生约见,都是去先生在蔚秀园的公寓。因为是第一次听袁先生评论自己的读书报告,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但一见面,先生就告诉我报告写得不错,让我松了一口气。他接着建议我把两篇报告合成一篇,从结构上做一些调整,然后话头一转,说别处也有待改进。他指着我引用《梁书·徐摛传》的一段文字“摛之文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问我说:“这里的‘春坊’,你查过了没有?”所谓“春坊”,即梁简文帝太子当时所在的春宫,也是将宫体诗与简文帝太子和徐摛之子徐陵编撰的《玉台新咏》联结起来的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可是,我年少心粗,竟未留意,事后想来,简直难以原谅。但先生并没有批评我,而是要我回去查书,下次见面再谈。这次经历,让我了解了先生指导学生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了解了他“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长者风度和接人待物的方式。
三十多年之后,回想当年的研究生生活,不免会生出许多感慨。那个时候,硕士生很少。一九八二年入学的那一级,全中文系加在一起,不过十一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导师分外的关照。八十年代的师生关系,的确有些不同寻常。一方面,自一九五七年到“文革”以来的整人时代已经结束,这是师生关系最好相处的时期:从老师的角度来说,不再有政治上的顾忌,用不着担心学生告发批斗,也没有同辈之间的某些历史包袱,可以跟学生在很多问题上坦诚交流,因此也正是在空前宽松的历史环境中,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另一方面,体制化、职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尚未到来,师生关系比较单纯,没有各式各样的利益和利害关系介入,也不会受到基金项目的牵制,更不至于在师道尊严的堂皇名义下,蜕变成为某种人身依附关系。当然,师生关系取决于许多因素,具体的情况也各有不同,很难一概而论。但在八十年代的特殊氛围中,学生与导师相处,相对容易,往往亦师亦友,关系密切而且平等,如同是忘年交。见面时除了汇报读书修课的情况,还可以无拘无束地无所不谈。
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有这样的机会,但在袁先生指导下读书,的确是难得的幸运。碰到随意聊天的场合,师母杨先生也会加入谈话。从时下的新闻、思想文化界的形势、学术动向,到学生正在讨论什么问题、读什么书,甚至流行什么歌曲,我们都有过热烈的讨论和交流。这样的谈话一直持续到我留校教书之后。一九八六年,崔健的摇滚乐开始流行,一时轰动了校园,袁先生和杨先生也都十分好奇。有一次,谈到兴头上,我还在他们的催促下,唱了一曲《一无所有》—那真是一段一无所有但又简单快乐的日子!
除了上课以外,这样的谈话成了我的研究生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谈话的话题,范围广泛而又即兴改换。有的时候,袁先生会顺手拿起一本碑帖或画册,说到他最近读帖读画的感想。而先生在自己的诗歌研究中,也旁涉诗论、书论和画论。此外,或讨论魏晋玄学的命题,或上溯《山海经》和《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概念。他还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收集海内外博物馆和私家收藏中有关陶渊明的图像,并精心撰成《陶渊明影像》一书。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一个潜移默化的印象,那就是文学、艺术和思想之间可以触类旁通,左右逢源,而且让我相信,学术可以带给我一个自由翱翔的天空。这样谈话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如果是下午见面,聊得晚了,就在先生家里吃了晚饭才离开。
事后回想起来,先生在“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的这几年中,正在全力投入学术研究和写作,许多重要的著作和论文都完成于这一时期。可是,每一次我们见面谈话,先生却显得那么从容悠闲,为了我这一个学生,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在今天看来,有些不可思议,而在当时,这又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从老师到学生,都不像现在这样忙碌,甚至惶惶然,如有不及。到了今天,当时的那种状态和心境,都已恍如隔世,因此也格外令人怀念。 提起传统文人,我们通常想到的不是工作伦理,而是“目送飞鸿,手挥五弦”这样“潇洒送日月”的姿态,而且我们心目中的文人又以“业余精神”而为世人所知,跟敬业的态度也大相径庭。这些印象固然不无道理,但恐怕又都不够全面,因为中国文人历来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和尽心任事的传统,只不过往往被今人忽略。从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我看到了这一传统的发扬光大。
当然,尽心任事,又绝非服役的苦差,而必须是乐在其中,才有可能保有持续的热情和兴趣。先生能够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不知疲倦地工作,正是因为对中国文化和学术,抱有极大的热忱,甚至可以说是承载了一种使命感—这是一个文化上的担待。北大很早就成立了国学研究院,袁先生出任院长,又担任了大型学术刊物《国学研究》的主编,他在许多场合都谈到了国学的重要性。不过,等到后来在媒体上出现了“国学热”,先生却反而显得游离其外。他更感兴趣的是脚踏实地做事情,从《中华文明史》的外文翻译,到英文刊物《中国文学与文化》(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的创办等等,他都不遗余力,从各个方面来促成和推进。而在实际生活中接触到的袁先生,也从来不喜欢唱高调。他风趣俏皮,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也经常能够在日常的工作和平凡的生活中发现意想不到的乐趣。
今年初,袁先生的同事和学生就开始张罗着为先生祝寿,结果被先生叫停,最后只是由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同事出面,举办了一个三十六人参加的小型聚会。王能宪兄邀请雕塑家吴为山为先生塑一小型铜像,以志纪念。为此,先生“效白乐天、苏东坡和陶体,兼采启功韵语笔调,口占一诗,以申谢悃,兼酬诸契交”。我远在海外,未能与会,但傅刚兄和苏东兄当天就通过微信把诗传过来了,让我聊补缺席之憾。这首诗题写塑像,但处处都在自我调侃,充满了诙谐和机趣,最后的两句说:“相期十载后,重聚各无恙。”
这正是我所熟悉的袁先生,也让我想起了先生的一桩趣事。先生当年在青岛上中学的时候,学过一些英文,一九五二年入读北大,改学俄文。此后历经“反右”和“文革”的蹉跎荒废,大有“学书学剑两无成”的遗憾。“文革”后重新拾起英文,虽然已经不再可能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先生却从未放弃,甚至还学得兴味盎然。那一年来纽约,我陪先生去看世贸大楼和华尔街,他一路上主动用英文问路,而且应答自如,让我十分惊讶。眼看就快到华尔街了,先生不放过最后一次机会。没想到被问者直截了当,用手一指:“噢,那就是了。”对话练习到此打住。等那人走远了,我们相视大笑。
记得大概是一九八六年,袁先生曾经请白谦慎兄为他刻两个闲章,一句是“翼彼新苗”,另一句是“即事多所欣”。袁先生在陶渊明研究上,用功甚勤,成绩卓著,而陶诗在先生的心目中,也正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境界。这里引用的前一句出自陶渊明《时运一首》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暮春郊游的欣悦感,在和煦的南风中,他看见新苗仿佛生出了拍动的翅膀。后一句见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这两首诗写诗人初春之际躬耕南亩的心情:因为南亩离住处有一段距离,陶渊明感慨自己还从未在那里下田耕作过。这一天他起了一个大早,装备好车驾:“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他像第一次晨起外出的孩子那样,对这新的一天的开始,充满了期待和欢喜。
至于“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这几行诗,袁先生在他的《陶渊明集笺注》中注曰:“意谓虽未计算一年之收入,而即此目前之农事已多所欣喜矣。”又进一步阐发说:“‘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得道语也。做事原不必斤斤计较其结果,愉快即在创造之过程中。亦即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之意也。”这样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袁先生本人,或者可以说,正是先生的夫子自道。以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态度和“即事多所欣”的期盼心情与新鲜感受,投入每一天的学术工作,这是先生对自己的期待,也正是他在学术的道路上,锲而不舍、永不怠懈的力量之源。
在祝贺先生八十大寿之际,我们也期待着先生今后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欣喜和收获。
二○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于曼哈顿河边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