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青年就业在近年来成为一个全球性话题,并受到决策者的广泛关注。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国家屡屡出现的骚乱,几乎都与年轻的失业群体关联。
然而,在中国却展现出迥然不同的两幅图景:一方面,随着青年农民工的稀缺性逐渐加剧,劳动力短缺日益明显,工资水平也持续上涨;另一方面,今年将有近700万大学毕业生走出校园,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困局,大学生就业已被称为“史上最难”。
从很大程度上说,大学生就业难是经济转型带来的烦恼。
几乎在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就业相对困难的群体。但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差异,就业困难群体的特征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例如,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越来越转向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行业,随之出现了所谓技能偏向的技术变迁。
这种变化使得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者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低技能的普通岗位则增长缓慢。这时,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受欢迎:他们的失业率较低,而且有着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快的收入增长。
发展中国家则呈现出另外一种情形。
在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的发展阶段,经济的总体比较优势存在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岗位的增长也主要集中于低端的普通岗位。这样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无疑是恰当的,既有利于扩大就业,也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促进经济成长。
随着劳动密集型的岗位持续增长,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被打破,这时,我们就会观察到普通劳动力的短缺开始出现。
从企业层面看,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格逐渐发生变化:劳动越来越昂贵,资本越来越便宜。企业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必然反应就是在技术选择上做出调整:更多地使用节约劳动的技术。节约劳动的技术,不仅是资本、技术和知识更密集的技术,也是对技能需求更多的技术。从宏观的角度看,众多企业行为的加总,就体现为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整个经济也就需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满足对人才的需求。
本文中的图表刻画了对教育和技能的需求,如何伴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
要真正理解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就要梳理中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一般过程,以及在每一阶段的教育发展政策,从供求关系双方寻找大学生就业难的症结和解决之道。
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大学生就业难,既和发展阶段有直接关联,也不同程度上与其他国家出现的青年就业问题有相似之处。不妨将二者结合起来,来检讨哪些因素导致了当前所遇到的困境。
如果从世界范围考察青年失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当其冲是过度的就业保护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僵化。由于就业保护的各种规制措施,总是针对现有岗位,因此,这些措施使得企业难以动态地调整就业需求。
这也就意味着,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因为对占有岗位者的严格保护而更难获得就业机会。欧洲一些国家持续高企的青年失业率,在很大程度上与它们严格的就业保护措施有关。
其次,年轻的劳动者绝大多数刚刚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缺乏工作经验和其他条件的积累。企业一旦遇到市场波动,需要调整就业岗位,年轻人更容易成为受害者。
第三,对大学生而言,他们从大学阶段接受的教育是他们技能的主要来源,如果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脱节,就容易产生失业。
结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教育发展的进程,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困境。
首先,在经济转型之前扩张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无疑是正确的,但高等教育扩张的时机与力度的选择并不恰当。
从图表中展示的逻辑关系看,合乎发展规律的教育发展之路应当是在经济开始转型之后,逐步通过劳动力市场信号的引导,扩张高等教育。
中国出现普通劳动力的短缺大致发生于2004年,而农民工工资增速快于城镇职工则是近几年的事。通过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分析也表明,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初期。目前,技术工人和低技能个人的替代弹性为0.26,而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为1.5至2之间。也就是说,对技能的需求以及对普通劳动投入的替代,已经出现,但只是刚刚开始,而且程度很低。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推迟大约五年时间,或以更稳健的速度扩张高等教育,更符合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需要。
第二,技能与岗位的匹配问题加剧了大学生就业难。原因主要有两个:供给先导型的教育扩张的天然缺陷以及教育体制改革的滞后。如果在技能偏向的技术变迁出现之前,就通过计划经济方式扩张高等教育,因为当时的劳动力市场还无法给出明确信号,教育部门实际上很难把握未来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另一方面,教育体制本身并未实现根本、有效的改革,对于如何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仍然反应迟缓。这也就不难理解技能与岗位匹配不当的情况会发生。
第三,在大学毕业生的供给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呈现出规制增强的趋势。劳动力市场规制的适当增加,对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非常必要的,但从客观的效果看,尤其是在正规部门,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这很可能不利于新进入市场的大学毕业生。
同时,我们也观察到,随着上世纪90年代国有经济调整的结束,国有部门的垄断趋势开始加强,岗位流动性降低。从劳动力市场的总体结构看,国有部门也是大学生就业的重要部门。如果这些部门的岗位缺乏流动性,客观上也就减少了岗位的供给,加剧大学生就业困难。
持续十余年的高等教育扩张已是既定事实。从积极的方面看,它为正在发生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储备了大量人才。其他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东亚经济体的经验表明,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突破,需要劳动生产率的加速提升。显然,如果没有高素质的劳动者,这一进程是无法完成的。
同时,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其负面影响也是直接而严重的。
中国业已面临人口老龄化挑战,应对的根本举措,就是提升年轻劳动者生产率。因此,浪费大学毕业生这样的人力资源,已不能承受。同时,完成大学阶段教育更是个人、家庭和社会多年大量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我们的社会也难以承担人力资本浪费和不断折旧。
应对大学生就业难,既要注重治本的中长期举措,也要有能“解近渴”的短期措施。既要以积极的就业政策为主导,也需要完善社会安全网络,使其有效覆盖尚未被劳动力市场利用的人力资源。更重要的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无法依赖一两个政府主管部门的努力,而需要经济政策、教育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多方面配合。
首先,大学生就业难仍然处于概念性的讨论,众多基本事实尚不清楚,也难以形成有针对性的短期措施。毕业时点的就业率上报统计不仅缺乏可靠性,也缺乏指导性。目前,急需在现有的劳动力市场抽样调查中,对这一群体的就业、失业状况进行动态监测,对就业岗位、工资水平和变化、失业率、失业时间、个人特征等进行系统统计,为决策提供更具针对性的信息。
第二,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目前,普通工人的工资上涨已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提供了明确信号。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必将下降。然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岗位损失,并不必然意味着资本、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岗位的创造,这既是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原因,也是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从要素积累推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向生产率提升推动的增长方式转变,不仅需要打破各种形式的垄断,通过生产要素流动提高效率,还需要政府更加重视保护产权和创新,使微小企业成为创新源泉和推动增长的动力。只有如此,适合大学生的就业岗位才能有效增加。
第三,为大学生创业创造良好的环境。大学生应该成为创新的主要承担者,而创业也应该成为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形式。在缺乏产权保护的环境下,创新的动力很容易被扼杀。
第四,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脱节,无疑加剧了大学生就业困难。大学既需要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那里获得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也需要更多地承担来自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最后,建立和完善社会安全网络等消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也是非常必要的,不仅可以在大学生面临短暂的就业困难时减少社会的震荡,也有利于鼓励大学生承担更多的市场风险,投身于创业的队伍。
然而,在中国却展现出迥然不同的两幅图景:一方面,随着青年农民工的稀缺性逐渐加剧,劳动力短缺日益明显,工资水平也持续上涨;另一方面,今年将有近700万大学毕业生走出校园,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困局,大学生就业已被称为“史上最难”。
从很大程度上说,大学生就业难是经济转型带来的烦恼。
变迁与变化
几乎在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就业相对困难的群体。但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差异,就业困难群体的特征可能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例如,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越来越转向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行业,随之出现了所谓技能偏向的技术变迁。
这种变化使得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者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低技能的普通岗位则增长缓慢。这时,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受欢迎:他们的失业率较低,而且有着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快的收入增长。
发展中国家则呈现出另外一种情形。
在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的发展阶段,经济的总体比较优势存在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岗位的增长也主要集中于低端的普通岗位。这样的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无疑是恰当的,既有利于扩大就业,也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促进经济成长。
随着劳动密集型的岗位持续增长,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被打破,这时,我们就会观察到普通劳动力的短缺开始出现。
从企业层面看,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格逐渐发生变化:劳动越来越昂贵,资本越来越便宜。企业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必然反应就是在技术选择上做出调整:更多地使用节约劳动的技术。节约劳动的技术,不仅是资本、技术和知识更密集的技术,也是对技能需求更多的技术。从宏观的角度看,众多企业行为的加总,就体现为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整个经济也就需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满足对人才的需求。
本文中的图表刻画了对教育和技能的需求,如何伴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
要真正理解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就要梳理中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一般过程,以及在每一阶段的教育发展政策,从供求关系双方寻找大学生就业难的症结和解决之道。
就业难症结
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大学生就业难,既和发展阶段有直接关联,也不同程度上与其他国家出现的青年就业问题有相似之处。不妨将二者结合起来,来检讨哪些因素导致了当前所遇到的困境。
如果从世界范围考察青年失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当其冲是过度的就业保护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僵化。由于就业保护的各种规制措施,总是针对现有岗位,因此,这些措施使得企业难以动态地调整就业需求。
这也就意味着,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因为对占有岗位者的严格保护而更难获得就业机会。欧洲一些国家持续高企的青年失业率,在很大程度上与它们严格的就业保护措施有关。
其次,年轻的劳动者绝大多数刚刚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缺乏工作经验和其他条件的积累。企业一旦遇到市场波动,需要调整就业岗位,年轻人更容易成为受害者。
第三,对大学生而言,他们从大学阶段接受的教育是他们技能的主要来源,如果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脱节,就容易产生失业。
结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教育发展的进程,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困境。
首先,在经济转型之前扩张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无疑是正确的,但高等教育扩张的时机与力度的选择并不恰当。
从图表中展示的逻辑关系看,合乎发展规律的教育发展之路应当是在经济开始转型之后,逐步通过劳动力市场信号的引导,扩张高等教育。
中国出现普通劳动力的短缺大致发生于2004年,而农民工工资增速快于城镇职工则是近几年的事。通过对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分析也表明,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初期。目前,技术工人和低技能个人的替代弹性为0.26,而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为1.5至2之间。也就是说,对技能的需求以及对普通劳动投入的替代,已经出现,但只是刚刚开始,而且程度很低。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推迟大约五年时间,或以更稳健的速度扩张高等教育,更符合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需要。
第二,技能与岗位的匹配问题加剧了大学生就业难。原因主要有两个:供给先导型的教育扩张的天然缺陷以及教育体制改革的滞后。如果在技能偏向的技术变迁出现之前,就通过计划经济方式扩张高等教育,因为当时的劳动力市场还无法给出明确信号,教育部门实际上很难把握未来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另一方面,教育体制本身并未实现根本、有效的改革,对于如何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仍然反应迟缓。这也就不难理解技能与岗位匹配不当的情况会发生。
第三,在大学毕业生的供给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开始呈现出规制增强的趋势。劳动力市场规制的适当增加,对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非常必要的,但从客观的效果看,尤其是在正规部门,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这很可能不利于新进入市场的大学毕业生。
同时,我们也观察到,随着上世纪90年代国有经济调整的结束,国有部门的垄断趋势开始加强,岗位流动性降低。从劳动力市场的总体结构看,国有部门也是大学生就业的重要部门。如果这些部门的岗位缺乏流动性,客观上也就减少了岗位的供给,加剧大学生就业困难。
如何应对?
持续十余年的高等教育扩张已是既定事实。从积极的方面看,它为正在发生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储备了大量人才。其他成功迈入高收入阶段的东亚经济体的经验表明,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突破,需要劳动生产率的加速提升。显然,如果没有高素质的劳动者,这一进程是无法完成的。
同时,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其负面影响也是直接而严重的。
中国业已面临人口老龄化挑战,应对的根本举措,就是提升年轻劳动者生产率。因此,浪费大学毕业生这样的人力资源,已不能承受。同时,完成大学阶段教育更是个人、家庭和社会多年大量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我们的社会也难以承担人力资本浪费和不断折旧。
应对大学生就业难,既要注重治本的中长期举措,也要有能“解近渴”的短期措施。既要以积极的就业政策为主导,也需要完善社会安全网络,使其有效覆盖尚未被劳动力市场利用的人力资源。更重要的是,解决大学生就业难无法依赖一两个政府主管部门的努力,而需要经济政策、教育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多方面配合。
首先,大学生就业难仍然处于概念性的讨论,众多基本事实尚不清楚,也难以形成有针对性的短期措施。毕业时点的就业率上报统计不仅缺乏可靠性,也缺乏指导性。目前,急需在现有的劳动力市场抽样调查中,对这一群体的就业、失业状况进行动态监测,对就业岗位、工资水平和变化、失业率、失业时间、个人特征等进行系统统计,为决策提供更具针对性的信息。
第二,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目前,普通工人的工资上涨已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提供了明确信号。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必将下降。然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岗位损失,并不必然意味着资本、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岗位的创造,这既是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原因,也是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从要素积累推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向生产率提升推动的增长方式转变,不仅需要打破各种形式的垄断,通过生产要素流动提高效率,还需要政府更加重视保护产权和创新,使微小企业成为创新源泉和推动增长的动力。只有如此,适合大学生的就业岗位才能有效增加。
第三,为大学生创业创造良好的环境。大学生应该成为创新的主要承担者,而创业也应该成为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形式。在缺乏产权保护的环境下,创新的动力很容易被扼杀。
第四,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脱节,无疑加剧了大学生就业困难。大学既需要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那里获得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也需要更多地承担来自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最后,建立和完善社会安全网络等消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也是非常必要的,不仅可以在大学生面临短暂的就业困难时减少社会的震荡,也有利于鼓励大学生承担更多的市场风险,投身于创业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