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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了巩固和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摆脱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不利影响，着手进行币制改革。这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币制改革，在中国漫长的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交通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然成为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近些年来，随着新的档案资料的挖掘和新的研究方法的应用，不同领域的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本文试图从现代化的角度，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此次改革从时代背景、消费心理、历史意义等方面做点简单的、尝试性的综述研究。
关键词：废两改元；币制改革；现代化；研究综述。
一、引言
纵观近些年来国内外的研究，国内综述性的成果有香港学者郑会欣先生发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上的文章《近年来国内有关币制改革的研究综述》、复旦大学历史系徐锋华的《近二十年来法币改革研究综述》等等，这些都是比较综合性的成果，使人深受启发。而吴景平先生的文章《美国和1935年的币制改革》(《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周春英《英美日三国与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历史教学》2005年第6 期）等是从对外关系方面论述，给人以新的视角。国外学者中比较突出的有日本学者城山智子教授《再论国民政府1935年的币制改革》（《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美国阿瑟*思*杨格《1927年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状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他们的见解也非常独到。这些研究摆脱了意思形态的束缚，其结论更加客观。但目前很少有人用现代化的观念去思考和研究这一问题，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是否具有消费心理或社会需求的因素，更是无人问津。本文旨在此方面有所突。
二、时代背景
1、国际背景：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依靠、经济上依附英美等国的中国也难逃厄运。193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白银法案》，同年6月罗斯福又签署了《购银法》，宣布白银国有，大量搜购国内外白银，引起银价上涨。"纽约银价到1935年5月有原来的每央司49.31美分涨到74.42美分，以后虽略有下降，但一直维持在65美分以上。"，（1）"伦敦银价也节节攀升，到1935年6月达到每央司36.25便士，比1934年6月涨了81%" （2）。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白银如潮水般涌向国外。"从1934年7月起，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上海各银行的总存银从6月份的58300万元，降至1934年12月份的33500万元，降低了42%，流向国外的白银数额竟达24800万元"（3）。国际银价上涨，作为当时惟一的银本位国家，国民政府在客观事实面前认识到必须放弃银本位，顺应时代潮流进行改革。国内诸多学者的论述也基本相似，这里仅简单罗列一些，如邱松庆认为"世界经济危机所引起的国际银价上涨是改革的外因。"（4），诸葛达认为"美国的白银政策冲击了中国的银本位货币制".（5）
2、国内背景：
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环境错综复杂。一方面日本步步紧逼，加紧侵略和掠夺中国。九一八事变后，不到半年占领了整个东三省，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另一方面，南京政府推行"攘外安内"政策，大肆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结果引起军费开支过大，国库空虚，财政出现恐慌 。在此条件下，国民政府先后成立了"四行二局"，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形成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金融体系，这也为南京政府解决财政问题提供了政权上的现实可能性。郭秀清和杨晓冬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金融统治网的建立和加强，为币制改革提供了物质条件"。（6）国内学者也基本上赞同此说法。
三、废两改元--消费心理需求
众所周知，中国具有悠久的货币文化。但到南京政府成立时，国内货币长期不统一，而且货币制度混乱不堪。就白银而言，分为银两、银元两种，此外还有制钱、纸币等，实际交易中还存在实银和银元两种币制。两元并存的双重币制，严重阻碍了国内外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国内工商界人士强烈要求政府统一币制以解决白银外流所引起的物价上涨问题，满足广大群众的消费和贸易需求。以金融中心上海为例，据当时的著名货币学家赵兰坪回忆，"从1934年秋季美国提高银价开始，至1935年11月中国政府实施法币改革止，关于币制、白银、经济、金融之论战文字，据吾人所知，约有五六千篇"。（7）可见当时国人要求改革币制的愿望多么强烈。
即为了满足国人强烈的消费和贸易需求，更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南京政府与1933年3月发布《废两改元令》，规定"为准备废两改元，先从上海实施，特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一元，或旧有银币制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定7钱1分5厘合银元1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年3月10日起实行。并颁布了银本位铸造条例，银元重量为26.6971克，成色为88%，铸造银元属中央造 币厂。"（8）同年4月开始在全国实行，禁止银两交易，确定银本位币以元为单位，对于出口的白银抽征2.25%的出口税。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多种银元同时流通的混乱现象，统一了银元和铸造权，使银两退出了流通领域而成为外汇储备金，对当时的国民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姚会元认为，"废两改元的成功，在技术上为币制改革铺平了道路。"（9），李家智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认为"结束了中国货币混乱的状态，实现了币制的统一，摆脱了世界银价涨落的影响，稳定了抗战前期的金融市场"（10），诸多观点都从不同的方面论述了其历史意义。本文认为，废两改元从宏观上讲，可以促进企业建立新式会计帐薄制度，精确的核算生产成本，从而合理的核定价格，更好的安排生产和销售，推动整个社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微观上讲，繁琐复杂的银两兑换的取消，统一银元和铸造权，节约了交易手续和时间，同时取消洋厘，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不在受洋厘涨落的影响，稳定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但废两改元仅仅是币制改革的初步准备，南京政府若要快速的恢复经济，解决财政困难，稳定金融市场，必须实行币制改革。
四、币制改革——金融货币制度现代化的里程碑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金融货币政策，不但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国在古代就十分重视对货币的管理，因此到近代之前可以说中国的货币制度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到了近代，尤其是20世纪前叶，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纷纷迈入现代化的行列，贵金属退出了流通领域成为外汇储备金，取而代之的是纸币并确立了国家信用制度。但中国直到南京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前，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均无进行有效的币制改革，所以中国的金融货币制度的有效管理一直是进退唯谷，举步艰难。1935年11月4日，南京政府经过酝酿、讨论，终于发布了《金融改革令》，宣布实行货币改革，实施法币政策。现把其内容简述一下：
1、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1936年2月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嗣后凡一切完粮纳税和公私款项的收付及市场货币流通，均以法币为限，不得使用现金（银元）。
2、实行白银国有政策。凡银、钱行号、店家及一切公私机关或个人所持有的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自11月4日起一律到政府指定银行照面额兑换法币，白银收归国有作为外汇准备金。
3、规定法币与英镑固定的比例关系，即法币1元等于英镑1.25先令。为维护法币对外汇率的稳定，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可以无限制的买卖外汇（11）。 同时，财政部又颁布新的《辅币条例》，规定由中央造币厂铸造2角、1角5分的曍币。
币制改革后，中国的货币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并借此次白银上涨危机实现了从银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过渡，标志着中国货币已完全进入了货币现代化的成熟期。因此1935年的币制改革,是中国金融货币制度走向现代化的一座里程碑，在中国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开辟了中国货币史的新纪元。国内诸多学者对此却褒贬不一，邱松庆认为"法币不是一种真正独立的、健全的货币制，而是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的货币制"。（12）诸葛达也认为"外汇本位制带有浓厚的殖民地性质，是官僚资本完成对全国金融独占的最重要步骤，为后来的通货膨胀提供了一个前提"（13）而姚洪卓认为"将中国货币发展推向了较高阶段，适应了世界货币发展潮流，是进步的举措"。（14) 庄梦兰也赞同"完成了货币的真正的统一，实现了从银本位向纸币纸的过渡"。（15）贺金水的观点似乎更全面更符合本文的观点，他认为"实现了货币的统一，货币形态也与世界接轨，进步为国家强制发行流通、高度符号化的纸币，具有现代化的形式"。（16）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方面提出的观点，但也都是大同小异，这里不在一一列举。
五、币制改革的影响和历史意义
关于这一点，学者们不惜笔墨，论述较多，本文现作归类简述如下:
1、币改和抗战的关系：
此方面，以刘承彬和李家智为代表，二者的观点类似。李家智认为，币改成功集中了国内资金，有利于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调整和转变，支持了大后方的战时财政，为长期抗战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日本削弱中国经济实力、操纵中国金融的阴谋，同时也加强了和英美等国的经济关系，便于中国政府利用日美英之间的矛盾开展抗日外交，这对争取英美等国援华抗战，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7）
2、币改同中国外交的关系：
国民政府的币改牵涉到中、美、英、日等国的利益，所以钟小敏、吴景平等学者从这一角度出发论述.周春英对英美日三国与币改的关系作了综合探讨，认为日本妄图排挤欧美势力以独占中国，企图使中国货币沦为日元集团的附庸。美国正忙于国内经济恢复，在远东尽量避免与日本冲突，英国在远东同美国实行一样的政策。但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大于美国，认为对华贷款是使中国采取英镑本位进而将中国币制纳入英镑集团、控制中国金融财政的契机。以币改为标志，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明显出现了摆脱日本倒向英美的趋势，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方针上也由妥协退让转趋强硬。（18）
3、币改同通货膨胀的关系：
学界历来都肯定了币改对通货膨胀的直接影响关系。张从恒认为国民政府利用货币发行权的集中，实行不兑现纸币的结果，加强了金融垄断给后来的滥发纸币、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提供了方便条件。李育安认为法币制度是美汇本位制，使中国货币制度的独立自主权彻底丧失了，更重要的是它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反动政权完全垄断纸币发行，从而为方便实行通货膨胀政策铺平了道路。（19）
本文结合国民政府的三次币制改革，将法币与金圆券、银元券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1935年的法币改革是中国货币制度由贵金属货币本位向纸币制度转变，已孕育了通货膨胀的危机；金圆券是金本位制货币，用其代替法币，是国民政府的金融体系达到崩溃边缘的标志；银元券又代替金圆券，更加深了金融危机。所以银元券是发行时间最短、流通范围最小、失败最惨的币改。这三次币改都是在一个共同的母体社会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三次币改所带来的通货膨胀一次比一次剧烈，改革所持续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短，货币信誉一次比一次低，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政权垮台的真实写照和反映。
六、束语
近年来的研究，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入题，开拓了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不过，在发表的近百篇文章中，除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外，少数文章只是在史料的运用、文字的表述等方面有所不同，见解都大同小异。"自80年代中期后，有关这个问题仍不断有文章发表，但在叙述框架、引用材料、基本评价等方面则不出前者的范围，多低水平重复现象"。（20）希望其他学者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比如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中国货币发展史的纵向研究等，都可以大胆的尝试，我深信这一问题会有所创新。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1929-1949)>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6页。
[2]姚崧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第186页。
[3]章乃器。《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上海新知书店1935年版，第36页。
[4]邱松庆。《略论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5]诸葛达。《国民党政府1935年的币制改革》，《浙江学刊》1995年第4期。
[6]郭秀清、杨晓冬。《对1935年国民党币制改革的反思》，《学海》2002年第2期。
[7]赵兰坪：《最近吾国经济论战之回忆》，《时事月刊》1936年14卷2期。
[8]《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第5章88页。
[9]姚会元：《论法币改革》，《学术月刊》，1997年第5期。
[10]李家智：《1935年币制改革对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11]《财政部实行新币有关文电》，《革命文献》第28辑，522页。
[12]同4。
[13]同5。
[14]姚洪卓：《1935年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历史教学》，1995年第9期。
[15]庄梦兰：《浅论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贵州文史从刊》，2003年第4期。
[16]贺水金：《论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6期。
[17]同10。
[18]周春英：《英美日三国与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历史教学》2005年第6期。
[19]李育安：《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币制改革与通货恶性膨胀》，《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 期。
[20]《50年来的中华民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关键词：废两改元；币制改革；现代化；研究综述。
一、引言
纵观近些年来国内外的研究，国内综述性的成果有香港学者郑会欣先生发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上的文章《近年来国内有关币制改革的研究综述》、复旦大学历史系徐锋华的《近二十年来法币改革研究综述》等等，这些都是比较综合性的成果，使人深受启发。而吴景平先生的文章《美国和1935年的币制改革》(《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周春英《英美日三国与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历史教学》2005年第6 期）等是从对外关系方面论述，给人以新的视角。国外学者中比较突出的有日本学者城山智子教授《再论国民政府1935年的币制改革》（《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美国阿瑟*思*杨格《1927年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状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他们的见解也非常独到。这些研究摆脱了意思形态的束缚，其结论更加客观。但目前很少有人用现代化的观念去思考和研究这一问题，1935年国民政府实施币制改革是否具有消费心理或社会需求的因素，更是无人问津。本文旨在此方面有所突。
二、时代背景
1、国际背景：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依靠、经济上依附英美等国的中国也难逃厄运。193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白银法案》，同年6月罗斯福又签署了《购银法》，宣布白银国有，大量搜购国内外白银，引起银价上涨。"纽约银价到1935年5月有原来的每央司49.31美分涨到74.42美分，以后虽略有下降，但一直维持在65美分以上。"，（1）"伦敦银价也节节攀升，到1935年6月达到每央司36.25便士，比1934年6月涨了81%" （2）。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白银如潮水般涌向国外。"从1934年7月起，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上海各银行的总存银从6月份的58300万元，降至1934年12月份的33500万元，降低了42%，流向国外的白银数额竟达24800万元"（3）。国际银价上涨，作为当时惟一的银本位国家，国民政府在客观事实面前认识到必须放弃银本位，顺应时代潮流进行改革。国内诸多学者的论述也基本相似，这里仅简单罗列一些，如邱松庆认为"世界经济危机所引起的国际银价上涨是改革的外因。"（4），诸葛达认为"美国的白银政策冲击了中国的银本位货币制".（5）
2、国内背景：
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环境错综复杂。一方面日本步步紧逼，加紧侵略和掠夺中国。九一八事变后，不到半年占领了整个东三省，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另一方面，南京政府推行"攘外安内"政策，大肆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结果引起军费开支过大，国库空虚，财政出现恐慌 。在此条件下，国民政府先后成立了"四行二局"，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形成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金融体系，这也为南京政府解决财政问题提供了政权上的现实可能性。郭秀清和杨晓冬认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金融统治网的建立和加强，为币制改革提供了物质条件"。（6）国内学者也基本上赞同此说法。
三、废两改元--消费心理需求
众所周知，中国具有悠久的货币文化。但到南京政府成立时，国内货币长期不统一，而且货币制度混乱不堪。就白银而言，分为银两、银元两种，此外还有制钱、纸币等，实际交易中还存在实银和银元两种币制。两元并存的双重币制，严重阻碍了国内外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国内工商界人士强烈要求政府统一币制以解决白银外流所引起的物价上涨问题，满足广大群众的消费和贸易需求。以金融中心上海为例，据当时的著名货币学家赵兰坪回忆，"从1934年秋季美国提高银价开始，至1935年11月中国政府实施法币改革止，关于币制、白银、经济、金融之论战文字，据吾人所知，约有五六千篇"。（7）可见当时国人要求改革币制的愿望多么强烈。
即为了满足国人强烈的消费和贸易需求，更为了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南京政府与1933年3月发布《废两改元令》，规定"为准备废两改元，先从上海实施，特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一元，或旧有银币制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定7钱1分5厘合银元1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年3月10日起实行。并颁布了银本位铸造条例，银元重量为26.6971克，成色为88%，铸造银元属中央造 币厂。"（8）同年4月开始在全国实行，禁止银两交易，确定银本位币以元为单位，对于出口的白银抽征2.25%的出口税。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多种银元同时流通的混乱现象，统一了银元和铸造权，使银两退出了流通领域而成为外汇储备金，对当时的国民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姚会元认为，"废两改元的成功，在技术上为币制改革铺平了道路。"（9），李家智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认为"结束了中国货币混乱的状态，实现了币制的统一，摆脱了世界银价涨落的影响，稳定了抗战前期的金融市场"（10），诸多观点都从不同的方面论述了其历史意义。本文认为，废两改元从宏观上讲，可以促进企业建立新式会计帐薄制度，精确的核算生产成本，从而合理的核定价格，更好的安排生产和销售，推动整个社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微观上讲，繁琐复杂的银两兑换的取消，统一银元和铸造权，节约了交易手续和时间，同时取消洋厘，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不在受洋厘涨落的影响，稳定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但废两改元仅仅是币制改革的初步准备，南京政府若要快速的恢复经济，解决财政困难，稳定金融市场，必须实行币制改革。
四、币制改革——金融货币制度现代化的里程碑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金融货币政策，不但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国在古代就十分重视对货币的管理，因此到近代之前可以说中国的货币制度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到了近代，尤其是20世纪前叶，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纷纷迈入现代化的行列，贵金属退出了流通领域成为外汇储备金，取而代之的是纸币并确立了国家信用制度。但中国直到南京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前，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均无进行有效的币制改革，所以中国的金融货币制度的有效管理一直是进退唯谷，举步艰难。1935年11月4日，南京政府经过酝酿、讨论，终于发布了《金融改革令》，宣布实行货币改革，实施法币政策。现把其内容简述一下：
1、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1936年2月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嗣后凡一切完粮纳税和公私款项的收付及市场货币流通，均以法币为限，不得使用现金（银元）。
2、实行白银国有政策。凡银、钱行号、店家及一切公私机关或个人所持有的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自11月4日起一律到政府指定银行照面额兑换法币，白银收归国有作为外汇准备金。
3、规定法币与英镑固定的比例关系，即法币1元等于英镑1.25先令。为维护法币对外汇率的稳定，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可以无限制的买卖外汇（11）。 同时，财政部又颁布新的《辅币条例》，规定由中央造币厂铸造2角、1角5分的曍币。
币制改革后，中国的货币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并借此次白银上涨危机实现了从银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过渡，标志着中国货币已完全进入了货币现代化的成熟期。因此1935年的币制改革,是中国金融货币制度走向现代化的一座里程碑，在中国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开辟了中国货币史的新纪元。国内诸多学者对此却褒贬不一，邱松庆认为"法币不是一种真正独立的、健全的货币制，而是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的货币制"。（12）诸葛达也认为"外汇本位制带有浓厚的殖民地性质，是官僚资本完成对全国金融独占的最重要步骤，为后来的通货膨胀提供了一个前提"（13）而姚洪卓认为"将中国货币发展推向了较高阶段，适应了世界货币发展潮流，是进步的举措"。（14) 庄梦兰也赞同"完成了货币的真正的统一，实现了从银本位向纸币纸的过渡"。（15）贺金水的观点似乎更全面更符合本文的观点，他认为"实现了货币的统一，货币形态也与世界接轨，进步为国家强制发行流通、高度符号化的纸币，具有现代化的形式"。（16）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方面提出的观点，但也都是大同小异，这里不在一一列举。
五、币制改革的影响和历史意义
关于这一点，学者们不惜笔墨，论述较多，本文现作归类简述如下:
1、币改和抗战的关系：
此方面，以刘承彬和李家智为代表，二者的观点类似。李家智认为，币改成功集中了国内资金，有利于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调整和转变，支持了大后方的战时财政，为长期抗战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日本削弱中国经济实力、操纵中国金融的阴谋，同时也加强了和英美等国的经济关系，便于中国政府利用日美英之间的矛盾开展抗日外交，这对争取英美等国援华抗战，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7）
2、币改同中国外交的关系：
国民政府的币改牵涉到中、美、英、日等国的利益，所以钟小敏、吴景平等学者从这一角度出发论述.周春英对英美日三国与币改的关系作了综合探讨，认为日本妄图排挤欧美势力以独占中国，企图使中国货币沦为日元集团的附庸。美国正忙于国内经济恢复，在远东尽量避免与日本冲突，英国在远东同美国实行一样的政策。但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大于美国，认为对华贷款是使中国采取英镑本位进而将中国币制纳入英镑集团、控制中国金融财政的契机。以币改为标志，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政策明显出现了摆脱日本倒向英美的趋势，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方针上也由妥协退让转趋强硬。（18）
3、币改同通货膨胀的关系：
学界历来都肯定了币改对通货膨胀的直接影响关系。张从恒认为国民政府利用货币发行权的集中，实行不兑现纸币的结果，加强了金融垄断给后来的滥发纸币、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提供了方便条件。李育安认为法币制度是美汇本位制，使中国货币制度的独立自主权彻底丧失了，更重要的是它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反动政权完全垄断纸币发行，从而为方便实行通货膨胀政策铺平了道路。（19）
本文结合国民政府的三次币制改革，将法币与金圆券、银元券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1935年的法币改革是中国货币制度由贵金属货币本位向纸币制度转变，已孕育了通货膨胀的危机；金圆券是金本位制货币，用其代替法币，是国民政府的金融体系达到崩溃边缘的标志；银元券又代替金圆券，更加深了金融危机。所以银元券是发行时间最短、流通范围最小、失败最惨的币改。这三次币改都是在一个共同的母体社会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三次币改所带来的通货膨胀一次比一次剧烈，改革所持续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短，货币信誉一次比一次低，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政权垮台的真实写照和反映。
六、束语
近年来的研究，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入题，开拓了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不过，在发表的近百篇文章中，除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外，少数文章只是在史料的运用、文字的表述等方面有所不同，见解都大同小异。"自80年代中期后，有关这个问题仍不断有文章发表，但在叙述框架、引用材料、基本评价等方面则不出前者的范围，多低水平重复现象"。（20）希望其他学者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比如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中国货币发展史的纵向研究等，都可以大胆的尝试，我深信这一问题会有所创新。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1929-1949)>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6页。
[2]姚崧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第186页。
[3]章乃器。《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上海新知书店1935年版，第36页。
[4]邱松庆。《略论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5]诸葛达。《国民党政府1935年的币制改革》，《浙江学刊》1995年第4期。
[6]郭秀清、杨晓冬。《对1935年国民党币制改革的反思》，《学海》2002年第2期。
[7]赵兰坪：《最近吾国经济论战之回忆》，《时事月刊》1936年14卷2期。
[8]《全国银行年鉴》1934年，第5章88页。
[9]姚会元：《论法币改革》，《学术月刊》，1997年第5期。
[10]李家智：《1935年币制改革对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11]《财政部实行新币有关文电》，《革命文献》第28辑，522页。
[12]同4。
[13]同5。
[14]姚洪卓：《1935年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历史教学》，1995年第9期。
[15]庄梦兰：《浅论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贵州文史从刊》，2003年第4期。
[16]贺水金：《论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6期。
[17]同10。
[18]周春英：《英美日三国与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历史教学》2005年第6期。
[19]李育安：《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币制改革与通货恶性膨胀》，《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 期。
[20]《50年来的中华民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