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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采取利用与限制政策。该政策的出台，不仅是基于党的理想的规定性，而且基于当时国内外的现实背景。在两者的张力下，利用与限制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私营经济政策的主导理念就顺理成章。中国共产党以工商联、民主党派、同业公会等为中介渠道，实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信息沟通，从政治输入、政治输出以及反馈三个方面为推行与贯彻私营经济政策提供了根本保证。同时，还通过制定和选择合理的策略，顺利实现了恢复发展、利用与限制私营经济的目的。
[关键词]建国初期 私营经济 沟通渠道政策选择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6-0147-05
政党的理想是一个政党保持生命力的根源，也是政党争取支持的源泉。它规定着政党的性质，决定着政党的发展方向。但现实条件制约和影响着党的发育与成长。建国初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正是在党的理想与当时状况张力下出台并发挥其有效功能的。利用与限制是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两个主要方面，始终贯穿在建国初期的历程中，对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为新中国稳定与发展的大局起到关键作用。在张力的压迫下，不是简单地用统治地位利用限制私营经济，而是通过工商联、民主党派、同业公会等“中介”灵活地推进政策的贯彻。
一、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现实与理想的张力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是其最终目标。脱离了这个方向，不仅会削弱党的力量，而且会丧失党的根本属性。党制定任何方针、政策、路线，都必须把握理想的前提。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不仅面临着继续坚持最高革命纲领的任务，也面临着在复杂现实环境下整合各方利益，采取稳妥、平衡执政方式的问题。在这种转型时期，强烈的理想与执政现实常会发生冲突，并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得非常激烈。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在其私营经济政策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从理想出发，党必须从消灭私有制与资产阶级的目标出发，采取限制、改造、直至最后消灭私营经济的政策与措施。从现实出发，党必须从稳定政局、增强合法性、发展经济等执政需要出发，利用和发展私营经济。那么，建国初期，党执政面临的现实究竟是什么?
首先，国际环境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利用私营经济。第一，抗美援朝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持，特别是工商业的物资支持。建国初期，私营工商业在全国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1952年的实际统计数据看，工业产值方面，私营(包括加工订货)105.3亿元，公私合营13.6亿元，合作经营8.6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方面，私营商业、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和合作社形式的小商业182.3亿元，占66％。从公私比重看，私营经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私营经济是抗美援朝的重要支撑。第二，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需要私营经济的支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大陆进行经济封锁，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而很多私营企业与国外和香港等地有联系，这可以有效地抵消封锁的影响。在1950年、1951年以及1953年的出口贸易外汇收入中，私营企业所占份额分别是48.2％、34.4％、27.7％，国营企业则分别为16.1％、15.5％、25.5％。第三，苏联经验的启示。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时认为，一个小农人口占多数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才能实现过渡，就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新经济政策道路。在列宁的思想指导下，苏俄用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顺利渡过危机，实现了经济发展。这启发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对待私营工商业的政策。
其次，国内现状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利用甚至发展私营经济。第一，稳固合法性基础的现实要求。建国初期的各种情况导致大量失业的出现，特别是工人的失业。1950年7月，全国登记失业工人达166.4万，1952年约120万，约占失业半失业人员的43。％鉴于此，毛泽东要求“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保护与支持私营经济对于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基础十分重要，陈云一针见血地指出：“让资产阶级继续把生产搞下去很有必要。不如此，不但资产阶级，就是工人也会说：‘解放军好，但我没饭吃。’青年学生也会讲：‘你有希望，就是我没办法。”“如果到处歇业及失业工人大量增加，则市政府也吃不消。”第二，统一战线的需要。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反对国民党残余势力、抗美援朝、稳定大局等各项任务需要中国共产党尽可能团结最大多数人，统一各条战线，围绕巩固新生国家而努力。薄一波认为：“不分青红皂白地一脚把资产阶级踢开，不和他们团结合作，则是一种‘左’的偏向。这会使革命力量陷于孤立，同样对于建设城市、建设国家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有害的。”。毛泽东则指出：“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第三，恢复、发展经济的客观要求。建国前，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建国之初，大量军需用品供应紧张，城市日常用品也供不应求。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党执政的要务之一。在当时的情况下，私营经济属于先进生产力，“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了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经济，需要私人资本的帮助和合作。除国营企业外，还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第四，积累治理经济经验的现实要求。作为刚刚走向全国执政舞台的政党，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不仅缺乏治理城市工商业的实践经验，懂经济的人才也非常缺乏。接管城市后，保留私人工商业，不仅可以稳定、恢复经济，而且提供了学习治理工商业的时机和平台。
建国初期国内外的客观环境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利用、发展私营经济，但资产阶级追逐利益的本性、强烈发展资本主义和摆脱国营经济约束的愿望以及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疑虑等，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对其加以限制。例如，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先后掀起四次大的物价上涨风，全国13个大城市的批发物价指数，如以1948年12月为100，1949年1月则为153.4月为287，7月为1059，11月则高达5376。涨价因素是多重的，但投机资本从中推波助澜是重要因素。为稳定市场，中国共产党采取限制措施。所以，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下，中国共产党利用其执政的政治优势、国营经济优势、强大的组织优势，一方面利用、发展私营经济；一方面限制私营经济，将其纳入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
二、中国共产党与私营经济之间的“中介”及其功能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但党的性质严格规定了无产阶级的代表性以及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性，该刚性矛盾导致中国共产党与私营经济间关系的复杂化。中国共产党在明确对私营经济利用与限制的主导思路后，必须采取合适的策略与载体推行其政策。中国共产党与私营经济间需要沟通与联结的桥梁。在此背景下，多种组织就充当了中国共产党与私营工商业间信息沟通的中介，有效地实现了双重代理的功能。
首先，工商联组织作为主要的“中介”，发挥了双重代理功能。在全国工商联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各地工商联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截至1952年12月25日，全国已成立工商联或筹委会1045个，其中省级组织23个，中央直辖市组织12个，市级组织116个，县级组织894个。工商联作为私营经济与中国共产党间的一种特殊代理机构，既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建立的组织，又是私营工商业者自觉要求建立的组织。它的主要作用有：一是利益表达功能。建国初期私营工商业者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能否通畅地表达其利益诉求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各地、各级工商联组织都能积极关注、了解私营工商业的动态，收集相关信息，及时汇总传达给中国共产党，并代表私营经济提出合理的要求。除专门的经济财政会议外，工商联负责人或代表还利用出席人民代表会议、政协会议等机会，积极为私营经济代言，向政府反映私营经济面临的困难、急需的帮助、期待的政策等。二是参政议政平台的功能。私营工商业者在建国初期的政治参与不容忽视。工商联既为私营工商业者提供了业务上的帮助，又为他们提供了参政议政的平台，突出表现在一批私营工商业者成为政府要员或顾问。以上海为例，1949年10月至1953年3月，共有26名工商联人士担任中央、华东地区、市政府领导职务，盛丕华、陈叔通、荣毅仁、胡厥文等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副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要职。三是政治输出通道功能。在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后，工商联充分利用自身的双重代理角色，及时、全方位地传达给私营工商业者，并充当政策的宣传解释者。1950年11月，蚌埠市工商联主委潘锷璋发挥工商联的组织作用，向工商业者宣传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消除了他们的顾虑。他指出，没有国家的安全，就不可能有小家的富裕，也更没有工商业的繁荣!所以，为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发出的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潘锷璋先生带头捐献1亿元(旧币，下同)0。在他的带领下，蚌埠市工商界共认捐飞机三架，折合人民币45亿元，受到中央、省捐献总会的通报表扬，对全省工商界的捐献活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四是政策执行与监督功能。为确保党的政策在私营经济中得到贯彻，工商联发挥了协助与监督执行的作用。在协助方面，表现在协助市场管理、制定加工订货计划、参加城乡物资交流、推动联营、协调劳资关系、协助评税征税、工商登记和重估财产等诸多方面；在监督方面，表现在监督加工订货完成情况、市场秩序等多个方面。除以上功能外，工商联还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首先，私营工商业以与国营经济平等的身份成为合法组织的一员，享受到政治平等的地位。其次，私营经济有了代表自身利益的组织，并且该组织得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这种象征作用有效地鼓舞、激励了私营经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措施。
其次，民主党派利用其参政地位，在中国共产党与私营经济之间搭建了一个通畅的信息沟通平台，发挥了桥梁作用。例如，民主建国会即发挥了这种作用，具体体现为：一是领袖沟通渠道。黄炎培作为民主建国会领袖，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关系密切。他一面把私营工商业的想法汇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面把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的政策传达给民建，并通过民建传达给私营工商业者。例如，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私营工商业者充满了恐惧，认为私营经济将被没收。黄炎培把情况向毛主席汇报，在得到毛主席的约谈后，他及时在民建内部层层传达，并在民建大会上宣读经过毛主席修改过的讲话稿，在工商业界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工商界人士纷纷表示：毛主席的指示给我们开了一条新出路，好好干还是有出路的，我们听了报告，胆子大起来了，经营投资的信心也提高了!二是组织传输渠道。民建利用其参政党的组织优势，紧密配合中国共产党，第一时间把政府的方针政策传达给私营工商业者。从1949年3月到1953年6月，先后举办了153次座谈会，与会听众3万多人次，民建总会有20多位领导，会外有60多位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到会讲话、作报告，为私营工商业者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起到重要的作用。政府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后，民建在1950年5月1日迅速发表《民主建国会五一劳动节谨告全国工商业家》一文，指出“民族工商业家必须紧紧把握时机，诚心诚意地接受领导阶级和领导党所给与我们的光荣任务，贡献全部的力量，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而努力”。三是会员示范渠道。除依靠领袖外，民建还充分利用会员的示范作用，使私营工商业及时了解和参照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动提出公私合营的民建会员企业有：“铅笔大王”吴羹梅的中国标准铅笔厂，“味精大王”吴蕴初的天原化工厂，李烛尘、侯德榜的永利、久大两公司，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等。1949年底，国家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潘锷璋以其所经营的聚美斋纸号认购3000万元，带动了其他工商户认购，顺利地完成了蚌埠市工商界的认购任务。此外，民建还通过座谈会的形式，提升了其政治沟通渠道的广度和深度。
再次，同业公会发挥了积极的中介作用。解放前，同业公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属于行业自治组织。建国后，同业公会被纳入到工商联继续存在，并很快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改造程序。但改造后的同业公会依然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它们在响应党的号召、推动会员执行党的政策、组织行业生产经营相关事宜、教育违法违规会员等方面，都起到了直接的积极作用。以上海为例，从1949年8月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设立到1951年12月，各同业公会整顿改组后成立276家新的同业公会。各同业公会教育会员接受国营经济领导，执行产销计划，督促与检查同业会员认真履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批购、零销、经销、代销等各项合同；对跌价竞争、哄抬价格的会员单位进行教育或处罚；配合政府稳定市场，保障供给，促使同业公平竞争，改善服务，提高产品质量。利用限制政策的具体落实，很大程度上都需要依靠同业公会。“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捐献、两次国家公债的发行等，都是以同业公会为基层组织的，它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50年，国家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分配给全国各地工商界推销的公债，都是通过各地同业公会成 立的推销分会，调查研究各业情况，按照推销额协商分配到业，再由各业公会劝销到户完成认购缴款任务的。当时，中央私营企业局局长薛暮桥就指出“同业公会在彻底改组后，对处理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组织加工订货和在今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时，仍有其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改造同业公会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其作为私营经济直接代表的桥梁作用，不断落实其政策，直至最终改造了私营经济和同业公会。
三、中国共产党落实私营经济政策的策略选择
研究中国共产党关于私营经济的政策，不能把眼光局限于利用与限制上，也应看到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扶助与支持。这种扶助与支持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表现在发展空间、利润、人才、技术、法律、生产经营、劳资关系等方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主动为私营经济创造一定的发展空间。为帮助私营经济恢复、发展，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具体做法有：一是创造乡村空间。中央要求“国营贸易下乡与组织私商下乡必须相辅而行，并充分运用私商力量，否则城市公私关系也不能稳定。因为城市商业本来过多，现在投机范围大减，工业又暂无出路，广大市场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因此只在城市零售方面对私商作些让步，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在乡村给私商找些出路”。二是在城市中给私商留出一定的空间，甚至作出一定的让步。周恩来还认为，“在轻工业方面，私营工商业还有广阔的发展园地”。在具体经营领域内，国营经济也为私营经济保留了大量空间。“目前国营贸易只能掌握几种主要的物资，其他的物资应该由私商去经营，这是商业中的分工问题，也就是私商的出路。”毛泽东也认为公私营经济应该划分经营范围，公营经济不应垄断一切，不应对私商限制过多。
第二，确保私营经济的利润空间。为恢复和发展私营经济，中国共产党充分保证了私营经济的利润空间。陈云在中华工商联筹备会上明确指出，不妨对加工订货的合理利润问题提出～个大概的轮廓，就是“按照不同情况，保证私营工厂按其资本计算，在正常合理经营的情况下每年获得百分之十左右、百分之二十左右到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利润。这个利润是按正常合理经营的中等标准来计算的。某些工厂成本低、质量高，便可以得到比较多的利润。反之，某些工厂成本高、质量低，它们所得到的利润便会比这低一点。这是国家加工订货的利润的标准，我们并不准备用这标准来限死一般私营工商业的利润数额。私营工商业如果因为改善经营、降低成本，在适应社会需要、遵守国家规定、又照顾了人民消费能力的情况下，有些利润超过了这个规定也是可以的、容许的”。
第三，中国共产党在人才与技术方面也给予私营经济以支持。在人才方面，“大学生的分配要适当照顾私营企业，今年暑假曾分配了400多人给私营企业，明年还可以增多一些，否则私营企业就难于不断改进生产经营”。在技术方面，“国营企业的技术改进和先进经验，是应该介绍给私营工厂的”。
第四，从法律制度上保证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和权利。《共同纲领》第26条明确把私人资本主义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五种经济成分之一。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第65次政务会议通过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同月30日公布实施。此条例的制定与实施，对鼓励、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51年3月30日公布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实施办法，包括通则、独资、合伙、无限公司、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公司债、附则等共10章105条。尽管这些法律规定具有一定的暂时性，但从制度上保证了私营经济的地位、权利和存在的合法性。
第五，中国共产党在生产经营上给予私营经济以帮助和支持。首先，中国共产党从资金上帮助存在困难的私营经济。建国初期，私营经济规模以中小企业为主，资金链困难是其通病。造成这一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很多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私营经济政策的资本家抽逃资金是其中一大原因。在做好思想工作、打消资本家顾虑的同时，为帮助私营经济渡过难关，中国共产党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积极向私营企业投资。如“关于上海私营纱厂度过年关办法，我们已同意拨华东一千亿”；再如，“武昌私资纱厂存纱存布卖不出，十二号得汉口电话，当时通知贸易部主告武汉收买，当夜即办妥”∞。
第六，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政策在生产经营上给私营工商业以扶助和支持。1950年3月，上海私营工商企业申请歇业的达6000多户。上海市工商联协助政府运用加工、订货、收购、贷款等各种方式帮助工商业克服困难，维持生产。到1951年底，在上海私营工业主要产品中，棉布、面粉、搪瓷面盆、电动机、造纸、毛巾、钢材、香皂等加工订货数量已分别扩展到占行业产量的50％～80％；棉纱已全部为国家统购；洗衣皂、袜子、元钉、火柴、电解铜等加工订货占行业产量的30％～50％，全年加工订货产值占私营工业产值的43.1％。在全国，以纺织业为例，为了调整工商业，扶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纺织工业，政府一面收购成品，一面供给原棉，委托加工代纺代织。据估计，代纺的数字占全部私营纱厂纺纱总量的78％，代织的数量占总量的75％。这些政策帮助私营工商业渡过了难关，有利于其稳定发展，同时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第七，协调劳资关系。建国初期，私营工商业劳资关系紧张的态势影响到私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协调劳资关系，劳动部在1950年4月发布《关于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劳资协商会的指示》。随后，各地私营工商业劳资双方根据指示精神，纷纷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在解决劳资问发生的各种争议、改进生产的各种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天津北洋纱厂在1949年曾发生大小纠纷十余次，自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后，劳资双方用民主协商方式，解决了久悬未决的争议，劳资关系开始步入正轨。劳资关系正常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产量大大增加。资方获得较大利益，1949年发放股息即达十亿元。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帮助和支持下，建国初期私营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与发展。“两年多来，我们就是本着这一方针，对私营企业采取鼓励帮助的态度，并适当地解决了它们的许多困难，因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私营企业均得到恢复和发展，资本家已由亏本、保本到赚钱。……从盈利额上看，去年上海私营工商业全年盈利三万亿元，而今年上半年盈利已达二万二千亿元，下半年肯定会比上半年多，估计全年可达五万五千亿元。如果上海私营工商业全年盈利达到五万五千亿元，估计全国私营工商业今年全年盈利至少为二十万万亿元左右。”
综上，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在有效的“中介”信息沟通作用下，中国共产党紧密结合现实与理想的张力，针对私营经济采取了利用与限制的主导政策，不仅恢复、发展了国民经济，而且稳定了全国的局势，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并顺利地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的转变。
[责任编辑：文 心]
[关键词]建国初期 私营经济 沟通渠道政策选择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6-0147-05
政党的理想是一个政党保持生命力的根源，也是政党争取支持的源泉。它规定着政党的性质，决定着政党的发展方向。但现实条件制约和影响着党的发育与成长。建国初期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正是在党的理想与当时状况张力下出台并发挥其有效功能的。利用与限制是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两个主要方面，始终贯穿在建国初期的历程中，对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为新中国稳定与发展的大局起到关键作用。在张力的压迫下，不是简单地用统治地位利用限制私营经济，而是通过工商联、民主党派、同业公会等“中介”灵活地推进政策的贯彻。
一、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现实与理想的张力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是其最终目标。脱离了这个方向，不仅会削弱党的力量，而且会丧失党的根本属性。党制定任何方针、政策、路线，都必须把握理想的前提。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不仅面临着继续坚持最高革命纲领的任务，也面临着在复杂现实环境下整合各方利益，采取稳妥、平衡执政方式的问题。在这种转型时期，强烈的理想与执政现实常会发生冲突，并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得非常激烈。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在其私营经济政策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从理想出发，党必须从消灭私有制与资产阶级的目标出发，采取限制、改造、直至最后消灭私营经济的政策与措施。从现实出发，党必须从稳定政局、增强合法性、发展经济等执政需要出发，利用和发展私营经济。那么，建国初期，党执政面临的现实究竟是什么?
首先，国际环境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利用私营经济。第一，抗美援朝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持，特别是工商业的物资支持。建国初期，私营工商业在全国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1952年的实际统计数据看，工业产值方面，私营(包括加工订货)105.3亿元，公私合营13.6亿元，合作经营8.6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方面，私营商业、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和合作社形式的小商业182.3亿元，占66％。从公私比重看，私营经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而，私营经济是抗美援朝的重要支撑。第二，突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需要私营经济的支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大陆进行经济封锁，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而很多私营企业与国外和香港等地有联系，这可以有效地抵消封锁的影响。在1950年、1951年以及1953年的出口贸易外汇收入中，私营企业所占份额分别是48.2％、34.4％、27.7％，国营企业则分别为16.1％、15.5％、25.5％。第三，苏联经验的启示。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时认为，一个小农人口占多数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才能实现过渡，就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新经济政策道路。在列宁的思想指导下，苏俄用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顺利渡过危机，实现了经济发展。这启发了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对待私营工商业的政策。
其次，国内现状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利用甚至发展私营经济。第一，稳固合法性基础的现实要求。建国初期的各种情况导致大量失业的出现，特别是工人的失业。1950年7月，全国登记失业工人达166.4万，1952年约120万，约占失业半失业人员的43。％鉴于此，毛泽东要求“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保护与支持私营经济对于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基础十分重要，陈云一针见血地指出：“让资产阶级继续把生产搞下去很有必要。不如此，不但资产阶级，就是工人也会说：‘解放军好，但我没饭吃。’青年学生也会讲：‘你有希望，就是我没办法。”“如果到处歇业及失业工人大量增加，则市政府也吃不消。”第二，统一战线的需要。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反对国民党残余势力、抗美援朝、稳定大局等各项任务需要中国共产党尽可能团结最大多数人，统一各条战线，围绕巩固新生国家而努力。薄一波认为：“不分青红皂白地一脚把资产阶级踢开，不和他们团结合作，则是一种‘左’的偏向。这会使革命力量陷于孤立，同样对于建设城市、建设国家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有害的。”。毛泽东则指出：“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第三，恢复、发展经济的客观要求。建国前，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建国之初，大量军需用品供应紧张，城市日常用品也供不应求。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党执政的要务之一。在当时的情况下，私营经济属于先进生产力，“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了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经济，需要私人资本的帮助和合作。除国营企业外，还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第四，积累治理经济经验的现实要求。作为刚刚走向全国执政舞台的政党，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不仅缺乏治理城市工商业的实践经验，懂经济的人才也非常缺乏。接管城市后，保留私人工商业，不仅可以稳定、恢复经济，而且提供了学习治理工商业的时机和平台。
建国初期国内外的客观环境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利用、发展私营经济，但资产阶级追逐利益的本性、强烈发展资本主义和摆脱国营经济约束的愿望以及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疑虑等，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对其加以限制。例如，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先后掀起四次大的物价上涨风，全国13个大城市的批发物价指数，如以1948年12月为100，1949年1月则为153.4月为287，7月为1059，11月则高达5376。涨价因素是多重的，但投机资本从中推波助澜是重要因素。为稳定市场，中国共产党采取限制措施。所以，在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下，中国共产党利用其执政的政治优势、国营经济优势、强大的组织优势，一方面利用、发展私营经济；一方面限制私营经济，将其纳入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
二、中国共产党与私营经济之间的“中介”及其功能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但党的性质严格规定了无产阶级的代表性以及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性，该刚性矛盾导致中国共产党与私营经济间关系的复杂化。中国共产党在明确对私营经济利用与限制的主导思路后，必须采取合适的策略与载体推行其政策。中国共产党与私营经济间需要沟通与联结的桥梁。在此背景下，多种组织就充当了中国共产党与私营工商业间信息沟通的中介，有效地实现了双重代理的功能。
首先，工商联组织作为主要的“中介”，发挥了双重代理功能。在全国工商联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各地工商联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截至1952年12月25日，全国已成立工商联或筹委会1045个，其中省级组织23个，中央直辖市组织12个，市级组织116个，县级组织894个。工商联作为私营经济与中国共产党间的一种特殊代理机构，既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建立的组织，又是私营工商业者自觉要求建立的组织。它的主要作用有：一是利益表达功能。建国初期私营工商业者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能否通畅地表达其利益诉求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各地、各级工商联组织都能积极关注、了解私营工商业的动态，收集相关信息，及时汇总传达给中国共产党，并代表私营经济提出合理的要求。除专门的经济财政会议外，工商联负责人或代表还利用出席人民代表会议、政协会议等机会，积极为私营经济代言，向政府反映私营经济面临的困难、急需的帮助、期待的政策等。二是参政议政平台的功能。私营工商业者在建国初期的政治参与不容忽视。工商联既为私营工商业者提供了业务上的帮助，又为他们提供了参政议政的平台，突出表现在一批私营工商业者成为政府要员或顾问。以上海为例，1949年10月至1953年3月，共有26名工商联人士担任中央、华东地区、市政府领导职务，盛丕华、陈叔通、荣毅仁、胡厥文等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副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等要职。三是政治输出通道功能。在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后，工商联充分利用自身的双重代理角色，及时、全方位地传达给私营工商业者，并充当政策的宣传解释者。1950年11月，蚌埠市工商联主委潘锷璋发挥工商联的组织作用，向工商业者宣传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消除了他们的顾虑。他指出，没有国家的安全，就不可能有小家的富裕，也更没有工商业的繁荣!所以，为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发出的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潘锷璋先生带头捐献1亿元(旧币，下同)0。在他的带领下，蚌埠市工商界共认捐飞机三架，折合人民币45亿元，受到中央、省捐献总会的通报表扬，对全省工商界的捐献活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四是政策执行与监督功能。为确保党的政策在私营经济中得到贯彻，工商联发挥了协助与监督执行的作用。在协助方面，表现在协助市场管理、制定加工订货计划、参加城乡物资交流、推动联营、协调劳资关系、协助评税征税、工商登记和重估财产等诸多方面；在监督方面，表现在监督加工订货完成情况、市场秩序等多个方面。除以上功能外，工商联还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首先，私营工商业以与国营经济平等的身份成为合法组织的一员，享受到政治平等的地位。其次，私营经济有了代表自身利益的组织，并且该组织得到国家的认可和支持。这种象征作用有效地鼓舞、激励了私营经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措施。
其次，民主党派利用其参政地位，在中国共产党与私营经济之间搭建了一个通畅的信息沟通平台，发挥了桥梁作用。例如，民主建国会即发挥了这种作用，具体体现为：一是领袖沟通渠道。黄炎培作为民主建国会领袖，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关系密切。他一面把私营工商业的想法汇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面把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的政策传达给民建，并通过民建传达给私营工商业者。例如，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私营工商业者充满了恐惧，认为私营经济将被没收。黄炎培把情况向毛主席汇报，在得到毛主席的约谈后，他及时在民建内部层层传达，并在民建大会上宣读经过毛主席修改过的讲话稿，在工商业界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工商界人士纷纷表示：毛主席的指示给我们开了一条新出路，好好干还是有出路的，我们听了报告，胆子大起来了，经营投资的信心也提高了!二是组织传输渠道。民建利用其参政党的组织优势，紧密配合中国共产党，第一时间把政府的方针政策传达给私营工商业者。从1949年3月到1953年6月，先后举办了153次座谈会，与会听众3万多人次，民建总会有20多位领导，会外有60多位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到会讲话、作报告，为私营工商业者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起到重要的作用。政府提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后，民建在1950年5月1日迅速发表《民主建国会五一劳动节谨告全国工商业家》一文，指出“民族工商业家必须紧紧把握时机，诚心诚意地接受领导阶级和领导党所给与我们的光荣任务，贡献全部的力量，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而努力”。三是会员示范渠道。除依靠领袖外，民建还充分利用会员的示范作用，使私营工商业及时了解和参照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动提出公私合营的民建会员企业有：“铅笔大王”吴羹梅的中国标准铅笔厂，“味精大王”吴蕴初的天原化工厂，李烛尘、侯德榜的永利、久大两公司，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等。1949年底，国家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潘锷璋以其所经营的聚美斋纸号认购3000万元，带动了其他工商户认购，顺利地完成了蚌埠市工商界的认购任务。此外，民建还通过座谈会的形式，提升了其政治沟通渠道的广度和深度。
再次，同业公会发挥了积极的中介作用。解放前，同业公会是商会的基层组织，属于行业自治组织。建国后，同业公会被纳入到工商联继续存在，并很快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改造程序。但改造后的同业公会依然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它们在响应党的号召、推动会员执行党的政策、组织行业生产经营相关事宜、教育违法违规会员等方面，都起到了直接的积极作用。以上海为例，从1949年8月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设立到1951年12月，各同业公会整顿改组后成立276家新的同业公会。各同业公会教育会员接受国营经济领导，执行产销计划，督促与检查同业会员认真履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和批购、零销、经销、代销等各项合同；对跌价竞争、哄抬价格的会员单位进行教育或处罚；配合政府稳定市场，保障供给，促使同业公平竞争，改善服务，提高产品质量。利用限制政策的具体落实，很大程度上都需要依靠同业公会。“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捐献、两次国家公债的发行等，都是以同业公会为基层组织的，它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50年，国家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分配给全国各地工商界推销的公债，都是通过各地同业公会成 立的推销分会，调查研究各业情况，按照推销额协商分配到业，再由各业公会劝销到户完成认购缴款任务的。当时，中央私营企业局局长薛暮桥就指出“同业公会在彻底改组后，对处理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组织加工订货和在今后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时，仍有其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改造同业公会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其作为私营经济直接代表的桥梁作用，不断落实其政策，直至最终改造了私营经济和同业公会。
三、中国共产党落实私营经济政策的策略选择
研究中国共产党关于私营经济的政策，不能把眼光局限于利用与限制上，也应看到中国共产党对私营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扶助与支持。这种扶助与支持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表现在发展空间、利润、人才、技术、法律、生产经营、劳资关系等方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主动为私营经济创造一定的发展空间。为帮助私营经济恢复、发展，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具体做法有：一是创造乡村空间。中央要求“国营贸易下乡与组织私商下乡必须相辅而行，并充分运用私商力量，否则城市公私关系也不能稳定。因为城市商业本来过多，现在投机范围大减，工业又暂无出路，广大市场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因此只在城市零售方面对私商作些让步，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在乡村给私商找些出路”。二是在城市中给私商留出一定的空间，甚至作出一定的让步。周恩来还认为，“在轻工业方面，私营工商业还有广阔的发展园地”。在具体经营领域内，国营经济也为私营经济保留了大量空间。“目前国营贸易只能掌握几种主要的物资，其他的物资应该由私商去经营，这是商业中的分工问题，也就是私商的出路。”毛泽东也认为公私营经济应该划分经营范围，公营经济不应垄断一切，不应对私商限制过多。
第二，确保私营经济的利润空间。为恢复和发展私营经济，中国共产党充分保证了私营经济的利润空间。陈云在中华工商联筹备会上明确指出，不妨对加工订货的合理利润问题提出～个大概的轮廓，就是“按照不同情况，保证私营工厂按其资本计算，在正常合理经营的情况下每年获得百分之十左右、百分之二十左右到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利润。这个利润是按正常合理经营的中等标准来计算的。某些工厂成本低、质量高，便可以得到比较多的利润。反之，某些工厂成本高、质量低，它们所得到的利润便会比这低一点。这是国家加工订货的利润的标准，我们并不准备用这标准来限死一般私营工商业的利润数额。私营工商业如果因为改善经营、降低成本，在适应社会需要、遵守国家规定、又照顾了人民消费能力的情况下，有些利润超过了这个规定也是可以的、容许的”。
第三，中国共产党在人才与技术方面也给予私营经济以支持。在人才方面，“大学生的分配要适当照顾私营企业，今年暑假曾分配了400多人给私营企业，明年还可以增多一些，否则私营企业就难于不断改进生产经营”。在技术方面，“国营企业的技术改进和先进经验，是应该介绍给私营工厂的”。
第四，从法律制度上保证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和权利。《共同纲领》第26条明确把私人资本主义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五种经济成分之一。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第65次政务会议通过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同月30日公布实施。此条例的制定与实施，对鼓励、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51年3月30日公布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实施办法，包括通则、独资、合伙、无限公司、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公司债、附则等共10章105条。尽管这些法律规定具有一定的暂时性，但从制度上保证了私营经济的地位、权利和存在的合法性。
第五，中国共产党在生产经营上给予私营经济以帮助和支持。首先，中国共产党从资金上帮助存在困难的私营经济。建国初期，私营经济规模以中小企业为主，资金链困难是其通病。造成这一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很多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私营经济政策的资本家抽逃资金是其中一大原因。在做好思想工作、打消资本家顾虑的同时，为帮助私营经济渡过难关，中国共产党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积极向私营企业投资。如“关于上海私营纱厂度过年关办法，我们已同意拨华东一千亿”；再如，“武昌私资纱厂存纱存布卖不出，十二号得汉口电话，当时通知贸易部主告武汉收买，当夜即办妥”∞。
第六，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政策在生产经营上给私营工商业以扶助和支持。1950年3月，上海私营工商企业申请歇业的达6000多户。上海市工商联协助政府运用加工、订货、收购、贷款等各种方式帮助工商业克服困难，维持生产。到1951年底，在上海私营工业主要产品中，棉布、面粉、搪瓷面盆、电动机、造纸、毛巾、钢材、香皂等加工订货数量已分别扩展到占行业产量的50％～80％；棉纱已全部为国家统购；洗衣皂、袜子、元钉、火柴、电解铜等加工订货占行业产量的30％～50％，全年加工订货产值占私营工业产值的43.1％。在全国，以纺织业为例，为了调整工商业，扶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纺织工业，政府一面收购成品，一面供给原棉，委托加工代纺代织。据估计，代纺的数字占全部私营纱厂纺纱总量的78％，代织的数量占总量的75％。这些政策帮助私营工商业渡过了难关，有利于其稳定发展，同时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第七，协调劳资关系。建国初期，私营工商业劳资关系紧张的态势影响到私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协调劳资关系，劳动部在1950年4月发布《关于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劳资协商会的指示》。随后，各地私营工商业劳资双方根据指示精神，纷纷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在解决劳资问发生的各种争议、改进生产的各种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天津北洋纱厂在1949年曾发生大小纠纷十余次，自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后，劳资双方用民主协商方式，解决了久悬未决的争议，劳资关系开始步入正轨。劳资关系正常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产量大大增加。资方获得较大利益，1949年发放股息即达十亿元。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帮助和支持下，建国初期私营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与发展。“两年多来，我们就是本着这一方针，对私营企业采取鼓励帮助的态度，并适当地解决了它们的许多困难，因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私营企业均得到恢复和发展，资本家已由亏本、保本到赚钱。……从盈利额上看，去年上海私营工商业全年盈利三万亿元，而今年上半年盈利已达二万二千亿元，下半年肯定会比上半年多，估计全年可达五万五千亿元。如果上海私营工商业全年盈利达到五万五千亿元，估计全国私营工商业今年全年盈利至少为二十万万亿元左右。”
综上，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在有效的“中介”信息沟通作用下，中国共产党紧密结合现实与理想的张力，针对私营经济采取了利用与限制的主导政策，不仅恢复、发展了国民经济，而且稳定了全国的局势，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并顺利地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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