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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细读沈复的《浮生六记》和朱文颖的《浮生》，尝试探讨《浮生六记》和《浮生》中共存的东方式的暧昧激情表达方式通过展示暧昧的古典式爱情想象、苏州的阴影姿态而形成的东方玄妙诡异的智慧帶来的人性的压抑和孤独。
【关键词】：《浮生六记》；《浮生》；东方式暧昧激情；压抑；孤独
一、暧昧的古典式爱情想象
沈复笔下描画的妻子芸娘，是他的表姐，大沈复十个月，二人青梅竹马，情深意厚，一对佳人美眷结成良缘。娴静清秀的陈芸，鬓边常有小而白的茉莉花。她会侍花弄草、品茗制香，会刺绣女红、相夫教子、夫妻鹣鲽情深。她是一个平凡温柔的传统女子，她的美细水长流，从容恬淡。时常与丈夫在沧浪亭内邀月对酌，在太湖清波里泛舟游湖，在夏日菡萏初绽时烹泉制茶。月轮隐没会勾起忧愁，猫毁盆玩也能使她“不禁落泪”。除了贞静贤淑之外，她还有灵动活泼的一面。女扮男装与丈夫出游赏灯、泛舟，尽得欢愉，天真烂漫。正因为天真无邪，她与船娘结为挚友，甚至满心欢喜地为丈夫寻妾纳妾。与丈夫相依为命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而毫无怨言。拖着病体为儿女安排前程，为丈夫谋划前程，直至生离死别，病重的她还在执手欲言“来世”二字，从此远隔阴阳。
朱文颖的《浮生》，不是靠故事情节的逻辑而是靠感性的氛围和心理活动推进的。展示了连绵细雨中古典爱情想象的暧昧诱惑。描绘了处于一种鬼魅性的情绪、心态，气息的暧昧氛围中的芸娘。她性格模糊、神情恍惚，仿佛一些虚幻而飘忽的影像，散发着诡黠的美艳。她“会用针刺死蝉蝶之类的昆虫，在它们颈项那里系上丝线，然后再悬于花草之间冒充活物”、不停的诉说着“埂巷老妇人家朝南屋子里出现过狐狸”。芸娘口中说出的“狐狸”的声音扰乱了三白的心神，小说中每提到一次“狐狸”都暗示了芸娘叛逆的在场和自我表达的力量。而“狐狸”是小说的重要结构元素，是笼罩性的话题，也是小说情节推进的内在逻辑力量。正是关于狐狸的传说，以及各种由狐狸而引起的迷惘、困惑与幻觉，赋予了小说亦真亦幻、虚虚实实的效果。在这种神秘而鬼魅的气氛中，主人公三白如入梦境、鬼境，他走过的古城小巷、水沟、石板路、寺庙都像被死魂灵的阴气包围，而埂巷的老妇人、王医生、王太太，甚至芸娘似乎都成了狐狸的化身。作者描写三白对王太太隐秘的情欲有点像是苏州小巷深处被细雨激活了的河水，有一种似有还无、若隐若现的暖昧。在小说中对这种隐秘情欲的暧昧刻画是通过王太太真挚客套的道歉这一琐碎的行动和王太太胸前的衣襟里别的一串肥白茉莉意象、以及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的奇幻景色预示着“会看到奇怪的东西、碰到奇怪的事情”这种远古的传言来达到玄幻的。而在三白与芸娘的日常相处中展示出一种男性和女性各怀心思、暗暗互相较劲的杀气的意味。在恐惧的映照下，那段凄凉却温馨的爱情故事显得脆弱而现实。隔膜、诱惑、背叛与逃离，阻隔在沈复和芸娘之间，使他们的爱情成为悲剧。正如朱文颖所说“苏州有一个相当有意思的特点那就是杀气。这杀气，是一种尖锐的力量。苏州有杀气可能很多人会大吃一惊，大多数人都看不到这一点。有时候我站在一条空无一人的小巷里，就是那种鹅卵石或者青石板铺成的小巷子，也是下着一点雨，雾蒙蒙的或者太阳特别好的日子，阳光好得发白。我常常就会有一种恐惧的感觉。我觉得这种地方肯定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说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只不过我们看不到而已。只不过它太寂静了看去太正常了正常得让大家都有些麻木了。怎么会不发生事情呢？时光不白白往前走了那么好幾千年，积聚过多少力量。有多少孤魂野鬼在里面游荡，多少人间不平的痴男怨女”。[1]
在这两种爱情想象里，东方式的激情的表达方式展示为，不以释放为渠道，而是更深的隐忍，忍到极致。沈复生活在传统社会，爱情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情爱生活也总是纠缠在大家族生活中，与现代生活形成的单纯的婚姻生活中的两性隐忍相比，这种纠缠在家族父权中的女性隐忍更是达到极致。比如在《浮生六记》里，芸娘卷入一系列家族是非中：为公公纳妾而得罪婆婆、为沈复的启堂弟弟借债做担保而得罪夫家、自作主张地想要带走沈父的妾得罪公公。男权家长犯了错，却将脏水泼给了芸娘，公公将要年过半百，却打着年老需要有人服侍起居的幌子，隐瞒着还想继续纳妾的色欲衣冠面目；启堂弟弟见利忘义，做着伤害手足之事，完全是一副落井下石的卑鄙小人的面目；而沈复作为丈夫、作为男性的软弱无能，都在《浮生六记》里暴露无遗。最终这一切家族是非，使得芸娘开罪了公婆及家人，朝着悲剧的方向一步步走去。沈复的笔下抹去了芸娘自主发出的声音，我们只知道事情发展的原因和结果，却无从得知芸娘在经历这些时的心绪，但在这些客观的描写中，却可以深深的感受到女性在传统父权制社会中的隐忍。但沈复笔下的芸娘换男装与丈夫出游赏灯、与丈夫的友人一起吟诗作画、亲自给丈夫物色小妾的自主行为，可以看做是一种对父权制的抵抗行为，意味着一种自我表现。这种对生活的热爱正显示了她潜在的生命力与抵抗力。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沈复笔下的芸娘更像是一个“空白之页”。[2]芸娘的意义是被沈复（男性）赋予的，她自身声音的静寂包括了所有潜在的声音。也就是说，芸娘这一形象展示了在妇女文化中静寂之声的中心性，妇女的声音是如何以听不见的方式来传达的这个问题。而朱文颖笔下的芸娘则从女人怎样在父权制话语统治下象征性地被定义成一片混沌、一个缺位、一个否定、一块空白来挖掘它的意义，但这里的“空白”是一个定义行为，一个危险而又冒险的对纯洁的拒绝。朱文颖笔下的芸娘不再做些让三白心中有数的日常夫妻间调笑、磨合的事——“生了气便捏紧小拳头，狠命地捶他几下，或者躲在房间里呜呜地哭，等三白再假装负荆请罪地进去劝。脾气急起来，哇哇地讲上一通，柳腰一摆，如同风过柳絮般的，点了三白的鼻子，说道’再去找个小老婆吧！’娇羞的轻轻一点，让三白心里有晓风吹过时的暖意与麻酥。或者，嬉皮笑脸地指了院子里正浇花的小红说道’怎么样，怎么样，不错吧’”。《浮生》中刻画芸娘和王太太这些女性通过不去表达一种人们希望她们表达的“像苏州”一样的不变，而总是像隐含着秘密的善变的巫女，不停的诉说着让男性恐慌的寓言“狐狸”而宣告了自己的声音和作为人的主体性。 二.苏州的阴影姿态下的压抑
朦胧的苏州才是苏州的真面目，在朦胧之中，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以至于真的就是假的，假的也会是真的。“《浮生》这部小说弥漫的是阴柔、潮湿、另类的气息，从中既能看到苏州文化、民间宗教以及鬼神观念的无所不在。同时，也隐约能感到一种文化和人性的压抑，以及某种古典的、怀旧的、浪漫的情调与意趣”。[3]而形成这种阴影下的压抑的原因是语言的表达方式。《浮生》的语言呈现为一种冷艳的色调，如：“暮色给它罩上了一层晕黄，虽然没有晚霞，却仍然是晕黄的，只是在黄的里面，少了平日的微红而已。而这则更使眼下的黄昏时分显得缓慢起来。就象石桥下面的水。”在这里色彩使用造成的飘忽游离感。又如：“确实是出太阳了，而且不仅仅是出太阳，而是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雨一点都没有变小，灰蒙蒙的很有密度，象一张网。也象无数的银针。太阳却是耀眼的，有着灰色的衬托，它忽然显出明晃晃的亮度。单纯有太阳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太阳会是这样的太阳，单纯下雨的时候，也绝对不会感觉雨竟然会是这样的雨。一时间三白也有些呆滞，看着眼前的光影晃来晃去，街巷顿时就有着不真实的意味了。仿佛整个的就是朵大而白的茉莉，人与物都笼在其中了。”在作家的笔下，景与物、人与我都浸染在一种艳丽、诗性、飘忽、虚幻的语言河流中，色彩斑斓的语言意象与人物敏感、纤弱的内心世界遥相呼应，使小说呈现出特异的艺术品质。
而沈复的《浮生六记》之所以成为同时代作品的“另类”，正源于苏州文人乃至江南苏州的雅致生活和冲淡心态。以“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反应社会的历史变迁。在急遽变化的社会面前，通过对普通人物平凡人生的关注，展示人在大时代中的压抑和痛苦。沈复“是个习幕经商的人，不是什么斯文举子”，写出的洋溢着生活情趣的《浮生六记》的价值，也许正是缘于地域文化的影响和发自个人心性的自然创作，而非因为刻意与时代保持距离。可见由于苏州所特有的朦胧赋予文人这种冲淡的心态和雅致的格调古已有之。这种雅致的生活传统在朱文颖的创作中得以延续，只不过受时代影响表现的较为隐晦和含蓄罢了，但字里行间表现出的从容、恬适与沈复相比却毫不逊色。正是这种雅致使朱文颖的创作具有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韵味。
阴柔是江南的典型特征，安居于江南一隅的苏州，由于历史的影响，具有了一种诡谲之气。同时，作为“十里洋场”的上海的腹地，又具有一种平和的景致。平和使其显示出诗性，诡谲则诱发出潮湿，潮湿则成为阴柔的另一种阐释。这种江南水乡的独特平和意蕴以及多情、诡谲的吴文化使苏州作家的创作显示出王尧先生所说的叙事的诗性和潮湿。“南方尤其是江南的作家笔法大多细腻，散文化的叙述，常常让叙事沉浸在诗性和潮湿的蔓延之中。”[4]阴柔、潮湿成为苏州作家创作的特征之一，它不仅表现为作品所弥漫的阴柔、潮湿之气，而且也表现为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生活的压抑和悲凉。如：《浮生六记》里沈复的坎坷记愁篇里记述的生活中的困顿与悲哀。小说中不断重复着芸娘得病的叙述，表达着一种对命运的无可奈何之感。又如在《浮生》里面那个不断闪现的狐的形象。在中国传统小说里面，狐代表着一种玄妙诡异的力量，这种动物在古人的描绘当中，早就抛却了单纯的动物形象，成为亦仙亦妖的独特存在，在那个简单的故事里面，这个狐的出现直观的丰富了小说的故事性和内涵，展现了那个阴柔世界里的伤感压抑故事。而且显然这个形象跟江南阴柔的气质极为契合。
三.形成东方式的暧昧激情表达方式的原因
在这样的一种东方式的暧昧激情表达方式所形成的明朗的暧昧中，沈复和朱文颖作为叙述者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呢？是孤独。孤独是叙述者赋予叙事唯一可以确定的方向感。这不仅是指对个体孤独的言说，更主要的是，叙述者力图将孤独作为一种激发激情的力量，激活情绪的种种体验，譬如恐惧、无奈、忧伤和绝望以及至深至真的隐忍的爱和某种隐忍于深处的尖锐，对这类感受的传达构成小说中最内在亦最生动的部分。下面将从个人写作动机和社会原因探讨形成东方式的暧昧激情表达方式的原因：
从个人写作动机来看：就沈复而言，由于清代腐朽的科举制度以及压抑人才的政治制度交相作用的结果。使得沈复空有才华，却穷愁困顿，欲求做一幕僚而不可得。而像他这样的文人，在清代并非少数。满腹经纶，处处碰壁，穷困一生，沈复周围的朋友大都是这样的命运。而沈复写作《浮生六记》是为了纪念亡妻，回忆过去的美好，不免有夸大成分，更多的是人生过半的孤独与压抑所激起对过往的美好的留恋，对逝去的怀恋。
而朱文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时曾说过：“《浮生》是我小说理念中很多理念中的一个理想。我觉得“浮生”这两个字的感觉就是“阴影”的那种感觉。在光明与黑暗、悲凉与喜悦的不断交织中时光流逝了。就与生命打一次仗，高手过招兵不血刃。这种姿态是向后退的，大抵也是苏州的姿态，有某种东方的智慧在面。在这种状态中、你会把日常生活中的趣味，情调编成故事。并且（在我的印象中），这类故事大多是简单的、空灵的。你舍弃了故事的情节性和戏剧性的因素，抓住的是故事的氛围和心理的感觉。落实在你的写法上，这既是一种藏拙，又符合了你对实际存在的一种想象”。[5]虽然沈复和朱文颖的写作动机不同，但两者在真实的揭露个人在大时代中感受到个人孤独和压抑这一点上是相似的。
从时代原因来看：沈复和芸娘生活在乾隆时期的江浙一带，那时候正是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新的思想萌生，追求本真、崇尚平等的自由意识开始觉醒。而封建的旧势力旧道德在那时依旧根深蒂固，整个大环境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芸娘和沈复不由自主受到了那个时代萌发的新思想的感染，却完全无法敌过严厉的封建礼教，任何不符合封建家长意愿的行为都会遭到残酷地打压。在强大的封建礼教势力面前，一介女流与白衣书生如何与之抗衡？何况两人本来就是那么情深而脆弱，在多重打击下“头眩怔忡，诸症毕备”，终于“一灵缥缈，竟尔长逝”。所以芸娘是新旧思想冲突的牺牲品，而沈复亦是如此。
而朱文颖作为“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她的文学创作表达着“70年代”關注的焦点：青春的激动与尖锐，生命的荒芜与骚动，情感的伤痛与迷蒙，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于妥协。“在’70年代’的笔下或意识中，性别的意味减弱了，成为女人的过程失去了对性别对抗的意味。作家们普遍表现出对日常生活的眷顾，与反日常化拉开了距离。’70年代’笔下，多的是写感情的叛徒，婚姻的敌人，多的是惫赖与无奈，不得已的接受。在写作的小细节里，情感的翻江倒海都被一种事先了悟的无奈或者本来就有的游戏态度所代替”。[6]而在这种无奈与游戏里，充斥着孤独的味道。每个时代都是孤独的时代，人人生而孤独。对清代的沈复而言如此，对“70年代”的朱文颖而言，尤其如此。“一些评论家把一些类似于’酷’、’时尚’、‘尖角’、‘冷漠’等等冠之于70年代后出生的作家的身上，他们似乎忽略了在所有这些表面的深处，潜伏着的是硬核儿般的孤独感。即使在同类人当中，我们也很难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安于眼前的孤独，并且力图从孤独中突围出一条道路。”[7]为了“突围出一条道路”，她们表现出對于历史题材的热衷与改写，解构古典爱情。这样就可以理解何以朱文颖的《浮生》改写传统爱情经典——著名的《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和芸娘的故事，但里面充满了隔膜、诱惑、背叛与逃离。也许“70年代”对历史题材的热衷与改写，正是要证明他们不孤独。
注释：
[1]吴俊、朱文颖：《朱文颖访谈录——古典的叛逆》，【J】，《作家杂志》，2001年第6期，第51——57页。
[2]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美】苏珊·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3]吴义勤，《温暖的情怀与冷艳的气质——评<一坛猪油>与<浮生>》，《文艺争鸣·当代百论》，2012年6月。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时期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中期成果，项目编号为“09BZW046”。
[4]王尧，《在南方生长的诗学——<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阅读札记》，[J]，《当代作家评论》，2011.3.
[5]吴俊、朱文颖，《朱文颖访谈录——古典的叛逆》，《作家杂志》，第53页。
[6]马春花，《被缚与反抗——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论》，齐鲁书社。
[7]金仁顺：《之所以是我们》，第458-461。
参考文献：
[1]【清】沈复著，赵明华译，《浮生六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4.
[2]朱文颖，《何谓享乐生活——以苏州为例》，【J】，《东方杂志》，2003年3月2日。
[3]朱文颖，《一个年代的迷惘与信念》，【J】，《作家》2000年第8期，第73页。
[4]朱文颖、姜广平，《我写小说，首先是慰藉自己》，《文学月刊》，第81-89页。
[5]张清华，《朱文颖及其小说》，《南方文坛》，2003.1.
[6]李雪、朱文颖，《渴望更真实、勇敢、宽阔的生命与创作——朱文颖访谈》，《小说作家档案》，2013.5.
[7]张连义，《地域文化影响下当代苏州作家的创作特色》，《小说评论》，2014.3.
【关键词】：《浮生六记》；《浮生》；东方式暧昧激情；压抑；孤独
一、暧昧的古典式爱情想象
沈复笔下描画的妻子芸娘，是他的表姐，大沈复十个月，二人青梅竹马，情深意厚，一对佳人美眷结成良缘。娴静清秀的陈芸，鬓边常有小而白的茉莉花。她会侍花弄草、品茗制香，会刺绣女红、相夫教子、夫妻鹣鲽情深。她是一个平凡温柔的传统女子，她的美细水长流，从容恬淡。时常与丈夫在沧浪亭内邀月对酌，在太湖清波里泛舟游湖，在夏日菡萏初绽时烹泉制茶。月轮隐没会勾起忧愁，猫毁盆玩也能使她“不禁落泪”。除了贞静贤淑之外，她还有灵动活泼的一面。女扮男装与丈夫出游赏灯、泛舟，尽得欢愉，天真烂漫。正因为天真无邪，她与船娘结为挚友，甚至满心欢喜地为丈夫寻妾纳妾。与丈夫相依为命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而毫无怨言。拖着病体为儿女安排前程，为丈夫谋划前程，直至生离死别，病重的她还在执手欲言“来世”二字，从此远隔阴阳。
朱文颖的《浮生》，不是靠故事情节的逻辑而是靠感性的氛围和心理活动推进的。展示了连绵细雨中古典爱情想象的暧昧诱惑。描绘了处于一种鬼魅性的情绪、心态，气息的暧昧氛围中的芸娘。她性格模糊、神情恍惚，仿佛一些虚幻而飘忽的影像，散发着诡黠的美艳。她“会用针刺死蝉蝶之类的昆虫，在它们颈项那里系上丝线，然后再悬于花草之间冒充活物”、不停的诉说着“埂巷老妇人家朝南屋子里出现过狐狸”。芸娘口中说出的“狐狸”的声音扰乱了三白的心神，小说中每提到一次“狐狸”都暗示了芸娘叛逆的在场和自我表达的力量。而“狐狸”是小说的重要结构元素，是笼罩性的话题，也是小说情节推进的内在逻辑力量。正是关于狐狸的传说，以及各种由狐狸而引起的迷惘、困惑与幻觉，赋予了小说亦真亦幻、虚虚实实的效果。在这种神秘而鬼魅的气氛中，主人公三白如入梦境、鬼境，他走过的古城小巷、水沟、石板路、寺庙都像被死魂灵的阴气包围，而埂巷的老妇人、王医生、王太太，甚至芸娘似乎都成了狐狸的化身。作者描写三白对王太太隐秘的情欲有点像是苏州小巷深处被细雨激活了的河水，有一种似有还无、若隐若现的暖昧。在小说中对这种隐秘情欲的暧昧刻画是通过王太太真挚客套的道歉这一琐碎的行动和王太太胸前的衣襟里别的一串肥白茉莉意象、以及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的奇幻景色预示着“会看到奇怪的东西、碰到奇怪的事情”这种远古的传言来达到玄幻的。而在三白与芸娘的日常相处中展示出一种男性和女性各怀心思、暗暗互相较劲的杀气的意味。在恐惧的映照下，那段凄凉却温馨的爱情故事显得脆弱而现实。隔膜、诱惑、背叛与逃离，阻隔在沈复和芸娘之间，使他们的爱情成为悲剧。正如朱文颖所说“苏州有一个相当有意思的特点那就是杀气。这杀气，是一种尖锐的力量。苏州有杀气可能很多人会大吃一惊，大多数人都看不到这一点。有时候我站在一条空无一人的小巷里，就是那种鹅卵石或者青石板铺成的小巷子，也是下着一点雨，雾蒙蒙的或者太阳特别好的日子，阳光好得发白。我常常就会有一种恐惧的感觉。我觉得这种地方肯定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说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只不过我们看不到而已。只不过它太寂静了看去太正常了正常得让大家都有些麻木了。怎么会不发生事情呢？时光不白白往前走了那么好幾千年，积聚过多少力量。有多少孤魂野鬼在里面游荡，多少人间不平的痴男怨女”。[1]
在这两种爱情想象里，东方式的激情的表达方式展示为，不以释放为渠道，而是更深的隐忍，忍到极致。沈复生活在传统社会，爱情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情爱生活也总是纠缠在大家族生活中，与现代生活形成的单纯的婚姻生活中的两性隐忍相比，这种纠缠在家族父权中的女性隐忍更是达到极致。比如在《浮生六记》里，芸娘卷入一系列家族是非中：为公公纳妾而得罪婆婆、为沈复的启堂弟弟借债做担保而得罪夫家、自作主张地想要带走沈父的妾得罪公公。男权家长犯了错，却将脏水泼给了芸娘，公公将要年过半百，却打着年老需要有人服侍起居的幌子，隐瞒着还想继续纳妾的色欲衣冠面目；启堂弟弟见利忘义，做着伤害手足之事，完全是一副落井下石的卑鄙小人的面目；而沈复作为丈夫、作为男性的软弱无能，都在《浮生六记》里暴露无遗。最终这一切家族是非，使得芸娘开罪了公婆及家人，朝着悲剧的方向一步步走去。沈复的笔下抹去了芸娘自主发出的声音，我们只知道事情发展的原因和结果，却无从得知芸娘在经历这些时的心绪，但在这些客观的描写中，却可以深深的感受到女性在传统父权制社会中的隐忍。但沈复笔下的芸娘换男装与丈夫出游赏灯、与丈夫的友人一起吟诗作画、亲自给丈夫物色小妾的自主行为，可以看做是一种对父权制的抵抗行为，意味着一种自我表现。这种对生活的热爱正显示了她潜在的生命力与抵抗力。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沈复笔下的芸娘更像是一个“空白之页”。[2]芸娘的意义是被沈复（男性）赋予的，她自身声音的静寂包括了所有潜在的声音。也就是说，芸娘这一形象展示了在妇女文化中静寂之声的中心性，妇女的声音是如何以听不见的方式来传达的这个问题。而朱文颖笔下的芸娘则从女人怎样在父权制话语统治下象征性地被定义成一片混沌、一个缺位、一个否定、一块空白来挖掘它的意义，但这里的“空白”是一个定义行为，一个危险而又冒险的对纯洁的拒绝。朱文颖笔下的芸娘不再做些让三白心中有数的日常夫妻间调笑、磨合的事——“生了气便捏紧小拳头，狠命地捶他几下，或者躲在房间里呜呜地哭，等三白再假装负荆请罪地进去劝。脾气急起来，哇哇地讲上一通，柳腰一摆，如同风过柳絮般的，点了三白的鼻子，说道’再去找个小老婆吧！’娇羞的轻轻一点，让三白心里有晓风吹过时的暖意与麻酥。或者，嬉皮笑脸地指了院子里正浇花的小红说道’怎么样，怎么样，不错吧’”。《浮生》中刻画芸娘和王太太这些女性通过不去表达一种人们希望她们表达的“像苏州”一样的不变，而总是像隐含着秘密的善变的巫女，不停的诉说着让男性恐慌的寓言“狐狸”而宣告了自己的声音和作为人的主体性。 二.苏州的阴影姿态下的压抑
朦胧的苏州才是苏州的真面目，在朦胧之中，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以至于真的就是假的，假的也会是真的。“《浮生》这部小说弥漫的是阴柔、潮湿、另类的气息，从中既能看到苏州文化、民间宗教以及鬼神观念的无所不在。同时，也隐约能感到一种文化和人性的压抑，以及某种古典的、怀旧的、浪漫的情调与意趣”。[3]而形成这种阴影下的压抑的原因是语言的表达方式。《浮生》的语言呈现为一种冷艳的色调，如：“暮色给它罩上了一层晕黄，虽然没有晚霞，却仍然是晕黄的，只是在黄的里面，少了平日的微红而已。而这则更使眼下的黄昏时分显得缓慢起来。就象石桥下面的水。”在这里色彩使用造成的飘忽游离感。又如：“确实是出太阳了，而且不仅仅是出太阳，而是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雨一点都没有变小，灰蒙蒙的很有密度，象一张网。也象无数的银针。太阳却是耀眼的，有着灰色的衬托，它忽然显出明晃晃的亮度。单纯有太阳的时候，绝对不会想到太阳会是这样的太阳，单纯下雨的时候，也绝对不会感觉雨竟然会是这样的雨。一时间三白也有些呆滞，看着眼前的光影晃来晃去，街巷顿时就有着不真实的意味了。仿佛整个的就是朵大而白的茉莉，人与物都笼在其中了。”在作家的笔下，景与物、人与我都浸染在一种艳丽、诗性、飘忽、虚幻的语言河流中，色彩斑斓的语言意象与人物敏感、纤弱的内心世界遥相呼应，使小说呈现出特异的艺术品质。
而沈复的《浮生六记》之所以成为同时代作品的“另类”，正源于苏州文人乃至江南苏州的雅致生活和冲淡心态。以“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反应社会的历史变迁。在急遽变化的社会面前，通过对普通人物平凡人生的关注，展示人在大时代中的压抑和痛苦。沈复“是个习幕经商的人，不是什么斯文举子”，写出的洋溢着生活情趣的《浮生六记》的价值，也许正是缘于地域文化的影响和发自个人心性的自然创作，而非因为刻意与时代保持距离。可见由于苏州所特有的朦胧赋予文人这种冲淡的心态和雅致的格调古已有之。这种雅致的生活传统在朱文颖的创作中得以延续，只不过受时代影响表现的较为隐晦和含蓄罢了，但字里行间表现出的从容、恬适与沈复相比却毫不逊色。正是这种雅致使朱文颖的创作具有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韵味。
阴柔是江南的典型特征，安居于江南一隅的苏州，由于历史的影响，具有了一种诡谲之气。同时，作为“十里洋场”的上海的腹地，又具有一种平和的景致。平和使其显示出诗性，诡谲则诱发出潮湿，潮湿则成为阴柔的另一种阐释。这种江南水乡的独特平和意蕴以及多情、诡谲的吴文化使苏州作家的创作显示出王尧先生所说的叙事的诗性和潮湿。“南方尤其是江南的作家笔法大多细腻，散文化的叙述，常常让叙事沉浸在诗性和潮湿的蔓延之中。”[4]阴柔、潮湿成为苏州作家创作的特征之一，它不仅表现为作品所弥漫的阴柔、潮湿之气，而且也表现为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生活的压抑和悲凉。如：《浮生六记》里沈复的坎坷记愁篇里记述的生活中的困顿与悲哀。小说中不断重复着芸娘得病的叙述，表达着一种对命运的无可奈何之感。又如在《浮生》里面那个不断闪现的狐的形象。在中国传统小说里面，狐代表着一种玄妙诡异的力量，这种动物在古人的描绘当中，早就抛却了单纯的动物形象，成为亦仙亦妖的独特存在，在那个简单的故事里面，这个狐的出现直观的丰富了小说的故事性和内涵，展现了那个阴柔世界里的伤感压抑故事。而且显然这个形象跟江南阴柔的气质极为契合。
三.形成东方式的暧昧激情表达方式的原因
在这样的一种东方式的暧昧激情表达方式所形成的明朗的暧昧中，沈复和朱文颖作为叙述者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呢？是孤独。孤独是叙述者赋予叙事唯一可以确定的方向感。这不仅是指对个体孤独的言说，更主要的是，叙述者力图将孤独作为一种激发激情的力量，激活情绪的种种体验，譬如恐惧、无奈、忧伤和绝望以及至深至真的隐忍的爱和某种隐忍于深处的尖锐，对这类感受的传达构成小说中最内在亦最生动的部分。下面将从个人写作动机和社会原因探讨形成东方式的暧昧激情表达方式的原因：
从个人写作动机来看：就沈复而言，由于清代腐朽的科举制度以及压抑人才的政治制度交相作用的结果。使得沈复空有才华，却穷愁困顿，欲求做一幕僚而不可得。而像他这样的文人，在清代并非少数。满腹经纶，处处碰壁，穷困一生，沈复周围的朋友大都是这样的命运。而沈复写作《浮生六记》是为了纪念亡妻，回忆过去的美好，不免有夸大成分，更多的是人生过半的孤独与压抑所激起对过往的美好的留恋，对逝去的怀恋。
而朱文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时曾说过：“《浮生》是我小说理念中很多理念中的一个理想。我觉得“浮生”这两个字的感觉就是“阴影”的那种感觉。在光明与黑暗、悲凉与喜悦的不断交织中时光流逝了。就与生命打一次仗，高手过招兵不血刃。这种姿态是向后退的，大抵也是苏州的姿态，有某种东方的智慧在面。在这种状态中、你会把日常生活中的趣味，情调编成故事。并且（在我的印象中），这类故事大多是简单的、空灵的。你舍弃了故事的情节性和戏剧性的因素，抓住的是故事的氛围和心理的感觉。落实在你的写法上，这既是一种藏拙，又符合了你对实际存在的一种想象”。[5]虽然沈复和朱文颖的写作动机不同，但两者在真实的揭露个人在大时代中感受到个人孤独和压抑这一点上是相似的。
从时代原因来看：沈复和芸娘生活在乾隆时期的江浙一带，那时候正是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新的思想萌生，追求本真、崇尚平等的自由意识开始觉醒。而封建的旧势力旧道德在那时依旧根深蒂固，整个大环境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芸娘和沈复不由自主受到了那个时代萌发的新思想的感染，却完全无法敌过严厉的封建礼教，任何不符合封建家长意愿的行为都会遭到残酷地打压。在强大的封建礼教势力面前，一介女流与白衣书生如何与之抗衡？何况两人本来就是那么情深而脆弱，在多重打击下“头眩怔忡，诸症毕备”，终于“一灵缥缈，竟尔长逝”。所以芸娘是新旧思想冲突的牺牲品，而沈复亦是如此。
而朱文颖作为“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她的文学创作表达着“70年代”關注的焦点：青春的激动与尖锐，生命的荒芜与骚动，情感的伤痛与迷蒙，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于妥协。“在’70年代’的笔下或意识中，性别的意味减弱了，成为女人的过程失去了对性别对抗的意味。作家们普遍表现出对日常生活的眷顾，与反日常化拉开了距离。’70年代’笔下，多的是写感情的叛徒，婚姻的敌人，多的是惫赖与无奈，不得已的接受。在写作的小细节里，情感的翻江倒海都被一种事先了悟的无奈或者本来就有的游戏态度所代替”。[6]而在这种无奈与游戏里，充斥着孤独的味道。每个时代都是孤独的时代，人人生而孤独。对清代的沈复而言如此，对“70年代”的朱文颖而言，尤其如此。“一些评论家把一些类似于’酷’、’时尚’、‘尖角’、‘冷漠’等等冠之于70年代后出生的作家的身上，他们似乎忽略了在所有这些表面的深处，潜伏着的是硬核儿般的孤独感。即使在同类人当中，我们也很难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安于眼前的孤独，并且力图从孤独中突围出一条道路。”[7]为了“突围出一条道路”，她们表现出對于历史题材的热衷与改写，解构古典爱情。这样就可以理解何以朱文颖的《浮生》改写传统爱情经典——著名的《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和芸娘的故事，但里面充满了隔膜、诱惑、背叛与逃离。也许“70年代”对历史题材的热衷与改写，正是要证明他们不孤独。
注释：
[1]吴俊、朱文颖：《朱文颖访谈录——古典的叛逆》，【J】，《作家杂志》，2001年第6期，第51——57页。
[2]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美】苏珊·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3]吴义勤，《温暖的情怀与冷艳的气质——评<一坛猪油>与<浮生>》，《文艺争鸣·当代百论》，2012年6月。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时期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中期成果，项目编号为“09BZW046”。
[4]王尧，《在南方生长的诗学——<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阅读札记》，[J]，《当代作家评论》，2011.3.
[5]吴俊、朱文颖，《朱文颖访谈录——古典的叛逆》，《作家杂志》，第53页。
[6]马春花，《被缚与反抗——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论》，齐鲁书社。
[7]金仁顺：《之所以是我们》，第458-461。
参考文献：
[1]【清】沈复著，赵明华译，《浮生六记》，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11.4.
[2]朱文颖，《何谓享乐生活——以苏州为例》，【J】，《东方杂志》，2003年3月2日。
[3]朱文颖，《一个年代的迷惘与信念》，【J】，《作家》2000年第8期，第73页。
[4]朱文颖、姜广平，《我写小说，首先是慰藉自己》，《文学月刊》，第81-89页。
[5]张清华，《朱文颖及其小说》，《南方文坛》，2003.1.
[6]李雪、朱文颖，《渴望更真实、勇敢、宽阔的生命与创作——朱文颖访谈》，《小说作家档案》，2013.5.
[7]张连义，《地域文化影响下当代苏州作家的创作特色》，《小说评论》，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