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加入美国普衡律师事务所的第一周，管荣就被老板带去拜访一位外资私募基金客户。双方的合作项目很快就要启动，这次拜访的目的主要是相互熟悉—沟通语言是英语。
　　在上一家中资律师事务所工作时，管荣也曾用英语写律师建议和报告，但是他的强项仅限于书面表达。真到了需要用英语口头交流的时候，他只觉得自己磕磕绊绊。
　　熬到拜访结束，管荣就找两个直属老板“谈话”了。“他们都是会说中文的ABC，但我跟他们说，希望他们平常说话就用英语。”管荣说，他那时候已经顾不上什么自尊心，只想尽快补上能力上的差距。
　　加入普衡律师事务所之前，管荣在中伦律师事务所工作—后者是一家中国公司。2008年左右，大量外资私募股权基金开始进入中国购买住宅、商业地产等项目。外资私募股权基金要完成购买，一般需要中国和外国两个法律团队的服务，分别解决两端的法律问题。中伦因此也需要和外资律所合作，管荣参与过合同翻译等涉及英语的工作环节，其他需要口头交流的工作一般由更高级别的律师完成。
　　离开中伦加入普衡时，管荣已经做到高级律师的职位。在他看来，国际律师事务所通常代表着更高的法律服务水平。所以有机会跳槽到一家外资公司时，他没有犹豫就加入了。跳槽前，他也有“补课英文”的心理准备，但没想到打击来得那么快。

　　“中伦的老板虽然英文也很好，但毕竟是中国人，内部交流肯定还是用中文。美国律所的工作环境本身就是很好的机会。”管荣说，在他的要求下，老板开始用英文向他交代工作，抱着“毕竟是自己人而不是客户”的心理，他对犯错的恐惧降低了很多，原先一讲英文就有心理障碍的情况开始减少。
　　由于行业规定，管荣在外资律所工作给客户提供法律建议，需要持有国外的法律执照。因此他需要到美国读法律课程，并在美国当地参加律师考试。
　　2010年，管荣得到去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的机会，虽然主要目标是学法律，他给自己设立的另一个目标是补习英文。除了大量的英文读写，凡是有与教授和同学交流的机会，他都积极表达。
　　灵活使用一门语言不是短时间就能掌握的技能，大概花费了三四年时间，他才觉得几乎没有语言障碍。随着市场变化，他服务的很多客户已经是中国公司或机构，语言不再是障碍，但学英文的过程让他更加理解了国外的法律和国外律师的工作方式。“我就看他们邮件如何写，法律文件如何出，尝试着去学习。”管荣说，克服口语的障碍后，他发现通过一门语言可以获得的知识比语言本身要多得多。比如，他现在既懂国内法律，又懂國外法律，这让他比同在外资律师事务所的外国律师更懂得如何同时把握中西方客户的需 求。
　　C=CBNweekly G=Guan Rong
　　C： 你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什么？
　　G： 我的博士论文是写人民币汇率，我本身研究国际金融法，越往上读研究的领域就越窄。国际金融方面有一个主题叫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法问题。到现在这件事情还有争议，但是很少有人能从法律的角度讨论，我后来发现这是个法律问题，要看汇率机制到底有没有违反国际法或者美国的法律。
　　C： 为何会到哈佛大学法学院进修？
　　G： 那是公司的一个培养计划。每年我们公司都会有一位律师出去接受教育，公司会帮助申请，并承担学费和生活费。这也是出于工作的需要，我在外资律所工作需要拿国外的法律执照。而哈佛大学法学院有一个针对外国学生的法律硕士课程，读完后就可以在美国参加律师考试。
　　C： 对律师行业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G： 初级律师很辛苦，工资也很低。我刚刚工作时，身边也有人转去做公务员。律师的起步阶段是最不平衡的了，苦活累活脏活都要做，而且这个阶段起码要维持3到4年。但是如果能熬过这个坎，接下来就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