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米沃什作为诗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读者就已经有所了解，虽然很不全面，当然现在也是，但情况正有所改善。中文读者也越来越相信另一位重要诗人布罗茨基的评说，米沃什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或许是最伟大的。”
米沃什作为散文家、随笔家，中文读者对他的了解也是如此，甚至更好。仅笔者所见，他的早期作品《被禁锢的头脑》（1953）《诗的见证》（1957）和晚期作品《米沃什词典》（2001）均先后翻译出版，陆续还将有多种随笔集翻译出版，不能不说这是读者的幸事。
熟悉米沃什的人知道，诗人以思想之深邃、博大著称，与此相应，晚年诗人的写作完全突破了文体的限制，诗与散文的界限已经不那么明显，往往思接千古、神游八荒，看似信马由缰，实则匠心独运、臻于化境，诗作常用散文笔法（散文诗不在少数），散文随处充满诗性。米沃什早年写过两部小说（《攫权》和《伊萨谷》），晚年也常有写作长篇小说的心思，甚至透露过主题和构思，展示二十世纪历史、尤其是知识层命运的宏伟画卷，类似托马斯·曼的《魔山》。也许是年事已高，终于没有付诸实施，但是他接连几部随笔集的出版证明，诺贝尔文学奖在他绝非“死亡之吻”。我相信中文读者从已经翻译出版的《米沃什词典》（2004），窥视到一个随笔大家的广阔视野和深刻思想。
其实，早于《米沃什词典》十年，米沃什的日记体自传《猎人的一年》（1990）的出版就引起了一阵轰动，并在波兰国内发生了围绕它的激烈争论。争论的核心主要是爱国主义问题，米沃什以其广阔的视野与深刻的历史感质疑了波兰人“视国家为某种绝对之物”的“波兰性”。很难说，这个争论已经过去或者有了定论，但米沃什提问的角度，或者一个更为超越、形而上的方法，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深思。
《猎人的一年》主要作为一部回忆录，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我推测完全可以等同于作者想要写作的那部长篇小说：从三十年代的故人故事，到八十年代的生活和文学活动，互相参照，随时突破时空的限制，历史的闪回与生活的观照，相映生辉，生动有趣，无处不闪烁着一个大诗人、一个深刻的思想者的真知灼见。因为全书采取的是日记形式，各部分都不太长，文笔极其简洁，叙述速度非常快，往往一、两则日记里就回忆出一桩往事，或者勾勒一位故人。这也是作者明白交代过的、有意采取的方式，盖惟其如此，才能在有限的篇幅内浓缩作者丰富的经验。《猎人的一年》不是典型的自传写法，如更早的《故土》（1968）；如果结合《故土》、《米沃什词典》（其实是《米沃什入门》）和某些单独的篇什，则能形成一部更为完整的诗人自传。
这里节选的是《猎人的一年》首章的一些精彩内容，译者根据美国FSG出版社1994年首版译出，英译者为Madeline G. Levine。
1987年8月2日
“我不知道伯克利的群山会是我的终点，”我曾经在诗里写道。也许它们不会是，因为只要一个人还活着，一切就不是确定的，但是看来它们很可能将会成为我的终点。维尔诺已是亚特兰蒂斯。我也不能想象生活在波兰，即便在团结工会赢得大选后那个相对自由的时期，我重访过那里。巴黎的熟人越来越少，我的朋友一个接一个离世：齐格蒙特·赫兹、神父约泽夫·萨兹克、科特·耶伦斯基。不管怎样，无论生活在哪里，我都处在一种离群索居的状态，就像在这里一样，我找不到屈尊去城市里生活的理由。
书和字典。我的生活里有足够写一部长篇小说的的素材，但我高兴的是，我不写小说。也许，这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自负，我认为我的名声是有限的，局限于诗的读者。当然，我不拒绝名声，如果我的书印数更大，但我珍视镌刻于我命运里的这份幸运的宁静：声名从不巨大，我只拥有恰当的一份。
小说的美德在于描述我们与他人关系的可能性，不必拿一根手指指着他们；换句话说，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保护。写日记或日志时，你不具有那种特权；写日记时，你抛开一切顾虑，正如今天很多人所做的那样。
1987年8月3日
两年前写在笔记本里的一段文字，与我昨天观察到的东西有些联系：
《再度先锋的冒险》，玛莱克·扎勒斯基的书。它好像是我在另一个自己、一个遥远化身上发现的东西。否认：这不可能是我。然而，这就是我。好奇，因为我不时读到的引文，好像引自我写过却早已彻底遗忘的文章、信件。我也发现我之异化的逻辑。仅仅因为我的一本薄诗集，和我的同伴的诗集，一个仅印一百或三百册的版本，这还不是说卖出了那么多。在那段日子里，我相信我们也许只是为二、三十个人，也就是，为我们的同伴诗人在写作，这个信念又回来了。就在我们身边，数以千计的人在等待，竖着耳朵专心在听，无论一首诗提到政治时说了些什么，他们随时准备接受我们的意见，认为那都是服务于我们的事业。很显然，也就是左派的事业。实际上，在底层，大部分人从未读过什么，因为是文盲或半文盲，电视就是为他们发明出来的。在某个稍高的层次，有一个明确的分界：一边是进步主义，具有左翼倾向，通向創新，具有势利性，是一种可疑的理智主义，这是波兰语和意第绪语之间一个移动的边界（在维尔诺，则在意第绪语和俄语之间）——因为在那整个地区，百分之八十是犹太人。另一边，则是右翼倾向，老派的天主教。缺乏智识的兴趣。对后一阵营饱受创伤的不满，决定了我的命运。回暖之后，也就是在我逐渐感到一些热情之后，很快找到关键所在，因为我是“饱受创伤”。一个知识分子面对一群原始人？一个犹太人面对一群异邦人？一个智者面一群傻瓜？一个神秘主义者面对一群民间宗教信徒，而在后者那里神的母亲扮演一个辅助的角色？毫无疑问，提及我的立陶宛祖先是一个方式，能够人我撇清与那些真实或想象的波兰施害者的关系。我可能是不公平的，但我没有兴趣对那个时代做出社会或政治的分析。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但是，我之饱受创伤的关键，究竟在哪里？
整个先锋派是可笑的；一些迷茫的年轻人，一两个大学城日常生活里绝对的边缘者，在整个国家生活中更是边缘。日常生活完全消失：工作、娱乐、爱情、婚姻、生育、无数人隐秘的故事。然后，出来一个文学评论家，认定那些取代遥远生活的东西是真实的，仅仅因为，它幸存于语言。即使在先锋派诗人的思想和著作里，也不可能验证现实又已变形，他们也许充满各种创伤，像我一样。我的想象力令我想起一些具体的人，他们与我同时，却从与我完全不同的维度，以完全不同的观念和感官感知，经历了这个世界。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在其自传《爱与流亡》里，写到三十年代的波兰。我从未参与华沙犹太人作家俱乐部，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在那个时期，年轻一代的犹太人正逐渐脱离其父辈的信仰和习俗，并非为了自由思想和自由主义，而是直接投入共产主义，投入在斯大林主义者与托洛斯基主义者之间，因新的信仰而产生的狂热仇恨。在我的异化和辛格的异化之间，不乏相似之处。作为一个拉比的儿子，辛格曾接受过良好的宗教教育，他已世俗化，但又足够的世故，足以觉察到，他的作家朋友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其中存在的摩洛神崇拜；他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相处并不融洽，而是从虚空之中，发展出了一套保持距离的艺术：他成了一个用意第绪语写作的作家，但是，为谁写作呢？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辛格周围的人都已确信德国很快将占领波兰。辛格在1934年离开波兰到了美国，许多年后，正如他自己所说，他遭遇了无法写作的痛苦——合乎逻辑的结果是，似乎因祸得福，损失被证明是幸运的，因为在寻找他脚底实地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童年的那个传统的犹太人世界。最重要的是，他重新发现了自童年时起，就占据着他的那些伟大的形而上学问题。我也是如此，在我遭受移民危机的时期，开始寻找我永远失去的童年的国家。终其一生，辛格——他的叙事天赋，真是为我嫉妒——始终围绕着一个问题：上帝如何允许如此多的邪恶？犹太人的悲剧、代表成千上万受害者的约伯的哭喊，这些，或隐或显都出现在他的作品里，而他对罪恶的人类的厌恶，对希特勒和斯大林合谋的罪行的厌恶，在他后期的短篇小说《悔罪者》里公开爆发了出来。对上帝的控诉、对魔鬼存在的明显的意识、对天道的信念——就像在我的写作里一样。当我读到《悔罪者》时，我对自己说，辛格对哈西德派正统的态度，跟我对正统天主教的态度是相同的。这就是我对辛格感到亲近的真正原因，这种亲近之感超过了对任何其他健在的散文作家，无论波兰或美国的。诺贝尔奖授予了两个变异的人。
是的，很难相信以下引文，出自辛格的小说《绍沙》，而不是出自我的手笔；我们同时在写的，是同一个事，却又没有互相商量：
我向绍沙详细地讲了，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说它就像一本只能向前翻阅的书。你永远不可能往后翻。但曾经的一切仍然存在。伊普还生活在某个地方。屠户亚纳什院子里每天宰杀的鸡、鹅和鸭，它们仍然活着，都在“咯咯咯”、“嘎嘎嘎”地叫，只是挤到世界之书的其他页码里去了——一本向右看的书，因为它是用意第绪语写的，必须从右向左读。
所有那些岁月都到哪里去了？在我们离去之后，谁会记得它们？作家会写书，但他们會把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一定有一个地方，在那里一切都保存了下来，以致最小的细节。比如说一只苍蝇落进一个蜘蛛网，蜘蛛把它吸干了。这是宇宙的一个事实，这样一个事实不能被忘记。如果这个事实被遗忘了，它将是存在于宇宙的一个污点。
1987年8月5日
从日内瓦到芒通，在艾格隆酒店下榻住了两天，此地我很熟悉。这里也在下雨。再一次，仿佛音乐里的一个对位，与内拉和雅内克会谈。返回巴黎；多云有雨。
像其他人一样，我非常喜欢耶伦斯基。我也嫉妒他。我嫉妒他什么？他全部的生活，因为我相信，他是以比我更高贵的金属造就的一个人，尽管我也发现了他幽暗的一部分：他对于“拉加齐”（小男孩）的激情，这是莱昂诺告诉我的，他说这种激情早在1950年代就存在，在罗马他们初相识时。
在过去几年里我开始喜欢上法国，但这是在报复我在那里曾经遭受的屈辱。如果在1950年代，我不曾渴望作为一个诗人被承认，也许我不会感到羞辱。有几个人——让·卡索、苏佩维埃尔——知道我是谁，但是我，通过某个小孔，感觉到围绕着我本人的一般光环：他是某种古怪的人，也许有点疯狂，致力于反对共产主义。伽利马出版社能够出我的书，是因为我得过欧洲的大奖，但是，在书店几乎找不到我的书，看来他们故意破坏了发行销售系统。在加缪还活着的时候，我在伽利马还有一个盟友。有一个意大利出版商，写信给伽利马出版社，咨询《被禁锢的头脑》的情况（我想这是在70年代末，在我获诺贝尔奖之前），出版社回复说作者默默无闻。在伽利马出版社，我要在接待室等待，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我过度敏感，觉得我的位置似乎属于接待室。在那里，我从来没有过宾至如归之感，而对于一个走进出版商办公室的作家，希望被当成“我们中的一员”，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如今在圣父区的法亚尔出版社一样。
日落景色如在山里一样，因为雾气自大海弥漫开来，拥抱旧金山，降落于岛屿和海岬，所以，从这里俯视过去，摩天大楼的尖顶，好像翻滚的白色鱼群从各处突现出来，而神奇的闪光，越来越密集、强烈，直到太阳下山，仿佛消失于群山背后。
奥赛博物馆。很难说，我在这里的经验是“审美经验”。无论如何，我不知道审美经验是什么。我的想法在两个方向上展开：
一、一切自19世纪中叶积累到今天，无数的容易受到生理变化、时尚、历史的转变和飞跃影响的人类生命，无数已经死去的个体，其数量大得想象无法穷尽，却又可以被浓缩成一种精华；例如，德加的舞者，她是她自己，身后又伴随着一切——她的家人、交谈、床、厨房、巴黎的时间、年月日。德加能够打动我，因为他画作背后富含同情。为那脆弱的身体，为那些少女的愿望，为她们的情人、丈夫，为他们未知的未来冒险。资产阶级，妓女，杰出的芭蕾舞女演员。时间停止了，现在，在这里，连同它的潜在性。在奥赛博物馆，我对写实绘画更感兴趣，超过对印象派的兴趣。我漫步画廊，还有一个实际的目的，寻找一幅画，用于我的诗集《难以抵达之地》平装版的封面。
回到我的主题，换句话说：在绘画里，人类过去经历的几十年时间并没有过去，它凝结，它冻结成了形式，否则，时间就会是难以捉摸、不可触及的，尽管有人可能会反对：那么摄影照片呢？也许。这个问题，我想留待他人来思考，为什么它们不是一回事。对我来说，每一幅画下方有一个日期，这是很重要的。
二、如果我们认真想想，这是难以置信的：隔着一个相当大的距离，甚至还不知道画家的名字时，我们能够辨认出他是谁。例如，那是柯罗的一幅风景画。这意味着其中存在（我不确定如何定义它）一个基调、一点细微差别、一个旋律，它是独属于一个人的，他人没有，它是一个人的标志，而艺术只是供应了一个特殊的场景让人意识到这一点，因为画家成功地试着表达了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缺乏自己独特的音符。这也许是“灵魂不朽”唯一的证明，考虑到另外的前提，可以肯定的是：这也就是这个严格意义上的“个人”身上唯一永远不被摧毁的东西，因为摧毁它将是无意义和不公正的。 在夜晚，在黎明，我常常倍受困扰，为不曾写出的诗，以及绘画、各种情境、主题。
1987年8月6日
浓雾翻涌在山下，在旧金山上空，预示天气将变。海上来的雾也使我们感到寒冷；昨天，太阳只在下午大约4点出来，到6点又开始起雾。
我的人生冒险。“一个旋转基座上的吟游诗人”，就像我一直这样称自己的。在波兰，三十年之中我就好像一个奥威尔式的“不存在的人”；然后，在1981年，在位于瓦金基的夏宫，受到文化部长致敬式的接待；然后，又被扔到垃圾堆里。而我与奥斯卡·米沃什来往的经历就更为奇特。1987年5月24日，一个星期天，我从里昂车站搭乘去往枫丹白露的列车。几分钟后，在铁路的右边，就是熟悉的城墙和树木：我此行的目的站，蒙特热龙一闪而过，而在后来，当火车经过布吕努瓦加速驶入旷野时，我从地平线上远远端详着布里-康特-罗伯特的教堂的高塔。
1931年夏天我登上了开往枫丹白露的火车。那时我二十岁。我们三人结伴——“罗伯斯庇尔”（斯蒂凡·耶德热乔夫斯基）、“大象”（斯蒂凡·扎古尔斯基）和我，一身短袖短裤，因为我们的背包丢失在了莱茵河上游的湍流之中。奥斯卡寄钱给我，并嘱咐我在莎玛丽丹买一套衣服，所以我当时的穿着不是十分优雅，但也还算体面。一个年轻女人坐在我的对面。虽然有些土气，我却迷上了她，那个巴黎女人。现在，在这列火车，如果我说没有想到她，这不是事实，因为我在计算：她那时有三十岁的样子，姑且如此假设；加上五十六年；那么现在已经八十六岁了，所以很可能早已不在世了。
当时，在枫丹白露，奥斯卡在黑鹰酒店，他的房间里接待我。那个笼子（或多个笼子）里的鸟，非洲麻雀，他不知道该如何放心地释放到公园里去，但他从不囚禁当地的鸟类。啊，我急切地想要表达的尊敬，我对远房亲戚关系表现出的势利，我在阅读布罗尼斯瓦娃·奥斯特罗夫斯卡翻译的《米格尔·玛娜拉》时真实的喜悦，我对交织的命运全然的无知（几十年后它将结出果实）。那是在美国，我发现了他与克里斯蒂安·高斯的通信。我认为我有责任出版他的作品，所以我将他的《大艺术》和《科学的奥秘》翻译成了英语。如果这些作品是那种流行的东西，属于廉价的神秘主义，我在出版它们时就不会遇到什么困难；但它们不是，而且，它对罗马天主教将会胜利的预言也会将人们赶跑。但是，它们最终成了奥斯卡的著作《高贵的旅行者》的一部分，這是厚厚的一卷作品集，由我撰写前言，在克里斯托弗·班福德的努力下，在1985年出版了。当我听到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时，我认为其中也有奥斯卡的一份，它让他的名字还活着。事实上，《高贵的旅行者》与我的诗集，就并排在书架上，比如在伯克利的书店。
所以，在1987年5月，米沃什的友人在黑鹰酒店举行一个年度纪念午餐，我到场了，作为这个团体新当选的名誉主席，此前的主席则是让·卡索，他才去世了。那可能是五月唯一的晴天。我们把花放在他的墓前，新的铭文以立陶宛语和法语镌刻于墓石上：“在巴黎代表独立立陶宛的第一人。”来了一群法国人和立陶宛人。安杰伊·瓦依达几天前才从华沙抵达巴黎，而他以一口纯粹的立陶宛语致辞，使得在场的人颇感惊奇。然后，参观奥斯卡去世时的旧居，在皇家街，有一个带围墙的花园，目前殷勤的主人是一位退休的鞋商，他让我们进去参观了一番。午餐花了很长时间；有致辞，然后，围着皇宫，在公园里漫步，五十六年前，现身于此的那个年轻人，他还是我吗？
1987年8月11日
我对气候的敏感可能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我的生活已经过去，现在的每一天都是珍贵的。在晚年，莱奥波尔德·斯塔夫写过一首诗，《桥》：
站在一条又宽又急的
河流的岸上，
我不相信，
我会越过那座，由细而脆的芦苇
编成固定在树皮上的桥。
我像一只蝴蝶小心地走过
我像一头大象沉重地走过，
我一定走得像一个舞者，
摇晃得像一个盲人。
我不相信我会越过那座桥，
现在，我正站在桥的另一边，
我仍不相信我已越过了它。
我是怎么做的？我是如何越过那座桥的呢？盘点自己的人品，听起来可能不真实，对自己进行评判也不合宜。奥斯卡好像想找出米沃什家族这一边的遗传缺点，曾经说过：“你知道，就像米沃什家族的人。”意思是：“像一个疯子。”这是他说起他的祖父的话，他是一个在奥斯特罗文卡之战中受伤的老兵，娶了一位意大利歌手；奥斯卡的父亲，在生命弥留之际，患有临床妄想症；而他，住在德鲁加的堂兄弟家那边，也有不少毛病。没错，奥斯卡所言，让我很是震惊，因为它正好击中我的怀疑：如果不是有特别近的关系，来自切雷加和德鲁加两边的米沃什家族里人，为什么那么相似呢？会不会是某种先天性的缺陷，在对抗悠久的库纳茨家族的强大血统，甚至更为强大的塞鲁奇家族的血统？
艺术家和反常之人。因为自浪漫主义之后，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联系，甚至是与疾病的联系；托马斯·曼将它置于其忧虑的中心。可能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我想到“替代品”、“补偿活动”的观念，但我对于“病天才”真的没有任何同情。谁知道会怎么样，如果我的雄心壮志没有被平凡的美德更好地滋养？即使那可能意味着我不会创作任何一部作品。
平庸作为一种理想？因为那样就对自身的存在没有内疚之感。在伯克利，当人们称我“博士”或“教授”时，我会从中获得乐趣。有一种属于一个倍受尊敬的大家族的满足感，但是也不太过分，因为，毕竟，正如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的剧本《伊甸园酒店》里化身为经理助理的魔鬼所说，“一切都有代价”。
昨晚，在伦纳德·内森处晚宴，我们一起讨论到，在表达一个拒绝时，如何措辞才好，尤其是拒绝邀请，参加一个没有意义的演出，而它的策划又有着某些国际性的原因。礼仪要求我们说出，为什么我们认为，例如，争论如何引入民主、宽容和世界和平的途径，纯粹是浪费时间。但是人们喜欢用他人的钱旅行去巴黎；如果拒绝，他们更喜欢采取礼貌。 1987年8月12日
玛莱克准备土壤，然后我们植下了簕杜鹃。它是纤弱而精致的，不易移植。去年我在芒通老城给内拉买的那株，病了很长一段时间；叶子都掉光了。
所以，我在试图理解我的生活。必须承认，我对“病天才”以及对于与之相关的一切的恐惧，完全是强迫性的，这也解释了我的许多决定。固执、多疑、小气、谨慎——一个真正的立陶宛人——我尽可能节约地使用我的资源，因为我相信如果我忘记自己的弱点，我可能会崩溃。不管怎样，我的婚姻持续了将近五十年。我选择杨卡，为了让她的眼睛、她的判断力，能够控制我的行为，尽管我给她带来过许多痛苦。也许，正由于担心自己身上那不负责和疯狂的一面，我给自己施加了太多的惩戒，以使自己总能准确、精准、守时，这样的性格，几乎无须努力就能成为一个出色的面包师、科学家，或者生意人。
在加利福尼亚，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对欧洲的地狱深了然于胸，我就像是索尔·贝娄笔下的赛姆勒先生。我对美国诗人们自认为合适的特权，佯狂的特权，也持有某种怀疑。酗酒、吸毒、进精神病院、自杀——这些都被认为是极有才华的人的标志。从埃德加·爱伦·坡开始，美国就一直在把他们推进这样的情形。这是可能的，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个浪漫主义的神话，将“异常”视为伟大，而为了“异常”，就从一个放任的社会中寻求新的刺激，现在，这产生了一些真实而非想象的结果。当罗伯特·洛厄尔住进一所医院时，我不禁想到，如果有人用皮带，给他裸露的后背十五鞭子，他也許会立即康复。我承认，这是嫉妒通过我在说话。如果我不能放纵自己，他为什么可以自由地放纵自己？
1987年8月14日
我想让自己免于说教，但我不能。作为补偿的浪漫主义习惯太强了：因为你可能认为你是善的，但你不是，那么你希望你的书是善的。但你的书，它独立于你，它摇摆矛盾；有时候，你认为它们是善的，另一些时候，你却不那么认为。所以你嫉妒高扬“为艺术而艺术”的那些人，你也嫉妒过去的艺术家，以及某个不同标签下的今天的艺术家，因为他们从不问自己这样的问题。
1987年8月17日
在关于我的“阿森纳的大门” 一诗的评论里，斯蒂凡·基谢莱夫斯基（基谢尔），写道：
在我看来，米沃什是一个忧心忡忡的诗人，他的迷人处，恰恰在于他之信心的缺乏、他的悲观主义，它来自于他对脆弱性的敏感，对无常的精神和物质世界的敏感，而它渗入了他的骨髓。我相信他忧心忡忡的真实性；而我不相信他的安慰。我既不相信他左派的、“人文主义的”、世俗的安慰，也不相信他宗教性的支撑物：神秘主义、斯威登堡学说、乌尔罗之地。他对《旧约全书》的翻译？它们是诗的、语言的妆扮，是灵魂的面具；毕竟，一个人不得不活在这个地球上。“先生，你用宗教迷惑自己，你明天就会把它抛在一边。”
1987年8月18-19日
登上泛美航空公司飞往伦敦的飞机，在去岗道尔夫堡的途中，教皇要在那里主持一个关于欧洲问题的研讨会。我的动力在于：向教皇致意，尽管我没有太高的期望，指望从老狒狒们的审议里浮现什么美妙的想法。我提交研讨会的论文也一般化。
我很喜欢基谢尔（“老猴子”），且很重视他。在他所说的那个片段里，有很多恶意的真实。然而，有一个具体的、基本的事实他没有考虑：我所有的智识的冲动都是宗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诗歌是宗教性的。同时，（也许这是同一回事）它是肯定生活和反对虚无的。尽管如此，如果我们说到基督教精神，它就是持续地以“是”和“不是”来表达的。教皇陛下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我们之间有过一次私人谈话，关于我的《诗的六次讲座》，约翰·保罗二世曾经对我说：“你总是向前走一步，然后向后退一步。”我的回答是：“如果不是这样，今天应该如何写作宗教诗歌呢？”
1987年8月27日
早上，冷雾从树上滴下来。当我醒来时，惊奇而失望地发现：一只鹿吃掉了所有天芥菜的花朵。那么茂盛，即使专业的花匠也种不出来。
教皇制度就像一块巨石，单纯的人们得以寻求庇护。但是，有罪的人们从四面压向它，道德可疑的人，疯狂的人，磨蹭他们的臀部！摇滚乐的节奏，沉溺于精神错乱、犯罪和电视。从教会的观点来看，他们是一大群，拥抱一种全球性的放荡：同性恋，女同性恋，一次或多次堕胎的女性，而男人无论如何应该为之负责；男人和女人，他们的生殖器成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所有人都在跟教会认可的婚姻之外的人睡觉；离婚的男人和离婚的女人。难道这还不够吗？也有无数的男女，不顾使用避孕设备的禁令。我将教皇制度，而不是教会，比作一块巨石。我们站在哪一边呢——我们这些以罗马的仪式受洗的人？从以上枚举的类型中，我们难道不能认出自己吗？我们难道不是带着尊重和卑下的嫉妒，把梵蒂冈的教诲，看作是对我们普通人而言过于高尚而难以企及的某种东西吗？
身著白色教服的教皇，一个强大的、高于尘世而极富魅力的人的形象，在我们这些沉溺于私欲、猴子似的人群之上；如果他是一个干枯的老人，他的形象就不会产生这般力量；然而，他是一个身材伟岸的人，他属于普通路人的群体，同时，他又不属于他们。他在梦里返回。就像一个美国作家半开玩笑所说，那会是值得一干的事，拿枪击毙他，然后，用一个现代的教皇，代替这样一位保守的教皇，允许使用避孕药，废除教士的独身制度，引入离婚，给予女性可以成为教士的平等权利？约翰·保罗二世是一个“拒绝的象征”，他们已经想除去他；而我们知道他们是谁。
当然，开放比法利赛主义更好。然而，筑起大坝，也许又比给错误的理由打开闸门更好。
1987年8月28日
一个梦：我在美国高中当一名教师。在年终考试结束后，校长（是的，一个女人）要我向学生致辞。我站在讲台上，她就在旁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我开始讲了讲我做学生时经历的考试。他们开始离开，先是一个，接着差不多全体。我心里有数，所以我只说了几句话，而我一直在无聊的谈话中絮絮叨叨，这说明我是一个赶不上趟的老家伙。
在岗道尔夫堡，有人告诉，教皇去罗马的一个监狱，会见了那个土耳其的刺客，他叫阿克查。从照片看，阿克查好像是在向教皇做忏悔。实际上，他在向他坦白他的担忧。他从那么近距离的地方开枪，如果不是神之母亲法蒂玛的干预，教皇不会活下来；那天是法蒂玛的周年纪念日。迷信的阿克查，现在开始害怕神之母亲的报复。教皇不得不让他平静下来，宽慰他说，神的母亲没有报复的习惯。
我收到了一册我的《诗的见证》，是由华沙的博览出版社发行的。我把它和“文化”出版机构在巴黎出版的版本做了比较。前者存在不少审查官的删减——愚蠢，但也充分显示出，在那里什么是不被允许的。
米沃什作为散文家、随笔家，中文读者对他的了解也是如此，甚至更好。仅笔者所见，他的早期作品《被禁锢的头脑》（1953）《诗的见证》（1957）和晚期作品《米沃什词典》（2001）均先后翻译出版，陆续还将有多种随笔集翻译出版，不能不说这是读者的幸事。
熟悉米沃什的人知道，诗人以思想之深邃、博大著称，与此相应，晚年诗人的写作完全突破了文体的限制，诗与散文的界限已经不那么明显，往往思接千古、神游八荒，看似信马由缰，实则匠心独运、臻于化境，诗作常用散文笔法（散文诗不在少数），散文随处充满诗性。米沃什早年写过两部小说（《攫权》和《伊萨谷》），晚年也常有写作长篇小说的心思，甚至透露过主题和构思，展示二十世纪历史、尤其是知识层命运的宏伟画卷，类似托马斯·曼的《魔山》。也许是年事已高，终于没有付诸实施，但是他接连几部随笔集的出版证明，诺贝尔文学奖在他绝非“死亡之吻”。我相信中文读者从已经翻译出版的《米沃什词典》（2004），窥视到一个随笔大家的广阔视野和深刻思想。
其实，早于《米沃什词典》十年，米沃什的日记体自传《猎人的一年》（1990）的出版就引起了一阵轰动，并在波兰国内发生了围绕它的激烈争论。争论的核心主要是爱国主义问题，米沃什以其广阔的视野与深刻的历史感质疑了波兰人“视国家为某种绝对之物”的“波兰性”。很难说，这个争论已经过去或者有了定论，但米沃什提问的角度，或者一个更为超越、形而上的方法，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深思。
《猎人的一年》主要作为一部回忆录，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我推测完全可以等同于作者想要写作的那部长篇小说：从三十年代的故人故事，到八十年代的生活和文学活动，互相参照，随时突破时空的限制，历史的闪回与生活的观照，相映生辉，生动有趣，无处不闪烁着一个大诗人、一个深刻的思想者的真知灼见。因为全书采取的是日记形式，各部分都不太长，文笔极其简洁，叙述速度非常快，往往一、两则日记里就回忆出一桩往事，或者勾勒一位故人。这也是作者明白交代过的、有意采取的方式，盖惟其如此，才能在有限的篇幅内浓缩作者丰富的经验。《猎人的一年》不是典型的自传写法，如更早的《故土》（1968）；如果结合《故土》、《米沃什词典》（其实是《米沃什入门》）和某些单独的篇什，则能形成一部更为完整的诗人自传。
这里节选的是《猎人的一年》首章的一些精彩内容，译者根据美国FSG出版社1994年首版译出，英译者为Madeline G. Levine。
1987年8月2日
“我不知道伯克利的群山会是我的终点，”我曾经在诗里写道。也许它们不会是，因为只要一个人还活着，一切就不是确定的，但是看来它们很可能将会成为我的终点。维尔诺已是亚特兰蒂斯。我也不能想象生活在波兰，即便在团结工会赢得大选后那个相对自由的时期，我重访过那里。巴黎的熟人越来越少，我的朋友一个接一个离世：齐格蒙特·赫兹、神父约泽夫·萨兹克、科特·耶伦斯基。不管怎样，无论生活在哪里，我都处在一种离群索居的状态，就像在这里一样，我找不到屈尊去城市里生活的理由。
书和字典。我的生活里有足够写一部长篇小说的的素材，但我高兴的是，我不写小说。也许，这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自负，我认为我的名声是有限的，局限于诗的读者。当然，我不拒绝名声，如果我的书印数更大，但我珍视镌刻于我命运里的这份幸运的宁静：声名从不巨大，我只拥有恰当的一份。
小说的美德在于描述我们与他人关系的可能性，不必拿一根手指指着他们；换句话说，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保护。写日记或日志时，你不具有那种特权；写日记时，你抛开一切顾虑，正如今天很多人所做的那样。
1987年8月3日
两年前写在笔记本里的一段文字，与我昨天观察到的东西有些联系：
《再度先锋的冒险》，玛莱克·扎勒斯基的书。它好像是我在另一个自己、一个遥远化身上发现的东西。否认：这不可能是我。然而，这就是我。好奇，因为我不时读到的引文，好像引自我写过却早已彻底遗忘的文章、信件。我也发现我之异化的逻辑。仅仅因为我的一本薄诗集，和我的同伴的诗集，一个仅印一百或三百册的版本，这还不是说卖出了那么多。在那段日子里，我相信我们也许只是为二、三十个人，也就是，为我们的同伴诗人在写作，这个信念又回来了。就在我们身边，数以千计的人在等待，竖着耳朵专心在听，无论一首诗提到政治时说了些什么，他们随时准备接受我们的意见，认为那都是服务于我们的事业。很显然，也就是左派的事业。实际上，在底层，大部分人从未读过什么，因为是文盲或半文盲，电视就是为他们发明出来的。在某个稍高的层次，有一个明确的分界：一边是进步主义，具有左翼倾向，通向創新，具有势利性，是一种可疑的理智主义，这是波兰语和意第绪语之间一个移动的边界（在维尔诺，则在意第绪语和俄语之间）——因为在那整个地区，百分之八十是犹太人。另一边，则是右翼倾向，老派的天主教。缺乏智识的兴趣。对后一阵营饱受创伤的不满，决定了我的命运。回暖之后，也就是在我逐渐感到一些热情之后，很快找到关键所在，因为我是“饱受创伤”。一个知识分子面对一群原始人？一个犹太人面对一群异邦人？一个智者面一群傻瓜？一个神秘主义者面对一群民间宗教信徒，而在后者那里神的母亲扮演一个辅助的角色？毫无疑问，提及我的立陶宛祖先是一个方式，能够人我撇清与那些真实或想象的波兰施害者的关系。我可能是不公平的，但我没有兴趣对那个时代做出社会或政治的分析。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但是，我之饱受创伤的关键，究竟在哪里？
整个先锋派是可笑的；一些迷茫的年轻人，一两个大学城日常生活里绝对的边缘者，在整个国家生活中更是边缘。日常生活完全消失：工作、娱乐、爱情、婚姻、生育、无数人隐秘的故事。然后，出来一个文学评论家，认定那些取代遥远生活的东西是真实的，仅仅因为，它幸存于语言。即使在先锋派诗人的思想和著作里，也不可能验证现实又已变形，他们也许充满各种创伤，像我一样。我的想象力令我想起一些具体的人，他们与我同时，却从与我完全不同的维度，以完全不同的观念和感官感知，经历了这个世界。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在其自传《爱与流亡》里，写到三十年代的波兰。我从未参与华沙犹太人作家俱乐部，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在那个时期，年轻一代的犹太人正逐渐脱离其父辈的信仰和习俗，并非为了自由思想和自由主义，而是直接投入共产主义，投入在斯大林主义者与托洛斯基主义者之间，因新的信仰而产生的狂热仇恨。在我的异化和辛格的异化之间，不乏相似之处。作为一个拉比的儿子，辛格曾接受过良好的宗教教育，他已世俗化，但又足够的世故，足以觉察到，他的作家朋友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其中存在的摩洛神崇拜；他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相处并不融洽，而是从虚空之中，发展出了一套保持距离的艺术：他成了一个用意第绪语写作的作家，但是，为谁写作呢？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辛格周围的人都已确信德国很快将占领波兰。辛格在1934年离开波兰到了美国，许多年后，正如他自己所说，他遭遇了无法写作的痛苦——合乎逻辑的结果是，似乎因祸得福，损失被证明是幸运的，因为在寻找他脚底实地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童年的那个传统的犹太人世界。最重要的是，他重新发现了自童年时起，就占据着他的那些伟大的形而上学问题。我也是如此，在我遭受移民危机的时期，开始寻找我永远失去的童年的国家。终其一生，辛格——他的叙事天赋，真是为我嫉妒——始终围绕着一个问题：上帝如何允许如此多的邪恶？犹太人的悲剧、代表成千上万受害者的约伯的哭喊，这些，或隐或显都出现在他的作品里，而他对罪恶的人类的厌恶，对希特勒和斯大林合谋的罪行的厌恶，在他后期的短篇小说《悔罪者》里公开爆发了出来。对上帝的控诉、对魔鬼存在的明显的意识、对天道的信念——就像在我的写作里一样。当我读到《悔罪者》时，我对自己说，辛格对哈西德派正统的态度，跟我对正统天主教的态度是相同的。这就是我对辛格感到亲近的真正原因，这种亲近之感超过了对任何其他健在的散文作家，无论波兰或美国的。诺贝尔奖授予了两个变异的人。
是的，很难相信以下引文，出自辛格的小说《绍沙》，而不是出自我的手笔；我们同时在写的，是同一个事，却又没有互相商量：
我向绍沙详细地讲了，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说它就像一本只能向前翻阅的书。你永远不可能往后翻。但曾经的一切仍然存在。伊普还生活在某个地方。屠户亚纳什院子里每天宰杀的鸡、鹅和鸭，它们仍然活着，都在“咯咯咯”、“嘎嘎嘎”地叫，只是挤到世界之书的其他页码里去了——一本向右看的书，因为它是用意第绪语写的，必须从右向左读。
所有那些岁月都到哪里去了？在我们离去之后，谁会记得它们？作家会写书，但他们會把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一定有一个地方，在那里一切都保存了下来，以致最小的细节。比如说一只苍蝇落进一个蜘蛛网，蜘蛛把它吸干了。这是宇宙的一个事实，这样一个事实不能被忘记。如果这个事实被遗忘了，它将是存在于宇宙的一个污点。
1987年8月5日
从日内瓦到芒通，在艾格隆酒店下榻住了两天，此地我很熟悉。这里也在下雨。再一次，仿佛音乐里的一个对位，与内拉和雅内克会谈。返回巴黎；多云有雨。
像其他人一样，我非常喜欢耶伦斯基。我也嫉妒他。我嫉妒他什么？他全部的生活，因为我相信，他是以比我更高贵的金属造就的一个人，尽管我也发现了他幽暗的一部分：他对于“拉加齐”（小男孩）的激情，这是莱昂诺告诉我的，他说这种激情早在1950年代就存在，在罗马他们初相识时。
在过去几年里我开始喜欢上法国，但这是在报复我在那里曾经遭受的屈辱。如果在1950年代，我不曾渴望作为一个诗人被承认，也许我不会感到羞辱。有几个人——让·卡索、苏佩维埃尔——知道我是谁，但是我，通过某个小孔，感觉到围绕着我本人的一般光环：他是某种古怪的人，也许有点疯狂，致力于反对共产主义。伽利马出版社能够出我的书，是因为我得过欧洲的大奖，但是，在书店几乎找不到我的书，看来他们故意破坏了发行销售系统。在加缪还活着的时候，我在伽利马还有一个盟友。有一个意大利出版商，写信给伽利马出版社，咨询《被禁锢的头脑》的情况（我想这是在70年代末，在我获诺贝尔奖之前），出版社回复说作者默默无闻。在伽利马出版社，我要在接待室等待，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我过度敏感，觉得我的位置似乎属于接待室。在那里，我从来没有过宾至如归之感，而对于一个走进出版商办公室的作家，希望被当成“我们中的一员”，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如今在圣父区的法亚尔出版社一样。
日落景色如在山里一样，因为雾气自大海弥漫开来，拥抱旧金山，降落于岛屿和海岬，所以，从这里俯视过去，摩天大楼的尖顶，好像翻滚的白色鱼群从各处突现出来，而神奇的闪光，越来越密集、强烈，直到太阳下山，仿佛消失于群山背后。
奥赛博物馆。很难说，我在这里的经验是“审美经验”。无论如何，我不知道审美经验是什么。我的想法在两个方向上展开：
一、一切自19世纪中叶积累到今天，无数的容易受到生理变化、时尚、历史的转变和飞跃影响的人类生命，无数已经死去的个体，其数量大得想象无法穷尽，却又可以被浓缩成一种精华；例如，德加的舞者，她是她自己，身后又伴随着一切——她的家人、交谈、床、厨房、巴黎的时间、年月日。德加能够打动我，因为他画作背后富含同情。为那脆弱的身体，为那些少女的愿望，为她们的情人、丈夫，为他们未知的未来冒险。资产阶级，妓女，杰出的芭蕾舞女演员。时间停止了，现在，在这里，连同它的潜在性。在奥赛博物馆，我对写实绘画更感兴趣，超过对印象派的兴趣。我漫步画廊，还有一个实际的目的，寻找一幅画，用于我的诗集《难以抵达之地》平装版的封面。
回到我的主题，换句话说：在绘画里，人类过去经历的几十年时间并没有过去，它凝结，它冻结成了形式，否则，时间就会是难以捉摸、不可触及的，尽管有人可能会反对：那么摄影照片呢？也许。这个问题，我想留待他人来思考，为什么它们不是一回事。对我来说，每一幅画下方有一个日期，这是很重要的。
二、如果我们认真想想，这是难以置信的：隔着一个相当大的距离，甚至还不知道画家的名字时，我们能够辨认出他是谁。例如，那是柯罗的一幅风景画。这意味着其中存在（我不确定如何定义它）一个基调、一点细微差别、一个旋律，它是独属于一个人的，他人没有，它是一个人的标志，而艺术只是供应了一个特殊的场景让人意识到这一点，因为画家成功地试着表达了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缺乏自己独特的音符。这也许是“灵魂不朽”唯一的证明，考虑到另外的前提，可以肯定的是：这也就是这个严格意义上的“个人”身上唯一永远不被摧毁的东西，因为摧毁它将是无意义和不公正的。 在夜晚，在黎明，我常常倍受困扰，为不曾写出的诗，以及绘画、各种情境、主题。
1987年8月6日
浓雾翻涌在山下，在旧金山上空，预示天气将变。海上来的雾也使我们感到寒冷；昨天，太阳只在下午大约4点出来，到6点又开始起雾。
我的人生冒险。“一个旋转基座上的吟游诗人”，就像我一直这样称自己的。在波兰，三十年之中我就好像一个奥威尔式的“不存在的人”；然后，在1981年，在位于瓦金基的夏宫，受到文化部长致敬式的接待；然后，又被扔到垃圾堆里。而我与奥斯卡·米沃什来往的经历就更为奇特。1987年5月24日，一个星期天，我从里昂车站搭乘去往枫丹白露的列车。几分钟后，在铁路的右边，就是熟悉的城墙和树木：我此行的目的站，蒙特热龙一闪而过，而在后来，当火车经过布吕努瓦加速驶入旷野时，我从地平线上远远端详着布里-康特-罗伯特的教堂的高塔。
1931年夏天我登上了开往枫丹白露的火车。那时我二十岁。我们三人结伴——“罗伯斯庇尔”（斯蒂凡·耶德热乔夫斯基）、“大象”（斯蒂凡·扎古尔斯基）和我，一身短袖短裤，因为我们的背包丢失在了莱茵河上游的湍流之中。奥斯卡寄钱给我，并嘱咐我在莎玛丽丹买一套衣服，所以我当时的穿着不是十分优雅，但也还算体面。一个年轻女人坐在我的对面。虽然有些土气，我却迷上了她，那个巴黎女人。现在，在这列火车，如果我说没有想到她，这不是事实，因为我在计算：她那时有三十岁的样子，姑且如此假设；加上五十六年；那么现在已经八十六岁了，所以很可能早已不在世了。
当时，在枫丹白露，奥斯卡在黑鹰酒店，他的房间里接待我。那个笼子（或多个笼子）里的鸟，非洲麻雀，他不知道该如何放心地释放到公园里去，但他从不囚禁当地的鸟类。啊，我急切地想要表达的尊敬，我对远房亲戚关系表现出的势利，我在阅读布罗尼斯瓦娃·奥斯特罗夫斯卡翻译的《米格尔·玛娜拉》时真实的喜悦，我对交织的命运全然的无知（几十年后它将结出果实）。那是在美国，我发现了他与克里斯蒂安·高斯的通信。我认为我有责任出版他的作品，所以我将他的《大艺术》和《科学的奥秘》翻译成了英语。如果这些作品是那种流行的东西，属于廉价的神秘主义，我在出版它们时就不会遇到什么困难；但它们不是，而且，它对罗马天主教将会胜利的预言也会将人们赶跑。但是，它们最终成了奥斯卡的著作《高贵的旅行者》的一部分，這是厚厚的一卷作品集，由我撰写前言，在克里斯托弗·班福德的努力下，在1985年出版了。当我听到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时，我认为其中也有奥斯卡的一份，它让他的名字还活着。事实上，《高贵的旅行者》与我的诗集，就并排在书架上，比如在伯克利的书店。
所以，在1987年5月，米沃什的友人在黑鹰酒店举行一个年度纪念午餐，我到场了，作为这个团体新当选的名誉主席，此前的主席则是让·卡索，他才去世了。那可能是五月唯一的晴天。我们把花放在他的墓前，新的铭文以立陶宛语和法语镌刻于墓石上：“在巴黎代表独立立陶宛的第一人。”来了一群法国人和立陶宛人。安杰伊·瓦依达几天前才从华沙抵达巴黎，而他以一口纯粹的立陶宛语致辞，使得在场的人颇感惊奇。然后，参观奥斯卡去世时的旧居，在皇家街，有一个带围墙的花园，目前殷勤的主人是一位退休的鞋商，他让我们进去参观了一番。午餐花了很长时间；有致辞，然后，围着皇宫，在公园里漫步，五十六年前，现身于此的那个年轻人，他还是我吗？
1987年8月11日
我对气候的敏感可能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我的生活已经过去，现在的每一天都是珍贵的。在晚年，莱奥波尔德·斯塔夫写过一首诗，《桥》：
站在一条又宽又急的
河流的岸上，
我不相信，
我会越过那座，由细而脆的芦苇
编成固定在树皮上的桥。
我像一只蝴蝶小心地走过
我像一头大象沉重地走过，
我一定走得像一个舞者，
摇晃得像一个盲人。
我不相信我会越过那座桥，
现在，我正站在桥的另一边，
我仍不相信我已越过了它。
我是怎么做的？我是如何越过那座桥的呢？盘点自己的人品，听起来可能不真实，对自己进行评判也不合宜。奥斯卡好像想找出米沃什家族这一边的遗传缺点，曾经说过：“你知道，就像米沃什家族的人。”意思是：“像一个疯子。”这是他说起他的祖父的话，他是一个在奥斯特罗文卡之战中受伤的老兵，娶了一位意大利歌手；奥斯卡的父亲，在生命弥留之际，患有临床妄想症；而他，住在德鲁加的堂兄弟家那边，也有不少毛病。没错，奥斯卡所言，让我很是震惊，因为它正好击中我的怀疑：如果不是有特别近的关系，来自切雷加和德鲁加两边的米沃什家族里人，为什么那么相似呢？会不会是某种先天性的缺陷，在对抗悠久的库纳茨家族的强大血统，甚至更为强大的塞鲁奇家族的血统？
艺术家和反常之人。因为自浪漫主义之后，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联系，甚至是与疾病的联系；托马斯·曼将它置于其忧虑的中心。可能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我想到“替代品”、“补偿活动”的观念，但我对于“病天才”真的没有任何同情。谁知道会怎么样，如果我的雄心壮志没有被平凡的美德更好地滋养？即使那可能意味着我不会创作任何一部作品。
平庸作为一种理想？因为那样就对自身的存在没有内疚之感。在伯克利，当人们称我“博士”或“教授”时，我会从中获得乐趣。有一种属于一个倍受尊敬的大家族的满足感，但是也不太过分，因为，毕竟，正如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的剧本《伊甸园酒店》里化身为经理助理的魔鬼所说，“一切都有代价”。
昨晚，在伦纳德·内森处晚宴，我们一起讨论到，在表达一个拒绝时，如何措辞才好，尤其是拒绝邀请，参加一个没有意义的演出，而它的策划又有着某些国际性的原因。礼仪要求我们说出，为什么我们认为，例如，争论如何引入民主、宽容和世界和平的途径，纯粹是浪费时间。但是人们喜欢用他人的钱旅行去巴黎；如果拒绝，他们更喜欢采取礼貌。 1987年8月12日
玛莱克准备土壤，然后我们植下了簕杜鹃。它是纤弱而精致的，不易移植。去年我在芒通老城给内拉买的那株，病了很长一段时间；叶子都掉光了。
所以，我在试图理解我的生活。必须承认，我对“病天才”以及对于与之相关的一切的恐惧，完全是强迫性的，这也解释了我的许多决定。固执、多疑、小气、谨慎——一个真正的立陶宛人——我尽可能节约地使用我的资源，因为我相信如果我忘记自己的弱点，我可能会崩溃。不管怎样，我的婚姻持续了将近五十年。我选择杨卡，为了让她的眼睛、她的判断力，能够控制我的行为，尽管我给她带来过许多痛苦。也许，正由于担心自己身上那不负责和疯狂的一面，我给自己施加了太多的惩戒，以使自己总能准确、精准、守时，这样的性格，几乎无须努力就能成为一个出色的面包师、科学家，或者生意人。
在加利福尼亚，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对欧洲的地狱深了然于胸，我就像是索尔·贝娄笔下的赛姆勒先生。我对美国诗人们自认为合适的特权，佯狂的特权，也持有某种怀疑。酗酒、吸毒、进精神病院、自杀——这些都被认为是极有才华的人的标志。从埃德加·爱伦·坡开始，美国就一直在把他们推进这样的情形。这是可能的，但也有可能是因为一个浪漫主义的神话，将“异常”视为伟大，而为了“异常”，就从一个放任的社会中寻求新的刺激，现在，这产生了一些真实而非想象的结果。当罗伯特·洛厄尔住进一所医院时，我不禁想到，如果有人用皮带，给他裸露的后背十五鞭子，他也許会立即康复。我承认，这是嫉妒通过我在说话。如果我不能放纵自己，他为什么可以自由地放纵自己？
1987年8月14日
我想让自己免于说教，但我不能。作为补偿的浪漫主义习惯太强了：因为你可能认为你是善的，但你不是，那么你希望你的书是善的。但你的书，它独立于你，它摇摆矛盾；有时候，你认为它们是善的，另一些时候，你却不那么认为。所以你嫉妒高扬“为艺术而艺术”的那些人，你也嫉妒过去的艺术家，以及某个不同标签下的今天的艺术家，因为他们从不问自己这样的问题。
1987年8月17日
在关于我的“阿森纳的大门” 一诗的评论里，斯蒂凡·基谢莱夫斯基（基谢尔），写道：
在我看来，米沃什是一个忧心忡忡的诗人，他的迷人处，恰恰在于他之信心的缺乏、他的悲观主义，它来自于他对脆弱性的敏感，对无常的精神和物质世界的敏感，而它渗入了他的骨髓。我相信他忧心忡忡的真实性；而我不相信他的安慰。我既不相信他左派的、“人文主义的”、世俗的安慰，也不相信他宗教性的支撑物：神秘主义、斯威登堡学说、乌尔罗之地。他对《旧约全书》的翻译？它们是诗的、语言的妆扮，是灵魂的面具；毕竟，一个人不得不活在这个地球上。“先生，你用宗教迷惑自己，你明天就会把它抛在一边。”
1987年8月18-19日
登上泛美航空公司飞往伦敦的飞机，在去岗道尔夫堡的途中，教皇要在那里主持一个关于欧洲问题的研讨会。我的动力在于：向教皇致意，尽管我没有太高的期望，指望从老狒狒们的审议里浮现什么美妙的想法。我提交研讨会的论文也一般化。
我很喜欢基谢尔（“老猴子”），且很重视他。在他所说的那个片段里，有很多恶意的真实。然而，有一个具体的、基本的事实他没有考虑：我所有的智识的冲动都是宗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诗歌是宗教性的。同时，（也许这是同一回事）它是肯定生活和反对虚无的。尽管如此，如果我们说到基督教精神，它就是持续地以“是”和“不是”来表达的。教皇陛下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我们之间有过一次私人谈话，关于我的《诗的六次讲座》，约翰·保罗二世曾经对我说：“你总是向前走一步，然后向后退一步。”我的回答是：“如果不是这样，今天应该如何写作宗教诗歌呢？”
1987年8月27日
早上，冷雾从树上滴下来。当我醒来时，惊奇而失望地发现：一只鹿吃掉了所有天芥菜的花朵。那么茂盛，即使专业的花匠也种不出来。
教皇制度就像一块巨石，单纯的人们得以寻求庇护。但是，有罪的人们从四面压向它，道德可疑的人，疯狂的人，磨蹭他们的臀部！摇滚乐的节奏，沉溺于精神错乱、犯罪和电视。从教会的观点来看，他们是一大群，拥抱一种全球性的放荡：同性恋，女同性恋，一次或多次堕胎的女性，而男人无论如何应该为之负责；男人和女人，他们的生殖器成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所有人都在跟教会认可的婚姻之外的人睡觉；离婚的男人和离婚的女人。难道这还不够吗？也有无数的男女，不顾使用避孕设备的禁令。我将教皇制度，而不是教会，比作一块巨石。我们站在哪一边呢——我们这些以罗马的仪式受洗的人？从以上枚举的类型中，我们难道不能认出自己吗？我们难道不是带着尊重和卑下的嫉妒，把梵蒂冈的教诲，看作是对我们普通人而言过于高尚而难以企及的某种东西吗？
身著白色教服的教皇，一个强大的、高于尘世而极富魅力的人的形象，在我们这些沉溺于私欲、猴子似的人群之上；如果他是一个干枯的老人，他的形象就不会产生这般力量；然而，他是一个身材伟岸的人，他属于普通路人的群体，同时，他又不属于他们。他在梦里返回。就像一个美国作家半开玩笑所说，那会是值得一干的事，拿枪击毙他，然后，用一个现代的教皇，代替这样一位保守的教皇，允许使用避孕药，废除教士的独身制度，引入离婚，给予女性可以成为教士的平等权利？约翰·保罗二世是一个“拒绝的象征”，他们已经想除去他；而我们知道他们是谁。
当然，开放比法利赛主义更好。然而，筑起大坝，也许又比给错误的理由打开闸门更好。
1987年8月28日
一个梦：我在美国高中当一名教师。在年终考试结束后，校长（是的，一个女人）要我向学生致辞。我站在讲台上，她就在旁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我开始讲了讲我做学生时经历的考试。他们开始离开，先是一个，接着差不多全体。我心里有数，所以我只说了几句话，而我一直在无聊的谈话中絮絮叨叨，这说明我是一个赶不上趟的老家伙。
在岗道尔夫堡，有人告诉，教皇去罗马的一个监狱，会见了那个土耳其的刺客，他叫阿克查。从照片看，阿克查好像是在向教皇做忏悔。实际上，他在向他坦白他的担忧。他从那么近距离的地方开枪，如果不是神之母亲法蒂玛的干预，教皇不会活下来；那天是法蒂玛的周年纪念日。迷信的阿克查，现在开始害怕神之母亲的报复。教皇不得不让他平静下来，宽慰他说，神的母亲没有报复的习惯。
我收到了一册我的《诗的见证》，是由华沙的博览出版社发行的。我把它和“文化”出版机构在巴黎出版的版本做了比较。前者存在不少审查官的删减——愚蠢，但也充分显示出，在那里什么是不被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