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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案前放着老剧作家吴祖光同志的新作五幕话剧《闯江湖》(载《收获》1979年第三期)，读了一遍又一遍，我深深地被打动了。掩卷遐想，不能自己。我想，这是一出话剧，但更可以说她是一首诗，一首深沉悲愤的叙事诗。她饱含着血和泪，饱含着爱和笑，那样细腻委婉，那样激昂嘹亮，那样真切动人。
我喜爱作者对于中国社会的深切了解，喜爱作者再现生活的艺术才能，更喜爱他在创作方法上所着力探索的话剧的民族风格。作者是一位有独特风格的作家，这个戏和他以往的作品一样，朴实细腻，完整流畅，以合乎我国观众欣赏习惯的叙述线索和节奏，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前呼后应，环环相扣，表现了鲜明的民族独色。尽管作者描写的并不是什么新鲜题材，但读后却那样富有新鲜感，让你觉得仿佛作者的思想和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汇成一股清泉，在你心中潺潺流动，激荡，使你兴奋、思考、向往。
故事是在一九四五年夏天开始的。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旧中国，风雨如磐，一片黑暗。在天津贫民区“阴阳界”的一个小院儿里，以张义亭(师父)、张乐天(大师哥)为首的一个穷评戏班子，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在戏霸、老板的层层压榨下，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悲惨地挣扎着。这样一群流浪艺人，在演戏之外还要去拉排子车，拉洋车，还要去作小买卖，卖馄饨，卖白薯，卖糖葫芦，卖烟卷。但就是这样，也还是吃不上，穿不上，甚至生了孩子也养不起，要丢到垃圾箱里去。这是一幅多么凄惨的生活情景啊！剧本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了矛盾，描写他们怎样和生活搏斗，怎样和各种恶势力的代表人物斗争。在艰难曲折的斗争中，他们有的悲惨地死去了，有的沉沦堕落了，有的彷徨动摇了，有的走上了革命道路。但是最终他们大多数人都投入了党的怀抱，奔向解放区，开始了新的生活。剧作者巧妙地将这些评剧演员的命运和当时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赋予这一题材以极深的含意。莎士比亚曾在《哈姆雷特》中借剧中人宣告过自己的艺术主张：“该知道演戏的目的，从前也好，现在也好，都是仿佛要给自己照一面镜子，给德行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作者正是通过这些评剧演员的命运和遭遇，给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和社会的形象和印记，愤怒地揭露和控诉了那个社会摧残艺术、摧残人才的罪恶，热情地歌颂了我们的党，歌颂了我们的新社会。这一主题，对我们今天的读者，特别是青少年仍是有很现实的教育意义的。
在情节安排上，作者没有故作惊人之笔，去追求强烈的跌宕和冲突，而是善于抓住生活中典型的情节和细节，通过常见的冲突，把生活如实地奉献到观众面前，让你为那些情节而激动，为那些人物的命运担忧和高兴。
高尔基说过：文学就是人学。戏剧不是凭概念，而是凭形象来教育人的。吴祖光同志在这个戏里没有急着去描写复杂的情节，而是从容不迫的去写人，用他的饱蘸情感之笔，写他的张乐天、彩霞，写他的金香、苦三等等。他不去写他们的外部世界，而是写他们的灵魂，写他们的命运和遭遇，使你读着剧本，仿佛不是在读戏，而是随着剧中人物的命运在同呼吸共命运。在这些众多的人物之中，张乐天和彩霞夫妇的命运算是比较典型的，这也是全剧的主线。戏开始的时候，张乐天和他的媳妇彩霞住在一间四面漏雨，八面透风的小屋里，彩霞刚刚生了个孩子，他们无法养活他，也不愿意再给这个戏班子大家庭添个累赘，于是夫妇商量，决定把孩子丢掉。作者别具匠心，没有写母亲怎样为丢弃自己的骨肉而呼天哭地，难舍难离。当乐天抱着孩子走时，彩霞先是说：“抱走吧。别难受，身子要紧。”后来当乐天难以舍割时，彩霞又说：“孩子爹，你干什么，这也不是咱们兴的，我们在台上不是常唱别离段吗？哭声天，哭声地，哭声夫，哭声妻，卖儿卖女……”这番描写，对一个母亲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但仔细琢磨，却是十分真实的。苦难的生活已经迫使我们的彩霞丢掉过三个孩子了，这是第四个，她的心早已麻木了，破碎了，她的眼泪也早已凝固了。让人读着彩霞的这番话，较之让她哭哭啼啼，更感到加倍的凄楚。
在青岛会友站，乐天和彩霞又遇到他们命运上另一次大的磨难。正当他们被老板钱德贵所骗贫困交加、生活无着的时候，师父张义亭得了重病，他们那个当时扔出去又被金香捡回来的孩子生病后，被一个日本娘们的骗子大夫一针送了性命。苦命的彩霞因为失去了她亲爱的孩子悲痛欲绝。但她万万没有想到，更悲惨的命运还在等待着她，原来乐天在会友站老板的逼迫下，为了还清债务，也为了给师父看病，已经把他心爱的妻子彩霞典给人家了。这对彩霞和乐天是多么难于想象的打击啊！他们是多年的恩爱夫妻，今天，乐天背着彩霞办了这样一件对不起她的事，他到底怎样告诉她呢？怎样向她解释呢？我读到这里是很替作者担心的。作者的笔是十分传神的，他这样写道：
彩霞：(反转来安慰丈夫)乐天，你也别难受了，只要大人活着，就不愁没有孩子，我再给你生吧。
〔一句话戳到乐天的伤心处，瘫倒椅子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彩霞：乐天，你怎么啦？
乐天：……彩霞……(说不出口，却警惕地去关了里屋的房门)
彩霞：你怎么啦？你要说什么？
乐天：我说不出口哇……
彩霞：(瞪着他)你跟我还有什么不好说的？
乐天：行，我说吧！……账房先生说，这儿有一个大烟商，他想典一个媳妇儿，为着给他……
彩霞：又不说啦，给他干什么呀？
乐天：给他，给他生儿子。
彩霞：他生他的，跟我扯得上吗？
乐天：(指里屋)小声点！咳！你没听明白呀，他要典一个会生孩子的……
这一下彩霞明白了，她惊呆了，她沉默了。但是彩霞毕竟是最顾大局、识大体、温顺贤慧的女人，当她弄明白这是救师父性命和救戏班子大伙儿的最后一条路之后，“猛地抬头，挺起胸膛，擦眼泪”说：“我去！”作者异常准确地表现了这一对夫妇此时此地的特殊心境，推进和发展了人物的性格。读到这里，不禁令人潸然泪下。
罗丹说过：“只有性格的力量，才能造成艺术的美。”作者笔下的张乐天和彩霞是极富性格力量的，特别是张乐天，更为鲜明动人。他为人正派，心地善良，诙谐幽默，机敏善变。他的性格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是个乐天派，甚至在最愁苦的时候，他还笑语横生。但是命运之神老是和他作对，一连串的厄运接连打击着他，最后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的一切，孩子死了，老婆典给人家了。但是他还笑着，那是一种带泪的笑，带血的笑，读者时时在他笑的声浪里窥见一种凄凉哀伤的色彩。作者正是赋予人物这样一种特有的性格，使他有着感人至深的力量。
在描写正面形象的同时，作者也十分重视反面形象的塑造。吴祖光同志笔下是没有什么帮风帮气的，这些年来看惯了舞台银幕上那种千篇一律的反面形象，这个剧本中的几个反面人物确可使人一新耳目。戏园老板钱德贵，土匪司令李作尧，恶霸王五陵都各具特色。钱德贵圆滑势利，认钱不认人，李作尧恶棍草包，但却冒充风雅，张口闭口大谈艺术，王五陵心狠手辣，少言寡语。作者不是主观臆测去人为的设计这几个人物，而是让他们从各自生活的院落和胡同里自己走出来和读者认识、交谈，每个人都带着他们那个时代和阶级特有的印记和灰尘，有着鲜明的性格色彩。
作者还善于选取和提炼性格化的语言来塑造人物，这个戏里决没有那种空洞的议论，干瘪的对话，作者完全是按照人物自身的思想逻辑和行为逻辑，让他们去讲话去行动的。我们读剧本时，即使不看前边的人名，也会知道这话是谁说的，不会弄错。有时作者往往寥寥数语，就把人物勾画得形神毕露。第二幕张乐天和钱二婶那段对话是很值得欣赏的。
钱二婶是个高利贷盘剥者，钱德贵刚给戏班子开完份子，她跟脚就来收印子钱，张乐天变着法儿和她打哈哈：
乐天：您拔根汗毛也比我们腰粗呀！
二婶：放账容易收账难，两条腿都跑细了，谁管呀？指(乐天)你起开点，老挤我干什么？
乐天：二婶，您真不愧绰号赛杨妃，这么热的天，二婶身上可真凉森，挨着您比吃冰激凌还舒服呢！
二婶：(打乐天)这张贫嘴！彩霞，你也不管着你爷们点儿，这么没上没下，没大没小，没羞没臊的。
乐天：二婶，她不管我。二婶儿，明儿散了戏，我还教您骑自行车去。
真是妙极了，顾左右而言他，除了张乐天谁能讲出这样的话来，多么浓郁的生活气息，多么简炼形象的语言。作者居然把这一场讨债抗债的斗争写得这样轻松愉快，别具声色，使人物性格跃然纸上，显示了作者驾驭语言的才能。
此外，对于钱德贵、金香娘、站长的语言描写，也有很多精妙之处，就不一一列举了。
作者对于细节的运用也是颇具匠心的。恩格斯说过：“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如果说一个剧本是一条项链，那么好的细节就如在项链上闪光的明珠，对于刻画人物，交代情节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一幕，作者运用彩霞的孩子这个细节，十分自然地引出了彩霞、乐天、荷姑、金香等一连串人物，同时交代了全剧的规定情景，二幕、三幕这个细节在不同的环境下继续出现，特别是三幕孩子的死，有力地加剧了冲突的力量，烘托了气氛，给人很深的印象。
再如苦三的那套新衣这个细节也十分真实。开始他为了出去揽生意，省吃俭用，买来穿上，后来，他被拉去当苦力，宁愿光身而去，非把这套衣服当场脱给乐天不可，这一穿一脱，有着丰富的潜台词，形象地深化了主题。
第二幕里，作者描写金香为了散戏后赶去纱厂作工，穿了一件背上写着“250”的号衣，偏巧碰上恶霸王五陵。王五陵以擦号为由，挑逗金香，金香反抗，衣破人恼。通过这一细节，作者活灵活现地勾画出王五陵的流氓嘴脸和金香刚烈的反抗性格。
“此中真歌哭，情文两俱备。”我认为，吴祖光同志的《闯江湖》正是陈毅同志所形容的这样一出好戏，这样一首好诗，读着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我盼望着能尽快搬上舞台，和更多的观众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