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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阅读教学对《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多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剖析,认为不合理的封建礼教和家长制是造成两人双双殉情的罪魁祸首,而焦刘两人则是忠于爱情,矢志不渝的典范,他们的故事在千古传颂中凝聚成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丰碑。这样的解读以意识形态观念统摄文本,貌似合情合理,实则与诗歌中人物的性格、情节的发展、情感的变化和矛盾冲突等因素难以融会贯通。尤其是它过分强化了焦刘与封建家长的矛盾冲突对人物命运的支配作用,而对文本以大量的篇幅所描绘的两位主人公之间的矛盾视而不见,因而结论实在叫人难以信服。细读文本,我们发现造成两人的悲惨结局,社会和家庭固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两人之间感情基础的动摇和性格矛盾的难以调和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诚然,焦刘两人确实发出过“坚如磐石”、“韧如蒲苇”的爱情誓言,但从文本的许多细节中我们更多看到的不是双方的情投意合、同心一致为维护爱情而付出的努力,而是相互之间因抱怨、误解而造成的情感折磨,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感情裂痕。从刘兰芝的内心来看,她确实有愿为焦仲卿做“蒲苇”的初衷,但面对这块越来越不堪依靠的“磐石”,美好的愿望让她一步一步地陷入“想说爱你不容易”的痛苦和煎熬之中。因此结局的双双赴死不见得就是对这一爱情誓言的践行,而是双方的性格矛盾激化到顶点造成的最后崩盘。
《孔雀东南飞》的情节始于刘兰芝对焦仲卿的诉苦。一是抱怨在焦家倍受冷落的凄苦:“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再是倾诉对焦母蛮不讲理的无奈:“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表面看来,刘兰芝自请遣归的主要原因是与焦母的矛盾。然而,我们很难相信,如果刘兰芝对焦仲卿果真是情深意笃,只因为焦母的蛮横就会提出离婚请求?我们应该看到,“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这中间刘兰芝所表现对焦仲卿的怨恨虽然很含蓄,但已经出现了典型的怨妇语言“守空房”。甚至我们不难从“贱妾留空房”“徒留无所施”中读出刘兰芝对焦仲卿的极度失望。
如果说,刘兰芝在起初的诉说中还比较隐忍委婉的话,那么当焦仲卿在母亲那里碰了壁,回头要求刘兰芝让步,当他说出“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的话时,刘兰芝就表现出了由这种失望所引发的决绝:“勿复重纷纭!”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不要再啰嗦这些不管用的话了!”这句话表明焦仲卿的这一招使用的次数应该是很多了,而且已经令刘兰芝厌恶。就刘兰芝的教养而言,对丈夫说出这样的话已经是非常严厉了。正是对焦仲卿的绝望才导致刘兰芝要离开焦家而去,而焦母的驱赶只不过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后来的事件发展也证明,焦仲卿不是一个能够拿得出解决问题方案的有力量的男人,他性格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在于在家庭成员的矛盾纠葛中无所适从。听了刘兰芝的抱怨就去质问母亲,在母亲那里碰了壁,又回头恳求刘兰芝。这种毫无主见的行为结果就是将事情弄得不可收拾。面对焦仲卿这位固执却没有主见的男人,刘兰芝已不抱什么希望,于是就以决绝的态度为离开这个家做出了切实的安排。
主动提出归省这一要求的行为表明,刘兰芝此时并没有因婚姻的破灭而放弃生命的打算。她在离家之前表现得是那样的理智和从容,安排得当,礼数周全。可见这一切都是她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那么,有人要问:为什么刘兰芝后来又改变了态度呢?我们可以看看诗歌的相关叙事。刘兰芝对焦仲卿苦也诉了,对焦母别也告了,对小姑子也叮嘱过了,其他的事情也安排了,然后乘车出门,那是不打算再回焦家的。但是焦仲卿这个人虽没多少主见,却有执著的态度。他“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誓天不相负”。面对此景,显然态度决绝的刘兰芝产生了动摇。这一动摇便把自己置于一种不可预测的险境。刘兰芝对焦仲卿所作承诺的虚幻与荒诞是有一定预见的:她跟焦仲卿说“不久望君来”这句话的正确顺序应该是“望君不久来”,催焦仲卿早拿主意省得夜长梦多。这既可以理解为对焦仲卿意见的响应,也可以理解为刘兰芝对焦仲卿的不信任,后来的事实证明焦仲卿也确实不值得信任。他没有“不久当归还”,直到刘兰芝都要出嫁了才出现。这么晚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并没有说服母亲的把握,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法。而说服不了母亲,就没有接刘兰芝回去的理由。这其实不是时间问题,而是能力问题。这种不信任还表现在后边刘兰芝的誓词上。她在“妾当作蒲苇”前弄了个“卿当作磐石”的前提条件,不符合发誓的常规。常规的发誓往往是提出自己应当做到的,至少不能先要求对方。还有一个细节处理得更耐人寻味,刘兰芝表现出了对困难的充分预估,“我有亲父兄,性情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而焦仲卿只是一味地要求对方,他并没有考虑自己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可以说,到此为止焦仲卿给人的印象就是虽钟情但又迟钝,对妻子难割难舍却又无能为力,态度坚决固执,本领却虚浮难持。然而,他的充满矛盾的所作所为却无形中瓦解了刘兰芝的决绝,从而将一场相对平静的离婚演绎成更大的生死悲剧。
如果说从一开始刘兰芝就没有死守焦仲卿的情感基础的话,那么后来回到家中在再嫁问题上的表现更充分说明了她并不一定要为焦仲卿这个令她多次失望的男人去殉情。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总是给我们以强烈的真实感,许多看似不合理的事件背后其实保持着情节和性格的高度一致性。从根本上来看,情节的发展过程是由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内心欲求决定的,由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促成的人物行动,构成情节发展的基本过程。人物性格是推动情节发展并决定其发展趋向的内在动因。刘兰芝回绝县令儿子的提婚时说“兰芝初还时,府吏见叮咛,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这里点明了不答应婚约的主要原因是与焦仲卿的誓言,但“徐徐更谓之”也隐隐地表明再嫁并非完全不可考虑。与焦仲卿破镜重圆只是一种虚幻的念想,这一念想的存在至多反映了刘兰芝对昔日夫妻之间温情的留恋,和因焦仲卿的反复纠缠而产生的犹豫及迟疑。正因为如此,在久等不到焦仲卿的情况下,在兄长的逼迫之下,刘兰芝虽然委屈,也还是答应了新的婚约。在母亲的催促下,她虽然伤心,却还是拿起了刀尺,为自己裁剪缝制嫁衣。显然,就单纯的个人愿望而言,她愿意等待焦仲卿,但是现在她没有这个能力了,也就不再坚持了。有人说,刘兰芝在这时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这完全是封建礼教下草菅人命的思维,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真的将自己的生命看得这么轻。如果刘兰芝真的打算就此了结自己的生命的话,她也不可能有心思在早晚之间就缝制好了嫁衣,更没有必要让两家为再婚忙忙碌碌地去操持。焦仲卿闻讯赶到,刘兰芝劝他另做打算是很好的说明。有人认为刘兰芝此时是在试探焦仲卿,其实刘兰芝在此既没有试探焦仲卿忠情与否的必要,也没有试探焦仲卿想不想死的心绪。真正让刘兰芝下定决心自杀的是焦仲卿后来的一番话:“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焦仲卿说话做事向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前边他在调解刘兰芝和焦母的矛盾之时就因为说话不讲方式而惹恼了母亲,以至于撕破脸皮,激化矛盾,造成不堪收拾的局面。而在这里他又放任自己极度绝望的情绪,对刘兰芝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焦仲卿的话分析起来可以分为三层意思。第一层,讽刺刘兰芝攀高枝,这当然是刘兰芝所不能接受的,但也是说不清的;第二层,利用刘兰芝的话反唇相讥,挖苦刘兰芝说话不算数,让刘兰芝有苦说不出;第三层,表明自己有殉情之意,置刘兰芝于不死则薄情寡义之地。这些话语一下子就让外柔内刚的刘兰芝忍无可忍,发出了愤怒的反击:“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事实确实是这样,当初你焦仲卿在母亲的逼迫下,违心地将我休了,我刘兰芝怨你了吗?现在我在兄长的逼迫下再嫁,你却说出如此伤人的话。将心比心,你怎么能说得出口呢?好!我不让你独自去死,我陪着你一起去。于是就催生出了“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约定。
整理刘兰芝的情感变化,有两个转折点。一是决心归省,已经辞别后焦仲卿又赶到大路口时发誓不别离,让她产生了犹豫,改变了决绝而去的态度,这使她开始走向不确定的人生之路。二是焦仲卿在她再婚之前的这次相见,激怒之下,她下定了必死的决心。可见刘兰芝的死并不是一场有预谋的自我毁灭,而是在焦仲卿的刺激之下、在人格遭受怀疑甚至是侮辱之下的一种激情自杀。在这两次转折中,焦仲卿的所作所为都是推动人物命运走向沉沦的决定因素。
刘兰芝虑事长远,凡事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仅有自己明确的立场,还能处处为对方考虑。而作为家庭顶梁柱的焦仲卿则更像是一个不谙人情的大男孩,心躁气浮,胸无城府。说话做事,脱口而出,率性而为,全然不顾及别人的心情和感受。焦母之所以容不下美丽端庄、聪慧能干的刘兰芝,焦仲卿愚蠢的言行难辞其咎。试想一位含辛茹苦把子女拉扯大的母亲,看到儿子只知道沉醉到新婚燕尔的温柔之乡与媳妇卿卿我我,而把自己的老母亲晾在一边,她怎么不会因倍感冷落而迁怒于刘兰芝呢?更有甚者,当婆媳之间的矛盾日渐公开,这个矛盾双方都寄予厚望的焦仲卿不仅不会通过自己的协调和沟通去化解矛盾,反而在母亲面前不合时宜地表白自己的爱情:“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共事二三年,始而未为久。”夸赞刘兰芝:“女行无偏斜”。指责母亲:“何以至不厚。”这无异于火上浇油,让本来就气量狭隘,怨怒有加的焦母更加暴跳如雷,下定决心要拔去眼中钉、肉中刺,刘兰芝被赶走的命运从此不可逆转。同样,辞别时,他跟刘兰芝一厢情愿地许下“誓不相隔卿”的誓言,发完誓后又不去做实质性的挽救工作,直到刘兰芝已失去等待的耐心和希望,再婚的各项议程已经在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焦仲卿才闻讯赶来。面对不堪收拾的局面,焦仲卿彻底乱了方寸,只知道口出怨言,无端指责,从而给刘兰芝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与刘兰芝的理性相比,焦仲卿的人生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性人生。他既不会设身处地地为刘兰芝考虑,甚至也不会为自己的母亲和未来着想。他放任自己的痛苦和悲哀,在最后的相见中对刘兰芝说的“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既把刘兰芝逼仄到绝境之上,同时也顺便将自己捎带上死路。决别之后,焦仲卿才真正清醒过来,这一清醒是伴随着绝望而至的。他在无比的沉郁中告别了母亲,“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当刘兰芝自杀的消息传来后,“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显然,他的自杀的行为和决心都在刘兰芝之后,是一种被动而又无奈的追随。
以上我们从主人公的性格入手,分析了焦刘悲剧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我们之所以不赞成把焦刘之死简单归因于可恶的封建家长制,除了在文本的情节中找不到充分的证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结论经不起逻辑上的推敲。试问,谁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表?焦母吗?如果焦母,那么从封建礼教而言,则相同地位的刘母也应该是,如果刘母是家长,则刘兰芝不会是如此结局;如果说是刘兄,则焦仲卿在家所处地位恰恰和刘兄相同,如果焦仲卿能够善解人意,一言九鼎,则刘兰芝也不会被扫地出门。所以,封建家长制致死人命的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解读文学作品不是不要考虑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至多不过为我们审视文本提供一种背景和视角,而不应成为束缚我们思维的戒律。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固然有封建家长制的原因,但在封建制度早已被废除的今天,像这样的因婆媳矛盾酿成的家庭悲剧还时有发生。制度悲剧应该随制度的消灭而消灭,而性格悲剧却是随人生的延展而延展。所以,把握文学作品的实质还应立足于文本自身,从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去发现作者对人性的悲悯与关怀。通过与文本的对话,我们可以寻求视界的融合,在审美和鉴赏中彰显文学所闪耀的永恒的人文光辉。
[作者通联:浙江丽水学院人文学院]
诚然,焦刘两人确实发出过“坚如磐石”、“韧如蒲苇”的爱情誓言,但从文本的许多细节中我们更多看到的不是双方的情投意合、同心一致为维护爱情而付出的努力,而是相互之间因抱怨、误解而造成的情感折磨,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感情裂痕。从刘兰芝的内心来看,她确实有愿为焦仲卿做“蒲苇”的初衷,但面对这块越来越不堪依靠的“磐石”,美好的愿望让她一步一步地陷入“想说爱你不容易”的痛苦和煎熬之中。因此结局的双双赴死不见得就是对这一爱情誓言的践行,而是双方的性格矛盾激化到顶点造成的最后崩盘。
《孔雀东南飞》的情节始于刘兰芝对焦仲卿的诉苦。一是抱怨在焦家倍受冷落的凄苦:“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再是倾诉对焦母蛮不讲理的无奈:“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表面看来,刘兰芝自请遣归的主要原因是与焦母的矛盾。然而,我们很难相信,如果刘兰芝对焦仲卿果真是情深意笃,只因为焦母的蛮横就会提出离婚请求?我们应该看到,“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这中间刘兰芝所表现对焦仲卿的怨恨虽然很含蓄,但已经出现了典型的怨妇语言“守空房”。甚至我们不难从“贱妾留空房”“徒留无所施”中读出刘兰芝对焦仲卿的极度失望。
如果说,刘兰芝在起初的诉说中还比较隐忍委婉的话,那么当焦仲卿在母亲那里碰了壁,回头要求刘兰芝让步,当他说出“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的话时,刘兰芝就表现出了由这种失望所引发的决绝:“勿复重纷纭!”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不要再啰嗦这些不管用的话了!”这句话表明焦仲卿的这一招使用的次数应该是很多了,而且已经令刘兰芝厌恶。就刘兰芝的教养而言,对丈夫说出这样的话已经是非常严厉了。正是对焦仲卿的绝望才导致刘兰芝要离开焦家而去,而焦母的驱赶只不过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后来的事件发展也证明,焦仲卿不是一个能够拿得出解决问题方案的有力量的男人,他性格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在于在家庭成员的矛盾纠葛中无所适从。听了刘兰芝的抱怨就去质问母亲,在母亲那里碰了壁,又回头恳求刘兰芝。这种毫无主见的行为结果就是将事情弄得不可收拾。面对焦仲卿这位固执却没有主见的男人,刘兰芝已不抱什么希望,于是就以决绝的态度为离开这个家做出了切实的安排。
主动提出归省这一要求的行为表明,刘兰芝此时并没有因婚姻的破灭而放弃生命的打算。她在离家之前表现得是那样的理智和从容,安排得当,礼数周全。可见这一切都是她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那么,有人要问:为什么刘兰芝后来又改变了态度呢?我们可以看看诗歌的相关叙事。刘兰芝对焦仲卿苦也诉了,对焦母别也告了,对小姑子也叮嘱过了,其他的事情也安排了,然后乘车出门,那是不打算再回焦家的。但是焦仲卿这个人虽没多少主见,却有执著的态度。他“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誓天不相负”。面对此景,显然态度决绝的刘兰芝产生了动摇。这一动摇便把自己置于一种不可预测的险境。刘兰芝对焦仲卿所作承诺的虚幻与荒诞是有一定预见的:她跟焦仲卿说“不久望君来”这句话的正确顺序应该是“望君不久来”,催焦仲卿早拿主意省得夜长梦多。这既可以理解为对焦仲卿意见的响应,也可以理解为刘兰芝对焦仲卿的不信任,后来的事实证明焦仲卿也确实不值得信任。他没有“不久当归还”,直到刘兰芝都要出嫁了才出现。这么晚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并没有说服母亲的把握,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法。而说服不了母亲,就没有接刘兰芝回去的理由。这其实不是时间问题,而是能力问题。这种不信任还表现在后边刘兰芝的誓词上。她在“妾当作蒲苇”前弄了个“卿当作磐石”的前提条件,不符合发誓的常规。常规的发誓往往是提出自己应当做到的,至少不能先要求对方。还有一个细节处理得更耐人寻味,刘兰芝表现出了对困难的充分预估,“我有亲父兄,性情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而焦仲卿只是一味地要求对方,他并没有考虑自己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可以说,到此为止焦仲卿给人的印象就是虽钟情但又迟钝,对妻子难割难舍却又无能为力,态度坚决固执,本领却虚浮难持。然而,他的充满矛盾的所作所为却无形中瓦解了刘兰芝的决绝,从而将一场相对平静的离婚演绎成更大的生死悲剧。
如果说从一开始刘兰芝就没有死守焦仲卿的情感基础的话,那么后来回到家中在再嫁问题上的表现更充分说明了她并不一定要为焦仲卿这个令她多次失望的男人去殉情。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总是给我们以强烈的真实感,许多看似不合理的事件背后其实保持着情节和性格的高度一致性。从根本上来看,情节的发展过程是由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内心欲求决定的,由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促成的人物行动,构成情节发展的基本过程。人物性格是推动情节发展并决定其发展趋向的内在动因。刘兰芝回绝县令儿子的提婚时说“兰芝初还时,府吏见叮咛,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这里点明了不答应婚约的主要原因是与焦仲卿的誓言,但“徐徐更谓之”也隐隐地表明再嫁并非完全不可考虑。与焦仲卿破镜重圆只是一种虚幻的念想,这一念想的存在至多反映了刘兰芝对昔日夫妻之间温情的留恋,和因焦仲卿的反复纠缠而产生的犹豫及迟疑。正因为如此,在久等不到焦仲卿的情况下,在兄长的逼迫之下,刘兰芝虽然委屈,也还是答应了新的婚约。在母亲的催促下,她虽然伤心,却还是拿起了刀尺,为自己裁剪缝制嫁衣。显然,就单纯的个人愿望而言,她愿意等待焦仲卿,但是现在她没有这个能力了,也就不再坚持了。有人说,刘兰芝在这时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这完全是封建礼教下草菅人命的思维,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真的将自己的生命看得这么轻。如果刘兰芝真的打算就此了结自己的生命的话,她也不可能有心思在早晚之间就缝制好了嫁衣,更没有必要让两家为再婚忙忙碌碌地去操持。焦仲卿闻讯赶到,刘兰芝劝他另做打算是很好的说明。有人认为刘兰芝此时是在试探焦仲卿,其实刘兰芝在此既没有试探焦仲卿忠情与否的必要,也没有试探焦仲卿想不想死的心绪。真正让刘兰芝下定决心自杀的是焦仲卿后来的一番话:“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焦仲卿说话做事向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前边他在调解刘兰芝和焦母的矛盾之时就因为说话不讲方式而惹恼了母亲,以至于撕破脸皮,激化矛盾,造成不堪收拾的局面。而在这里他又放任自己极度绝望的情绪,对刘兰芝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焦仲卿的话分析起来可以分为三层意思。第一层,讽刺刘兰芝攀高枝,这当然是刘兰芝所不能接受的,但也是说不清的;第二层,利用刘兰芝的话反唇相讥,挖苦刘兰芝说话不算数,让刘兰芝有苦说不出;第三层,表明自己有殉情之意,置刘兰芝于不死则薄情寡义之地。这些话语一下子就让外柔内刚的刘兰芝忍无可忍,发出了愤怒的反击:“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事实确实是这样,当初你焦仲卿在母亲的逼迫下,违心地将我休了,我刘兰芝怨你了吗?现在我在兄长的逼迫下再嫁,你却说出如此伤人的话。将心比心,你怎么能说得出口呢?好!我不让你独自去死,我陪着你一起去。于是就催生出了“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约定。
整理刘兰芝的情感变化,有两个转折点。一是决心归省,已经辞别后焦仲卿又赶到大路口时发誓不别离,让她产生了犹豫,改变了决绝而去的态度,这使她开始走向不确定的人生之路。二是焦仲卿在她再婚之前的这次相见,激怒之下,她下定了必死的决心。可见刘兰芝的死并不是一场有预谋的自我毁灭,而是在焦仲卿的刺激之下、在人格遭受怀疑甚至是侮辱之下的一种激情自杀。在这两次转折中,焦仲卿的所作所为都是推动人物命运走向沉沦的决定因素。
刘兰芝虑事长远,凡事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仅有自己明确的立场,还能处处为对方考虑。而作为家庭顶梁柱的焦仲卿则更像是一个不谙人情的大男孩,心躁气浮,胸无城府。说话做事,脱口而出,率性而为,全然不顾及别人的心情和感受。焦母之所以容不下美丽端庄、聪慧能干的刘兰芝,焦仲卿愚蠢的言行难辞其咎。试想一位含辛茹苦把子女拉扯大的母亲,看到儿子只知道沉醉到新婚燕尔的温柔之乡与媳妇卿卿我我,而把自己的老母亲晾在一边,她怎么不会因倍感冷落而迁怒于刘兰芝呢?更有甚者,当婆媳之间的矛盾日渐公开,这个矛盾双方都寄予厚望的焦仲卿不仅不会通过自己的协调和沟通去化解矛盾,反而在母亲面前不合时宜地表白自己的爱情:“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共事二三年,始而未为久。”夸赞刘兰芝:“女行无偏斜”。指责母亲:“何以至不厚。”这无异于火上浇油,让本来就气量狭隘,怨怒有加的焦母更加暴跳如雷,下定决心要拔去眼中钉、肉中刺,刘兰芝被赶走的命运从此不可逆转。同样,辞别时,他跟刘兰芝一厢情愿地许下“誓不相隔卿”的誓言,发完誓后又不去做实质性的挽救工作,直到刘兰芝已失去等待的耐心和希望,再婚的各项议程已经在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焦仲卿才闻讯赶来。面对不堪收拾的局面,焦仲卿彻底乱了方寸,只知道口出怨言,无端指责,从而给刘兰芝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与刘兰芝的理性相比,焦仲卿的人生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性人生。他既不会设身处地地为刘兰芝考虑,甚至也不会为自己的母亲和未来着想。他放任自己的痛苦和悲哀,在最后的相见中对刘兰芝说的“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既把刘兰芝逼仄到绝境之上,同时也顺便将自己捎带上死路。决别之后,焦仲卿才真正清醒过来,这一清醒是伴随着绝望而至的。他在无比的沉郁中告别了母亲,“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当刘兰芝自杀的消息传来后,“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显然,他的自杀的行为和决心都在刘兰芝之后,是一种被动而又无奈的追随。
以上我们从主人公的性格入手,分析了焦刘悲剧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我们之所以不赞成把焦刘之死简单归因于可恶的封建家长制,除了在文本的情节中找不到充分的证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结论经不起逻辑上的推敲。试问,谁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表?焦母吗?如果焦母,那么从封建礼教而言,则相同地位的刘母也应该是,如果刘母是家长,则刘兰芝不会是如此结局;如果说是刘兄,则焦仲卿在家所处地位恰恰和刘兄相同,如果焦仲卿能够善解人意,一言九鼎,则刘兰芝也不会被扫地出门。所以,封建家长制致死人命的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解读文学作品不是不要考虑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至多不过为我们审视文本提供一种背景和视角,而不应成为束缚我们思维的戒律。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固然有封建家长制的原因,但在封建制度早已被废除的今天,像这样的因婆媳矛盾酿成的家庭悲剧还时有发生。制度悲剧应该随制度的消灭而消灭,而性格悲剧却是随人生的延展而延展。所以,把握文学作品的实质还应立足于文本自身,从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去发现作者对人性的悲悯与关怀。通过与文本的对话,我们可以寻求视界的融合,在审美和鉴赏中彰显文学所闪耀的永恒的人文光辉。
[作者通联:浙江丽水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