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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世纪末，明朝的万历年间，利玛窦为实现他在中国传教的夙愿，来到了这片陌生的土地。在此之前他花费数年学习汉语并且研读儒家思想，到中国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参见中国的皇帝。一位江南赴京的大臣也看中了利氏价值，于是带其来京欲“献宝请功”。但这位大臣错打了算盘，当时的京城正展开一场权力党派的纷争，别说接待引荐这样一个外国人，避之都恐不及。利氏在京城一待就是半年，送光了带来的礼，花光了身上的钱，除了打道回府别无选择。
　　 然而，一年后他又来到京城，并且想出了一套中国式的办事方法。他并没有急着要见皇帝，而是托人把一套精美的自鸣钟和西洋琴献进了宫中，皇上爱不释手，玩赏整日。上弦的钟自有停的一天，就在利氏嚷着要走的时候，圣上下诏带其入宫。从此利氏有了出入皇宫的“特权”。又因有了皇家的背景，士大夫争相会之。利氏确也不辱使命，以其渊博的知识赢得了众人的敬仰，当时的士大夫形容其颇通儒术，可以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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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皇帝的信任，利氏布道的理想终于得以实现。1605年明朝皇帝赐给利玛窦神父土地和银两在宣武门内建起一座小教堂（今宣武南堂的雏形），真正具有规模的南堂是德那稣会神父汤若望于1650年建造的。
　　 南堂是一座巴洛克式建筑，这种建筑风格盛行于文艺复兴后期的罗马等地，当时的教会虽已丧失了很多权力。但由于土地等原因教会仍积累了相当多为财富。于是他们把教堂建得更加富丽堂皇，将古希腊、古罗马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建筑成就都融合了进去，再加上大量贵重石料堆砌、雕琢，使建筑华丽得几近狂奢。从造型上看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影响相当明显，那种向高向上的冲动减缓了很多，更多的是平静安详，那些雕琢细致的植物，恬美和平的姿态是从前宗教建筑所没有的。
　　 欧洲的教堂一般都面对广场，许多盛大的仪式在那里举行，在更早一些时期那里是人们交往的重要场所。而中国的教堂就难以接近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的教堂与世隔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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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是西方的象征，因此每当殖民地矛盾激化的时候，教堂也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南堂在乾隆和光绪年间两度被烧就证明这点。因而建起高大的院墙，里面安排上齐备的生活设施，这样布道才稍有安全感。1995年修葺一新的北京西什库府天主教堂（既北堂）与南堂则风格迥异。这是一座典型的展示西方宗教理念的建筑。如果观赏者体会到一种向上升华的感觉可能就对上了原创者意图。哥特式有别于其他风格建筑最典型的地方就是那窗门上尖拱的造型既不是古罗马建筑的圆弧，也不是其他一些建筑尖角，它是哥特式建筑所独有的那种向上而又不是锋利的那种尖，它代表了一种精神，大概是荣耀与向往。
　　 教堂的内饰，特别是用彩色玻璃镶成的门窗也是一大特色。当夕阳透过这些红黄色为基调，红、蓝相杂色块时，一种迷蒙幻觉就产生了。神秘、安详，当然还有崇高。这不正是宗教。
　　 初建北堂得到了朝廷的特许，后来清政府恐其异端而予没收，英法联军打入北京后，清政府才不得已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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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堂建筑面积约2200平方米，若算上塔尖约有十层楼高，相当壮观。因建在中国，难免有土洋结合的色彩。教堂正面上方是镶刻着那稣善牧的圣像，而两侧却各建一中式石碑，上面分别刻有教堂的建造谕旨和满汉天主教圣经。从建筑结构和配置上来讲，北堂是很完整的天主教建筑群。它内设正祭台、配祭台、唱经楼。除大堂外还有苦难堂、主教府，印刷厂、图书馆、医院、孤儿院甚至女子中学，规模顶得上一座大学。
　　 坐落于王府井大街的东堂是一座罗马式天主教堂又名圣约瑟堂。它仅比北堂晚五年建成，大概是为了创造独特的风格，它选用了最传统的罗马式宗教建筑，它的穹顶和拱形柱廊是建筑标志。它给人的感觉不是上升而是威严，这种比哥特式风格形成的更早的建筑风格也许跟当时教会的权力有关。
　　 一座座教堂凝固了不同时代人们对宗教的理解，其实也就是对世界的理解。而利玛窦千辛万苦跑到中国也就是为了传播他的一些理解罢了。
　　——《古都风清·墙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