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现代的大学生一样，宋朝的大学生们，生活也脱不了上课、运动、考试、恋爱的轨迹。只不过，他们的爱情往往不属于留在老家的结发妻子。幸运如赵明诚般，能和正妻去相国寺买书的大学生，当然少之又少。大多数东京城的大学生——即太学生，爱情都留给了秦楼楚馆内数以万计的美娇娘。
　　徽宗崇宁三年（1104），将作少监李诫督建的太学预备学校——辟雍，刚建成投入使用，学校附近就出现妓院一所。辟雍始于西周，是天子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礼记。王制》）西汉以来，历代均有辟雍，但多用于祭祀，只有北宋的辟雍，是个实实在在的学校。
　　北宋初年，东京城内的教育机构，仅国子监一所。这是承继汉朝以来旧制，只不过招生门槛有所降低。晋朝时，国子监尚是极少数贵族子弟专属，唐朝则降格为专对高级官僚子弟开放。到了宋朝，国子监的蓝血程度再次缩水，七品以上的中下级官僚阶层子弟，均有资格入学。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六月，由右谏议大夫崔颂判监事，宋朝直接利用后周国子监校址天福普利禅院，正式聚集学生讲学。
　　此后真仁两朝，国子监都有所扩充，由最早的70名学生增至200人。这些学生大多学籍挂靠在国子监，却不现身上课，只有老师住在监内。国子监沦为单纯的考试场所。“每逢解试期，国子监召集四方学子前来应试，优者选送。此时监内颇有人满为患。迨考试终结，即云消烟散，热闹一时，寂寞永久。有教育之名，无教育之实。”（黄现璠《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为了遏制这种离谱的现象，后来规定，监生必须上满五百日课，才有参加解试的资格，可惜实行没多久就形同虚设了。
　　除了国子监，当时还设有广文、太学、律学三馆——用来容纳前来京师备考的各地学子，多时能有千余人。但这三馆仍是徒有虚名，没考试时，不过寥寥二三十人暂住其内，只能算国子监的补习学校。
　　直到庆历四年，判国子监王拱辰等人上书：“首善自京师，今国子监才二百楹，不足以容学者，请以锡庆院为太学。”他们提出，汉代的太学有240房，千八百余室，学生三万人，而唐京师有1200间学舍，我们的国子监相比它们实在太小，必须扩充。
　　宋仁宗痛快答应了，可当时负责营造事务的三司不买皇帝的账。他们认为，锡庆院改造费用太高，本是辽国使节招待所，不可缺少。遂另选址，于二月间启用马军都虞候公廨为太学。直到接待辽使的场所改作都亭驿后，太学才找回锡庆院这个校址，以锡庆院的后堂和两边廊庑为校舍，办学生涯正式启程。（《续资治通鉴长编》）
　　锡庆院位于国子监以东，最初除了接待辽国使节外，还常用于举办皇家宴席。皇帝在此宴请宗室和百官，其乐融融的旖旎之象常有。锡庆院曾出现在“红杏尚书”的宋祁诗里：“传炙濯罍纷络绎，神仙彩树互低昂。名酋面内千胥乐，欢译遥通戴斗香”（宋祁《乾元节锡庆院燕》）。不久后，锡庆院以东的朝集院也划归太学所有。太学渐成规模。
　　自从庆历四年单独建校后，太学便由当时的著名教育家胡瑷领导教学。胡瑷将自己在苏州、湖州等地的办学经验用在太学的管理上，使太学的学术影响力越来越大。嘉祐元年，太学生已达三四百人，全部接受公费教育。
　　胡瑷的教学理念颇为现代，他将授课科目分为经义斋和治事斋，前者主要讲授经典，后者则教授学生处事方略。自此，太学逐渐兴盛，吸引了诸多先生和学生。先生除了胡瑷，还有石介、孙复等人，均是学术大家。学生则从各地的县学、州学中选拔，县学选拔优秀者到州学，州学再选拔优秀者上太学，从而保障了太学源源不断的生源和优秀的学生质量。太学建立后十余年间，太学生中高中进士者多达三百余人，而每年进士总量不过百人。
　　至于昔日贵族学校国子监，由于生源的局限性和教学方式的陈旧，被太学彻底夺去风头，以至沦落到“学舍虽存，殊为湫隘，生徒至寡，仅至陵夷”的境地。（《武夷新集》卷十七《代人转对论太学状》）
　　神宗年间的变法则第二次成就了太学。王安石不仅对太学实行扩招，还改革了用人体制，实行“三舍法”，即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类，其中上舍中成绩优异者，可直接选拔为官。此举蕴含养士取士之意，与战国时期田齐的稷下学宫相仿。也可比作现在大学的预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
　　到了元丰二年，太学已有八十斋，每斋五楹，可容纳三十人；外舍两千人，内舍生两百人，上舍生仅百余人。后来王安石新法虽废除，太学却未见受影响。徽宗时期，恢复部分新法，将外舍生定额提高到三千人，内舍生六百人，上舍生二百人。辟雍正是此时为容纳外舍生而修建。
　　于是，东京城南逐步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区。过了龙津桥往南，御街以东便是太学，太学紧邻武学街、三学院，连同邻居国子监和不远处的辟雍，可谓青春洋溢、思想纵横。
　　在这个文化教育区内，除了太学的常规儒学教育之外，还设有医学、律学、武学、算学、道学、书学和画学。武学生一百人，主攻兵法；律学生无定额，主要学习断案和律令，案例和法条并重；算学生二百人，学习《九章》、历法和天文；书学生兼学篆、隶、草三体；画学生分为佛道、人物、山水等科；医学生三百人，分作方脉科（内科）、针科、疡科（外科）三科，每科均有一名教授带领；道学生自是学习《道德经》、《庄子》等道家典籍，这与当时皇室崇尚道教不无关系。这数千名学生年轻化了整个东京城南，在这里诗酒趁年华。
　　学习固是主旋律，太学生也会伴繁台春色玩闹，说不定还常去附近的清风楼尝酒聊天，也给附近那所妓院创造了商机。那时候，太学各斋（类似英美大学的hall或school）经常举行聚会。聚会前，通常要进行一项名为“叫条子”的准备工作。活动名听起来便不甚文雅，内容更是。周密《癸辛杂识》里说：“学舍宴集必点一妓，乃是各斋集正自出帖子，用斋印明书仰北子某人到何处，祗直本斋宴集。” 此为太学生娱乐活动之一。
　　娱乐活动之二，是“投壶”。太学内设公共食堂，其特色太学馒头得仁宗加持，远近闻名。岳珂有诗《馒头》：“几年太学饱诸儒，余伎犹传笋蕨厨。公子彭生红缕肉，将军铁杖白莲肤。”光看诗文，也觉得这馒头味道是极好的。太学食堂内吃馒头的场面却没有半点斯文，通常是扰闹喧哗，打破碟碗的事也屡有发生。热热闹闹吃完饭，年轻人们还要用“投壶”的运动帮助消化，于是开始了另一轮吆喝。 　　玩闹归玩闹，学习却半点没耽误。太学代表当时学术潮流，升学率傲视全国，仁宗庆历到嘉祐初年形成的太学体，便成了大家仿效的应试宝典。太学体的特征，大概是辞藻华丽、洋洋洒洒、词语艰涩。僻涩如“狼子豹孙，林林逐逐”，怪诞如“周公伻图，禹操畚锸，傅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太学体好坏姑且不论，这属于文学史话题。只说它恰好撞到了欧阳修的枪口上。欧阳修意欲改革文风，极其痛恨太学体，“痛排抑之”。对将太学体写得炉火纯青的太学生刘几，他应是留意了许久的。
　　号称太学“国学第一人”的刘几可以说是个大奇葩。他通音律，擅饮酒，留下了许多趣味段子，不得不在此八卦一二。七十岁退休后，刘几便带着婢女四五人浪迹山林。遇到喜欢的地方就安营扎寨，倒上酒，谱上新声，让女奴现场合唱。醉了就地卧倒，潇洒得让人直冒冷汗。后来他被召回京师议大乐，白天里穿着朝服衣冠楚楚，晚上则换上布衣漫步市井间，不醉不归。神宗倒也不和他见怪（《石林燕语》卷十）。宋朝畅销书《画墁录》里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段子：某日刘几在樊楼喝酒，遇见一老叟，两人相谈甚欢不细表。老叟传给他内丹之术——听起来太耳熟，酷似身负血海深仇的少年跌下悬崖获得武林秘籍之类——刘几当是认真学了，因为他七十四岁那年与友人爬山之时，友人连跑带喘都追不上，他却健步如飞，大笑友人不济。然后……他脱下裤子秀出自己的臀部，“皆无肉，皮里骨，毛长数寸，扣之有声，光彩粲然。”
　　嘉祐二年是个神奇的年份，由欧阳修作主考官的这一年，登第进士如下：程颢、张载、苏轼、苏辙、曾巩、曾布、吕惠卿、章惇……群星闪耀。明星太学生刘几却和他的太学小伙伴们一道名落孙山。早在判卷时，欧阳修便根据“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一段话精确锁定刘几：“此必刘几也。”在用大朱笔狠狠刷下刘几之余，欧阳修还恶狠狠续了一句：“秀才剌，试官刷”。
　　故事到这，尚未结束。嘉祐四年的殿试，欧阳修判到这样一份考卷《尧舜性之赋》，有曰：“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他大为赞赏，将其点为头名。写出投欧阳修所好文章的此位状元，正是改名为刘煇的刘几。欧阳修得知后，“愕然久之”（《梦溪笔谈》）
　　娱乐荒唐有之，文艺才情有之，年轻人还少不了热血和气节。太学生参政，从神宗时便有了苗头。据《林希野史》记载，苏颂之子苏嘉在太学时，曾针对变法撰文批判，惹恼了王安石，一批太学学官因此被罢免。宋神宗评价道：“太学生好雌黄人物，虽执政官亦畏其口。”太学自此多了“无官御史台”的名号。
　　北宋末年风雨飘摇之际，太学生经常组织茶会，互通消息，抨击时政。一大批铁骨铮铮的死谏之士应运而生。宋徽宗崇宁年间，太学生雍孝闻在殿试中大力抨击蔡京兄弟，被流放而死于海南岛。大观时，太学生陈朝老上书斥责蔡京“奸雄悍戾，诡诈不情”。太学生陈东更是在靖康元年率领数百人跪在宣德门下，上书请命要求召回主战派李纲。登闻鼓被云集至此的万名东京市民敲破，主和派李邦彦（曾是太学生）从东华门出来时，被揪住一顿猛揍。钦宗不得已，召回李纲。东京城破之后，宋钦宗亲自去金营求和，“太学诸生数百人泣诣南薫门”。可惜，他们并不能改变任何事情。
　　总是这样，大学生改变不了时局，唤不回曾经。如果拍一部宋朝的校园片，我还是愿意拍拍食堂内的荷尔蒙、大吵大闹的投壶，甚至是“叫条子”。男主角是刘几还是赵明诚，还得细想一会儿。龙津桥往南，风光正好，青春不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