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位看似柔弱却又有着青云之志的才女,她的身上有着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她的管理理念和做人处世的思路又与当代如果做好一个合格的企业家有着怎样不谋而合的默契呢?
　　
　　宝钗演讲以柔克钢
　　
　　都说薛宝钗的管理手段甚是高明,体现在哪里呢?
　　先听听她和王熙凤风格完全不同的就职演说吧:“我本也不该管这事。就你们也知道,我姨娘亲口嘱托我三五回,说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闲,别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们太太又多病,家务也忙。我原是个闲人,就是街坊邻居,也要帮个忙儿,何况是姨娘托我?讲不起众人嫌我。倘或我只顾沽名钓誉的,那时酒醉赌输,再生出事来,我怎么见姨娘?”
　　事实证明,薛宝钗的这套柔性管理还真具有很强的感化作用,手下的员工们不但口服而且心服。而且,员工们的责任心也空前加强了。
　　
　　利益均衡构建和谐
　　
　　与王熙凤甚至与贾探春相比,薛宝钗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管理实权,但我们完全可以说,薛宝钗的管理思想确实最先进的,她创造了“人治”而不是“治人”的新模式。
　　薛宝钗提出的利益均衡的价值管理体系,就为贾府创造了和睦的人际关系,构建了大观园里的和谐社会。
　　薛宝钗的这一思想,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价值观比价值更重要。如果事事利字当头。必然不会有健康的企业文化,最终整个企业将一盘散沙。
　　宝钗对贾探春的经济改革,予以了充分的支持,并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如在土地承包过程中,薛宝钗清醒地意识到,能够直接承包并得到好处的毕竟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心里仍是不服的。如果改革不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只是一味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承包就可能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遇到挫折,贫富分化过大,会造成严重的族群对立。
　　因此,薛宝钗提出了非常正确的建议:承包者年终时拿出些钱来分给也在园中辛苦的老妈妈们,让低收入者收入倍增,让她们也能分享改革的成果,皆大欢喜。
　　所以,薛宝钗所提出的这些物质层面的改革主张,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承包者和众人的普遍欢迎。正是有了薛宝钗的柔性辅佐,贾探春的这次承包改革,获得了空前而巨大的成功。
　　
　　价值观比价值重要
　　
　　探春的改革带来了经济利益,宝钗的建议带来了社会效益。
　　探春走向了物质主义的极端:“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穷尧舜之辞,背孔孟之道。”
　　很显然,唯利是图的改革会获得短期效益,但也会导致道德滑坡。最后让改革成果受损。
　　为此,薛宝钗尖锐地批评探春“利欲熏心。”并指出改革可能“流入世俗去了。”意思是说,我给你讲的不只是表面的学问,而是管理的深层次问题,要坚持正确的价值观,才能既有经济价值更有社会价值。
　　毫不夸张地说,薛宝钗的这一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不再是单纯的追求商业利益,而是有了理性的超越。
　　薛宝钗的这一思想,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价值观比价值更重要。如果事事利字当头,必然不会有健康的企业文化,最终整个企业将一盘散沙。
　　薛宝钗着手第一件事情就是加强治安管理,每天晚上带人巡逻,那时也没有现在的警车,巡逻基本上靠走,治安基本上靠狗。
　　薛宝钗规定的两条红线,任谁也不碰的:一是不能酗酒闹事;二是不能聚众赌博——查着了除了没收赌资,还得立即解除劳动合同,赶出大观园。这些措施的配套和落实,为改革营造出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宝钗的柔性管理,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管理的精华和儒家文化的思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义导利。
　　一百多年后,创立日本现代企业制度——株式会社,被誉为“日本实业之父”的涩泽荣一,也提出了和薛宝钗一样的“义利并具”的商业思想。涩泽荣一在考察了工业革命后的西欧,参加完巴黎的万国博览会后,反而把目光转向了中国,从儒家见利思义的思想中找到了日本工业化的精神伦理基础,他的著作《论语和算盘》主张既讲算盘的“利”,也讲论语的“义”,重塑了日本的商业价值观。当时《红楼梦》已经传到了日本几十年,薛宝钗的管理思想一定给了涩泽荣一很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