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大家见面打招呼都爱问：“你吃了吗？”自从写诗以后，打交道的方式变了，遇到朋友会关心，“最近在读什么书？”这好像是一种更本质的交流方式。马上就要双十一，当中国今天百分之九十九的网民正在消费时，有一间小小的屋檐下，百分之0.0001的人正准备跟诗歌一起消磨一段时光。我想说，这百分之0.0001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孤独。
　　所谓的，心有多大神庙就有多大。当你相信永恒时，你的一部分已经为永恒所接纳了。文学的屋顶，今天看似狭小，只能装下百分之0.0001的人，无论何时，都可以成为无数人心灵的避难所。
　　多年前，梁漱溟发出灵魂拷问：“这个世界会好吗？”很多人说，会，一定会！但也请一定允许悲观者存在。这种时候阿兰巴迪欧跑出来说，“让我们去爱上垃圾，爱上这个将要完蛋的世界，爱它们到尽头，一直挺下来，熬出头，带着勇气忍受，在不可能中实践可能，站到命运的另一边去，直到让我们自己都惊奇为止。”这大概也是诗歌的人生态度，在命运的另一边，永远有那个惊奇！即便此刻很孤独，即便那些二十年前说“莫欺少年穷”的人，已经在说“莫欺中年穷”了。
　　一说到穷，就绕不开我们现代诗人了！现代诗人们的处境比起古代诗人还要差一大截。人们会对“诗人”感到好奇，好像诗人就该餐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提到“诗”则一定在永远到达不了的远方。我曾碰到一位年轻导演跟我说：“要不是见到你，我都不知道还有活着的现代诗人。”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完美诠释了诗人的選择：“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羊肠小道走得太久的代价，就是来自大众的隔阂与误解。十多年前，我刚刚开始接触民间诗歌圈，好似加入了一个诗歌丐帮，他们当中有一些今天已经是著名诗人，但在当时，一个个天赋异禀，穷困潦倒，活着就是为了诗。诗人西川说，“你可以嘲笑一个皇帝的富有，但不可以嘲笑一个诗人的贫穷。”诗歌丐帮里很多人收入很不稳定，毕竟一个读过凯恩斯的人，人间已没有太多适合他的工作;毕竟每一种伟大的激情，都饱含艰辛。
　　诗人们或通宵喝酒或通宵写作，自费印刷自己的诗集互赠诗友，可以不买房，但绝不能不买书，几乎每个诗人家里都是书从客厅一直堆到门口，从书架一直堆到床上。当然，其中也不乏诗歌致富的案例：比如有一位女诗人就曾因为自己的诗集卖不出去又没有地方搁，迫不得已买了一间车库专门存书，十年过去了，诗集还是没卖完，但车库增值了十倍。这个故事大概非常正能量地证明了，好看的皮囊全凭运气，有趣的灵魂我们也可以自食其力。后来这位诗友把这段经历又写进了诗里：一切生活皆素材。身处文学萧条的时期，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也许买不起几斤猪肉，但文学生活永远充满魅力。
　　我至今记得自己文学专业毕业后第一天去研究所上班的情形。当天恰巧有位民谣诗人来《世界文学》编辑部拜访，一位即将去西藏支边的老师搬出了她好久没弹的一台寡妇琴，然后一群人就围着吉他唱起歌来，精通罗马尼亚语的诗人哼起罗马尼亚小调，研究俄罗斯戏剧的老师唱山楂树，翻译日本文学的老师唱演歌，很快狭窄楼道里各个语种的老师们闻风赶来，西语的英语的德语的梵语的，几十种语言一锅炖。在那些陌生语言的歌声背后，对初入社会的我而言，是一个辽阔、丰饶又充满惊喜的世界，我从那些歌声，还有跟文学长年的交往中，不断感受到自身的匮乏，而这种匮乏带来的不满足，饥饿的感觉，恰恰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个体所需要的存在感，是鲜活的创造力的源泉。也是那时候，我意识到文学生活是如此诱人，文学让我们脱离了那个自我封闭的世界，汇入到浩瀚的历史中。作为一种升华的生命力量，它帮助我们塑造了生命本身。而我们自己的人生，是我们可以拥有的最昂贵的“艺术品”——某种意义上，每一个创造性的生活着的人，都是一位诗人。
　　只要还在写诗一天，就还没有成年，就还青春正好。
　　前年雅西诗会上，一个罗马尼亚少女起身向我提问，我顺道询问她对中国人的看法，女孩的回答令人惊异，她说印象里的中国人外表严峻，内心温柔，我没好意思反驳她，但是心想，嗯，还是不太了解我们神秘的东方啊。没想到，她又继续说，这份特别的温柔敏感并不来自他们的日常生活，而是因为中国延续千年的诗歌传统，是他们诗性的祖先的醇烈情感，通过一代代的诗词吟诵，在一辈辈血液中流淌。我当下吃惊于一个不足十六岁的异国少女对陌生之地竟有如此洞见，触及到了我们最残酷又最骄傲的一切。如今我们中国的日常生活是反诗的，其实全世界都在面临粗鄙化的威胁。但先辈温暖的热血难凉，“十年饮冰，难凉热血”，那一个个虚幻的人物，被拯救出来，化作了诗歌，化作了命运，化作了永恒，进入到我们的血液之中，塑造了我们最内在的情感音色，成为了人性最深沉的一部分，那持续创造的一部分。
　　而这，也是我们与区别于工具和工具人的爱与体验。可以说，文学始终向我们提供着崭新的命运机会。一个人最后可以真正拥有的，是你的生命，生命的热烈，以及作为一个独特个体散发的魅力。一个人如果仅仅拥有学历、财力、权力，而全无诗性的魅力，人就仍然还是失败者。以成功学指导人生，是很荒谬玄幻的，甚至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失败学。即便如今我们距离财富自由还有一个亿，也不妨碍主动结束一种账单人生，告别社畜无处不在的焦虑，去享受生命的飨宴，用行动做梦，用生活写诗，去过一种诗意的生活。
　　这个流量时代，一打开电脑手机，满屏满眼都是很潮的网络流行语时，甚至很多城市的霓虹灯也开始“土味二次元”化，什么“人巅峰”，什么“今天我是柠檬精”“有内味了”“奥利给！”好像说什么不带几个潮词儿就证明自己老了。我们整个语言环境是下沉态势，往所谓的接地气靠拢。原本想象一下，公共空间里的标识性语言，应该是更迷人更高妙更典雅的，高于日常生活的语言。但有一天，中国的各大城市，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人，都在往网络化语言无限靠拢时那些流行语看似新潮，但真的是最新的吗？
　　总是有一些古老的吸血鬼，潜伏在年轻人头脑中，吸取最新鲜的血液。这也是今天诗歌还能做些什么的设问？作为最高的语言形式，诗歌要帮助我们去抵抗那些古老的吸血鬼。那些看似新的背后可能是最陈腐的头脑;那些装得有趣的，可能仅仅只是滑稽;而那些跟不上时代节拍的沉迷于悠远传统的倔骨头，它们也许才是真正的摩登。历史并不是线性的，我们今天仍然会惊叹于往昔诗人们的创造，尽管很多人抱怨读不懂，抱怨他们不说人话，但不可否认那些语言依然是好的，是美的，是最摩登的。 　　诗人们的语言里有一个最摩登的人才可以拥有的思想和生活。此刻一窝蜂的网络化表达，是向庸人无限靠拢，是因为无安全感而走入人群。
　　而文学要避开人群，永远地避开人群，走那条足迹稀少的路。猛兽独行的年代一去不返，大数据迎来蟑螂欢腾的世界。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样一个大数据时代我们究竟是拥有了更多还是更少的创作自由？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诗歌为信仰，以诗歌为时尚，以诗歌为生活方式的几千年的诗歌文明中，当下中国依然是日产诗歌十万首，每天的创作量超过一部全唐诗。可以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时代。如今，每一块电子屏背后都完全有可能隐藏着一个秘密的诗人，又或者绞杀艺术的杀手。当所有人都可以在网上敲下几行分行的文字，所有人都拥有话筒时，他们又会不会集体宣判艺术的死亡？
　　在大数据的环境中，每个人随时随地留下痕迹，人类所有恶俗的趣味都暴露在广场上——而那些原本应该是一个文明人所羞于呈现的，是文明所压抑的部分。没错，文明有时候就是要教我们虚伪，否则大家就倒退回动物了，连一件虚伪的衣服都不用穿。我們先把恶俗暴露给数据，数据反过来通过计算又将更多的恶俗投喂给我们。当有一天我们习惯了信息投喂，就好像习惯了某种特定口味的饲料，再吃到真正有营养的东西时，我们的胃就很可能会消化不了，甚至会有非常激烈的应激反应。当绝大多数人都彻底适应了粗鄙时，精致反而会构成一种冒犯。
　　不管怎么样，就像扎加耶夫斯基写到那样，诗歌依然在尝试赞美这个残缺的世界。
　　只要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还没有被彻底压扁为一个个数据，只要千妍万丽的人性还没有彻底格式化，文学的时代就不会终结。曾经的1980年代，几乎每个青年都有一个文学梦，30年后，文学日渐边缘化，时代的抒情性也在慢慢消亡，人们都忙着去做一些更实用的梦了。但总有那么一刻，在噪音环绕之中，人们还是会重新想念起诗酒趁年华的美好光景。诗歌依然对世界保持着亢奋的发问状态，它始终在安慰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仍然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世界。
　　戴潍娜，诗人、青年学者。毕业于牛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杜克大学访问学者。出版诗集《我的降落伞坏了》《灵魂体操》《面盾》等，曾荣获2014中国·星星诗歌奖年度大学生诗人;2014现代青年年度十大诗人;2017太平洋国际诗歌奖年度诗人等。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