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一带”的规划还在最后的推敲中，具体内容虽未公布，400亿丝路基金的推出却已表明，这一连接四大洲的构想不仅仅是倡议，还会有实打实的资金来支持。沿路沿带的国家将会因此有实质性的参与，“一路一带”不再是中国的独舞。
　　不过，从短期来看，尽管国内对这一概念炒作较多，但中国经济难以从中受益。它的价值不单单在经济。
　　何为丝路基金
　　所谓丝路基金，顾名思义是为丝路战略提供投融资支持，由中国政府发起并设立。2014年11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时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并很快于11月8日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紧接着在11月9日的APEC峰会上明确表示丝路基金将用于“一路一带”沿线国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
　　为何中国会在APEC举行之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刚刚成立不到两周的时间又独自发起丝路基金？
　　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亚投行本意是好的，但过于聚焦亚洲，过于聚焦基础设施建设，还经常引出人们的地缘政治竞争的想象，例如，和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进行竞争，等等。
　　目前，亚投行首批21个签约国中并没有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日本认为，亚投行的作用和理念不明确。美国认为，亚投行的发起是中国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挑战。
　　丝路基金的“关注对象则更广，不仅在亚洲，而且是向整个沿路沿带国家开放”，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江林告诉记者，“丝路基金支持的项目也突破了基建、人员培训、知识产权保护、当地海关建设、提升通关水平等也可能是基金涵盖的领域。”
　　亚投行的资金有限，不能满足“一路一带”的需要，丝路基金将是有力补充，并且，受此启发，中国国内正在酝酿地方版和民间版的“丝路基金”，预计可以撬动更多资本投入。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以前亚洲地区单单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每年就高达7300亿美元。而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实缴资本为认缴资本的20%。
　　再者，亚投行毕竟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将按多边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即便中国的股份最大，相关决策也需要通过协商，且中国已经表态并不追求“一股独大”。从用时上来看，亚投行经过一年才从提出进入筹建阶段，此后还需要进行章程谈判和磋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其他国家或经济体加入，中间不能排除美日的干扰，变数较大，预计在2015年底启动运作的工作计划较难实现。早在2012年提出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只涉及5个国家，至今仍没有成立，目前的磋商结果显示，中国对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不及预期。
　　丝路基金则不然，由中国政府单独发起并制定规则，可以避免在章程上的争论，能快速启动，投入运作。
　　需要指出的是，在亚投行还在扯皮的时候，历来由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已经跳过中国于10月9日成立了一个新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GIF），并将于2014年晚些时候开始运作。出席该基金签字仪式的现有和潜在合作伙伴包括了多边发展机构和捐助国、机构投资者，却没有任何中国官方或民间机构。
　　尽管国内对丝路基金相关概念炒作火热，但是，其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影响并不大。一者，丝路基金的具体方案还没有推出，即便推出，从项目遴选到实施都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二者，相对于中国的体量，丝路基金规模并不大，何况，其着眼点并不在短期国内需求，而是一路一带，直接受益的是沿路沿带的经济体。
　　中国从中获得的经济效益可以说是间接的、长期的，一是畅通贸易通道，开拓新的贸易空间；二是这些国家基本条件改善后能更好地承接中国产业。
　　更重要的是，丝路基金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
　　新外交思路减缓“成功的危机”
　　丝路基金突出了新丝路的开放性，对象不局限于亚洲，项目不局限于基础设施，参与者不局限于中国，从现实角度注解了中国文化与文明的和平属性。
　　它的设立，“表明中国没有走别国殖民主义的老路，通过掠夺殖民地致富，而是选择共同富裕、建立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共赢道路，用中国的资金、技术、建设能力与周边国家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赢发展。”郑永年认为，“中国的丝路基金是包容的、开放的、共荣的、可持续的，体现着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理念。”
　　开放式的新丝路并非要和其他国家竞争地缘政治利益，而是要促进新丝路沿边沿岸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无疑会减轻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担忧，进而减缓中国近年面临的“成功的危机”。
　　此前，中国实力的增强不仅没有改善中国的外交处境，反而带来了各种忌惮。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研究员陈志洁指出，因为背后没有明确的理念支撑，外界不知道中国到底要做什么，所以会在中国物质力量崛起的时候要么两边押宝，避险。
　　丝路基金与中国在APEC和G20峰会表现及其他行动一起，包括对越南、菲律宾及日本做出和解姿态，同美国签署气候和军事协议、与澳大利亚签署自贸协定、与东南亚国家商签“睦邻友好”条约，充分展示了柔性外交的温和姿态，外媒认为，这与早些时候处理领土争端时的坚决果断对比鲜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指出，目前，中国对外政策出现了实质性转变。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黄靖认为，中国当前奉行的外交政策的基础是，“我们应当做什么”，而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这是一个重大变化。
　　大外交的新格局
　　丝路基金与亚投行一起也传递了中国的国际责任观，清楚地回答了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会如何向整个世界体系负责的问题。
　　一者，中国对国际责任的理解跳出欧美的话语体系，通过构建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来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习近平在一次演讲中如是说。
　　二者，中国外交的重心仍是经济贸易和发展。中国不按照美国的要求来履行责任，并不难理解。一方面，和中国传统文化相悖；另一方面，更容易引起地缘政治国家的警惕和担心，此外，经济上消耗大，而中国已经未富先老，潜在经济增速还在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持续下降。
　　郑永年认为，尽管中国对维持世界秩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需要军事现代化，否则会继续搭美国人的便车，保护不了自己的利益，但是，发展军事能力，不见得就是学美国到处使用武力干预它国事务。
　　三者，承担国际责任的方式越发多元化，不仅跳出单边援助，更多地通过多边银行和基金推动合作共赢，而且开始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用新的规则促进世界的发展也是大国责任的一部分。”赵江林指出。
　　本次APEC峰会可以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转折点，中国从顺从者变为主导者，充分发挥主场优势，利用东道主身份确立了主要议题，努力主导规则的构建。
　　此前，中国虽然在不少领域有自己的规则，比如大小平等、不干涉内政、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最大的人权是发展权等，但因为缺乏软实力，只被少数国家认同，国际秩序仍然是西方国家主导的。随着新兴经济体数量比例和实力的上升，必然会对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产生重大影响，规则也要做相应调整，无论是自身的实力还是利益的需要，中国都不可能坐视欧美发达国家再次主导世界。
　　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到亚投行乃至丝路基金，从各种双边和多边自贸区的建立到亚太自贸区的启动，都是中国为制定规则做出的努力。其成果也在陆续显现，G20峰会同意筹建全球基础设施中心、世行也推出了全球基础设施基金，无论其背后是否为了对抗中国，总还是认同了中国“要想富先修路”的发展模式，也与中国当前的外交重点一致。
　　中国外交的这种变化或许可以借由中央政府官方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概括为“中国外交的新提升”。这篇题为《李克强东盟行：中国“规则外交”显山露水》表示，作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地区事务和国际事务不仅需要倾听中国的声音，也需要中国的行动——最重要的行动，就是参与构建规则。
　　新一届政府的外交思路趋于明晰。外交由“小”变“大”，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的分量大幅提升；外交基本告别被动的韬光养晦，开始积极主动地走向前台，参与规则的制定，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操作手段也开始刚中带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