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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顾了技术哲学的发展历程，把技术哲学划分为以卡普、恩格迈尔和韶尔为代表的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和以芒福德、奥特加、海德格尔和埃吕尔为代表的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现代技术已经构成人类生存的整体环境背景，技术的“人文问题”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坎。
【关键词】：技术；人文；批判
1.技术人文批判的传统
虽然技术与人类有着同样久远的历史，但直到近代，一次又一次的科技革命，人们才开始对技术进行反思，由此形成技术哲学的工程传统与人文传统的分立。他们或者是立足于技术外部对技术的负面效应展开批判，或者立足于技术本身而忽视了与技术相关的其他因素。技术与人文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技术哲学的人文传统中，技术都是置于人文语境下来考察。在当代社会，技术似乎已成为了社会的决定力量，我们大有“成也技术，败也技术”的感觉，特别是在环境问题，资源问题，食物问题等方面，技术从原则上似乎可以解决这一切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从一定程度上也是技术带来的。技术异化问题，是技术的人文批判的着力点之一。在前现代技术时代，或在手工业时代，技术的人文问题可以说不存在的。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体器官的外在延伸，人与技术处在一个比较和谐的关系。在工业时代，技术从人的附属似乎开始凌驾于创造者之上，人的主体性开始丧失，马克思将这种情况称为“技术异化”。人的技术异化表现为人的感知、情感的间接性，理性、智慧的受限制性。我们不再是技术的主人，而成为技术的奴隶。技术有一种奴役人的倾向，这是技术异化的根源，那是不是因为有这种倾向，我们就放弃技术，答案是肯定，如果我们过度的人文思考，担心技术的异化问题，而放弃使用技术，这必然是不可取的。[[]]我们借助技术可以获得些什么，必须要付出些什么，可以在得与失权衡后作出选择，这种选择是自主的，我们不能在享受技术带给我便利的同时，又嗤之以鼻的对技术进行不合理的声讨。对于技术，“过度的人文思考”似乎需要调整。
在现代社会，技术备受指责的道德问题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技术改进了生产，使物质得到极大的丰富，但是同时来的还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原本人与人之间纯真的感情被惴惴不安，恐惧和冷酷所取代。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仇恨。为了利益，人们变得舍弃原本的道德底线，不再像过去那样，相亲相爱。总的说来，认为技术的使用会使人心变坏，人性堕落。技术悲观主义多持这种观点，他们更多的是反思技术的种种精神层面的负效果，或者说，他们所担忧的是技术会造成人的道德滑坡，或因为技术而失去善地本性。二，对克隆人的批判。基因技术的发展，使克隆人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难题。但是克隆人却迟迟没有出现，这其中就涉及到人的基本生存伦理。如果我们不去克隆人，而是克隆某个器官，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这是否也违背人的基本伦理准则，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我相信，当人类迈入“生物时代”，基因技术的普及，转基因食品，甚至于通过基因技术来改变人的细胞构造，减少遗传病的发作机率，这样的做法是否违背人的基本伦理道德呢？可以看到的是，具体伦理理论和实践规范都将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有序的进行重建，那时候的克隆技术是否依旧违背伦理道德，犹未可知。
在信息社会里，新型的犯罪问题，给执法部门破案增加了难度，也为网络监管部门的工作带来了不少的压力。其次，就是网络上的黄色暴力文件，邪教与国外政治组织也通过网络肆意传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信息。这对社会也会造成极大的冲击。人工智能作为信息技术的一种新形式，不单是一种技术手段，也是技术目的。如果是这样，是可以接受的，正如人们可以很坦然地接受自动化技術一样；而且还要尽可能“真”地让机器模拟人的智能，尽可能“真”地替代人的行为，终极目标，可能就要完全取代人在技术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对这种后果的伦理忧思，落脚于在“机器人”获得世界的主体地位后，人将扮演什么角色？人的尊严如何得到保护？甚至人是否还能生存。此外，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直接可见的社会弊端，例如，交通事故，环境污染，城市问题等，这些问题饱受政界和舆论的强烈谴责。我们应该思考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的同时，最终会使人类走向何处。
2.技术批判的人文思考
对于技术的“人文批判”，归根到底，要落实到技术的价值选择身上，或者说，我们以何种标准来选择技术，就是充分合理的。技术的价值选择，无外乎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本身的自然属性，即技术的功效与功能，另一个则是技术的社会属性，即技术被谁用，为谁服务。技术价值论有两种传统：一种是技术价值中立论，即技术可以服务于任何目的，技术产生的影响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干什么；另一种则是技术负载价值论，即技术出生时就带有价值倾向。技术的价值选择，不仅仅是认识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或应用问题。那是不是说，当我们在进行技术选择时，只要符合认识和实践的相关准则，技术就不会从出现所谓的人文批判。或者，我们应该设定以下的标准，来规范技术的价值选择。
一、充分考虑技术的代价，在工具主义的观点里，代价是鱼与熊掌不能
兼得时一种普遍而必然的现象，一个量的优化是以另一个量的付出为代价。我们必须充分考虑，技术所带来的利益与它对环境，伦理等造成的影响。在自由主义那里，技术的意义远远大于伦理代价，而保守主义正好相反，伦理代价是技术必须考虑的因素，即技术是有禁区的。如果我们加强对技术代价的考虑，是不是会制约人的发展，而过分的相信技术，是不是就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
可以说，技术的代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技术的使用。对于技术的道德负面效应，是个焦点问题，我们不应该只看到技术可能引起的道德风尚的败坏，还应看到技术具有的破旧立新，移风易俗，消灭无知的功能。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推进道德水平的提升，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按照效用学的观点，我们应当坚持利益最大与代价最少的原则，如果能这样，无疑是最好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依然是难点重重。
二、坚持技术善的选择，技术是人类获取真、善、美的主要途径之一。
从个人来说，技术通过自身的有利因素，减少个人的痛苦，医治个人的病患等，这是一种善的行径，通过减少痛苦，来增加快乐。如果从整个社会来说。技术带来的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财富和自由时间的增加，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有了充分的物质和时间保障。[2]减少痛苦和增加快乐应该是技术善的选择应有之义。毫无疑问，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运用不得当的话，必然会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按照技术负载价值论的观点，如果我们仅仅要求技术本身是善的还不够，我们还应该要求技术的运用结果也是善的。比如说核技术，这项技术的发明应该是中性的，如果我们用来造福人类，这无可厚非；如果将核技术运用到战争中，这就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也就是核技术的掌握者，应该承担这样的一种使命，或者说是一种责任，你应该确保自己发明或拥有的技术，不能用以非正常的目的，不能对自然和人类造成危害。其次，科学家或技术发明者，应该也有这样的担当，应该充分考虑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尽量减少“好心办坏事”的技术。科学可以无禁区，但是，这必须建立在不违背道德伦理，社会规则的基础上。或许，技术与人在新的水平上，将完全走到一起。
注释：
[1]单佳宁.现代技术的人学思考[D].南京师范大学.2015
[2]金文.马克思自由时间观及意义浅析[J].学理论，2011（04）：45-46
参考文献：
[1]肖峰.人文语境中的技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 肖峰.哲学视野中的技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 刘大椿.关于技术哲学的两个传统[J].教学与研究，2007（1）
[4]闫宏秀.人：技术与价值选择[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 24（3）： 70-73.
【关键词】：技术；人文；批判
1.技术人文批判的传统
虽然技术与人类有着同样久远的历史，但直到近代，一次又一次的科技革命，人们才开始对技术进行反思，由此形成技术哲学的工程传统与人文传统的分立。他们或者是立足于技术外部对技术的负面效应展开批判，或者立足于技术本身而忽视了与技术相关的其他因素。技术与人文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技术哲学的人文传统中，技术都是置于人文语境下来考察。在当代社会，技术似乎已成为了社会的决定力量，我们大有“成也技术，败也技术”的感觉，特别是在环境问题，资源问题，食物问题等方面，技术从原则上似乎可以解决这一切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从一定程度上也是技术带来的。技术异化问题，是技术的人文批判的着力点之一。在前现代技术时代，或在手工业时代，技术的人文问题可以说不存在的。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体器官的外在延伸，人与技术处在一个比较和谐的关系。在工业时代，技术从人的附属似乎开始凌驾于创造者之上，人的主体性开始丧失，马克思将这种情况称为“技术异化”。人的技术异化表现为人的感知、情感的间接性，理性、智慧的受限制性。我们不再是技术的主人，而成为技术的奴隶。技术有一种奴役人的倾向，这是技术异化的根源，那是不是因为有这种倾向，我们就放弃技术，答案是肯定，如果我们过度的人文思考，担心技术的异化问题，而放弃使用技术，这必然是不可取的。[[]]我们借助技术可以获得些什么，必须要付出些什么，可以在得与失权衡后作出选择，这种选择是自主的，我们不能在享受技术带给我便利的同时，又嗤之以鼻的对技术进行不合理的声讨。对于技术，“过度的人文思考”似乎需要调整。
在现代社会，技术备受指责的道德问题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技术改进了生产，使物质得到极大的丰富，但是同时来的还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原本人与人之间纯真的感情被惴惴不安，恐惧和冷酷所取代。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仇恨。为了利益，人们变得舍弃原本的道德底线，不再像过去那样，相亲相爱。总的说来，认为技术的使用会使人心变坏，人性堕落。技术悲观主义多持这种观点，他们更多的是反思技术的种种精神层面的负效果，或者说，他们所担忧的是技术会造成人的道德滑坡，或因为技术而失去善地本性。二，对克隆人的批判。基因技术的发展，使克隆人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难题。但是克隆人却迟迟没有出现，这其中就涉及到人的基本生存伦理。如果我们不去克隆人，而是克隆某个器官，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这是否也违背人的基本伦理准则，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我相信，当人类迈入“生物时代”，基因技术的普及，转基因食品，甚至于通过基因技术来改变人的细胞构造，减少遗传病的发作机率，这样的做法是否违背人的基本伦理道德呢？可以看到的是，具体伦理理论和实践规范都将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有序的进行重建，那时候的克隆技术是否依旧违背伦理道德，犹未可知。
在信息社会里，新型的犯罪问题，给执法部门破案增加了难度，也为网络监管部门的工作带来了不少的压力。其次，就是网络上的黄色暴力文件，邪教与国外政治组织也通过网络肆意传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信息。这对社会也会造成极大的冲击。人工智能作为信息技术的一种新形式，不单是一种技术手段，也是技术目的。如果是这样，是可以接受的，正如人们可以很坦然地接受自动化技術一样；而且还要尽可能“真”地让机器模拟人的智能，尽可能“真”地替代人的行为，终极目标，可能就要完全取代人在技术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对这种后果的伦理忧思，落脚于在“机器人”获得世界的主体地位后，人将扮演什么角色？人的尊严如何得到保护？甚至人是否还能生存。此外，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直接可见的社会弊端，例如，交通事故，环境污染，城市问题等，这些问题饱受政界和舆论的强烈谴责。我们应该思考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的同时，最终会使人类走向何处。
2.技术批判的人文思考
对于技术的“人文批判”，归根到底，要落实到技术的价值选择身上，或者说，我们以何种标准来选择技术，就是充分合理的。技术的价值选择，无外乎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本身的自然属性，即技术的功效与功能，另一个则是技术的社会属性，即技术被谁用，为谁服务。技术价值论有两种传统：一种是技术价值中立论，即技术可以服务于任何目的，技术产生的影响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干什么；另一种则是技术负载价值论，即技术出生时就带有价值倾向。技术的价值选择，不仅仅是认识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或应用问题。那是不是说，当我们在进行技术选择时，只要符合认识和实践的相关准则，技术就不会从出现所谓的人文批判。或者，我们应该设定以下的标准，来规范技术的价值选择。
一、充分考虑技术的代价，在工具主义的观点里，代价是鱼与熊掌不能
兼得时一种普遍而必然的现象，一个量的优化是以另一个量的付出为代价。我们必须充分考虑，技术所带来的利益与它对环境，伦理等造成的影响。在自由主义那里，技术的意义远远大于伦理代价，而保守主义正好相反，伦理代价是技术必须考虑的因素，即技术是有禁区的。如果我们加强对技术代价的考虑，是不是会制约人的发展，而过分的相信技术，是不是就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
可以说，技术的代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技术的使用。对于技术的道德负面效应，是个焦点问题，我们不应该只看到技术可能引起的道德风尚的败坏，还应看到技术具有的破旧立新，移风易俗，消灭无知的功能。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推进道德水平的提升，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如果按照效用学的观点，我们应当坚持利益最大与代价最少的原则，如果能这样，无疑是最好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依然是难点重重。
二、坚持技术善的选择，技术是人类获取真、善、美的主要途径之一。
从个人来说，技术通过自身的有利因素，减少个人的痛苦，医治个人的病患等，这是一种善的行径，通过减少痛苦，来增加快乐。如果从整个社会来说。技术带来的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财富和自由时间的增加，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有了充分的物质和时间保障。[2]减少痛苦和增加快乐应该是技术善的选择应有之义。毫无疑问，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运用不得当的话，必然会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按照技术负载价值论的观点，如果我们仅仅要求技术本身是善的还不够，我们还应该要求技术的运用结果也是善的。比如说核技术，这项技术的发明应该是中性的，如果我们用来造福人类，这无可厚非；如果将核技术运用到战争中，这就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也就是核技术的掌握者，应该承担这样的一种使命，或者说是一种责任，你应该确保自己发明或拥有的技术，不能用以非正常的目的，不能对自然和人类造成危害。其次，科学家或技术发明者，应该也有这样的担当，应该充分考虑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尽量减少“好心办坏事”的技术。科学可以无禁区，但是，这必须建立在不违背道德伦理，社会规则的基础上。或许，技术与人在新的水平上，将完全走到一起。
注释：
[1]单佳宁.现代技术的人学思考[D].南京师范大学.2015
[2]金文.马克思自由时间观及意义浅析[J].学理论，2011（04）：45-46
参考文献：
[1]肖峰.人文语境中的技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 肖峰.哲学视野中的技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 刘大椿.关于技术哲学的两个传统[J].教学与研究，2007（1）
[4]闫宏秀.人：技术与价值选择[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 24（3）： 7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