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辇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绘，作品设色典雅绚丽，线条流畅圆劲，构图错落富有变化，细节描绘生动，动静结合互衬，为唐代绘画的代表性作品。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图中内容描绘记录的是盛唐时期吐蕃（西藏）王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入藏的事，当时正处大唐繁盛时期，各民族争相与大唐通婚。松赞干布通过层层选拔，最终确定以禄东赞为使者出使大唐。唐太宗李世民在宫内接见了禄东赞。阎立本以此为题，绘制了这幅歌颂古代汉、藏民族友好交往的作品。它是汉藏兄弟民族友好情谊的历史见证。
　　画从结构上可以分为左右两部分，以中轴线为界，左侧三人前为典礼官，中为禄东赞，后为通译者，圖卷右半是在宫女簇拥下坐在步辇中的唐太宗。唐太宗坐在有六个宫女抬着的步辇上，他的形象是全图的焦点，作画者着重对其加以生动细致的描绘：唐太宗神情庄重、大方，体态壮硕，目光炯炯有神，和蔼可亲之外，又透露出几分霸者气息，充分体现了一代盛世明君的风范和威仪。唐太宗身边的宫女们，或抬辇，或扶辇，或执扇，或撑伞，姿态轻盈，年轻，漂亮，面形微圆偏润，神情自若、仪态万方，而且各具特点，从她们身上能看到六朝仕女的秀骨清像已经开始转向唐朝的丰腴肥硕。她们看似徐徐向前而行，富有动态。另一方面，她们又都很娇小、稚嫩，这样就充分反衬了唐太宗的威严和深沉。此外，仕女衣带飘飘和晁盖的迎风招展都有意刻画一种充满了柔情、安详、和善的情调。
　　左边的三个男士依次排开，井然有序，没有任何装饰，在规矩中略显拘谨，唐太宗正前方着红衣者是内廷译官，他手持笏板，引见身后的禄东赞入朝，很明显可以看出，三个人无论是神情还是身着，都体现地区差异，同时从三个人的形态举止也反映了他们的地位。左侧第三位着红袍、虬须、持笏板者是朝中引班的典礼官，他因见过世面而体态和神情比较放松。左侧第二位拱手肃立、穿着西域流行的联珠纹袍的为吐蕃使者禄东赞，因为远道而来，神情疲惫，同时姿态上又庄重、诚恳，左侧第一位束手站立的白衣人为朝中翻译员。尤其是站在最后的翻译员因为官卑职小不免惶恐不安，又怕翻译出现错误，紧张得头部仰起，但目光又不敢正视皇帝，竖起耳朵，认真聆听每一句说辞，他的上体前倾得厉害，显示出高度紧张感。这样就从侧面衬托唐太宗的严肃、大气，但又不失平和，可亲。一张一弛、一柔一刚，让人的视觉得到了充分的享受。就像人们弹琴时的左手伴奏，稳健而低沉；右手高音区炫音技巧的展示，华丽而不落俗套；一唱一和，和谐有序。唐太宗的威严大度，禄东赞的谦和肃穆，官员内侍的恭敬拘谨，宫女的矜持柔美都一一跃然纸上。整幅画显得对比鲜明，重点突出，人物性格、地位描绘得恰当得体。
　　整幅画中的细节描绘也是非常细腻的，仔细看左边人物的靴子，甚至可以看到那种靴皮皱起来的立体感，再仔细看下，你又会发现，唐太宗和引班的典礼官体格都画得很健壮，而禄东赞和翻译官体格都很瘦小，宫女则别是一种纤细，这种画法，我想并不是因为刚好他们的体格就是如此，而是作画者的故意创作，为人臣子，为盛唐服务，理当把盛唐刻画得更加壮大、强盛。从这些细节也可以看出大唐盛世的场面。
　　从整体的绘画艺术角度看，作者的表现技巧显得相当纯熟。衣纹器物的勾勒墨线圆转流畅中时带坚韧，畅而不滑，顿而不滞；主要人物的神情举止栩栩如生，写照之间更能曲传神韵；图像局部配以晕染，而且全卷设色浓重淳净，大面积红绿色块交错安排，富于韵律感和鲜明的视觉效果。
　　从色彩上讲，《步辇图》在设色上也用色浓重，非常大胆，除了主要的平敷手法，也采用了晕染的方法，黑色为主色，同时也有红、黄、白、绿等色彩相结合，显得沉着稳重而又恰当。这幅图的场景是一个喜庆的场面。根据我国的传统习俗，一般用红色来衬托喜庆的色彩。作画者为了突出这一特点，特地将典礼官的衣着画成红色。这样做既可以一上来夺人眼目地突出红色，又不会突兀得难于接受。因为按照习俗，禄东赞来自西域，服饰多以网状彩绘织成，很少有一整块同样颜色的衣服。而唐太宗也不合适着红装，一者皇上为至尊天子，能够与尊贵相配的颜色只有黄色；二者红色由皇上穿戴，不免显得过于轻浮，不够稳健睿智。如果我们能考虑到由于年代久远，风蚀和破坏，原本皇帝身着的镀金装束成了现在的土黄色，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作者在颜色安排上的独到之处。
　　另一方面，该画的用色也很讲究呼应的关系。左边引见官官服大块红色与右边宫女衣裙上的小条红色在面积上既对比又呼应——要是只有典礼官一个人红袍在身，就会显得有点儿单调，也很难显现出喜庆的氛围，要是和宫女们一搭配，那种气氛就无形之中传染给了观赏者；左边随从人员白色长袍与右边宫女的白色上衣的呼应也恰到好处，增加了画面的统一性。而唐太宗的深赭黄色的服饰与周围宫女浅色的上衣色彩在明度上形成了对比，犹如众星拱月，从而突出了重要人物。
　　《步辇图》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佳作，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还是中国汉藏民族友好的见证，是中国一段繁荣历史的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