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孔子世家》载，孔门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子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十分重视学生的个性差异并据此进行分类教学。按照学生不同的品行和专长，孔子曾把他们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孔门四科只是表明孔子十分重视这四种能力，而其所教授的，则远不止这四门。而四科中德行列在首位，足见圣人的教育首先注重的是光明一个人的德行，在此基础上发展好其他三科，此人定成国之重器，此谓德才兼备；德行缺损，却有才华，必成国之妖孽，有才无德之谓也。
　　【德行·崖边桂树】
　　有人问陈季方：“令尊太丘到底有何功德，竟能担起天下人对他如此的仰慕？”陈季方回答：“家父正如一棵生在泰山一隅的桂树，上有万仞山峰，下有莫测深渊；于此，上可享受甘露灌溉，下可汲取清泉滋润。此时的桂树只管优哉游哉地自顾自生长，哪里会去计较泰山有多高，泉水有多深呢？同样，家父亦然，他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功德。”
　　这则故事并未告诉我们令人赞叹的高功厚德，但陈季方的回答实在精彩，且具有极强的文学性。更重要的是，他说出了关于德行的一个重要道理：德之名不是刻意求来的，而是像崖边桂树、空谷幽兰般只为完善自己，不为谋求外物。《幽兰操》中云：“不采而佩，于兰何伤？”是他们最为真实的写照。
　　【言语·巧用譬喻】
　　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谈魏晋文学时说：“勿以为魏晋思想玄妙潇洒，其实对人格非常实用，对生活、艺术，有实效。譬如谈话。如能像魏晋人般注重语言，就大有意思。要有好问，好答，再好答，再好问。古之存在，即为今用。”陈季方的回答已经让我们初步了解到这样一点了，而赵景真在面对朋友的调侃时应对自若，更能看出魏晋名士对言语的讲究。


　　嵇康对赵景真说：“你的眼珠生来黑白分明，大有白起的气势，只可惜气量小了点。”赵景真说：“一尺长的标杆也可以测出四时天象，寸把长的竹管，也能定音，凡事讲究‘准’字，何必要大？只问见识如何就可以了。”
　　眼睛的用途，无非是看，看世界、观势态、察人物。看而知，知可断。看清楚，断准确，眼睛就起到作用了。赵景真巧用譬喻，以世人皆知的道理说出自己的道理，有理有据，令人心悦诚服。
　　【政事·人伦为本】
　　陈仲弓担任太丘长的时候，有个盗贼行窃时杀害了财物的主人，主管刑律的官吏逮捕了他。陈仲弓在前往案发现场的路上听说有个民妇刚生完孩子就将其杀死了。陈仲弓立刻调转车头，准备处理这件案子。主簿见此，有些疑惑地问道：“盗贼杀人，夺取财物，这件案子更严重，应当先去审理。”陈仲弓回应道：“强盗杀死物主，哪里比得上骨肉相残严重呢？”
　　在法律不完善的时代，父母权力往往大于子女权力。父母如何对待子女，以及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很少有人去管。陈仲弓的主簿说盗孕妇杀婴没有盗贼杀人严重正是被这种社会文化所束缚。陈仲弓此时却表现出了思想的进步性，认为骨肉相残比盗贼杀人严重得多，这一理念无疑更符合人性。在社会中，女性应当承担的是一种温柔善良的角色，当其成为母亲，她的温柔善良和无私应该更加浓烈才对。虎毒不食子，她却心狠到杀死亲生骨肉，足见她的残忍无情。此等违背人伦的恶性事件不去处置，难保一方民风之淳朴。可见，陈仲弓在处理案件时秉持的原则是社会道德准则，也就是说法律实际上是来维护道德秩序的。


　　【文学·学术为公】
　　郑玄想为《春秋左氏传》作注，一直没有完成。有次出门，在客店听到一名男子与人交谈，说自己有注解《春秋左氏传》的想法。郑玄细听良久，发现许多想法与自己不谋而合。于是，他走到马车前，对男子说：“我好久以前就想注解《春秋左氏传》，只是尚未完成。于你言谈间发现很多地方与我相同，现在我把自己注解好的这部分全交给你。”此男子便是服子慎，后来就有了《春秋左传服氏注》。
　　作为经学大师，郑玄几乎对儒家所有经典都做过注。《后汉书》中说他：“正选囊括大典，网罗众说，删裁繁芜，刊改漏失，择善而从，自是学者略知所归。”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君子要想方设法地帮助他人，促使他们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郑玄将自己尚未完成的作品交给服子慎是以学术为公器，诚恳无私的表现。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也因其具有成人之美的君子风范，境界高远而愈加为人传颂。
　　德乃才之基，言语侃侃然，为政存道心，文与质须兼，凡此四科者，修己以安人，魏晋真风骨，丹桂卧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