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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架上插着一本600页的厚书，是长篇小说《三舍本传》；案头有一本也是600页的厚书，是文学理论集《艺术·人·真诚》。得到这两部大书，应该讲点缘法和雅趣。而我抚着它们，就立刻找回半年前那难得的欢乐。
深圳西丽湖是个初具规模的旅游区。中华文学基金会在这里设了个休养所，分批安排中国作协会员前来度假。我有幸获得一个机会，半个月中，观览了这个特区的“特”处。这对初来的人自然具有吸引力；而我之得趣更在游乐之外。
这批安排了24人，正好三桌之数。入所第一餐，我与陈登科同桌邻座。他来得早，已开始展示他那闲适的风貌。他抓着一只大约盛着三两酒的玻璃杯，随饮随侃，海阔天空。我与他在1982年有过一次晤会，提起往事，格外亲切。他把杯子递给我，说：“老垒(李)，干杯!”豪爽洒脱之气不减当年。
陈登科的豪饮在文学界是出了名的，闹起酒来大有“拚命三郎”气概，动辄“干杯”。此时的所谓“干”不过是“意思意思”，并非要动真格。我的量虽然有限，却也是个喜欢“弄一点”的好酒之徒。有他开例在先，我也放肆起来，到小卖部买了几瓶酒，每餐带上2两，和他对饮对侃。潇洒一回。大概人都有个“趋熟性”，第一次坐定，此后十之八九还要奔这个地方，座次就此形成。
第三天下午，我去餐厅稍早一些，正坐等人齐，忽然一阵橐橐皮鞋声，一男一女径奔我桌而来，老先生随即在我旁边坐下，“占”了陈登科的位子。请问大名，原来是上海钱谷融教授夫妇，他边揩汗边说：“挨宰了。从飞机场打的到这里，竟然要我一百五。”话刚落音，陈登科抓着杯子来到，一看桌上已经满员，便笑呵呵转到另外一桌。座席最后确定，再无改变。
一条道上的朋友。很容易熟悉。从此，我称陈登科为“登老”，钱谷融为“谷老”。因为他们都比我年长。而也从此，谷老极可能受到我的影响，每餐也带酒来，浅浅一杯底。他说：“我平素也喜欢喝一点，为的是休息，也可以多吃点菜，多说点话。”论年龄，我排行第三。文人不拘形迹。三个老头儿频频喝酒，并无人称怪。而登老一人独酌，未免寂寞。常常踱过来，举杯向我：“老垒，干杯!”
这二老都是四十年代初就开笔的文学界耆宿。都是中国作协理事。大同之中也有大异。谷老是文学院毕业的理论家，长期在大学执教；登老是“社会大学”出身，中国文讲所首期学员，小说作家，长期主持省作协工作。谷老身著三件头西装，斜戴法兰西扁帽，十分修整。一派精干的教授风范；登老则是着一件肥大的休闲衫，趿一双松松的懒汉鞋，大似闲云野鹤。谷老每天都修得面儿光光，精神抖擞；登老则蓄着一部其长及胸的大胡子，南极仙翁般超凡脱俗。
我不知道他俩过去有无交往，想来未必。大学、作协毕竟隔了个行。现在机遇把他们扯到了一起。那天，登老踱过来，举杯向谷老致意。杯子叮的一响，两位都笑得脸上开了花。过了两天，登老又踅过来，正要和我“干杯”，谷老已站起来：“陈老，今天该我敬你了。”登老忙说：“不，钱老，还是我敬你。”互相一敬。便序起齿来。登老说出生于1919年农历3月，谷老马上说：“你长我8个月，是老大哥。”
一天正逢节日，晚上加菜备酒，大家兴致都很高。登老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逐桌逐人碰杯。“碰”到谷老处，两人互相问起“贵处”。登老说；“我是苏北涟水人，在安徽干了45年。”谷老乐了：“巧啦，我原籍苏南武进，在上海干了45年。”
这一叙，真叙出了一个具有戏剧性的巧合。两位都是一直在外地工作的江苏人，而我这个太行山人却在异乡江苏干了45年。如今在岭南西丽相会，又是全所仅有的餐餐饮酒的三个人。岂非天缘凑巧?我借着酒意，口发狂言，说如有可能，定要写一篇“二老三碰杯”以志盛，全场鼓掌赞成。
当然这都是闲话闲笔。文人相聚。“论道”更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论得很投契，感情日深。那天晚饭后我在园中散步回来，陈登科先生已在门口廊下等着，随即把一本厚书双手递给我，我连忙恭谨接过。这就是他新近全部杀青的百万字长篇的第一卷：《三舍本传》，扉页已经题字：克因兄，敬请教正。
钱谷融先生则是以1957年初发表《论“文学是人学”》名于世，为此他受过长期的严酷批判。嗣后他一直不改初衷，以严肃、科学的治学态度，继续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而经受了时间检验。此论已广为人们接受。文学不以人为考察、研究对象，能算什么文学呢?他说，自己写的东西其实不算多，已编了个自选集，交给出版社。他提到这些，只是“轻描淡写”，若无其事。不意4个月后，这部50万字、集其大半生理论研究精粹的《艺术·人·真诚》的大书，竟翩然飞到我的案头，扉页上用刚劲的笔触写着：克因大兄正。
我非常惭愧。倒不完全因为受到他们大大过份的尊重；更由于我到西丽湖去只是为了“潇洒走一回”，而他们却是在这个富于情趣的环境中，享受生活赐予的同时。还在以严肃的态度思考和著述，为社会做着贡献。我分明记得，在他们的居室里，桌上都展放着书籍和稿纸。真是老而弥壮!
情趣本来寄寓着真诚；他们更在真诚中充分展示着对生活的情趣。仅从这一点来说，就足获我心了。
深圳西丽湖是个初具规模的旅游区。中华文学基金会在这里设了个休养所，分批安排中国作协会员前来度假。我有幸获得一个机会，半个月中，观览了这个特区的“特”处。这对初来的人自然具有吸引力；而我之得趣更在游乐之外。
这批安排了24人，正好三桌之数。入所第一餐，我与陈登科同桌邻座。他来得早，已开始展示他那闲适的风貌。他抓着一只大约盛着三两酒的玻璃杯，随饮随侃，海阔天空。我与他在1982年有过一次晤会，提起往事，格外亲切。他把杯子递给我，说：“老垒(李)，干杯!”豪爽洒脱之气不减当年。
陈登科的豪饮在文学界是出了名的，闹起酒来大有“拚命三郎”气概，动辄“干杯”。此时的所谓“干”不过是“意思意思”，并非要动真格。我的量虽然有限，却也是个喜欢“弄一点”的好酒之徒。有他开例在先，我也放肆起来，到小卖部买了几瓶酒，每餐带上2两，和他对饮对侃。潇洒一回。大概人都有个“趋熟性”，第一次坐定，此后十之八九还要奔这个地方，座次就此形成。
第三天下午，我去餐厅稍早一些，正坐等人齐，忽然一阵橐橐皮鞋声，一男一女径奔我桌而来，老先生随即在我旁边坐下，“占”了陈登科的位子。请问大名，原来是上海钱谷融教授夫妇，他边揩汗边说：“挨宰了。从飞机场打的到这里，竟然要我一百五。”话刚落音，陈登科抓着杯子来到，一看桌上已经满员，便笑呵呵转到另外一桌。座席最后确定，再无改变。
一条道上的朋友。很容易熟悉。从此，我称陈登科为“登老”，钱谷融为“谷老”。因为他们都比我年长。而也从此，谷老极可能受到我的影响，每餐也带酒来，浅浅一杯底。他说：“我平素也喜欢喝一点，为的是休息，也可以多吃点菜，多说点话。”论年龄，我排行第三。文人不拘形迹。三个老头儿频频喝酒，并无人称怪。而登老一人独酌，未免寂寞。常常踱过来，举杯向我：“老垒，干杯!”
这二老都是四十年代初就开笔的文学界耆宿。都是中国作协理事。大同之中也有大异。谷老是文学院毕业的理论家，长期在大学执教；登老是“社会大学”出身，中国文讲所首期学员，小说作家，长期主持省作协工作。谷老身著三件头西装，斜戴法兰西扁帽，十分修整。一派精干的教授风范；登老则是着一件肥大的休闲衫，趿一双松松的懒汉鞋，大似闲云野鹤。谷老每天都修得面儿光光，精神抖擞；登老则蓄着一部其长及胸的大胡子，南极仙翁般超凡脱俗。
我不知道他俩过去有无交往，想来未必。大学、作协毕竟隔了个行。现在机遇把他们扯到了一起。那天，登老踱过来，举杯向谷老致意。杯子叮的一响，两位都笑得脸上开了花。过了两天，登老又踅过来，正要和我“干杯”，谷老已站起来：“陈老，今天该我敬你了。”登老忙说：“不，钱老，还是我敬你。”互相一敬。便序起齿来。登老说出生于1919年农历3月，谷老马上说：“你长我8个月，是老大哥。”
一天正逢节日，晚上加菜备酒，大家兴致都很高。登老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逐桌逐人碰杯。“碰”到谷老处，两人互相问起“贵处”。登老说；“我是苏北涟水人，在安徽干了45年。”谷老乐了：“巧啦，我原籍苏南武进，在上海干了45年。”
这一叙，真叙出了一个具有戏剧性的巧合。两位都是一直在外地工作的江苏人，而我这个太行山人却在异乡江苏干了45年。如今在岭南西丽相会，又是全所仅有的餐餐饮酒的三个人。岂非天缘凑巧?我借着酒意，口发狂言，说如有可能，定要写一篇“二老三碰杯”以志盛，全场鼓掌赞成。
当然这都是闲话闲笔。文人相聚。“论道”更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论得很投契，感情日深。那天晚饭后我在园中散步回来，陈登科先生已在门口廊下等着，随即把一本厚书双手递给我，我连忙恭谨接过。这就是他新近全部杀青的百万字长篇的第一卷：《三舍本传》，扉页已经题字：克因兄，敬请教正。
钱谷融先生则是以1957年初发表《论“文学是人学”》名于世，为此他受过长期的严酷批判。嗣后他一直不改初衷，以严肃、科学的治学态度，继续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而经受了时间检验。此论已广为人们接受。文学不以人为考察、研究对象，能算什么文学呢?他说，自己写的东西其实不算多，已编了个自选集，交给出版社。他提到这些，只是“轻描淡写”，若无其事。不意4个月后，这部50万字、集其大半生理论研究精粹的《艺术·人·真诚》的大书，竟翩然飞到我的案头，扉页上用刚劲的笔触写着：克因大兄正。
我非常惭愧。倒不完全因为受到他们大大过份的尊重；更由于我到西丽湖去只是为了“潇洒走一回”，而他们却是在这个富于情趣的环境中，享受生活赐予的同时。还在以严肃的态度思考和著述，为社会做着贡献。我分明记得，在他们的居室里，桌上都展放着书籍和稿纸。真是老而弥壮!
情趣本来寄寓着真诚；他们更在真诚中充分展示着对生活的情趣。仅从这一点来说，就足获我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