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斯比特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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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发展民主,建设民主法治国家,走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道路,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近代民主思想源自于西方, 并随着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而影响世界。人们对民主的关注和讨论,多是西方的选举民主即水平模式“横向民主” 的建构,而较少重视民主垂直模式的“纵向民主”,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功,尤其是中国在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的突出表现,西方也将目光聚焦到中国,探讨与西方发展不同的所谓“中国模式”,在此背景下,这种探讨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奈斯比特中国模式“纵向民主”的内涵
  人们都在谈论民主,并在建设和发展民主的道路上孜孜不倦的前行,但民主的概念是什么,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实现民主的道路和方式是唯一的吗?奈斯比特认为民主的终端或者结果是实现人民掌控。同时他指出从事实的发展来看,西方人一直认为的西方的民主模式是达到这一终端的“唯一”方式是错误的,实现最终民主的方式和途径有很多种。他看到中国正在开始的就是一种全新的模式--“纵向民主”,“是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它是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top-down)与自下而上(bottom-up)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我称为纵向民主。”
  二、奈斯比特中国模式“纵向民主”的特色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制度的优劣不是仅靠理论上的论证就足以说明的,更需要通过考察分析制度运作对社会经济的治理效果来加以考量。那么中国模式的“纵向民主”对西方模式“历史之终结”的傲慢无疑最具有特色和说服力。
  第一、从结构上看,“纵向民主”是与西方“横向民主”截然不同的体制。关于“横向民主”和“纵向民主”相关的论述较早出现在美国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乔万尼·萨托利所著的《民主新论》。萨托利认为,“横向民主”就是指民主政治的横向结构,“公众舆论、选举式民主、参与式民主、公民表决式民主,都是横向民主的实施与普及”而“纵向民主”是指民主政治的纵向结构,“研究支配、服从与协调 ,研究群体中的等级结构。我称之为政治的纵向性”。关于二者的关系, 萨托利认为两者不可分割,两者是民主政治的不同侧面。约翰·奈斯比特则认为,“横向民主”和“纵向民主”是不同的民主模式,“横向民主”就是指西方的选举民主,而纵向民主是指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即由“国家自上而下的领导”与“民众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统一而形成的一种新型政治模式。“纵向民主”之于中国已不仅是萨托利所说的只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纵向侧面结构,它正在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总体性制度框架。他并以香港为例指出西方民主并非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西方和中国模式共存也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对此他评价道:“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社会所允许的多元性就是在可怕地挑战西方国家作为全球道德高地的地位。中国的开放不仅拓宽了领导的视野,而且撼动了改革精英们的政治视角。” 正如吴邦国在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申明:“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这是中国经过60多年发展历程得出的重要发展经验和共识,更是中国特色政治文明与其他政治文明的本质区别。
  第二、从文化背景来看,中国开始的“纵向民主”根植于传统文化,符合自己的历史和要求。由于各国的经济社会历史发展环境不同,各国的政治发展的道路和模式也不尽相同,这也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体现,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总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来看待其他国家,相信西方国家的模式才是最佳的政治模式是“历史的终结。对此,奈斯比特指出这一思维必然导致失望和不现实的期望。中国的发展成就和事实表明中国人民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了适合自己的道路,因为他认为“纵向民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在奈斯比特先生看来,中国“纵向民主”受到“社会秩序”和“和谐”这两个因素的重要影响,而这正是儒家学说的中心思想。孔子认为,只有秩序才能为人们带来真正的自由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秩序并不抑制自由,而是界定自由活动的空间。他分析道,中国人相信人们生来就是密切联系的,所有个人都是集体的一分子。在这种环境下,政治运作不是依赖对立的政党或者政客,而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实现意见的统一。
  第三,从民主的绩效来看,中国模式“纵向民主”的成就显著。奈斯比特认为“纵向民主”避免了多党竞争带来的无谓消耗。根据中国实际情况选择的“纵向民主”模式, 在集中体制资源、集中民智、集中民力、解决诸多重大难题上, 表现出惊人的高效和务实。奈斯比特先生认为,“纵向民主”实现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其主要优点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如果中国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横向民主体系,那么大量精力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上,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混乱,这是珍视和谐与秩序的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这种纵向民主确保了中国“放而不乱,活而不散”,可以保证政策的长期连续性和社会的稳定。奈斯比特据此还认为,这一模式显然是中国30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
  三、奈斯比特“纵向民主”对我国民主实践的启示
  中国的纵向民主模式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与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等的不断发展的要求还存在着诸多矛盾。这既是构建中国“纵向民主”模式的挑战也是机遇。而中国模式--“纵向民主”的关键是建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机制,它的成功取决于“自上而下”的引领,人民群众的“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及上下信息反馈互动协调机制的稳定流畅。
  首先,自上而下,坚持党的领导,发展党内民主,提高执政能力。奈斯比特认为“纵向民主”的特点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于“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建设政治文明的根本保证。民主建设只能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才能真正取得成功,中国没有以民主改革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分裂局面,而是在一党执政体制内进行了调整。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中国以这样的政治体制才能走出贫穷。如奈斯比特所说,“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民明白, 没有其他政党可以替代中国共产党, 否则的话, 政治风险就太高了。而中国共产党也明白,要以人民利益为己任, 不可挑战人民的忍耐力”。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发展党内民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即符合“自上而下”的改革机制也是“纵向民主”构建的题中之义。
  其次,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壮大自下而上的参与程度。奈斯比特认为“政治稳定是自下而上力量壮大的基本条件”稳定应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避免出现政治波动和社会动乱。其二,稳定应是发展动态的稳定。民主是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稳定为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而只有国家决策广泛吸收民主参与,才能促进政治发展稳定,两者相辅相成。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催生了大量新兴社会阶层,它们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和公共影响力,有着较为强烈的利益诉求,利益的多元化不可避免的造成利益冲突,其中就蕴含着诸多不稳定因素如:贫富差距、群体性事件等,所以政府应该积极引导新兴社会阶层进入体制内,将自下而上的参与力量通过引导、吸收最终将其合理纳入纵向民主的运行框架,就能将体制外力量转变为体制内力量,从而实现社会、政治的稳定,促进民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
  最后,重视网络沟通,创新上下互动的动态平衡机制。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政府应对来自各个层面自下而上的意见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关注来自下边底层的声音,并利用多种不同渠道了解普通百姓的意见。领导层与民众之间始终保持着沟通,不断地进行变化调整,尤其要重视信息社会条件下的互联网在上下沟通交流中重要作用。奈斯比特认为,互联网是“纵向民主”自下而上表达意见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是中国“融入世界”与外界进行沟通交流的一个有效途径。网络作为一科学技术力量,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在公民自下而上参与的互动性、直接性、公开性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网络的开放性和平等性不但激发了公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的热情,也使公民参与的手段更加完善和灵活,网络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渠道,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信息互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推动公民与政府官员的直接对话,利于集中群众智慧,体现群众利益诉求,提高了民意在政府运作中的分量。网络正逐步改变着人们的政治生活方式,有力推动着我国民主发展和政治变革,在2009 年2 月温家宝总理与公众进行网络交谈之后,网络已经成为一些中国高官们所偏爱的与公众交流的新方式。因此重视网络沟通的重要性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的纵向沟通机制,并能够使其制度化,形成一种新的制度模式,这也是构建纵向民主的必要条件和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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