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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及韩英伟的绘画之前,我必须先对“中国人的艺术精神”做一个自我阐述,即:中国的人文精神一直存在着显(哲学)隐(艺术)两套话语的张力性抗争,而中国的艺术则是在对哲学的话语垄断对抗中完成自己的边缘性诉说。
汉语思想的构成,历来是“儒、释、道”三家并提,文化学术界也一直重复着这样的言说——违背了这三种基本话语,就有可能被视为“有失道统”,于是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现实行为都要显得“有章可循”,而生命的直接体验和感兴,便在这些道统和规章中淹没不彰。其实正如上述,汉语精神有着显隐两条发展轨径:一个是作为纯粹语言文本的哲学传统,一个是作为形式创作文本的艺术传统。这两者不可分割地组成了国人精神世界的“道统”。而非我们惯常认为的那样,艺术批评家总是习而不察地宣称中国的哲学和艺术是“吾道一以贯之”,是“紧密一体”、是“不同表达形式之间的精神一统”。这样一来,艺术便只能成为了哲学的歧出。这一谬误观点的根源,在于中国的艺术批评家一直将琴、棋、书、画等所谓“雅艺术”作为一种人生的黠缀、哲学的附庸、生命的聊以慰藉和自得其乐,然而在我看来,艺术确实是不折不扣就是“在哲学之前”的生命本身。即便是从思想精神史分析,艺术也应该成为哲学的“原型”,而不是我们的批评家一再宣称的那样:艺术的使命就是要体现某种“道”——不管是儒家的还佛家的“道”。这恰恰是颠倒的观念,这一观念的错位使得我们当今的水墨创作真正走向了穷途末路!
艺术是生命的原型或原生形态,甚至就是吾人之生命本身。同汉语“儒、释、道”三家思想的鼎足之势形成映照,中国艺术的水墨、乐舞、诗骚之三种表现形式,它们作为汉语思想的艺术形而上学,与“儒、释、道”哲学一起,共同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超越和救赎图景。如果要强行为两种形式的形而上学分出一个发生学意义上的先后秩序,我宁愿说:“艺术才是哲学的本源”。在鄙人的视界里,国人生命中的乐舞、诗骚精神已经基本失傅:如今诗骚只能作为“文艺古董”为少部分人创作欣赏,而乐舞精神,在部分没有被“天道”、“天理”或“仁”、“禅”等哲学形而上学遮蔽的少数民族那里,还可以感领其余绪。
这样看来,水墨的使命可能就不能被作为一个遣兴的游戏来看待——“游于艺”极有可能是对艺术的一种那么谪辱。那么,今天我们究竟怎样定义水墨?那就是:水墨艺术可能是当今唯一能与哲学形而上学相抗衡的思想型态,水墨艺术可能是中国人在纯粹哲学之外唯一可以享受到的艺术性形而上学。只有这样看待水墨,我们的艺术家和批评者才能通过它达到各自的生命救赎。所以,我尤其关注当代中青年水墨创作者的外在图式与内在语言。而韩英伟的画,贵在“傅实”又“傅虚”,既混沌苍茫,又萧条疏旷;既有先贤遗韵之傅承,又有个人变法之创新,更可贵的是:韩英伟不但视他的画为“作品”,而是视其为本在的生命,这使我感受到“以水墨的名义自赎”的道统的暂未断绝。
韩英伟追求的是画面的言之有物,这个“物”就是无蔽无掩的个体倾诉。他在毫端的这种落墨,初看时仿佛枯索冷寂,满目凄凉,仿佛画家的魂灵焦灼,然而静心品味,就会蓦然惊叹其笔势的朴茂雄伟浸润开来,韵味所在,笔尖所指,往往由此及彼,最后返于心田,反映了他孤愤的心境和坚毅的个性。
他所画的鸟,大多是形单影只、甚至冷枝不栖,充满狐疑与警觉;有的鸟一足独立,似失去平衡;有的鸟栖息于枝,显得笨拙而又疲惫,似无奋飞之意。然而他画的鸟有些显得很倔强,即使落墨不多,却表现出鸟儿振羽,使人有不可一触、触之即飞的感觉。有些禽鸟拳足缩颈,一副既受欺又不屈的情态,那些鱼、鸟之眼一圈一点,眼珠顶着眼圈,这分明是他个人强烈情感的转移或升华。也正因为他对水墨使命和现实生命的自觉担当,所以折射到其画面构图,就是疏淡明洁、意境冷寞,但是确可从荒寒中体味他的担当精神,反映到“画品”上就是始终能坚持不附会、不粉饰、不媚俗。只要多看看,就可悟出:这冷漠犹如火山冷却后的熔岩,那正是炽热的产物;那倔傲,其实充满温情,那虚寂,也只是假像,其内心深处何曾一日虚过、一日寂过?
韩英伟不是那种“自了汉”式的文人,他出得文门,入得草莽,是一位水墨精神的践道者。水墨的努力,只是为了脱去观念(尤其是具有强势话语的哲学)的“虚壳”,而回到生命的原生态。在那里,静如太古而又意蕴深沉。在韩英伟所要傅达的世界里,生命没有在哲学的卵翼下寂灭,而是在担当中的自我救赎、是在出离之后的返身眷顾、是赤裸裸的旷野呼告、是天地末分前的那一轮斧劈。
记得韩英伟有一次在和我交流中,曾经提到有一次在清洗工具时,自己那枝用起来最顺手的毛笔却突然笔头脱落,成了一枝废笔,正充满创作激情的韩英伟猛然觉得情绪的低落,那种水墨绘画过程稍纵即逝的感觉使他顿悟,虽然这有某种程度的玩笑成份,但是亦可见他对创作的投入。也正因为如此,在他的画作中,没有情调的雕琢,只有情怀的奔泄,或许,艺术之“造诣”,可以有高下之分,然而对于水墨本身的钟情,却非艺术批评家所能评判,尤其是象韩英伟那种视水墨为生命本身的创作动机,“执牛耳于齐鲁”,这在当今或时尚或浮躁的书画界,又如何拿艺术品成交价格来衡量呢?
有必要再说说眼下我们的批评家和收藏者,还有我们的爱好者,他们对书画的关注,已经远远脱离了“以水墨精神透视生命本身”这一纬度,所以无论是作品还是作者,都只是媒体话语后的一个孤零存在——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孤独,正如我们对自己生命的茫然。水墨的命运很可能类同乐舞、诗骚,成为国人生命中的弦歌绝响。
据说这是个“图文时代”或“漫画时代”,沉重的话语注定是吃力而不讨好,谁坚持水墨的自赎,谁就得忍受沸沸扬扬中的孤独,所以我这篇评论文章本身,在时尚话语充斥的今天就是典型的不合时宜,然而我尚有韩英伟的画可以共语。
吾人赤裸的生命,确乎需要一堆旺盛的野火,只有经过这天地之火的煅烧,我们才能“成形”、才能“成人”,如今,神赐的火依然在磅礴燃烧,可惜围绕它的人,已经没有了乐舞的狂欢和诗骚沉吟,如果我们再失去水墨、或者水墨的创作者失去了如韩英伟般野性的激情,我不知道与那些虚伪的假面共舞有何意义?
——为什么水墨本身不能成为自赎之道?为什么不是在水墨之中而完成这种超越哲学?为什么水墨不是生命本身?那些害了“软骨病”的书画创作者和文艺批评家,在韩英伟的画作面前,当警心自扪。
汉语思想的构成,历来是“儒、释、道”三家并提,文化学术界也一直重复着这样的言说——违背了这三种基本话语,就有可能被视为“有失道统”,于是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现实行为都要显得“有章可循”,而生命的直接体验和感兴,便在这些道统和规章中淹没不彰。其实正如上述,汉语精神有着显隐两条发展轨径:一个是作为纯粹语言文本的哲学传统,一个是作为形式创作文本的艺术传统。这两者不可分割地组成了国人精神世界的“道统”。而非我们惯常认为的那样,艺术批评家总是习而不察地宣称中国的哲学和艺术是“吾道一以贯之”,是“紧密一体”、是“不同表达形式之间的精神一统”。这样一来,艺术便只能成为了哲学的歧出。这一谬误观点的根源,在于中国的艺术批评家一直将琴、棋、书、画等所谓“雅艺术”作为一种人生的黠缀、哲学的附庸、生命的聊以慰藉和自得其乐,然而在我看来,艺术确实是不折不扣就是“在哲学之前”的生命本身。即便是从思想精神史分析,艺术也应该成为哲学的“原型”,而不是我们的批评家一再宣称的那样:艺术的使命就是要体现某种“道”——不管是儒家的还佛家的“道”。这恰恰是颠倒的观念,这一观念的错位使得我们当今的水墨创作真正走向了穷途末路!
艺术是生命的原型或原生形态,甚至就是吾人之生命本身。同汉语“儒、释、道”三家思想的鼎足之势形成映照,中国艺术的水墨、乐舞、诗骚之三种表现形式,它们作为汉语思想的艺术形而上学,与“儒、释、道”哲学一起,共同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超越和救赎图景。如果要强行为两种形式的形而上学分出一个发生学意义上的先后秩序,我宁愿说:“艺术才是哲学的本源”。在鄙人的视界里,国人生命中的乐舞、诗骚精神已经基本失傅:如今诗骚只能作为“文艺古董”为少部分人创作欣赏,而乐舞精神,在部分没有被“天道”、“天理”或“仁”、“禅”等哲学形而上学遮蔽的少数民族那里,还可以感领其余绪。
这样看来,水墨的使命可能就不能被作为一个遣兴的游戏来看待——“游于艺”极有可能是对艺术的一种那么谪辱。那么,今天我们究竟怎样定义水墨?那就是:水墨艺术可能是当今唯一能与哲学形而上学相抗衡的思想型态,水墨艺术可能是中国人在纯粹哲学之外唯一可以享受到的艺术性形而上学。只有这样看待水墨,我们的艺术家和批评者才能通过它达到各自的生命救赎。所以,我尤其关注当代中青年水墨创作者的外在图式与内在语言。而韩英伟的画,贵在“傅实”又“傅虚”,既混沌苍茫,又萧条疏旷;既有先贤遗韵之傅承,又有个人变法之创新,更可贵的是:韩英伟不但视他的画为“作品”,而是视其为本在的生命,这使我感受到“以水墨的名义自赎”的道统的暂未断绝。
韩英伟追求的是画面的言之有物,这个“物”就是无蔽无掩的个体倾诉。他在毫端的这种落墨,初看时仿佛枯索冷寂,满目凄凉,仿佛画家的魂灵焦灼,然而静心品味,就会蓦然惊叹其笔势的朴茂雄伟浸润开来,韵味所在,笔尖所指,往往由此及彼,最后返于心田,反映了他孤愤的心境和坚毅的个性。
他所画的鸟,大多是形单影只、甚至冷枝不栖,充满狐疑与警觉;有的鸟一足独立,似失去平衡;有的鸟栖息于枝,显得笨拙而又疲惫,似无奋飞之意。然而他画的鸟有些显得很倔强,即使落墨不多,却表现出鸟儿振羽,使人有不可一触、触之即飞的感觉。有些禽鸟拳足缩颈,一副既受欺又不屈的情态,那些鱼、鸟之眼一圈一点,眼珠顶着眼圈,这分明是他个人强烈情感的转移或升华。也正因为他对水墨使命和现实生命的自觉担当,所以折射到其画面构图,就是疏淡明洁、意境冷寞,但是确可从荒寒中体味他的担当精神,反映到“画品”上就是始终能坚持不附会、不粉饰、不媚俗。只要多看看,就可悟出:这冷漠犹如火山冷却后的熔岩,那正是炽热的产物;那倔傲,其实充满温情,那虚寂,也只是假像,其内心深处何曾一日虚过、一日寂过?
韩英伟不是那种“自了汉”式的文人,他出得文门,入得草莽,是一位水墨精神的践道者。水墨的努力,只是为了脱去观念(尤其是具有强势话语的哲学)的“虚壳”,而回到生命的原生态。在那里,静如太古而又意蕴深沉。在韩英伟所要傅达的世界里,生命没有在哲学的卵翼下寂灭,而是在担当中的自我救赎、是在出离之后的返身眷顾、是赤裸裸的旷野呼告、是天地末分前的那一轮斧劈。
记得韩英伟有一次在和我交流中,曾经提到有一次在清洗工具时,自己那枝用起来最顺手的毛笔却突然笔头脱落,成了一枝废笔,正充满创作激情的韩英伟猛然觉得情绪的低落,那种水墨绘画过程稍纵即逝的感觉使他顿悟,虽然这有某种程度的玩笑成份,但是亦可见他对创作的投入。也正因为如此,在他的画作中,没有情调的雕琢,只有情怀的奔泄,或许,艺术之“造诣”,可以有高下之分,然而对于水墨本身的钟情,却非艺术批评家所能评判,尤其是象韩英伟那种视水墨为生命本身的创作动机,“执牛耳于齐鲁”,这在当今或时尚或浮躁的书画界,又如何拿艺术品成交价格来衡量呢?
有必要再说说眼下我们的批评家和收藏者,还有我们的爱好者,他们对书画的关注,已经远远脱离了“以水墨精神透视生命本身”这一纬度,所以无论是作品还是作者,都只是媒体话语后的一个孤零存在——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孤独,正如我们对自己生命的茫然。水墨的命运很可能类同乐舞、诗骚,成为国人生命中的弦歌绝响。
据说这是个“图文时代”或“漫画时代”,沉重的话语注定是吃力而不讨好,谁坚持水墨的自赎,谁就得忍受沸沸扬扬中的孤独,所以我这篇评论文章本身,在时尚话语充斥的今天就是典型的不合时宜,然而我尚有韩英伟的画可以共语。
吾人赤裸的生命,确乎需要一堆旺盛的野火,只有经过这天地之火的煅烧,我们才能“成形”、才能“成人”,如今,神赐的火依然在磅礴燃烧,可惜围绕它的人,已经没有了乐舞的狂欢和诗骚沉吟,如果我们再失去水墨、或者水墨的创作者失去了如韩英伟般野性的激情,我不知道与那些虚伪的假面共舞有何意义?
——为什么水墨本身不能成为自赎之道?为什么不是在水墨之中而完成这种超越哲学?为什么水墨不是生命本身?那些害了“软骨病”的书画创作者和文艺批评家,在韩英伟的画作面前,当警心自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