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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前，装载着一箧箧汉籍的舟船穿过茫茫的苍海，驶过浩荡的鲸波，从中国来到日本。汉籍不但带来了中国的思想，也改变了日本的历史。
访书缘起
“我带你去鹿儿岛看看吧！”电话那头的陈翀兄说。
“鹿儿岛？去看樱岛火山？”我问。
“我们去找大渊贵之兄，参观一下鹿儿岛大学的图书馆。你肯定会满意的。”
“那太好了！”我不由得叫出来。因为我早就知道日本鹿儿岛大学图书馆玉里文库收藏了很多珍贵的古籍，却一直缘悭一面。
我联系陈翀兄，本来是想趁我2018年在日本京都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机会，再去广岛大学拜访他的。记得2013年6月，我去广岛大学拜访陈翀兄，在他的研究室中海阔天空地畅谈学术，很是惬意。不过，他建议这次我们一起去鹿儿岛大学，我正好与大渊贵之兄在2016年底复旦大学召开的“中日日藏汉籍学术研讨会”上见过，也算是熟人。
2017年7月，我在南京大学操办了第二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鹿儿岛大学的高津孝先生做了一个主题演讲，题目就是《鹿儿岛大学附属图书馆“玉里文库”所见萨摩藩之海外信息收集》。通过高津先生的报告，我大致知道了玉里文库的来源及其藏书特色。原来玉里文库是在鹿儿岛大学附属图书馆收购的玉里岛津家文书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时在1951年。据高津先生调查，这批资料包括日文及汉文的书籍，多达18900册。玉里岛津家始于萨摩藩第二十八代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年）的弟弟岛津久光（1817—1887年）。前段时间，风靡一时的日本大河剧《笃姬》讲的就是幕末时期岛津家的故事。
岛津家的文书资料分藏于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鹿兒岛市矶之尚古集成馆、鹿儿岛大学附属图书馆和鹿儿岛县立历史资料中心黎明馆，只有玉里文库的文献资料是以书籍为中心的，所以高津孝先生认为，玉里文库很好地反映了近世萨摩藩学术的整体样貌。因为萨摩藩地近琉球、中国，处于东亚信息流通的枢纽位置，所以很注意收集有关东亚的信息资料。据高津孝先生展示，玉里文库收藏了很多地图、地志、有关海外的资料、漂流民资料、有关东亚战争及战乱的资料，最引人注目的是保存了一些非常罕见的太平天国资料。太平天国运动因为历时较短，又很快被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政权刊印的资料流传非常稀少，但玉里文库还保存着一些太平天国政权颁布的文书，如《太平诏书》一卷、《颁行诏书》一卷、《太平军目》一卷等。至于玉里文库是通过何种渠道获得这些资料的，高津先生认为，可能是通过英国或琉球得到的。
鹿儿岛大学是在日本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1901年建立）的基础上建立的，正式改名为鹿儿岛大学是在1949年。鹿大没有独立的文学部，只有法文学部，分为法经社会学科与人文学科，现在的学部长正是高津孝先生。高津孝先生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曾在我国南京大学留学，师从程千帆先生，曾将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翻译为日文。高津先生受该书启发，撰写了《宋初行卷考》等研究科举与文学的论文。不过，我这次来鹿大，不好意思打扰高津先生，好在有大渊兄帮我们预约好了参观图书馆的时间。
邺架琳琅
我早早地从宇治的黄檗出发，然后在京都站坐新干线到广岛和陈翀兄会合，我们再一起驰向鹿儿岛中央站。出了鹿儿岛中央站，果然感到了日本南部的热情。辗转电车，终于到了鹿儿岛大学附近的车站，大渊贵之兄已在那里等我们。我们一起去鹿大，远远地就看见冒着火山烟的樱岛，一下子就勾起我7年前第一次来鹿儿岛时的记忆。
午饭后，我们立即前往鹿大附属图书馆的玉里文库。玉里文库的汉籍目录已经出版，就是高津孝先生所编的《玉里文库汉籍分类目录》。这部目录显示玉里文库的汉籍并没有特别的珍本秘籍，收藏的都是一些常见的汉籍，不过这正好体现了日本江户时代地方大名的汉学修养。
2011年，我在京大担任客座教授时，文学部木田章义教授曾带我进入过京大附属图书馆的贵重书库，可谓邺架琳琅，目不暇接。不过，京大的贵重书库线装书的摆放方式与附属图书馆普通书库完全相同，就是将古籍装在函套中，竖立放在铁制的书架上。后来，我又进入过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贵重书库、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以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善本书库，图书都是竖放在书架上的，而不是像传统那样平放，可能这样比较省空间。
可是，我们进入玉里文库后，立刻被文库里的图书陈列惊呆了。原来玉里文库的藏书全部是放在书箧里的，书箧外面是一个木制的书盖，上面还有一个凸起的把手，这样可以拉开书盖。拉开书盖后，书箧分为两层，线装书就平放在书箧里，这倒完全是传统的放书方式。记得我在京都建仁寺两足院看书时，寺内的住持提来的也是一个长方形的书箧，与玉里文库的藏书方式一致。书盖右上角贴着白纸，纸色已经很旧，上面用墨写着该书的番号，如《通俗水浒传》是“百十五番”，《海国图志》是“百五十五番”，《资治通鉴纲目》是“百六十四番”，《唐诗类苑》是“百七十八番”，这相当于现代图书馆的索书号了。
墨书旁边则是一长方形的朱色阳文印，刻着“龟印”二字。书盖正中用毛笔写着书名和册数，如《通俗水浒传》是“二十二册”，《海国图录》是“二十四册”，《唐诗类苑》是“百册”，等等。这些书箧应该就是原来玉里岛津家藏书的原物，右上角的贴纸很旧，已经泛黄，应该是江户时代的遗物。右下角则是玉里文库建立后，规范化的图书馆登记用纸，上面写着“箱番”和“书册番号”。
《海国图志》与日本
玉里文库并不是太大，但特色非常明显，因为其完整地再现了江户时代大名家藏书的原态，包括大名对汉籍的购书、收藏和阅读情况。结合《玉里文库汉籍分类目录》和实际参观的情况，可以发现，岛津家收藏和阅读的汉籍还是比较丰富的，除了传统的经史典籍之外，还收藏《水浒传》《金瓶梅》之类的小说，最引人注目的是还收藏了《海国图志》一书。
《海国图志》是魏源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编写而成的，初版原为五十卷，后增补为六十卷，最后达到一百卷。玉里文库的藏本为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邵阳魏氏古微堂再版本，而且据高津孝先生考证，封面的书名、书籍切口的标签以及书套的书名，都是由萨摩藩的藩主岛津久光亲自题写的。《海国图志》这本“开眼看世界”的著作，提出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些都对日本江户末期的倒幕运动和后来的明治维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07年4月19日，日本NHK的电视节目《享受了解》中专门播放了一档名为《〈海国图志〉挽救了幕末的日本》的节目。幕末名儒鹫津毅堂在《圣武记采要序》中说：“海防之策莫善于是篇。”其实何止海防，整个日本幕末时期的思想都受到了《海国图志》的影响。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日本倒幕维新运动的活动家、思想家坂本龙马（1836—1867年），10多岁在学习剑道时，为了和师兄抢着看《海国图志》，两人竟相约决斗。《海国图志》也是坂本龙马所创立的“象山书院”的必读书，很多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都出自象山书院，《海国图志》对他们的影响可想而知。所以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说：“《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
《海国图志》六十卷本于1851年传入日本，百卷本也于1854年输入日本。1854—1856年，日本竟然刊印了21种不同版本的《海国图志》选本，可见此书在幕末时期的风靡。玉里文库除了藏有中国的原刊本之外，还收藏四种日本刊本。在江户末期的倒幕运动中，岛津家的萨摩藩与长州蕃组成所谓“萨长同盟”，联手讨伐幕府，开启了明治维新的先声。从玉里文库收藏《海国图志》可以看出，主张变革的思想早已在萨摩藩传播开来，萨摩藩领导倒幕运动并不是偶然的。
离开玉里文库，我们坐大渊兄的车去樱岛游赏。在欣赏自然之伟力的同时，看着苍茫的大海，我的脑海中想象着几百年前装载着一箧箧汉籍的舟船穿过茫茫的苍海，驶过浩荡的鲸波，从中国来到日本。汉籍不但带来了中国的思想，也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这条海上的“书籍之路”见证了人类思想与文化的播迁，而承载东亚文明的汉籍及其价值理应在21世纪被发掘出来并发扬光大。
卞东波，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访书缘起
“我带你去鹿儿岛看看吧！”电话那头的陈翀兄说。
“鹿儿岛？去看樱岛火山？”我问。
“我们去找大渊贵之兄，参观一下鹿儿岛大学的图书馆。你肯定会满意的。”
“那太好了！”我不由得叫出来。因为我早就知道日本鹿儿岛大学图书馆玉里文库收藏了很多珍贵的古籍，却一直缘悭一面。
我联系陈翀兄，本来是想趁我2018年在日本京都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机会，再去广岛大学拜访他的。记得2013年6月，我去广岛大学拜访陈翀兄，在他的研究室中海阔天空地畅谈学术，很是惬意。不过，他建议这次我们一起去鹿儿岛大学，我正好与大渊贵之兄在2016年底复旦大学召开的“中日日藏汉籍学术研讨会”上见过，也算是熟人。
2017年7月，我在南京大学操办了第二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鹿儿岛大学的高津孝先生做了一个主题演讲，题目就是《鹿儿岛大学附属图书馆“玉里文库”所见萨摩藩之海外信息收集》。通过高津先生的报告，我大致知道了玉里文库的来源及其藏书特色。原来玉里文库是在鹿儿岛大学附属图书馆收购的玉里岛津家文书资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时在1951年。据高津先生调查，这批资料包括日文及汉文的书籍，多达18900册。玉里岛津家始于萨摩藩第二十八代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年）的弟弟岛津久光（1817—1887年）。前段时间，风靡一时的日本大河剧《笃姬》讲的就是幕末时期岛津家的故事。
岛津家的文书资料分藏于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鹿兒岛市矶之尚古集成馆、鹿儿岛大学附属图书馆和鹿儿岛县立历史资料中心黎明馆，只有玉里文库的文献资料是以书籍为中心的，所以高津孝先生认为，玉里文库很好地反映了近世萨摩藩学术的整体样貌。因为萨摩藩地近琉球、中国，处于东亚信息流通的枢纽位置，所以很注意收集有关东亚的信息资料。据高津孝先生展示，玉里文库收藏了很多地图、地志、有关海外的资料、漂流民资料、有关东亚战争及战乱的资料，最引人注目的是保存了一些非常罕见的太平天国资料。太平天国运动因为历时较短，又很快被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政权刊印的资料流传非常稀少，但玉里文库还保存着一些太平天国政权颁布的文书，如《太平诏书》一卷、《颁行诏书》一卷、《太平军目》一卷等。至于玉里文库是通过何种渠道获得这些资料的，高津先生认为，可能是通过英国或琉球得到的。
鹿儿岛大学是在日本第七高等学校造士馆（1901年建立）的基础上建立的，正式改名为鹿儿岛大学是在1949年。鹿大没有独立的文学部，只有法文学部，分为法经社会学科与人文学科，现在的学部长正是高津孝先生。高津孝先生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曾在我国南京大学留学，师从程千帆先生，曾将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翻译为日文。高津先生受该书启发，撰写了《宋初行卷考》等研究科举与文学的论文。不过，我这次来鹿大，不好意思打扰高津先生，好在有大渊兄帮我们预约好了参观图书馆的时间。
邺架琳琅
我早早地从宇治的黄檗出发，然后在京都站坐新干线到广岛和陈翀兄会合，我们再一起驰向鹿儿岛中央站。出了鹿儿岛中央站，果然感到了日本南部的热情。辗转电车，终于到了鹿儿岛大学附近的车站，大渊贵之兄已在那里等我们。我们一起去鹿大，远远地就看见冒着火山烟的樱岛，一下子就勾起我7年前第一次来鹿儿岛时的记忆。
午饭后，我们立即前往鹿大附属图书馆的玉里文库。玉里文库的汉籍目录已经出版，就是高津孝先生所编的《玉里文库汉籍分类目录》。这部目录显示玉里文库的汉籍并没有特别的珍本秘籍，收藏的都是一些常见的汉籍，不过这正好体现了日本江户时代地方大名的汉学修养。
2011年，我在京大担任客座教授时，文学部木田章义教授曾带我进入过京大附属图书馆的贵重书库，可谓邺架琳琅，目不暇接。不过，京大的贵重书库线装书的摆放方式与附属图书馆普通书库完全相同，就是将古籍装在函套中，竖立放在铁制的书架上。后来，我又进入过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贵重书库、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以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善本书库，图书都是竖放在书架上的，而不是像传统那样平放，可能这样比较省空间。
可是，我们进入玉里文库后，立刻被文库里的图书陈列惊呆了。原来玉里文库的藏书全部是放在书箧里的，书箧外面是一个木制的书盖，上面还有一个凸起的把手，这样可以拉开书盖。拉开书盖后，书箧分为两层，线装书就平放在书箧里，这倒完全是传统的放书方式。记得我在京都建仁寺两足院看书时，寺内的住持提来的也是一个长方形的书箧，与玉里文库的藏书方式一致。书盖右上角贴着白纸，纸色已经很旧，上面用墨写着该书的番号，如《通俗水浒传》是“百十五番”，《海国图志》是“百五十五番”，《资治通鉴纲目》是“百六十四番”，《唐诗类苑》是“百七十八番”，这相当于现代图书馆的索书号了。
墨书旁边则是一长方形的朱色阳文印，刻着“龟印”二字。书盖正中用毛笔写着书名和册数，如《通俗水浒传》是“二十二册”，《海国图录》是“二十四册”，《唐诗类苑》是“百册”，等等。这些书箧应该就是原来玉里岛津家藏书的原物，右上角的贴纸很旧，已经泛黄，应该是江户时代的遗物。右下角则是玉里文库建立后，规范化的图书馆登记用纸，上面写着“箱番”和“书册番号”。
《海国图志》与日本
玉里文库并不是太大，但特色非常明显，因为其完整地再现了江户时代大名家藏书的原态，包括大名对汉籍的购书、收藏和阅读情况。结合《玉里文库汉籍分类目录》和实际参观的情况，可以发现，岛津家收藏和阅读的汉籍还是比较丰富的，除了传统的经史典籍之外，还收藏《水浒传》《金瓶梅》之类的小说，最引人注目的是还收藏了《海国图志》一书。
《海国图志》是魏源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编写而成的，初版原为五十卷，后增补为六十卷，最后达到一百卷。玉里文库的藏本为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邵阳魏氏古微堂再版本，而且据高津孝先生考证，封面的书名、书籍切口的标签以及书套的书名，都是由萨摩藩的藩主岛津久光亲自题写的。《海国图志》这本“开眼看世界”的著作，提出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些都对日本江户末期的倒幕运动和后来的明治维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07年4月19日，日本NHK的电视节目《享受了解》中专门播放了一档名为《〈海国图志〉挽救了幕末的日本》的节目。幕末名儒鹫津毅堂在《圣武记采要序》中说：“海防之策莫善于是篇。”其实何止海防，整个日本幕末时期的思想都受到了《海国图志》的影响。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日本倒幕维新运动的活动家、思想家坂本龙马（1836—1867年），10多岁在学习剑道时，为了和师兄抢着看《海国图志》，两人竟相约决斗。《海国图志》也是坂本龙马所创立的“象山书院”的必读书，很多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都出自象山书院，《海国图志》对他们的影响可想而知。所以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说：“《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
《海国图志》六十卷本于1851年传入日本，百卷本也于1854年输入日本。1854—1856年，日本竟然刊印了21种不同版本的《海国图志》选本，可见此书在幕末时期的风靡。玉里文库除了藏有中国的原刊本之外，还收藏四种日本刊本。在江户末期的倒幕运动中，岛津家的萨摩藩与长州蕃组成所谓“萨长同盟”，联手讨伐幕府，开启了明治维新的先声。从玉里文库收藏《海国图志》可以看出，主张变革的思想早已在萨摩藩传播开来，萨摩藩领导倒幕运动并不是偶然的。
离开玉里文库，我们坐大渊兄的车去樱岛游赏。在欣赏自然之伟力的同时，看着苍茫的大海，我的脑海中想象着几百年前装载着一箧箧汉籍的舟船穿过茫茫的苍海，驶过浩荡的鲸波，从中国来到日本。汉籍不但带来了中国的思想，也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这条海上的“书籍之路”见证了人类思想与文化的播迁，而承载东亚文明的汉籍及其价值理应在21世纪被发掘出来并发扬光大。
卞东波，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