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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承祯是道教学者，也是养生家。他精通医理，对养生有精到的论述，撰写了《坐忘论》《修真秘旨》《修生养气诀》《服气精义论》《天隐子》等养生专著，创建了一套以三戒、五渐、七阶为核心的养生理论。尤其在《坐忘论》中，他以《老》《庄》和其他道教经典为依据，并吸收了儒家正心诚意和佛教止观、禅定等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修炼方法，自称为“安心坐忘之法”，其中心思想是“守静去欲”，对后来的道教理论和宋明理学皆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也推动了道教养生思想的发展，并为此后的道教内丹心性论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司马承祯在《坐忘论》中说：“夫人之所贵者，生也，生之所贵者，道也。故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相离，然后乃长久。言长久也，得道之质也。”他认为，在道教信仰中，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所谓“道”，就是在养生的基础上致长生，将长生视为信仰的核心。因此，人生最大目标应该是努力去养护、珍惜、发展生命本身，将身体的养护发展置于一个极高的价值尺度之上。《坐忘论》从以下三方面体现了司马承祯的养生思想。
养生须静心
心神是生命存亡的根本，若心神虚静至极，意志平和，心旷神怡，那么精气则可内敛充盈，形体强壮，抗邪防病，尽享天年;而若心神躁扰过度，必然会损耗精气，伤及脏腑，损寿折年。所以司马承祯主张修心，认为“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帅”，“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因住无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收心第三》）。他的收心是以“心”体道，达到与道为一的本体境界。
心神之重要
对于道与心的关系，司马承祯把心与道看成是即本即体的关系，道就居在心中，而心的本体也就是道。如“源其心体，以道为本，但为心神被染，蒙蔽渐深，流浪日久，遂与道隔”。“心不受外，名曰虚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虚，则道自来止。”（《收心第三》）这里说明了心与道具有本质的重合性，强调心神的重要性，从而使修心得道成为可能。同时，由于蒙蔽和尘染而致心与道相隔的状况，从而心受牵制，神必受扰。若求清心安神，定要收心，以免心扰动神。如“心气调和，久益轻爽，以此为验，则邪正可知”（《收心第三》）。只有心神正常，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才能够协调正常。这就是心神的主导作用。如“心为道之器宇，虚静至极，则道居而慧生，慧出本性，非适今有”（《泰定第六》）。所以，安神先要养性修心。
心烦之危害
心若烦乱则会扰乱心智，耗损精气，既对身心健康有害，又会影响修道，所以司马承祯在《坐忘论》中分析了心烦的危害。如《收心第三》中指出：“凡住有所，则自令人心劳气发，既不合理，又反成疾。”“实莫多思，多思则以智害恬，为子伤本，虽骋一时之俊，终亏万代之业。”“若闻毁誉之名、善恶等事，皆即拨去，莫将心受。若心受之，即心满，心满则道无所居。”在《真观第五》提到：“是故收心简事，日损有为，体静心闲，方能观见真理。” ）
静心之方法
至于如何做到静心，如何避免心烦，司马承祯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法。一是要安养除病，“修道之要，急在除病，病若不除，终不得定”。“若心得定，但须安养，莫有恼触，少得定分。”“所有闻见，如不闻见，则是非美恶，不入于心，心不受外，名曰虚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虚，则道自来止。”只有“净除心垢，开释神本”“在物而心不染，处动而神不乱”“不著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收心第三》）。二是对杂事不想不求，“视名利如过隙，知生死若溃痈，故知用志不分，乃凝神也;心之虚妙，不可思也”。“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无感无求，寂泊之至，无心于定，而无所不定，故曰泰定”（《泰定第六》）。三是不要计较得失，“虽有营求之事，莫生得失之心，则有事无事，心常安泰”（《真观第五》）。
养生要除欲
司马承祯在《坐忘论》中认为修道有七个阶段，即信敬、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其中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等五个阶段，都强调主静去欲的重要性。他认为：“夫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帅。静则生慧，动则成昏”（《收心第三》），静才能正确认识事物，动则会造成昏乱的错误认识。只有自然恬淡、少私寡欲的生活，保持清净虚明、无思无虑的心理，最终才能求得生理上的健康长寿。
欲之危害
有欲则不能守道尊道，若汲汲于名誉、地位、财富等，患得患失，沉溺声色，则会伤德损寿，招致灾害。如“或显德露能，求人保己;或遗问庆吊，以事往还;或假修隐逸，情希升进;或酒食邀致，以望后恩;斯乃巧蕴机心，以干时利，既非顺道，深妨正业”（《断缘第二》）。对于酒肉、罗绮、名位、金玉等物欲，“众皆徇之，自致亡败”（《简事第四》）。“是故于生无要者，并须去之;于生虽用有余者，亦须舍之。财有害气，积则伤人，虽少犹累，而况多乎？”（《简事第四》）若留恋物欲，“留恋弥深，为邪念故，死堕地狱，永失人道，福路长乖”（《真观第五》）。
除欲后的益处
要若修道长寿，必须摒弃物欲，除欲后可使自心清净空寂、自身闲适恬淡，排遣忧烦，平衡心理，使身心怡悦，专心修道。“弃事则形不劳，无为则心自安，恬简日就，尘累日薄。迹弥远俗，心弥近道。至神至圣，孰不由此乎？”（《断缘第二》）“无事安闲，方可修道。”（《断缘第二》）
乐观养生法
在静心、除欲的同时，《坐忘论》生命哲学的主题是乐观、恬静，注重心理治疗、精神修炼，追求健康长寿。它讲人生哲学，关心的不是整个自然、社会、人的起源与结构，而是在这巨大的自然、社会、人类之中的人怎样怡然自乐，不与自然、社会、人发生冲突。也就是如何调节自己的心理活动，控制情绪波动，不受外界干扰，静心灭念，从心理健康入手而达到生理健康。
保持开朗的心态
人在社会上自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灾难、挫折，应正确看待贫困、疾苦，尽量地减少精神刺激，防止过度的精神变动，保持心胸开朗，乐观愉快。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言“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司马承祯在《坐忘论》中也谈到对生活的态度，如“谁与我贫？天地平等，覆载无私，我今贫苦，非天地也;父母生子，欲令富贵，我今贫贱，非由父母;人及鬼神，自救无暇，何能有力，将贫与我？进退寻察，无所从来，乃知我业也，乃知天命也。业由我造，命由天赋，业命之有，犹影响之逐形声，既不可逃，又不可怨。唯有智者，因而善之，乐天知命，不觉贫之可苦”（《真观第五》）。认为衣食犹之船舫，是生存、修道的工具、手段，不必为此迷失方向。“夫人事衣食者，我之船舫也，我欲渡海，事资船舫，渡海若讫，理自不留，何因未渡先欲废舍？”（《真观第五》）
以平常心处世，豁达知足
司马承祯认为，对待生活，对待生死，对待物欲，应豁达大度，知足不争，心气平和，以平常心看待一切。“贵能不骄，富能不奢”“以恬养智”“以智养恬”“智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恬智则定慧也，和理则道德也。”（《泰定第六》）“若恋生恶死，拒违变化，则神识错乱，自失正业，以此托生，受气之际，不感清秀，多逢浊辱，盖下愚贪鄙，实此之由。是故当生不悦，顺死无恶者，一为生死理齐，二为后身成业。”（《真观第五》）
通过静心、除欲，以乐观的态度处世，司马承祯认为，最终可“形神合一”，达到“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与道冥一，万虑皆遗，故庄子云同于大通”（《信敬第一》），“蹈水火而无害，对日月而无影”“智照无边”“形体得之永固”（《得道第七》）的见道得道的境界。
总之，司马承祯在他的《坐忘论》中把心理上的洁净虚明、无思无虑与生活上的自然恬淡、少私寡欲当作养生之术的基础，作为平时清雅生活的方式以及养生炼形、修身保命的绝妙良方。这不仅对当时社会各阶层有影响，也对道教思想的发展，尤其是道教养生思想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同时对今天也有积极而现实的意义
——《中国道教》
司马承祯在《坐忘论》中说：“夫人之所贵者，生也，生之所贵者，道也。故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相离，然后乃长久。言长久也，得道之质也。”他认为，在道教信仰中，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所谓“道”，就是在养生的基础上致长生，将长生视为信仰的核心。因此，人生最大目标应该是努力去养护、珍惜、发展生命本身，将身体的养护发展置于一个极高的价值尺度之上。《坐忘论》从以下三方面体现了司马承祯的养生思想。
养生须静心
心神是生命存亡的根本，若心神虚静至极，意志平和，心旷神怡，那么精气则可内敛充盈，形体强壮，抗邪防病，尽享天年;而若心神躁扰过度，必然会损耗精气，伤及脏腑，损寿折年。所以司马承祯主张修心，认为“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帅”，“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因住无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收心第三》）。他的收心是以“心”体道，达到与道为一的本体境界。
心神之重要
对于道与心的关系，司马承祯把心与道看成是即本即体的关系，道就居在心中，而心的本体也就是道。如“源其心体，以道为本，但为心神被染，蒙蔽渐深，流浪日久，遂与道隔”。“心不受外，名曰虚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虚，则道自来止。”（《收心第三》）这里说明了心与道具有本质的重合性，强调心神的重要性，从而使修心得道成为可能。同时，由于蒙蔽和尘染而致心与道相隔的状况，从而心受牵制，神必受扰。若求清心安神，定要收心，以免心扰动神。如“心气调和，久益轻爽，以此为验，则邪正可知”（《收心第三》）。只有心神正常，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才能够协调正常。这就是心神的主导作用。如“心为道之器宇，虚静至极，则道居而慧生，慧出本性，非适今有”（《泰定第六》）。所以，安神先要养性修心。
心烦之危害
心若烦乱则会扰乱心智，耗损精气，既对身心健康有害，又会影响修道，所以司马承祯在《坐忘论》中分析了心烦的危害。如《收心第三》中指出：“凡住有所，则自令人心劳气发，既不合理，又反成疾。”“实莫多思，多思则以智害恬，为子伤本，虽骋一时之俊，终亏万代之业。”“若闻毁誉之名、善恶等事，皆即拨去，莫将心受。若心受之，即心满，心满则道无所居。”在《真观第五》提到：“是故收心简事，日损有为，体静心闲，方能观见真理。” ）
静心之方法
至于如何做到静心，如何避免心烦，司马承祯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法。一是要安养除病，“修道之要，急在除病，病若不除，终不得定”。“若心得定，但须安养，莫有恼触，少得定分。”“所有闻见，如不闻见，则是非美恶，不入于心，心不受外，名曰虚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虚，则道自来止。”只有“净除心垢，开释神本”“在物而心不染，处动而神不乱”“不著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收心第三》）。二是对杂事不想不求，“视名利如过隙，知生死若溃痈，故知用志不分，乃凝神也;心之虚妙，不可思也”。“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无感无求，寂泊之至，无心于定，而无所不定，故曰泰定”（《泰定第六》）。三是不要计较得失，“虽有营求之事，莫生得失之心，则有事无事，心常安泰”（《真观第五》）。
养生要除欲
司马承祯在《坐忘论》中认为修道有七个阶段，即信敬、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其中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等五个阶段，都强调主静去欲的重要性。他认为：“夫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帅。静则生慧，动则成昏”（《收心第三》），静才能正确认识事物，动则会造成昏乱的错误认识。只有自然恬淡、少私寡欲的生活，保持清净虚明、无思无虑的心理，最终才能求得生理上的健康长寿。
欲之危害
有欲则不能守道尊道，若汲汲于名誉、地位、财富等，患得患失，沉溺声色，则会伤德损寿，招致灾害。如“或显德露能，求人保己;或遗问庆吊，以事往还;或假修隐逸，情希升进;或酒食邀致，以望后恩;斯乃巧蕴机心，以干时利，既非顺道，深妨正业”（《断缘第二》）。对于酒肉、罗绮、名位、金玉等物欲，“众皆徇之，自致亡败”（《简事第四》）。“是故于生无要者，并须去之;于生虽用有余者，亦须舍之。财有害气，积则伤人，虽少犹累，而况多乎？”（《简事第四》）若留恋物欲，“留恋弥深，为邪念故，死堕地狱，永失人道，福路长乖”（《真观第五》）。
除欲后的益处
要若修道长寿，必须摒弃物欲，除欲后可使自心清净空寂、自身闲适恬淡，排遣忧烦，平衡心理，使身心怡悦，专心修道。“弃事则形不劳，无为则心自安，恬简日就，尘累日薄。迹弥远俗，心弥近道。至神至圣，孰不由此乎？”（《断缘第二》）“无事安闲，方可修道。”（《断缘第二》）
乐观养生法
在静心、除欲的同时，《坐忘论》生命哲学的主题是乐观、恬静，注重心理治疗、精神修炼，追求健康长寿。它讲人生哲学，关心的不是整个自然、社会、人的起源与结构，而是在这巨大的自然、社会、人类之中的人怎样怡然自乐，不与自然、社会、人发生冲突。也就是如何调节自己的心理活动，控制情绪波动，不受外界干扰，静心灭念，从心理健康入手而达到生理健康。
保持开朗的心态
人在社会上自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灾难、挫折，应正确看待贫困、疾苦，尽量地减少精神刺激，防止过度的精神变动，保持心胸开朗，乐观愉快。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言“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司马承祯在《坐忘论》中也谈到对生活的态度，如“谁与我贫？天地平等，覆载无私，我今贫苦，非天地也;父母生子，欲令富贵，我今贫贱，非由父母;人及鬼神，自救无暇，何能有力，将贫与我？进退寻察，无所从来，乃知我业也，乃知天命也。业由我造，命由天赋，业命之有，犹影响之逐形声，既不可逃，又不可怨。唯有智者，因而善之，乐天知命，不觉贫之可苦”（《真观第五》）。认为衣食犹之船舫，是生存、修道的工具、手段，不必为此迷失方向。“夫人事衣食者，我之船舫也，我欲渡海，事资船舫，渡海若讫，理自不留，何因未渡先欲废舍？”（《真观第五》）
以平常心处世，豁达知足
司马承祯认为，对待生活，对待生死，对待物欲，应豁达大度，知足不争，心气平和，以平常心看待一切。“贵能不骄，富能不奢”“以恬养智”“以智养恬”“智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恬智则定慧也，和理则道德也。”（《泰定第六》）“若恋生恶死，拒违变化，则神识错乱，自失正业，以此托生，受气之际，不感清秀，多逢浊辱，盖下愚贪鄙，实此之由。是故当生不悦，顺死无恶者，一为生死理齐，二为后身成业。”（《真观第五》）
通过静心、除欲，以乐观的态度处世，司马承祯认为，最终可“形神合一”，达到“内不觉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与道冥一，万虑皆遗，故庄子云同于大通”（《信敬第一》），“蹈水火而无害，对日月而无影”“智照无边”“形体得之永固”（《得道第七》）的见道得道的境界。
总之，司马承祯在他的《坐忘论》中把心理上的洁净虚明、无思无虑与生活上的自然恬淡、少私寡欲当作养生之术的基础，作为平时清雅生活的方式以及养生炼形、修身保命的绝妙良方。这不仅对当时社会各阶层有影响，也对道教思想的发展，尤其是道教养生思想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同时对今天也有积极而现实的意义
——《中国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