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改革开放已三十年，经济等方面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但政治、社会领域则充满左右对垒的无休止争论。对掌握中国之船的舵手胡锦涛而言，难的不仅是要为过河把握方向：更难的是要为这艘庞大船体把握平衡。
这三十年间，从最初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姓资姓社大争论”再到企业改制中“还要不要改革之争论”，以至于近期甚嚣尘上的“普世价值争论”。
胡：停顿和倒退没出路
正因为最近官方和民间就“中国下一步怎样走”的问题争论相当剧烈，所以总书记胡锦涛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如何为未来中国定调成了最令世人关注之事。人们已看到，胡锦涛态度坚定地表示：“决不走封闭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邪路。”他甚至以民间大白话告诫人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因为“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胡锦涛从2002年底开始主政中国后，历经六年打理，建立了正派、务实、想干事的个人形象，但他十年任上到底能把事干多大，最后能否干出具有开拓意义的政治改革之事，至今仍是未知数。不过，鉴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极其复杂性，政治领域的改革需要相当大的魄力和意志，胡即使在主观上想进行政改而客观上能否推动这块坚冰难免不令人忧虑。
邓小平当年面对激烈争论时，一句不温不火的“不争论!”结果摸着石头趟过了一条条险河。如今胡锦涛借着三十年总结与展望之机，放出一句民间大白话“不折腾!”后面的暗河险滩能否顺利趟过还待观察。
对掌握中国之船的舵手胡锦涛而言，难的不仅是要为过河把握方向，更难的是要为这艘吱嘎乱叫的庞大船体把握平衡。
能自我调整的“韧性专政”
眼下，就有几件让这个舵手颇伤脑筋之事：一，全球化导致中国随西方世界—起进入经济寒冬，外销惨淡内需亦拉动不起来，中小企业大批倒闭，民工浩浩荡荡失业返乡，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二、弱势群体在中国众多省市聚众维权，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的失当处理，致使暴力景象此起彼伏，老百姓的怨气仍然没有找到出口；三、针对社会不稳及经济受伤的现象，从官派学者到普通网民，彼此口诛笔伐，被称为“右”的一方要求加快政治改革，与世界接轨的同时跟进普世价值，被称为“左”的一方，要求放慢甚至放弃改革，别再一味追随西方，重新寻回过去的自我价值。四、由一些自由知识分子草拟的《零八宪章》出现后，网上连暑签名热闹，特别是发起者刘晓波被抓后，境内境外议论纷纷，卷起一股新的政治风波。
即使胡锦涛能够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的脚步也难以迈开如愿的幅度。改革开放后的历任中国领导人，没有哪位不看重社会稳定，到了胡锦涛这任，更是把“和谐社会”作为行动指南。他的当下之务，就是既不能让改革之船偏离航向，更不能让这条船失去稳定后歪到河里。
比如，当西方金融和经济处于崩盘之状，不少国人质疑并争论大力引进和追随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是否安全而明智；当台湾民主出现了陈水扁这个大贪污犯，当印度民主无力对付孟买的恐怖袭击，当泰国民主搅得曼谷上下一片混乱时，不少国人也质疑西式民主假如引入中国，眼下的高速增长与相对稳定将会受到损害。境外的这些经济与政治现实问题，让不少中国人变得趋于保守和退缩。
表面看，这次的“普世价值”之争，始于司马南(曾经的反伪科学斗士)率先出来反驳《南方周末》去年5月22日发表的评论《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里“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之说法。后来，司马南接受报纸采访时表示。“我不满意《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所宣扬的一些理念，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论证说，只要我们兑现普世价值的承诺，我们在国内就能实现民族和解，在国外就能实现与世界的和解。就是说，今天民族没有和解，别国不与我族和解，责任都在我，使我们没有达到“底线”，洋大人不满意。
“如此荒唐的逻辑，作为社评大宣传，岂有此理。”
司马南坦露，他是有意凶巴巴、恶狠狠的，是想通过这件事情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后来，他果然掀起一场风波(并被戴上“反民主斗士”新帽)。这并不说明司马南能量如何大，而是他点到了一个敏感穴位。中国之复杂，就在于其阻阳组合中的高度牵连性。
于是乎，争论双方从“普世价值”延伸到“颜色革命”再延伸到“民族主义”，最后改革本身亦遭到置疑。这场争论起于网上，但不仅网民沸腾，理论人士也在官方媒体上活跃非常，纷纷评述，当然“左”的观点不在少数。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类似杂音已经屡次出现，-曾经反过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反过和平演变，这次是反普世价值。
若对中国这个庞大躯体施以中医理论概述，即正气与邪气相交互攻，最终正邪谁胜，就看“郎中”施针了。好在胡锦涛及时针对“邪气”而去，义正辞严宣布：“决不走改旗易帜邪路”。
这股邪气不仅存在于社会思潮中、思想理论界，还存在于一些离任的和现任的领导层。今后，中国之病能否得到有效治疗，肯定还会有相当的彼此较力。
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缺乏监督与制约，利益集团极力阻碍触其利害的改革，权贵资本主义现象严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特别是近几年风起云涌的群体维权抗争的浪潮，令国人深切感受到推进民主自由、消除专制权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国内有人预言，如果中国再不及时进行政治改革，几年内社会上会发生大事件；西方有人预言，中国如果在渐进式政治改革方面失败了，也许会有战争。美国的“中国通”、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黎安友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已经变成一种具有自我调整的“韧性专政”。
既然中国表示“不会全盘照搬西方民主”，如今“普世价值”的概念也变得十分敏感，那么中国民主进程的方向在哪里?第三条路将如何走?
渐进避免休克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思想理论界与民间草根层历来喜欢就一些问题争论不休，所以这种争论也就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历代当政者。当这种争论形成一种无形力量制约当政者的思维与行为时，中国改革的步伐也不得不小心谨慎地一点点摸索前行，避免了像当年苏联改革那样太刀阔斧，宁肯休克亦无畏的冲劲。因此，换个角度看，这三十年的争论未必全然不好，或许它多多少少也在中国的“渐进”模式中起过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无法为其定义为积极。也就是说，“渐进”有时是被动的不得已而为。
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胡锦涛不想当个开拓者吗?当然想，每位政治人都想在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但是。在政治改革领域他似乎总是欲为而难为，时不时迈一步退半步或者全退回去。如果不顾中国“左”、“右”两方的复杂存在，他可以猛推一把，但后果如何，无人肯判断。以胡锦涛稳健，厚实的个性，他的顾虑更多于勇气。不过，中国现实的严峻形势，也迫使胡锦涛在政治改革领域必须做一些事情，只是不能盼望他动作能有多大。但无论如何，中国必须在政治改革领域快点开步走。
2008年无疑是中国最惊心动魄和难以忘却的一年，它从正面和负面给我们留下了一串串记忆：年初南方突起的大雪灾冰冻，3·14西藏发生骚乱，4月奥运火炬欧美传递受辱，5·12汶川大地震，8月北京奥运会空前成功，9月以后世界性的金融海啸袭来，12月中国迎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造物主如此折腾考验中国，难道真要劳其筋骨、苦其心智后，欲降大任于它?过去的经历证明，当有大事件发生后，中国才能赢得大发展，2008年是这样，亚洲金融危机后是这样，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是否也会这样?
争论不休的三十年过来了，今后的路还将是争论不休。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争论也不是个坏东西。重要的是，争论之余要找到正确的方向，这就需要当政者的智慧。
这三十年间，从最初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姓资姓社大争论”再到企业改制中“还要不要改革之争论”，以至于近期甚嚣尘上的“普世价值争论”。
胡：停顿和倒退没出路
正因为最近官方和民间就“中国下一步怎样走”的问题争论相当剧烈，所以总书记胡锦涛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如何为未来中国定调成了最令世人关注之事。人们已看到，胡锦涛态度坚定地表示：“决不走封闭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邪路。”他甚至以民间大白话告诫人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因为“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胡锦涛从2002年底开始主政中国后，历经六年打理，建立了正派、务实、想干事的个人形象，但他十年任上到底能把事干多大，最后能否干出具有开拓意义的政治改革之事，至今仍是未知数。不过，鉴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极其复杂性，政治领域的改革需要相当大的魄力和意志，胡即使在主观上想进行政改而客观上能否推动这块坚冰难免不令人忧虑。
邓小平当年面对激烈争论时，一句不温不火的“不争论!”结果摸着石头趟过了一条条险河。如今胡锦涛借着三十年总结与展望之机，放出一句民间大白话“不折腾!”后面的暗河险滩能否顺利趟过还待观察。
对掌握中国之船的舵手胡锦涛而言，难的不仅是要为过河把握方向，更难的是要为这艘吱嘎乱叫的庞大船体把握平衡。
能自我调整的“韧性专政”
眼下，就有几件让这个舵手颇伤脑筋之事：一，全球化导致中国随西方世界—起进入经济寒冬，外销惨淡内需亦拉动不起来，中小企业大批倒闭，民工浩浩荡荡失业返乡，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二、弱势群体在中国众多省市聚众维权，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的失当处理，致使暴力景象此起彼伏，老百姓的怨气仍然没有找到出口；三、针对社会不稳及经济受伤的现象，从官派学者到普通网民，彼此口诛笔伐，被称为“右”的一方要求加快政治改革，与世界接轨的同时跟进普世价值，被称为“左”的一方，要求放慢甚至放弃改革，别再一味追随西方，重新寻回过去的自我价值。四、由一些自由知识分子草拟的《零八宪章》出现后，网上连暑签名热闹，特别是发起者刘晓波被抓后，境内境外议论纷纷，卷起一股新的政治风波。
即使胡锦涛能够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的脚步也难以迈开如愿的幅度。改革开放后的历任中国领导人，没有哪位不看重社会稳定，到了胡锦涛这任，更是把“和谐社会”作为行动指南。他的当下之务，就是既不能让改革之船偏离航向，更不能让这条船失去稳定后歪到河里。
比如，当西方金融和经济处于崩盘之状，不少国人质疑并争论大力引进和追随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是否安全而明智；当台湾民主出现了陈水扁这个大贪污犯，当印度民主无力对付孟买的恐怖袭击，当泰国民主搅得曼谷上下一片混乱时，不少国人也质疑西式民主假如引入中国，眼下的高速增长与相对稳定将会受到损害。境外的这些经济与政治现实问题，让不少中国人变得趋于保守和退缩。
表面看，这次的“普世价值”之争，始于司马南(曾经的反伪科学斗士)率先出来反驳《南方周末》去年5月22日发表的评论《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里“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之说法。后来，司马南接受报纸采访时表示。“我不满意《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所宣扬的一些理念，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论证说，只要我们兑现普世价值的承诺，我们在国内就能实现民族和解，在国外就能实现与世界的和解。就是说，今天民族没有和解，别国不与我族和解，责任都在我，使我们没有达到“底线”，洋大人不满意。
“如此荒唐的逻辑，作为社评大宣传，岂有此理。”
司马南坦露，他是有意凶巴巴、恶狠狠的，是想通过这件事情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后来，他果然掀起一场风波(并被戴上“反民主斗士”新帽)。这并不说明司马南能量如何大，而是他点到了一个敏感穴位。中国之复杂，就在于其阻阳组合中的高度牵连性。
于是乎，争论双方从“普世价值”延伸到“颜色革命”再延伸到“民族主义”，最后改革本身亦遭到置疑。这场争论起于网上，但不仅网民沸腾，理论人士也在官方媒体上活跃非常，纷纷评述，当然“左”的观点不在少数。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类似杂音已经屡次出现，-曾经反过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反过和平演变，这次是反普世价值。
若对中国这个庞大躯体施以中医理论概述，即正气与邪气相交互攻，最终正邪谁胜，就看“郎中”施针了。好在胡锦涛及时针对“邪气”而去，义正辞严宣布：“决不走改旗易帜邪路”。
这股邪气不仅存在于社会思潮中、思想理论界，还存在于一些离任的和现任的领导层。今后，中国之病能否得到有效治疗，肯定还会有相当的彼此较力。
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缺乏监督与制约，利益集团极力阻碍触其利害的改革，权贵资本主义现象严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特别是近几年风起云涌的群体维权抗争的浪潮，令国人深切感受到推进民主自由、消除专制权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国内有人预言，如果中国再不及时进行政治改革，几年内社会上会发生大事件；西方有人预言，中国如果在渐进式政治改革方面失败了，也许会有战争。美国的“中国通”、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黎安友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已经变成一种具有自我调整的“韧性专政”。
既然中国表示“不会全盘照搬西方民主”，如今“普世价值”的概念也变得十分敏感，那么中国民主进程的方向在哪里?第三条路将如何走?
渐进避免休克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思想理论界与民间草根层历来喜欢就一些问题争论不休，所以这种争论也就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历代当政者。当这种争论形成一种无形力量制约当政者的思维与行为时，中国改革的步伐也不得不小心谨慎地一点点摸索前行，避免了像当年苏联改革那样太刀阔斧，宁肯休克亦无畏的冲劲。因此，换个角度看，这三十年的争论未必全然不好，或许它多多少少也在中国的“渐进”模式中起过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无法为其定义为积极。也就是说，“渐进”有时是被动的不得已而为。
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胡锦涛不想当个开拓者吗?当然想，每位政治人都想在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但是。在政治改革领域他似乎总是欲为而难为，时不时迈一步退半步或者全退回去。如果不顾中国“左”、“右”两方的复杂存在，他可以猛推一把，但后果如何，无人肯判断。以胡锦涛稳健，厚实的个性，他的顾虑更多于勇气。不过，中国现实的严峻形势，也迫使胡锦涛在政治改革领域必须做一些事情，只是不能盼望他动作能有多大。但无论如何，中国必须在政治改革领域快点开步走。
2008年无疑是中国最惊心动魄和难以忘却的一年，它从正面和负面给我们留下了一串串记忆：年初南方突起的大雪灾冰冻，3·14西藏发生骚乱，4月奥运火炬欧美传递受辱，5·12汶川大地震，8月北京奥运会空前成功，9月以后世界性的金融海啸袭来，12月中国迎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造物主如此折腾考验中国，难道真要劳其筋骨、苦其心智后，欲降大任于它?过去的经历证明，当有大事件发生后，中国才能赢得大发展，2008年是这样，亚洲金融危机后是这样，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是否也会这样?
争论不休的三十年过来了，今后的路还将是争论不休。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争论也不是个坏东西。重要的是，争论之余要找到正确的方向，这就需要当政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