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世界的“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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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人生魔方》《万种风情》相继出版之后,近日,原泽州县文联主席、《吐月》主编,现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副主席、《西部散文选刊》副主编李小鹏先生又推出了他的中篇小说集《红颜》。有幸获得此书,怀着对他的崇敬之心,近日静心拜讀了这本书,一次次被书中那一缕缕情思荡漾、一阵阵热血奔涌所深深感染,油然而生一种想要探究李小鹏先生爱情小说创作风格的冲动。浓郁的激情几度流淌,寂静的暗夜几经煎熬,愚笨的大脑几番思索,颤抖的双手几多敲击,终于形成以下一些浅显的文字,与大家交流。
  小说是通过叙事、来解构人生轨迹的一种文学形式,而任何文学作品都必须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才能够被读者所接受。爱情题材的作品,同样有着自己的“时代感”。李小鹏先生这本中篇小说集,汇集了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并发表于《热流》《晋阳文艺》《火花》《星火》《黄河》《青春丛刊》等文学刊物的作品。《哀恋》以80年代中期为时代背景,描写了同班男女同学从两小无猜、情投意合到情随事迁、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一个“哀”字,既有破题之意又有解惑之思,很是吸睛。而这个故事最后以一封信表达女主人公的心思,更加突出了“恋”的分量,紧扣住了题目,也切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红颜》以九十年代初为时代背景,以一个地级市文工团为载体,讲述了舞蹈演员和舞台美工两个典型人物一见钟情、悲欢离合的感情纠葛,把两个性格迥异、知识修养和为人处事方式差距较大的人物,展现在事件中,“红颜薄命”与“英雄气短”之间的瓜葛坦荡无遗。《鹊闹梅》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段特殊时期为前提,以一个兵工厂驻校军宣队班长与山村小学一个民办教师,在工作交往与面对困苦局面中相互倾慕、日久生情,继而变故重生、欲盖弥彰的故事,阐释了特殊背景下人性的善良、情感的桎梏、生活的艰辛。《翠萍园》亦为历史遗留的产物,虽有着荒诞不经的味道、离经叛道的情结,却深刻地揭示了朴实善良的女主人被下放劳改颠沛流离、顽强生活、命运多舛、荒诞至极的悲哀。荒诞自有荒诞的土壤,理想自有理想的缘由,在其中得到发掘。《杏儿熟了》以发生在太行山村青年男女的情感纠葛、爱恨情仇,叙述特殊场景的特殊生活、特殊时代的特殊情感,但无不是时代的产物、客观的存在、命运的呐喊!《阳情阴缘》则是通过一段三角恋的记叙,刻画了爱情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也再现了人性的光辉与黑暗、乡村的野蛮与荒诞、寡妇生活的悲哀与艰辛。
  我的感性认识中,这些作品,始终有作者影子的存在。这些信息在拜读他的《人生魔方》《万种风情》时就已经捕捉到,也在《美丽的回味》一文中点到。李小鹏先生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良好的家风传承,给予了他追求事业的韧性、担当责任的执着、坚持创作的恒心。他曾在商业领域工作过,但更多的时间躬身深耕在文联这块沃土中,编审一期期杂志,创作一篇篇诗文,培养一个个作者,扶持一件件佳作,可谓呕心沥血,历尽艰辛。时至今日,虽已退休但依然受命于《西部散文选刊》《天涯诗刊》等大型文学期刊,执着于毕生喜爱的文学作品的编审和创作。《红颜》的故事,发生在文工团,《哀恋》的女主角也在文工团。《红颜》中的男主角在绘画领域颇有建树,而李小鹏则在收藏界享有名气。他也曾因为同仁谋求福利,蒙受了些许的委屈。但他始终秉持为普罗大众创作喜闻乐见作品的理想而矢志不移,他始终追求为文学爱好者搭建平台的目标而坚持不懈,他始终他坚守文学作品的质量而严格把关。《红颜》一书之所以在历经一二十年之后,才结集出版,正是他要让作品经过时间的积淀和实践的检验,得到广泛的认同才心安理得。即便是每篇作品中叙述的故事和人物,也并不是随意而为,而是自己对这些行当有过较深的研究,反复思索、几经推敲才出现在作品中。
  其次,《红颜》中的作品,虽然都是爱情这个不老的表达主题,却展现了社会客观存在的爱情生活的多个侧面,而每一个侧面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道路、人生选择和情感纠葛,悲中见喜,喜中有苦,苦中有乐,乐中有忧,忧中有痛,痛中有情,可谓是一个爱情世界的“命运共同体”。世界本来就是由复杂的多面体构成的,人生、生活和情感自然而然也就是这些多面体的一部分。作家的责任,就是让文学作品还原客观、忠于客观,真实地再现人生,形成一种对人生轨迹的探寻、一种对主体思想的表达,如此也就有了自己的创作风格。李小鹏正是透过对底层社会爱情生活以及精神世界的探究、还原,而自成风格。
  文革至今几十年,人们的思想禁锢与解放,无不影响着人们的爱情观、价值观的变化。作家们作为冲锋在时代前沿的文艺战士,一次次发起向题材、语言以及更广泛区域的冲击,并一次次回归于理性和冷静思维。随着时代的进步,作家们的思想焦点也在不断转移,使之与时代同频共振、与社会同步共赢。即便是本土作家也是如此,从孟绵中先生的《荷花塘轶事》到成茂林先生的《爱之惑》,再到《水城烟雨》,都深深地刻下了时代的伤痕、印迹和特征。李小鹏先生独辟蹊径,来解释人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爱恨情仇、生离死别,以及对爱情故事的描写,形成了自己“私人式的写作”。“写作就是把自己的内心掏出来、挖出来,表达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纵观李小鹏先生的爱情小说,主人公们都历尽磨难而忠贞不渝。一个不幸的人,也许有些许微小的短暂的幸福和欣慰;一个幸运的人,也可能有不为人知、痛彻心扉的伤感和悲哀。是命运就有两难,就有难以抉择的时候,这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紧密相关。历史的沉重脚步,总是夹带着个体的生命悲欢;时代的前行步履,如何能没有个人的执着顽强?李小鹏先生的这些作品,就在于他把自己的内心掏出来,表达了他对社会、生活和人生的看法,把“个性化”与“常规化”融合、“典型性”与“客观性”融合、“理想性”与“真实性”融合。
  晋城雄踞太行之巅,扼控晋豫咽喉,屏障三晋腹地,俯视千里中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纯朴的民情风俗。晋城不仅是上天赐予的自然地理上的一块高地,而且是地域文化发展上的一块高地。“崇实守信,开放包容,争先创新”的“晋城精神”,是这座城市的现代灵魂。而在长期的社会历史中,这里特有的地域文化是相对闭塞、封建、守旧、粗犷和淳朴、良善、包容、守信的。作为本土作家,李小鹏深谙其中的道理,在《红颜》所有的作品中,处处都有地域文化的踪迹。《哀恋》中有,《红颜》中有,《鹊闹梅》中也有。冯妈的每一次出现,都有一种不一样的神情以及说出口的或者没说出口的言语,铸就了她鲜明的人物个性。其中隐匿的、流露的都是地域文化熏陶出来的热情、憨厚、淳朴、自私、刻薄等多种因子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集于一身。李小鹏通过作品中这些活生生的人、事、情、理,处处显露出具有太行山雄浑、绵延、奇绝的特质和太行山地区人们的憨厚、实在、守诚的底蕴。   麦家说过:“我觉得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职责是要关注自己的心灵,要和自己的心灵时刻团结在一起。除了要和心灵团结外,我觉得一个作家还应该和自己写作的语言握紧手。我相信一个作家关注自己写作的语言,就是关注自己的命运。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应该像关注自己命运一样关注自己写作的语言”。小说的叙事方式和语言,随着社会的变革、信息化时代滚滚潮流的汹涌澎湃,日益发生着改变,那种平铺直叙,前后倒置,循序渐进,循规蹈矩的方式和人云亦云、平淡无奇,没有呼吸、没有创意的语言,早己被抛弃。读过《红颜》,我特别欣赏的是李小鵬先生能够没有丝毫刀劈斧砍痕迹的叙事方式和语言特色。他能够在一段或几句话之间切换故事的前因后果,却让你并不觉得费解和突兀。在《红颜》这个中篇小说中的第一段和第二段描写“钟鸣画展”和钟鸣这个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所取得的成就,到第三段就很自然地让尤佳女主人公出场,叙述她在哪里做什么,而第四段只有“然而‘钟鸣画展’却像洪水猛兽一样冲进了她的精神世界,淹没了她所寻觅的一切,唉,她的心绪乱了,寻寻觅觅,懵懵懂懂……”这样几句话,就一下子转换了场景,为什么会这样?接下来的第五段“为什么要这样呢?难道命运在捉弄人?她早已忘记他了,仿佛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人,也好像她和这个人没有丝毫关连”寥寥几句,就又是一个大的转折,说明了这两个人是有故事的。但究竟这两个之间发生了什么,能够让女主人公因了‘钟鸣画展’就像洪水猛兽一样冲进了她的精神世界,淹没了她所寻觅的一切呢,悬念很自然地抛出,使你不得不往下看。李小鹏先生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有自己的一套。他用方言的地方,不像“山药蛋派”那般通而贯之,只是在恰当的时间、场景下才自然而然地来上两句,便使得故事的生动性、感染力和真实感更加完整地体现出来。比如,在《哀恋》中有这样的对话:“猜,我是谁?”她故意捏着嗓子问。“别逗,快松手,早闻见你那股骚味了。”“你坏,不松,就不松。”
  有一种社会生活就有一种创作可能,有一种生命感觉就有一种生命伦理。关海山先生在《作家也有保质期》一文中写到:这些作家,身处自己的时代,却放眼未来,他们不但具有过人的才华,更具有过人的胆识、具有独立的人格,在写作中,他们在关注现实层面上的事物和意义的同时,更专注于精神世界的深度挖掘,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大气磅礴,而且深邃尖锐,直抵事物的本质。
  我想,李小鹏先生正是遵循了这些,才使得《红颜》如此鲜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选自2019年5月1日《太行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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