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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传媒普及的时代，人们每天都能听到、看到各种不同的经济预测报告。
在经济社会中，每位参与者都关注自己投资的收益、财富的增减，普通民众更是希望能得到专业人士的指点，聆听各种指点迷津式的教诲，预测未来的经济变化趋势，期望达到个人财产的保值增值。
预测是指在掌握现有信息的基础上，依照一定的方法和规律对未来的事情进行测算，以预先了解事情发展的过程与结果。
在西方的情报界里，预测是情报工作的重要目的。美国中情局的训诫是：一个组织严密、协调较好的情报机构持续保持警戒状态，能够快速地预测几乎涵盖了世界各处的动态信息，这就是我们能够对付奇袭的最佳保障。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大批毕业于麻省理工、康奈尔、普林斯顿等著名的理工科大学的学生加入了美国情报员研究行列，成为情报分析的中坚力量。他们来自自然科学领域，谙熟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及方法论。他们给传统的以定性为特色的情报分析带来了清新的气息。各种各样的定量方法、模型建构使传统的情报分析令人耳目一新，《情报分析，以目标为中心的方法》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克拉克，就是这些新生代情报分析家的代表。
罗伯特.克拉克从1970年起供职于美国中情局。与传统的情报分析人员的人文学科背景不同，克拉克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士、伊利诺州立大学的电子工程学博士。坚实的学术背景和40余年的情报工作经历使他对情报工作形成了独特的看法。对情报分析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就体现在《情报分析》一书中。
惯性是预测中的重要力量
克拉克特别看重经济情报的使用性，因而他认为情报分析必须要有预测性。他认为，叙述过去的世界不是情况分析，那是历史。总结最高级形式的情报分析是对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预测的结构性思考，真正的情报分析总是预测性的。
在《情报分析》里，他提出了新的情报分析流程，即：“问题分解——建立模型——评估数据——填充模型——进行预测”。
经济预测报告是在对一定时期的客观经济活动过程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各种科学的方法，对掌握的经济信息加以分析研究后，所写出的评估和预测未来经济活动发展状况及变化趋势的报告。
通常，经济预测必须用可靠的方法进行对未来经济的分析。较经济预测更为高深的是具有一定学术性的包括理论、资料、方法、计算等因素的宏观预测，它依赖于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掌握。
但是，经济预测也有捷径可走。
克拉克独特的方法是在情报分析中引入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采用数量分析与数理模型。这一点与当下西方经济学家推崇的对经济社会现象进行“构建模型”与“定量分析”的方法有相似之处。
例如他引入物理学中的牛顿第一定律——惯性。首先，静止状态中的物体倾向于保持静止状态。其次，运动状态中的物体倾向于保持运动状态（除非你将它们置于存在阻力的现实世界）。最后，运动状态中的物体倾向于停顿下来，然后又适用于第一条。
当然，在没有强大外力改变物体运动方向的情况下，物体的静止和运动状态是连贯性的——这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相同。例如，2014年的GDP增速是8%，在综合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2015年的GDP增速也会是8%，或者会是7.9%，或者会是8.1%。
尽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两项区别很大的学科，但在开展研究的方法上也有相似的地方，例如利用牛顿第一定律来对经济的运行趋势进行预测——除非发生“9.11”或数十年一遇的“金融海啸”等“黑天鹅”事件，否则它们将在一定的轨道中运行。
克拉克认为，惯性是预测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例如某著名传媒机构举办的全球宏观经济预测竞赛，参与者要预测美国、欧元区、日本等三大经济体的GDP（%）、失业率（%）、CPI（%）、基准利率（%）、大宗商品、汇率、基准利率（如美联储基准利率、日本央行基准利率、欧元区央行基准利率等等，在不发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条件下，每年的参赛者是可以利用物理学的惯性原理进行合理预测的。
同样的推论是，物理学与经济学的趋势发展有相似的轨迹。例如在外部强力作用下，宏观经济波动的幅度可能会更大些，它与外力的作用成正比。通俗的说法是，经济的发展趋势总是顺其自然，倘有“黑天鹅”突发事件的发生，不排除“硬着陆”的情况发生的可能，因此重新对评估结果进行修正是必需的。例如，香港大学在10月8日发布“香港第四季度宏观经济预测”报告，表示，受到欧美及中国内地经济不确定性及“占中”纷扰影响，港大将香港2014年的GDP增长预测，由一个月前公布的3.4%下调至2.2%。
香港大学给出预测变更的理由是：评估“占中”对香港经济的影响时，可以将2003年香港爆发“非典”疫情的经验作为参考。因为两个事件同为突发事件，从而对本地正常的商业活动及个人消费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但并非系统性金融风险。
经济发展的历史确实如此，任何经济系统在运行过程中，都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出现一定细微的波动与偏差；只有当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才会影响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为防患于未然，避免或缓和严重经济波动和偏差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不良影响，必须在宏观经济监测的基础上，加强宏观经济的预测与预警工作，及时、准确把握宏观经济运行轨迹，分析宏观经济未来发展变动趋势，并对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险情进行预报，以便适时地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排除。
当然，牛顿第一定律还可以用于解析人们思考方式的一种现象——惯性思维，指人习惯性地因循以前的思路思考问题，思路的轨迹仿佛物体运动的惯性。
预警的价值
除了预测，预警更为重要。
预测可以是对经济社会现象发展趋势的推测或估算，囿于预测者提出的假设和选择的方法、利用资料的技巧，和运用其本身的学识、经验、获得的情报进行判断的能力等，预测失误是常有的事。
而预警的提出则较为严谨，报告者提出的“警示”或“警情”必须建立在真实情报来源的基础上，一份报告通常要具备“现象、原因、数据、建议和对策”等等关键要素，同样，预警也有失误。
预测针对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运行趋势；预警必须是针对重大事件的发生，必须是对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对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有可能带来一定冲击的苗头或倾向。比如 “珍珠港事件”、“9.11事件”、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海啸，等等。
最重要的是，预警的情报必须送到使用者手中，才能体现它的价值。
预警一词的英文是Early-Warning，字面可解释为“及早警告”。学术含义是指在灾害或灾难以及其他需要提防的危险发生之前，根据以往总结的规律或观测得到的可能性前兆，向相关部门发出紧急信号，报告危险情况，以避免危害在不知情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发生，从而最大程度的减低危害所造成的损失的行为。
相应地，经济预警在英文中是Economic Early Warning。经济预警的正式产生应该定在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世界第一次全面深刻的经济危机之后，从这个时候起， 西方经济学家才开始普遍承认资本主义也有大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也会产生警情。
5月15日，某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人名在“2014中国金融论坛”上发出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预警。他说，中国四大金融风险现在在同时发生，中国发生系统性、全局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已经超过60%，甚至可能超过70%。他的论据是，中国四大金融风险现在在同时发生，即“影子银行”的风险、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产能过剩行业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和破产的风险，以及房地产开始调整。“这个问题是非常严峻的四大风险，四大风险如果同时发生，我相信中国很难避免出现全局性的风险，或者金融危机。”
然而，对局势评估后的“预警”与某些人不负责任的“危言耸听”是要严格区分的。在程序上，英国的情报机构就坚决要求任何预警都必须先由联合情报委员会评审，然后才可送交决策者。据军情六局的高管在回忆录中称：除非经过联合情报委员会认定，否则英国绝不会把一份早期预警系统报告视为战争的征兆。因此，英国国安会作为情报分析评审的最高机构，将会对任何预警、预测的信息做出恰当的评估。
在经济社会中，每位参与者都关注自己投资的收益、财富的增减，普通民众更是希望能得到专业人士的指点，聆听各种指点迷津式的教诲，预测未来的经济变化趋势，期望达到个人财产的保值增值。
预测是指在掌握现有信息的基础上，依照一定的方法和规律对未来的事情进行测算，以预先了解事情发展的过程与结果。
在西方的情报界里，预测是情报工作的重要目的。美国中情局的训诫是：一个组织严密、协调较好的情报机构持续保持警戒状态，能够快速地预测几乎涵盖了世界各处的动态信息，这就是我们能够对付奇袭的最佳保障。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大批毕业于麻省理工、康奈尔、普林斯顿等著名的理工科大学的学生加入了美国情报员研究行列，成为情报分析的中坚力量。他们来自自然科学领域，谙熟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及方法论。他们给传统的以定性为特色的情报分析带来了清新的气息。各种各样的定量方法、模型建构使传统的情报分析令人耳目一新，《情报分析，以目标为中心的方法》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克拉克，就是这些新生代情报分析家的代表。
罗伯特.克拉克从1970年起供职于美国中情局。与传统的情报分析人员的人文学科背景不同，克拉克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士、伊利诺州立大学的电子工程学博士。坚实的学术背景和40余年的情报工作经历使他对情报工作形成了独特的看法。对情报分析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就体现在《情报分析》一书中。
惯性是预测中的重要力量
克拉克特别看重经济情报的使用性，因而他认为情报分析必须要有预测性。他认为，叙述过去的世界不是情况分析，那是历史。总结最高级形式的情报分析是对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预测的结构性思考，真正的情报分析总是预测性的。
在《情报分析》里，他提出了新的情报分析流程，即：“问题分解——建立模型——评估数据——填充模型——进行预测”。
经济预测报告是在对一定时期的客观经济活动过程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各种科学的方法，对掌握的经济信息加以分析研究后，所写出的评估和预测未来经济活动发展状况及变化趋势的报告。
通常，经济预测必须用可靠的方法进行对未来经济的分析。较经济预测更为高深的是具有一定学术性的包括理论、资料、方法、计算等因素的宏观预测，它依赖于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掌握。
但是，经济预测也有捷径可走。
克拉克独特的方法是在情报分析中引入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采用数量分析与数理模型。这一点与当下西方经济学家推崇的对经济社会现象进行“构建模型”与“定量分析”的方法有相似之处。
例如他引入物理学中的牛顿第一定律——惯性。首先，静止状态中的物体倾向于保持静止状态。其次，运动状态中的物体倾向于保持运动状态（除非你将它们置于存在阻力的现实世界）。最后，运动状态中的物体倾向于停顿下来，然后又适用于第一条。
当然，在没有强大外力改变物体运动方向的情况下，物体的静止和运动状态是连贯性的——这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相同。例如，2014年的GDP增速是8%，在综合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2015年的GDP增速也会是8%，或者会是7.9%，或者会是8.1%。
尽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两项区别很大的学科，但在开展研究的方法上也有相似的地方，例如利用牛顿第一定律来对经济的运行趋势进行预测——除非发生“9.11”或数十年一遇的“金融海啸”等“黑天鹅”事件，否则它们将在一定的轨道中运行。
克拉克认为，惯性是预测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例如某著名传媒机构举办的全球宏观经济预测竞赛，参与者要预测美国、欧元区、日本等三大经济体的GDP（%）、失业率（%）、CPI（%）、基准利率（%）、大宗商品、汇率、基准利率（如美联储基准利率、日本央行基准利率、欧元区央行基准利率等等，在不发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条件下，每年的参赛者是可以利用物理学的惯性原理进行合理预测的。
同样的推论是，物理学与经济学的趋势发展有相似的轨迹。例如在外部强力作用下，宏观经济波动的幅度可能会更大些，它与外力的作用成正比。通俗的说法是，经济的发展趋势总是顺其自然，倘有“黑天鹅”突发事件的发生，不排除“硬着陆”的情况发生的可能，因此重新对评估结果进行修正是必需的。例如，香港大学在10月8日发布“香港第四季度宏观经济预测”报告，表示，受到欧美及中国内地经济不确定性及“占中”纷扰影响，港大将香港2014年的GDP增长预测，由一个月前公布的3.4%下调至2.2%。
香港大学给出预测变更的理由是：评估“占中”对香港经济的影响时，可以将2003年香港爆发“非典”疫情的经验作为参考。因为两个事件同为突发事件，从而对本地正常的商业活动及个人消费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但并非系统性金融风险。
经济发展的历史确实如此，任何经济系统在运行过程中，都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出现一定细微的波动与偏差；只有当经济运行的剧烈波动才会影响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为防患于未然，避免或缓和严重经济波动和偏差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不良影响，必须在宏观经济监测的基础上，加强宏观经济的预测与预警工作，及时、准确把握宏观经济运行轨迹，分析宏观经济未来发展变动趋势，并对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险情进行预报，以便适时地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排除。
当然，牛顿第一定律还可以用于解析人们思考方式的一种现象——惯性思维，指人习惯性地因循以前的思路思考问题，思路的轨迹仿佛物体运动的惯性。
预警的价值
除了预测，预警更为重要。
预测可以是对经济社会现象发展趋势的推测或估算，囿于预测者提出的假设和选择的方法、利用资料的技巧，和运用其本身的学识、经验、获得的情报进行判断的能力等，预测失误是常有的事。
而预警的提出则较为严谨，报告者提出的“警示”或“警情”必须建立在真实情报来源的基础上，一份报告通常要具备“现象、原因、数据、建议和对策”等等关键要素，同样，预警也有失误。
预测针对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运行趋势；预警必须是针对重大事件的发生，必须是对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对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有可能带来一定冲击的苗头或倾向。比如 “珍珠港事件”、“9.11事件”、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海啸，等等。
最重要的是，预警的情报必须送到使用者手中，才能体现它的价值。
预警一词的英文是Early-Warning，字面可解释为“及早警告”。学术含义是指在灾害或灾难以及其他需要提防的危险发生之前，根据以往总结的规律或观测得到的可能性前兆，向相关部门发出紧急信号，报告危险情况，以避免危害在不知情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发生，从而最大程度的减低危害所造成的损失的行为。
相应地，经济预警在英文中是Economic Early Warning。经济预警的正式产生应该定在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世界第一次全面深刻的经济危机之后，从这个时候起， 西方经济学家才开始普遍承认资本主义也有大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也会产生警情。
5月15日，某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人名在“2014中国金融论坛”上发出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预警。他说，中国四大金融风险现在在同时发生，中国发生系统性、全局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已经超过60%，甚至可能超过70%。他的论据是，中国四大金融风险现在在同时发生，即“影子银行”的风险、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产能过剩行业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和破产的风险，以及房地产开始调整。“这个问题是非常严峻的四大风险，四大风险如果同时发生，我相信中国很难避免出现全局性的风险，或者金融危机。”
然而，对局势评估后的“预警”与某些人不负责任的“危言耸听”是要严格区分的。在程序上，英国的情报机构就坚决要求任何预警都必须先由联合情报委员会评审，然后才可送交决策者。据军情六局的高管在回忆录中称：除非经过联合情报委员会认定，否则英国绝不会把一份早期预警系统报告视为战争的征兆。因此，英国国安会作为情报分析评审的最高机构，将会对任何预警、预测的信息做出恰当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