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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缩写，主要是对接近完成基础教育的学生给予评估，检测他们是不是拥有参加社会活动需要的知识与能力。那么如何运用PISA审视中国的基础教育，这是当前教育界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2014年4月19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第五届学术文化节”开幕式暨“锵锵三人行”在敬文讲堂隆重举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办教育学科评审组召集人、UNICO教育研究所管理理事会候补理事、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比较教育组成员、中华美国学会理事王英杰教授，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市第11届政协委员、首都女教授协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协作组副组长、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会常务理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中心顾问史静寰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教育技术学院院长、移动学习教育部-中移动联合实验室主任、中国教育信息化标准委员会委员、全国高校教育技术协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余胜泉教授分别围绕“以PISA之眼重审中国基础教育”的主题展开讨论。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郜岭以及学生工作办公室的全体老师、北京理工大学与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代表们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本次学术文化节的开幕式。
一、如何从教育的角度思考PISA
PISA测试是一项权威性比较高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在PISA测试中，上海学生取得了优异成绩，但王英杰教授认为，如果仅以成绩论教育，以它作为唯一指标，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思考衡量教育成果与个人发展成长的标准是不是只有PISA？看看现在有多少孩子戴了眼镜，他们的身体发育、成长和成年以后的创造性发展等会不会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只能把PISA作为评价标准之一。”在谈到人们该如何对待PISA测试的优异成绩时，王教授认为：“PISA测试第一确实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可以让我们认真想想我们的教育到底有什么优越性。从比较教育研究的角度讲，这可以改变比较教育研究在过去几十年的重点，或者还会增加一些研究重点。现在我们可以站在世界舞台上进行平等对话、平等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并融入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使以往单向的学习、吸收和借鉴变成双赢。因此，我们应当在教育过程中注重基础与思维逻辑的训练，相信教育既是快乐的事情，要乐学，又要明白教育是一件必须付出艰辛努力的事情，只讲乐学，不讲刻苦与艰苦的努力是不行的。”至此，王教授亮出自己的两个观点，一是PISA不是唯一的评估标准，不能只以PISA来看中国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二是全社会特别是教育领域（包括高等教育）需要检讨和思考，不应仅仅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
从2000年开始，PISA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史静寰教授认为，如果从反响来看，可以将其概括为三种：一是所谓的“PISA奇迹”，即PISA考试使一个小国，如芬兰成为世界教育瞩目的国家；二是成为“PISA震撼”，或者震动，以德国为例，一些经济强国在PISA考试中成绩不佳，这使得人们开始思考学生的考试成绩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到底有什么关系；三是出现在中国的“PISA困惑”，所谓“PISA困惑”，指的是两次参加的结果都位列第一，但人们称赞与批评的声音皆有，并且第一的结果似乎没有给中国教育加分，反而引起人们对中国基础教育现状产生诸多质疑。面对中国存在的“PISA困惑”，史教授认为这大可不必去质疑，应当持有自信且自省的态度，指出这反映出优秀的中华民族对教育的重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一脉相传五千多年，民族文化最核心的东西通过教育传承，这个教育不仅仅指的是学校教育。因此，PISA考试中，上海学生成绩突出，这应该是中华民族重视教育且希望教育把国家命运和个体发展直接联系的表现，然而，这的确导致中国家庭与社会对教育给予高度关注。此外，我们在对中国基础教育自信的同时也应自省，自省高分是真正教育的全部吗，这样的高分是以怎样的代价取得的。
余胜泉教授认为对“上海PISA第一”应持淡定态度，指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人才智商水平比较高，上海GDP和富裕国家GDP水平的差距较小，但大城市大多是移民城市，汇集一批有才能的人，他们的子女无论从先天教育还是后天教育的视角来说都很优秀，上海PISA第一，人们应当自信。但，上海教育只是中国教育金字塔尖的一部分，中国教育发展并不均衡，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教育一无是处，它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家本土特色的道路，完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义务教育，而且中国取得的教育成就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紧密联系。现在，中国即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开始向发达国家转型，之前潜藏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但人们不该因为现在环境的变化而否定过去。为此，余教授认为，中国教育为中国社会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在面对教育挑战与转型时，人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二、PISA背后的中国教育
香港大学前副校长、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程介明写过《上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是如何跃居世界第一的》，他把上海PISA测试成绩第一的原因归结为下列几点：悠久的重教文化传统，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关注学生学习课程改革，具有全面、系统、连贯的教育改革思路和方案，管理机制，教师教育优势及中高考作用。对此，各位教授也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与看法。
史教授提到她曾听说过的一句玩笑话：不管什么考试，只要中国人参加，基本上这个考试就砸了。她认为，其实这个带着某种讽刺和自嘲意味的说法表明中国人对考试技巧的分析和把握能力非常强，比如托福改版、GRE改版，也许接下来PISA也会改版。当然，这不能说就是中国人带来的问题。为此，史教授指出，学习是有一个最神圣、最神秘且最复杂的机制在起作用。人们不知道是怎样的因素导致相同的教师讲授相同的课程，不管是大班教学还是小班教学，使用相同的教材，且这些专业化的教师会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最终的考试结果还是不同的。这都是因为教育本身是教育主体、客体、环境等多种因素相互发生关系的一个复杂过程。因此，人们在判断中国教育现状时要和教育未来发展前景的分析联系起来。20世纪90年代末，新课程改革开始，基础教育领域改革深入教育内部。此时的教育主体不但有政府，而且也包含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员和学校管理层，课堂教育的教学理念与方式方法成为改革的重点。因此，根据这一基本线索，人们能够体会出为什么最近几年基础教育改革一直在深化，但对基础教育的批评也一直在加强的原因。其实，并非是人们做得不好，而是教育改革的内容和重点发生了变化。
一、如何从教育的角度思考PISA
PISA测试是一项权威性比较高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在PISA测试中，上海学生取得了优异成绩，但王英杰教授认为，如果仅以成绩论教育，以它作为唯一指标，这肯定是有问题的。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思考衡量教育成果与个人发展成长的标准是不是只有PISA？看看现在有多少孩子戴了眼镜，他们的身体发育、成长和成年以后的创造性发展等会不会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只能把PISA作为评价标准之一。”在谈到人们该如何对待PISA测试的优异成绩时，王教授认为：“PISA测试第一确实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可以让我们认真想想我们的教育到底有什么优越性。从比较教育研究的角度讲，这可以改变比较教育研究在过去几十年的重点，或者还会增加一些研究重点。现在我们可以站在世界舞台上进行平等对话、平等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并融入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使以往单向的学习、吸收和借鉴变成双赢。因此，我们应当在教育过程中注重基础与思维逻辑的训练，相信教育既是快乐的事情，要乐学，又要明白教育是一件必须付出艰辛努力的事情，只讲乐学，不讲刻苦与艰苦的努力是不行的。”至此，王教授亮出自己的两个观点，一是PISA不是唯一的评估标准，不能只以PISA来看中国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二是全社会特别是教育领域（包括高等教育）需要检讨和思考，不应仅仅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
从2000年开始，PISA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史静寰教授认为，如果从反响来看，可以将其概括为三种：一是所谓的“PISA奇迹”，即PISA考试使一个小国，如芬兰成为世界教育瞩目的国家；二是成为“PISA震撼”，或者震动，以德国为例，一些经济强国在PISA考试中成绩不佳，这使得人们开始思考学生的考试成绩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到底有什么关系；三是出现在中国的“PISA困惑”，所谓“PISA困惑”，指的是两次参加的结果都位列第一，但人们称赞与批评的声音皆有，并且第一的结果似乎没有给中国教育加分，反而引起人们对中国基础教育现状产生诸多质疑。面对中国存在的“PISA困惑”，史教授认为这大可不必去质疑，应当持有自信且自省的态度，指出这反映出优秀的中华民族对教育的重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一脉相传五千多年，民族文化最核心的东西通过教育传承，这个教育不仅仅指的是学校教育。因此，PISA考试中，上海学生成绩突出，这应该是中华民族重视教育且希望教育把国家命运和个体发展直接联系的表现，然而，这的确导致中国家庭与社会对教育给予高度关注。此外，我们在对中国基础教育自信的同时也应自省，自省高分是真正教育的全部吗，这样的高分是以怎样的代价取得的。
余胜泉教授认为对“上海PISA第一”应持淡定态度，指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人才智商水平比较高，上海GDP和富裕国家GDP水平的差距较小，但大城市大多是移民城市，汇集一批有才能的人，他们的子女无论从先天教育还是后天教育的视角来说都很优秀，上海PISA第一，人们应当自信。但，上海教育只是中国教育金字塔尖的一部分，中国教育发展并不均衡，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教育一无是处，它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家本土特色的道路，完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义务教育，而且中国取得的教育成就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紧密联系。现在，中国即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开始向发达国家转型，之前潜藏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但人们不该因为现在环境的变化而否定过去。为此，余教授认为，中国教育为中国社会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在面对教育挑战与转型时，人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二、PISA背后的中国教育
香港大学前副校长、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程介明写过《上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是如何跃居世界第一的》，他把上海PISA测试成绩第一的原因归结为下列几点：悠久的重教文化传统，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关注学生学习课程改革，具有全面、系统、连贯的教育改革思路和方案，管理机制，教师教育优势及中高考作用。对此，各位教授也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与看法。
史教授提到她曾听说过的一句玩笑话：不管什么考试，只要中国人参加，基本上这个考试就砸了。她认为，其实这个带着某种讽刺和自嘲意味的说法表明中国人对考试技巧的分析和把握能力非常强，比如托福改版、GRE改版，也许接下来PISA也会改版。当然，这不能说就是中国人带来的问题。为此，史教授指出，学习是有一个最神圣、最神秘且最复杂的机制在起作用。人们不知道是怎样的因素导致相同的教师讲授相同的课程，不管是大班教学还是小班教学，使用相同的教材，且这些专业化的教师会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学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最终的考试结果还是不同的。这都是因为教育本身是教育主体、客体、环境等多种因素相互发生关系的一个复杂过程。因此，人们在判断中国教育现状时要和教育未来发展前景的分析联系起来。20世纪90年代末，新课程改革开始，基础教育领域改革深入教育内部。此时的教育主体不但有政府，而且也包含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员和学校管理层，课堂教育的教学理念与方式方法成为改革的重点。因此，根据这一基本线索，人们能够体会出为什么最近几年基础教育改革一直在深化，但对基础教育的批评也一直在加强的原因。其实，并非是人们做得不好，而是教育改革的内容和重点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