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台更像是对一个人的隐喻，因为这里住着整个家族中最有权威的女人——我丈夫的祖母。不知从几时起，人还在，高台也在，可渐渐都在家族中退隐了他们的地位，曾经的威望，已被风干，镶嵌在族人记忆的缝隙里，只剩一老妪手拄拐杖，暮色中，常于高台上低首，看着她的后人。
我始终不喜高台，那里除了有挥之不去的阴沉与破败，还有这个谜一样年迈又强悍的祖母。对于强势的女人，我潜意识里总是拒绝的。我对这位婆家祖母的感情，仅限于逢年过节呈上的红包，从没有过好奇去凝视她曾经富饶艳丽的内心，举止如同对待邻家老太的漠然，所有礼节只维持着浮在表面的敬重。大家族的概念，于我，仅仅残存在大年三十的那餐团圆饭里。我所知道的关于祖母的故事也极有限，呈碎片化，仿佛寥寥数字，就可囊括她丰厚的人生。
可一次又一次的闲聊，让高台上的一幕幕，透过久远的年代，带着温热的呼吸， 徐徐展现在我的面前，祖母连同她居住的高台，神秘面纱也由此层层揭开。
夫家本是合肥人，动荡的岁月，为躲避日寇高举的屠刀，举家搬迁逃难来到皋城。长途迁徙中，夫家一族只幸存了祖父和他哥哥——大祖父，其余几个，或死于战乱，或杳无音信。关于高台的来历，族人众说纷纭，有人说，高台是大祖父和祖父靠苦力挣来的，可我更相信另一种说法：高台是大祖父从赌徒手里赢来的。这种说法比较真实，带着神秘的江湖气息，也更符合大祖父的性格逻辑。据说，大祖父脾气暴躁，嗓门儿极大，稍不如意，就对祖父拳打脚踢。那时的高台，还是个带着天井的四合大宅院，后陆续有旁系亲戚从合肥投奔到高台。一时间，高台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家族， 渐渐在皋城扎了根，开枝散叶，从事贩夫走卒类的营生。
能够带着祖父在战火中幸存，又得这么一处安身之所，更是让大祖父觉得祖父亏欠了他，仿佛祖父不是他亲兄弟，而是跟高台的其他穷亲戚一样，都是他的长工。可怜的祖父只配住在破败的柴房里。大祖父对祖父还有多少亲情，是我无法想象的。我猜想，终年在大祖父的斥责里生活， 应该是祖父性格懦弱的主要诱因。我曾见过祖父的相片，脸庞清秀，长相不俗，可不和谐的是，他面色惨白，目光游离，一望，便是失了血性的苦命人。这样一个男人，唯唯诺诺，瘦小的身躯，前半生缩在大祖父巨大的阴影里，后半生，又迷失在祖母的威严里。
来高台不久，大祖父与大奶奶成了亲， 生下两男一女。善良的大奶奶看不过大祖父对祖父的苛责，时常偷些吃食给祖父，帮柴房里的祖父熬过一个又一个饥寒交迫的时日。尽管大奶奶很小心，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当她偷偷塞给祖父两个馒头时，还是被大祖父发现了。大祖父不顾大奶奶阻拦，举起鞭子朝祖父抽去。让大祖父遗憾的是，带着鹤唳风声的鞭子并没有落在祖父身上，而是抽在了大奶奶的额头。殷红的鲜血，一滴滴从大奶奶的额头淌下，模糊了大奶奶的视线，模糊了祖父的视线，也让怯懦的祖父侥幸逃脱。是的，他甚至没有勇气夺下鞭子。一道狰狞的伤痕，如同一个抹不去的记号，在大奶奶的额头永久地烙下。据说，自那以后，大祖父不再踏进大奶奶房门半步。
也许就是这一记鞭子，让羸弱的祖父终生对大奶奶有所亏欠，以至于在大祖父离世后，祖父背着同样强悍的祖母，千方百计地去接济大奶奶。这和大奶奶当初救济他时，是多么惊人的相似！命运，总喜欢让人在同一处打转。我嘘唏不已。
后来，祖父经人介绍娶了同样来皋城逃难的祖母。成亲那天，天井中的一株梅， 鲜艳地怒放，开出一树红花。祖母进门后， 祖父的脸上才有了男人该有的血色，是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还是源自祖母那笔不菲的嫁妆带的底气？ 族人不得而知。总之，据说，祖母刚进门的那段时日，高台是安稳的。祖母的嫁妆，为外强中干的高台提供了适时的养料。那时，大祖父仍主宰着整个家族，以一家之主的身份，理所当然地挥霍着，终日沉溺在抽大烟或赌钱上。我想，刚进高台的祖母，肯定把所有的强悍和韧劲儿都隐忍在了小媳妇的娇涩里，这使得大祖父低估了祖母的能量，認为她和祖父一样软弱可欺。
好景并不长久，时代的动荡，加之大祖父无休止的吃喝嫖赌，让祖母的那点儿陪嫁很快见了底，她与大祖父的矛盾也日益加剧。直到一天，高台上的族人还没反应过来，祖母已从大堂上撵下大祖父，成了高台的当家人。祖母是如何通过隐秘的手段使族人在最短的时间里都听从她的差遣， 这点已无从考证，祖母唯一的子女——我那耳背的婆婆，也不会细说。
这里，该为高台画一个句号了，高台上一个属于大祖父的时代已经过去，可是，高台的家底也空了，如同大祖父他们赤贫地来到皋城这片天地。吃，成了家族中每天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大祖父阴沉地退到四合院的一角，幸灾乐祸地看着祖母，看着这个细皮嫩肉的女人如何支撑一个空了的家族，如何应对越来越多嗷嗷待哺的人口。可大祖父再次失望了，直到他离世，高台都不曾衰落过，日子在同样彪悍的祖母手中，被梳理的紧实有序。我能想象到的
大约是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大脚女人，端坐高堂之上，闪着阴鸷的目光，用夹着烟卷的手指，一一指点族中的男男女女。堂下的每个人都战战兢兢，有着黛玉初进贾府的谨慎——恐多说一句话，走错一步路。我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因为丈夫曾无数次表示，他看见猪头肉就腻——小时候吃多了。在由粮票、油票、肉票等等票据构成的贫瘠年代，皖西大地上又有几户人家可以这样呢？
然而，事实并非我想的这样。
祖母安排好族人各自的生计，便褪去身上的绫罗绸衣，在黄大街的大树角，摆起了一个补鞋摊。一辆老式补鞋机，被祖母摇得咯吱吱响，破旧的鞋底在祖母手中，七拐十八弯，道道线丝将它补起来。祖母的手指粗糙了。也许就是那时，祖母的青丝掺杂了白发。高台在缝缝补补的日子里， 迎来了我婆婆的出生，也送走了大祖父。大奶奶三十刚出头便守了寡，拖着两儿一女。高台上的族人都在忙于糊口，没人去问，是大奶奶自己内心不愿再走他家，还是因为额头那道狰狞的疤而无法再嫁。更深人静，大奶奶的厢房里，时常传出一个女人的低泣。
祖母带着大奶奶还卖过开水——卖开水，不是卖茶水。皋城的街头，曾在一段时间里出现过这么一个奇异的行当：烧开水。一个硕大的灶台，掏出七八个洞，一起煨着几个黑黢黢的大肚子煨罐，咕嘟嘟地烧着开水。这个行当是现代人不能理解的—— 开水自己家不可以烧吗？皋城的卖开水， 不知兴起于何时，也不知何时戛然而止，我曾试着从厚重的《六安县志》里考究，结果一无所获。问问周边人，多数皋城人是不知道的。特殊环境下的某些特殊产物，总是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轻易就湮灭在历史的灰尘里，绝了踪迹。
那时，祖母和族人在高台下搭了烧水房，建了这么一个开水炉，维持着高台的活计。不烧水的街坊，可以提着热水瓶来祖母这儿买。大奶奶负责在灶台里添火，祖母则踮着脚，用巨大的长把水舀舀出，五分钱灌一水瓶，或是给人挑送去。烧水房里的水汽，终年氤氲着两个女人的身影，湿漉漉的。
当时的县黄梅剧团是祖母的老主顾。祖母高高的个儿，经常在下午五六点钟挑了一挑开水给黄梅剧团送去。高台人都习惯了，祖母不到七点不回来。她喜欢看戏， 尤其是这种无需买票的戏——常年供水， 跟剧团很是熟稔。戏台上，不论正演的是《沙家浜》，还是《梁祝》，她都能如痴如醉地看完。这个时候，她的眼泪是极其好赚的，《梁祝》她看了数遍，总是能在泣血的腔调中，哭到眼睛红肿。
前年我去独山，看见一个老式的戏台。戏台早已沉寂多年，不再有铿锵锣鼓、花旦小生，我凝视着空荡荡的戏台，突然萌生一个奇怪的念头：如此要强的祖母是否后悔过嫁给了祖父——他除了如清秀小生一般好看的皮囊，其余，空空如也。空荡的山风，低沉地呜咽，似在嘲讽我问得多余。可回去后，偶尔去高台探望，望着祖母道道沟壑枯如核桃的脸，我还是会想，祖母如此伶俐的女人，如果当初另觅良人，该是另一种富足吧？当然，生活不存在假设。
烧水炉没开多久，高台便又是另一番景象。有远见的祖母拆了烧水房，开了杂货铺，那个时候叫代销店。她进各种杂物， 比如白糖。白糖是紧俏货，祖母用秤称成一斤一斤的，用报纸包成工工整整的斧头状，再贴上红字条。还有各样散装食品。祖母把它装进透明的塑料袋，用带着锯齿的钢条对准烛火一溜边，封好了。我相信有人天生就有生意运，比如祖母，她做的每行生意都很好。高台上的日子很红火。她总是把钱财看得很紧，好像不一留神，祖父就把财物偷走给大奶奶了。这并非祖母多心，据丈夫回忆，他小时候就曾见过祖父偷偷给大奶奶买东西，印象里，还有过金戒指之类。我不去追问，既然是偷偷地，为何又弄得老少皆知？
祖母和大奶奶两妯娌彻底决裂，是因为小伯父——大奶奶的小儿子。祖母一直渴望有个儿子，不知什么原因，她和祖父只有我婆婆这一个女儿。大祖父去世后，祖母就撺掇祖父，要他把小伯父过继过来。祖父回来说，大奶奶好容易把孩子们拉扯大，舍不得。祖母恼了，自己找了大奶奶说这事。大奶奶自是拗不过祖母，就把小伯父过继给了祖母。说是过继，还都在高台， 吃同一锅饭，住同一个大宅院，小伯父连厢房都不曾挪过。可即便这样，大奶奶还是终日泪眼婆娑，夜不能寐。祖母终于顶不住族人异样的目光，把小伯父“ 还”了回去。祖母为这事一直愤恨着，多年都不曾原谅大奶奶。大奶奶等到儿女们都大了， 就随他们搬出了高台，只到去世，也始终没有再见祖母一面。她对祖母的感情，始终都是复杂的。
像高台这么一户外来人家，唯一的女婿一定是招赘入门，祖母所有的期待，都会如山一样，重压在女婿身上。我公公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有着物质上的舒逸，也必定有着精神上的惶恐，稍不留神就丧失了男人应有的骨气，迷失在小男人细琐的彷徨里。让人意外的是，听说公公很早就和高台决裂，带着婆婆过起了逍遥的小日子。我想，公公能够脱离高台，婆婆功不可没，她必定也早就厌倦了祖母的掌控。可是，如果当初依然在祖母的威压下生活，那位倔强的老爷子，恐怕不会初入商海被骗三十万？即便被骗后，也应该没有血性挨过那段被人追债的岁月吧？90 年代的三十万，不亚于现在的几百万。这些于我，如同看一部斑驳的老电影，除了几分好奇从中旁逸斜出，并没有激起我打探的欲望。
让我感兴趣的，还是高台。
祖母再强悍也没能留住自己的丈夫， 待祖父匆匆走完他怯懦的一生，高台终于成了祖母一个人的舞台。世事几经变迁， 高台下的那曾不起眼的一排排房舍已经变成寸土寸金的门面，眼镜店、首饰店、手机店，一个个带着明晃晃的斧凿之迹，生硬又规范地开拓了皖西路的繁华，祖母也因此加入了收租人的行列。只是高台上几间突兀的平房，被她执拗地留下，她仍住在低沉幽暗的瓦房，不愿搬进宽敞的小区。天井中的那株梅，几岁枯荣，零落的花瓣，偶尔还会暗香浮动。
等我嫁进门，祖母已经老了，风光早已不再，昔日高台上热闹一时的族人，早已七零八落，她的亲娚子侄不再事无巨细地汇报、聆听她的教诲，只在遇到难事时，才肯悲天跄地地前来求救——也许并非是向她求救，而是向她身后的我的婆家求救。往来高台的眉眼，大都充斥着俗世的狡狯。
我见祖母的次数屈指可数，尽管知晓了她的诸多故事，却始终无法把她当至亲， 总是游离于没有温度的亲情之外。祖母终年带着她的灰色毛线帽，围着蓝色布围裙， 喜欢用她一贯阴鸷精准的目光，在九墩塘公园的绿色垃圾桶里翻翻捡捡，如同寻宝。她的孙子——我丈夫，则开辆本田，护其左右。若是运气好，被她寻到笨重的废品，丈夫自是下车帮忙。多么滑稽的场景呵！我无比世俗地嘲弄丈夫：“难道汽油比垃圾便宜？”他憨实一笑：“都比不得她开心重要。”那时的祖孙俩，各自的内心定是都有着旁人无从体会的欢愉。
年迈的祖母似乎对钱着了魔，哪怕钱于她而言，已经失去了流通的意义，变成存折里一连串暮气沉沉的数字。她耳背，记忆力也衰退得厉害，但她能清晰地说清自己存折里的数字，记得哪天是收租的日子。前年端午，饭前我忘记奉上红包，九十三岁高龄的她突然对我的小姑子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我什么时候得罪过她？”众人一愣，随即满堂哄笑。我羞愧难当。若有人问她：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得大声连问几遍——等她听清，便笑了，右额上指甲大的瘊子在毛线帽下缀若一朵盛开的花：“给我大孙子留着！”长房为大！除了我丈夫，小姑子、小叔子在祖母眼里永远都排不上号。
古稀的婆婆搬去高台照顾祖母。她俩印证了遗传学在母女体貌性格上的神奇： 一样能干，一样执拗，一样大嗓门儿，一样耳背……如同惊人的复制！可婆婆高小毕业，喜爱追剧，又玩儿微信，岂能日落而息？ 祖母总是精确地在下午五点把门紧锁，又拿了板凳牢实地抵上，容不得屋里再有一缕光亮，一丝声响。性格的雷同和生活习性的不同，使高台的小平房每天都有消弭不灭的战争。小姑子去时，常常见到这样的场景：两个老太太争吵得面红耳赤， 谁也不让谁。当然，她们总是各吵各的，甚至吵得都不是同一件事。她俩仿佛是天生的敌对。宿命的轮盘跟婆婆开了不尴不尬的玩笑：年轻时逃过祖母的掌控，年迈时又不得不回头来应对。婆婆问祖母饿吗？我给你买包子。祖母說刚吃过，不饿！转眼小姑子去了，祖母就会像孩子一样，泪眼婆娑着告状：她是成心想饿死我啊……是的， 祖母越来越像个孩子一样天真顽劣，耗尽所有迟暮的精力纠缠诸如此类的小把戏。婆婆含泪愤懑：这哪是娘俩？更像婆媳。祖母终于常卧病榻无力再争了，每天单纯安静得就像婴儿。俗世的任何声响，
任何事物都已进不去她自成一体的结界。她的胯骨已烂了个洞，黑黢黢如同地狱之门，往外汩汩地吐出祖母的血肉和精气神。医生也束手无策。我只潦草地瞥了眼小姑子发来的照片，已不忍再看第二遍。祖母的灵魂正在一缕缕消亡，内在的机体已经腐朽，冒着死气。一大早，祖母污秽了一床，小姑子一人清理不了，让婆婆匆匆吆喝了族里大婶来帮忙，大婶忙不迭地跑来一看，口无遮拦地笑了：“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要不行了呢！”——没人觉得此话不妥。然而，神志不清的祖母，一颗硕大的泪珠颤落。
一次又一次清理祖母的满身污秽，将族人的孝心和耐心殆尽，近乎麻木，男性小辈来了高台探望，遇见祖母赤身露体，也不再避嫌——没人当祖母是女人，甚至没人当祖母还活着，尽管她并没有真正死去。生与死的界限在她身上如此不明晰。倘若一生要强的祖母尚有一丝意识，能否接受这种没有质量、毫无尊严地活着？我垂下眼眸，无法替她回答。
疏梅筛月影，高台上的祖母呜咽一声， 短促到只像个没有任何实质的感叹号，她， 终于谢幕了，舞台依旧，幕布依旧……
责任编辑：黄艳秋美术插图：冯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