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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以来中国在现代性转型中一直面对着如何重塑国民性的问题。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吴雷川在《墨翟与耶稣》中，提出以墨子的人格典范改造人心。从道德养成的有效性考察，可以看到吴雷川对当时社会病症开出的药方未见成效，他所面对的问题依然在今天困扰着我们。运用阐释学“重构”理论，反思吴雷川的墨学思想，在墨子思想中兼爱平等观和逻辑思维对培育道德是更为关键的内容。
关键詞：吴雷川 人格典范 道德培育 兼爱平等观 逻辑思维
作者褚丽娟，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北京 100089）。
近代以来，中国在现代性转型的进程中一直面对着意义缺失、认同迷惘和道德危机等问题。到底该如何塑造国民性，重建中国人的心灵秩序？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者给出的答案不尽相同，但对于当下的道德建设，无疑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反思意义。
1940年，民国著名教育家吴雷川（1870—1944）出版了《墨翟与耶稣》一书，探讨如何通过人格典范培育道德进而改造社会。吴雷川，原名吴震春，浙江杭州人，1898年考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1906年任浙江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校长，1910年授翰林院编修，1911年后，曾担任杭州市长，1929年任燕京大学第一位华人校长。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吴雷川的关注渐多，然侧重于基督教思想、儒学与基督教对话、墨学与基督教比较等研究，关于吴雷川在《墨翟与耶稣》一书中如何展开救世的讨论，曾庆豹曾从汉语神学的层面考察吴雷川主张，指出其思想是“经世神学”，即一种“革命的基督教”，这一结论对《墨翟与耶稣》的研究是一大推动。但跳出神学视阈，吴雷川是如何聚焦普通民众的人心改造，展开现代意义上的道德培育却未被关注。
本文拟从道德养成的有效性角度，考察吴雷川在《墨翟与耶稣》中提出墨子人格典范培育道德这一主张的效果。借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分析吴雷川的主张，即知他对当时社会病症开出的药方未见成效，他所面对的问题依然在今天困扰着我们。因此，以今天的立场和问题意识，在吴雷川的讨论基础上反思和更进一步阐释就显得很有必要。本文尝试运用阐释学“重构”（Rekonstruktive）理论，反思吴雷川的墨学思想，认为在墨子思想中兼爱平等观和逻辑思维对培育道德是更为关键的内容。
一、吴雷川：以人格典范培育道德 [见英文版第96页，下同]
吴雷川在抗战期间出版《墨翟与耶稣》，开篇即引用《韩非子·五蠹》道出作文的动机“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世”，即寻找国家遭凌、外侮侵略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社会生病了，其病因在于自己，症结概括为：私有制、腐败、骄奢、不诚实四点。
吴雷川认为私有制是腐败的根源，重点批评当时的党政要人以追求财富为人生之旨，由此滋生出严重的弊害——腐败。书中痛斥当时政府贪污腐败的种种劣迹：“中国政治上的弊害，第一是贪污：国民党所标榜的是廉洁政府，而实际上有些党部要人，竟公然藐视党义，贪赃枉法，无所不至，居高位者既如此肆无忌惮，自无望其整顿纲纪，督查僚属。于是上下相习成风，大家都以徇私肥己为唯一底目的，置国家公务于不顾。检察院委员直同虚设，人民叹息怨恨而不敢言臧。”正因上层社会的不正行为横行，百姓纷纷效仿。吴雷川认为，当时社会的此种气候，加剧了中国社会的猜疑、忌恨、欺诈、虚伪等弊害，不诚实普遍流行，无论政界还是商界，甚至亲人之间也不能幸免。“试想：人生活动的范围，自家庭以至于社会，都充满了不诚实，人的一生，自幼小以至于衰老，竟是生长于猜忌、忌恨、欺诈、虚伪的空气中。”
作为教育家，吴雷川开出的药方是：改造社会就必先改造人心，国民道德的培育离不开人格典范的树立。他认为墨子同耶稣“同具宗教的精神，同抱改革社会的宏愿，他们的理想，至今还能应付时代的要求，尤其是他们的人格，足为现今中国人效法的模范”。吴雷川将墨子的人格特征总结为：爱、义、勤、俭。墨子的兼爱思想从国家层面看，正是对自己刻苦以兼爱众人，谋求人类的幸福，吴雷川呼吁社会各界精英以墨子为榜样，以天下为公，敢于以牺牲的准备服务于人民。从个人层面看，兼爱是克服人与人猜忌、忌恨、欺诈、虚伪等弱点，培养诚实品格的不二法宝。墨子正是以爱和义的践行者垂范后人，给时人指出了效法的方向。吴雷川援引《庄子·天下》“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以自苦为极”证明墨子的勤劳与俭约。勤与俭是建立新社会的双柱，不仅在个人为美德，即使以“各尽所能，各得所需”为最高原则的理想社会也会普遍遵行勤俭。
在《墨翟与耶稣》中，吴雷川重点呼吁执政者和青年人效仿，以身作则。执政者要依照墨子所提倡的爱、义、勤、俭条件，勉励遵行，并在全国倡导。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吴雷川指出其不见成效正在于执政者自身并不实行，违反了“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原则，所以在此国家危难之际，执政者要鉴前车，不能再错过机会。他对青年提出了具体的目标：不受家庭和社会不良风气的熏染，坚决抵制上述贪污、骄惰、不诚实的恶习；趁着求学时代，充实学识，将来能在社会改良、国家复兴的各项事业上有分担；寻求良师益友，知人论世，尚友古人，更重要的是，在学校课程外，研究墨子遗训，效法墨子人格，以备将来遇到国家社会各种制度实行改造的机会，可以从容应付。吴雷川曾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表达过他希望国人，尤嘱望于青年在国家多难之秋，必当以圣人之言行为法，努力提升自己，成德达才，为国效用。
吴雷川的墨学思想主要反映在《墨翟与耶稣》一书中，作为民国时期汉语基督教领域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墨子具有同耶稣一样的伟大人格，以墨子的人格为典范，能够培育道德，改造人心，进而能够解决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可从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在转型进程中、时人寻找国家出路这一角度来理解他的这一认识。墨子正处在中国社会迈向王朝专权制度的转折期，这种社会变化带来的动荡和迷茫，让民国时人在面对从前现代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裂变中感同身受，民国知识分子急于寻找传统的精神力量以走出困境，墨学恰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现代性内涵，这也正是墨学复兴的重要因由。对此，曾庆豹认为：“对吴雷川而言，我们的个体性实存与社会或礼制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改革人格当然也是益于改造社会的，所有以改造人格为旨的即是以改造社会为终的。” 此外，吴雷川的这一认识也须放置在晚清以来“国民性”问题的讨论中理解，在民国知识分子那里普遍存在一种认识，改造社会必须先从个人的人格开始，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性转换，进而言说，即个人的人格实质上是现代公民道德培育中最基础的部分。这是现代社会在认知到教育对国民性塑造意义的一种理解，也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必然遭遇的问题。
二、对人格典范培育道德的反思 [98]
吳雷川提出以人格典范培育道德，希望在根源上改变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实现其改造社会的目的，这一愿景最终实现了吗？
纵观中外历史，通过树立人格典范培育道德，无论是在中国传统还是西方文化中，都是一种比较常规的手段，即使历史上对人格典范作用的怀疑和批判声从未止息。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作为道统，主导着社会的意识形态，一个最核心的功能是教化民众、实现德治，其中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树立榜样，以道德示范实现移风易俗的教化目标。胡适曾指出：“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依我看来，都在一部《易经》。……因为象有仿效模范的意思，故孔子的教育哲学和政治哲学，又注重标准的榜样行为，注重正己以正人，注重以德化人。”理论上讲，传统社会中的皇帝因其权力的合法性依据在于“君权天授”，故皇帝理应德昭天下，臣民效之。同时，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士大夫们，亦需具备道德榜样的资格。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注重德道榜样，喜好树立模范，此为一重要根源。
人格典范培育道德作为一种治理社会的古老技术，不仅在中国有其久远的传统，在西方文化中尤其是基督宗教那里有从实践到理论均很成熟的策略，神学史和教会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历史的经验是，人格典范对道德培育的效果是极为有限的，否则，在儒家独占道统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就不会出现一次次的精神危机。
可以借用现代心理学之道德养成论，考察人格典范对道德培育的有效性。让·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等西方心理学家实验证明，道德养成的基本规律是从道德他律走向道德自律，而作为社会学习理论的权威之一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1925— ）等心理学家研究外界环境对人的道德影响，这些心理学家的研究共同表明：个人道德观念的确立，人格的形成，既与个体道德养成的自然规律不可分割，也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概括来说，人格典范有效作用于道德的培育，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典范树立的体制和环境保障；第二，示范者具有典型性；第三，倡导者以身作则，知行合一。否则，当社会的现实环境与人格典范所确立的方向完全背离，同时又乏体制的保护时；当示范者典型性不足，甚至具有欺骗性时；当倡导者严于律人，宽以待己，甚至知行分裂时，人格典范不仅不可能积极影响道德的培育，甚至会产生强大的反向力。联系到吴雷川所处时代的具体境遇，无论社会风气，抑或是示范者本身和执政者的人格行为等方面，可以看到当时的民国社会并不具备人格典范对道德培育发挥效用所需要的条件，因此收效甚微。
尽管吴雷川改造社会的尝试失败了，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诸如贪污、腐败、社会风气骄奢懒惰、人与人欺诈、虚伪、嫉恨、猜忌等现象在今天社会里依然存在。事实上，在新世纪之初，无论中国抑或西方所面对的不仅是金融危机、经济滞缓、全球气候恶化等物质层面的问题，更是面临着现代以来“价值重估”之后，人的精神出路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取得世界瞩目的成果时，个体道德滑坡、价值观混乱已成为事实，“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下半期，价值的‘混乱’或‘混战’是我国人文社科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道德培育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人类生活中最严峻的困境不是某件事情的发生，而是根本信念的错乱和价值观判断的失衡。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反思如何培育道德、培育何种道德显得更加迫切又困难重重。上述论证是从外界的原因分析吴雷川改造社会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但他的理论本身也需要补充，就道德培育这一问题，墨子思想提供的资源绝不止人格典范一点。
如何挖掘墨子的思想资源中能为今天培育道德提供具有启示价值的内容？阐释学的“重构”概念在此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依据。重构是指研究者在面对文本进行理解活动时，需要知道如何将这一文本的意义运用到我们现实的境遇之中，要知道过去的文本如何对我们今天的问题“讲话”。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指出，“施莱尔马赫把理解活动看成对某个创造所进行的重构。这种重构必然使许多原作者尚未意识到的东西被意识到”。在如何“重构”中国哲学和文化的问题上，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撰写《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方法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考：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那里，而是要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新的形式，从而达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未曾达到的目的。在此基础上，罗哲海（Heiner Roetz，1950— ）认为：“‘重构’意味着以一种与古人之真实意图相应的方式对其思想加以重新整合，而取代复述他们那些相当庞杂不清的理论；并且要根据我们今日所面临的伦理学问题加以充分利用。”这即是说传统本身并不一定具有深刻的意义，需要我们今天的眼光和问题与过去对话，从而激活这些资源。对过去思想的“重构”，最重要的是要将以往的思想包括在当代的问题意识和活的思想当中。
三、墨子道德培育思想 [98]
吴雷川在70多年前提出以墨子人格培育国民道德这一主张注定会失败，不光因为从现代心理学之一隅考察后而得。笔者认为，就墨子（墨家）德育思想本身而言，若以“重构”的立场，沿着吴雷川思考的改造国民性问题，重新挖掘墨子德育思想，兼爱平等观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实现这一“美德”则须借助于以墨经为代表的逻辑思维。
与儒家较之，墨子道德培育思想的核心是“兼爱平等观”。尽管吴雷川在《墨翟与耶稣》中谈到了兼爱，却未能抓住其本质——平等观。诚然，孔子从“道义逻辑”层面曾探讨过仁爱的“平等”内涵，如“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即找到一个从自身角度出发，学习怎样爱人的方式，然而比起孔子，后世儒家更倾向于对“伦”——等级、秩序的强调。在继孔子之后，墨子向“平民精神”迈出了关键一步，为二千余年的中华文化注入了最富现代意义的“平等”色彩。 墨子的平等观，体现在他在仁爱基础上提出了“兼爱”。墨子学儒者之业、习孔子之术而后反思，看到了基于亲疏推导的仁爱，天然蕴含着差等属性而可能带来的风险，由此提出兼爱。兼爱相当于平等地爱一切。“兼”是周遍、整体、全部的意思，兼爱强调爱需推广到人的外延的全部。《墨经·小取》说：“爱人，待周爱人而后谓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失周爱，因谓不爱人矣。”即爱人，必須周遍地爱所有人才可以说是爱人，说不爱人，不依于周遍不爱所有的人。“墨子申述兼爱即尽爱、俱爱、周爱，不分民族、阶级、阶层、等级、亲疏、住地、人己、主仆等差别，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人，是最为普遍、深刻的人文精神、人道主义。”
先秦时期，儒墨两家都在思考道德培育的问题，但两家对于什么是美德或者说道德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有着不同的理解。对于儒家来说，道德的核心内容大体可概括为“仁”，其起点乃“亲”，再由“亲”推延出“慈”“孝”“悌”“忠”“义”等内容，作为儒家的道德标准。墨子发现了他那个时代儒家伦理遭遇了现实危机，人际关系普遍恶化，造成社会各个层面的混乱。《兼爱》上、中、下三篇中从血缘、权力、财富、人数、品性、国家等不同角度，提到的社会关系多达十多种，除父子、兄弟、君臣、自我与他人等，还包括富人与贫者、显贵之人与地位低下者、刁诈者与憨厚者、人多者与人少者、狡诈者与愚笨者、大国与小国、大家族与小家族等，因为兼爱的缺失，这些人际关系出现对立、僵持，造成亲人不睦、君臣互愚、人与人欺诈，国家动荡，战争频繁。在此情况下，如果还提倡基于血缘关系的仁爱，那么对于血缘之外的族群之间、国家之间的冲突又该如何避免呢？这正是墨子提出兼爱的出发点，他的新伦理需要突破血缘和基于血缘而建立的关系社会的拘囿，将陌生人和血缘关系之外的族群和国家纳入思考的范畴。
兼爱以“天”作为爱的来源、作为平等的价值根源，以此作为处理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关系的依据，这实际上已经涉及了列维纳斯的“他者的人道主义”。当代学者陈来认为，“仁者人也”在汉儒董仲舒那里，也包括了他人优先的伦理原理。其实早在先秦，墨家已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兼爱应当是“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实际上是教人不要以主体心理、等级意识、亲疏距离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以“同理心”去平等地与他人交往。这是墨子试图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性弱点，以亲情血缘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提出改造的可能，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墨子思想确实是比较早地具有了“他者”意识和平等精神。
兼爱平等观必须置于历史的、全球的语境才能真正理解其意义。众所周知，西方社会自启蒙运动以来的最基本的思想是“自由、平等、民主、博爱”，这构成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和人伦的底色。而兼爱蕴含着平等观念，已经涉及了其中的两条。但这不能构成兼爱平等观在今天的全部意义。更重要的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因为技术和科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生存境况，面对这种新的生活变迁，如何重新建构一套适应全球化语境下的人类相处的关系模式，几乎成为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作为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墨子对人类超越血缘关系之外的人际、族群、国家等诸种关系的思考而提出的兼爱，对今天在解决不同人群、族群、国家等的冲突时，在方法论上提供了借鉴的资源。当然，也因为墨学思想中这一最能与基督宗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及由其衍生而来的启蒙运动以降的“博爱”“平等”理念相契合，使得我们与西方文明的对话具备了理解的前提。
具体到中国当代语境，兼爱平等观提供了建设法治社会的古代思想资源。西方现代文明中的法治观念、民主程度的塑造，离不开基督宗教所强调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基督宗教的爱强调人与人的平等，虽然现实中一直存在不公平，但基督宗教这种绝对的平等观作为一种理想为追求人与人的平等，为西方社会定了一个平等的基调，使得西方社会更具备法治的基础。但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就不具备法治的条件吗？墨子的兼爱表明在中国古代就有普遍的爱，以承认人的基本权利、基本需求为前提的爱，这是法治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早就具备了法治的基本条件和心理条件。
如何培育具有兼爱平等观的公民？跳出吴雷川等民国知识分子提出的“人格救世”思维，“国民性”培育不仅要思考培育的内容，更要探索培育的前提条件，在一定意义上，学会如何思考比思考什么可能更重要。正因如此，笔者认为墨子（墨家）留下的《墨经》中的逻辑思想，作为一种“思考的技艺”，在今天的公民道德培育中理应受到重视。
与儒家以道德说教见长相比，墨家重视逻辑的作用。《论语》偏于道德诫命，但《墨子》一书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首先考察以“墨学十论”为主的墨学伦理思想，每一个观点的展开，其基本的结构是“现象→问题→举例→论证→类推→结论”，有着清晰的论证逻辑。墨子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三表法”，即根据前人的间接经验、群众的直接经验和实际效果来判断是非，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真假的标准。墨家留下的《墨经》包括《大取》《小取》《经上》《经说上》《经下》《经下说》六部分，自胡适以来经过20世纪下半叶的系统整理、研究，孙中原、杨武金等当代学者指出《墨经》包含了推理论、概念论、命题论和规律论内容，证实墨家辩学自成系统，是为逻辑学。“一般来说，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儒、道）的缺点和短处，是不甚强调逻辑和科学，《墨经》专讲逻辑和科学。”墨经逻辑生产的主客观条件是战国时期的墨家学者积极参与当时的百家争鸣，密切关注民众的生产和科学技术。因此，杨武金指出：“墨经逻辑是对先秦百家争鸣在思维形式、规律和方法上的总结。”然而，墨家逻辑没有发展出一套完善的逻辑系统，从而未能对中国文化及科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近代科学革命之所以没有能够在中国发生，没有创造出完全的逻辑体系可以肯定地说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对逻辑的不重视，造成中国科学技术的滞缓发展，使得中国在18世纪以来全球技术扩张的时期从世界帝国衰落。 逻辑是思想的方式和技艺，而墨经逻辑作为人们认识科学真知的工具，在先秦时期，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技艺，其精彩之处在于为如何改变精神世界的运作方式，提供了一种原型。墨经逻辑对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直到汉晋思想家都曾经产生过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墨经逻辑，就不可能引发各家对许多理论问题的思考，墨经逻辑直接影响了诸子百家的思维方式。
从近代以来中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滞缓与逻辑的关系，以及墨经逻辑在先秦的影响力，可以看到，墨子（墨家）思想体系中可供我们汲取的道德培育的资源中，逻辑作为思想的技艺，是道德伦理建构的基础，正因如此，要想实现良好的道德培育，教会人们思考和判断、甄别和选择，必要的逻辑训练是不可缺少的。从当代公民素养培育的角度来看，基本的逻辑训练，是培养公民具有基本素养的前提之一。因此，在美国研究生院GMAT、GRE和LSAT考试中都设有逻辑考试的内容。这种逻辑考试在西方叫作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或分析性思维（analytic reasoning），又称非形式的逻辑（informal logic），主要是关于人们日常思维与科学推理的逻辑学科。通过比较研究发现，这种非形式的逻辑与墨经逻辑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可以被看作关于思维论证的逻辑。这种逻辑能力正是我们当前教育中被忽视的内容。
墨子及其墨家在战国时代，最大的优势是掌握了思考问题的方式，即逻辑，这使得他们拥有先进的科学方法，在现实层面掌握了生产制造的技术，进而通过改变客观世界改变了人自身，也就是说通过实际的技术改变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从今天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水平来看墨家逻辑，其关键的意义不在于逻辑内容本身，也不在于对当代中国学术的逻辑学研究的史料价值，而在于提醒我们，在道德培育中，理应重视逻辑思维的基本训练，将其作为现代公民道德培育中最基础的必修内容。
孟子曾说：“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下》）提供思考周遭世界的活的框架比教授具体的技巧更重要。转换到今天的语境，就是在道德培育中，不但要探索培育什么样的道德内涵，也要重视分析性思维等基本邏辑能力的训练。遗憾的是，吴雷川未能意识到兼爱中所蕴含的平等观念的重要性，亦未意识到墨经所强调的逻辑思维在人心改造、道德培育中的力量。
（责任编辑：黄 艳）
关键詞：吴雷川 人格典范 道德培育 兼爱平等观 逻辑思维
作者褚丽娟，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北京 100089）。
近代以来，中国在现代性转型的进程中一直面对着意义缺失、认同迷惘和道德危机等问题。到底该如何塑造国民性，重建中国人的心灵秩序？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者给出的答案不尽相同，但对于当下的道德建设，无疑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反思意义。
1940年，民国著名教育家吴雷川（1870—1944）出版了《墨翟与耶稣》一书，探讨如何通过人格典范培育道德进而改造社会。吴雷川，原名吴震春，浙江杭州人，1898年考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1906年任浙江高等学堂（今浙江大学）校长，1910年授翰林院编修，1911年后，曾担任杭州市长，1929年任燕京大学第一位华人校长。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吴雷川的关注渐多，然侧重于基督教思想、儒学与基督教对话、墨学与基督教比较等研究，关于吴雷川在《墨翟与耶稣》一书中如何展开救世的讨论，曾庆豹曾从汉语神学的层面考察吴雷川主张，指出其思想是“经世神学”，即一种“革命的基督教”，这一结论对《墨翟与耶稣》的研究是一大推动。但跳出神学视阈，吴雷川是如何聚焦普通民众的人心改造，展开现代意义上的道德培育却未被关注。
本文拟从道德养成的有效性角度，考察吴雷川在《墨翟与耶稣》中提出墨子人格典范培育道德这一主张的效果。借现代心理学的理论分析吴雷川的主张，即知他对当时社会病症开出的药方未见成效，他所面对的问题依然在今天困扰着我们。因此，以今天的立场和问题意识，在吴雷川的讨论基础上反思和更进一步阐释就显得很有必要。本文尝试运用阐释学“重构”（Rekonstruktive）理论，反思吴雷川的墨学思想，认为在墨子思想中兼爱平等观和逻辑思维对培育道德是更为关键的内容。
一、吴雷川：以人格典范培育道德 [见英文版第96页，下同]
吴雷川在抗战期间出版《墨翟与耶稣》，开篇即引用《韩非子·五蠹》道出作文的动机“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世”，即寻找国家遭凌、外侮侵略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社会生病了，其病因在于自己，症结概括为：私有制、腐败、骄奢、不诚实四点。
吴雷川认为私有制是腐败的根源，重点批评当时的党政要人以追求财富为人生之旨，由此滋生出严重的弊害——腐败。书中痛斥当时政府贪污腐败的种种劣迹：“中国政治上的弊害，第一是贪污：国民党所标榜的是廉洁政府，而实际上有些党部要人，竟公然藐视党义，贪赃枉法，无所不至，居高位者既如此肆无忌惮，自无望其整顿纲纪，督查僚属。于是上下相习成风，大家都以徇私肥己为唯一底目的，置国家公务于不顾。检察院委员直同虚设，人民叹息怨恨而不敢言臧。”正因上层社会的不正行为横行，百姓纷纷效仿。吴雷川认为，当时社会的此种气候，加剧了中国社会的猜疑、忌恨、欺诈、虚伪等弊害，不诚实普遍流行，无论政界还是商界，甚至亲人之间也不能幸免。“试想：人生活动的范围，自家庭以至于社会，都充满了不诚实，人的一生，自幼小以至于衰老，竟是生长于猜忌、忌恨、欺诈、虚伪的空气中。”
作为教育家，吴雷川开出的药方是：改造社会就必先改造人心，国民道德的培育离不开人格典范的树立。他认为墨子同耶稣“同具宗教的精神，同抱改革社会的宏愿，他们的理想，至今还能应付时代的要求，尤其是他们的人格，足为现今中国人效法的模范”。吴雷川将墨子的人格特征总结为：爱、义、勤、俭。墨子的兼爱思想从国家层面看，正是对自己刻苦以兼爱众人，谋求人类的幸福，吴雷川呼吁社会各界精英以墨子为榜样，以天下为公，敢于以牺牲的准备服务于人民。从个人层面看，兼爱是克服人与人猜忌、忌恨、欺诈、虚伪等弱点，培养诚实品格的不二法宝。墨子正是以爱和义的践行者垂范后人，给时人指出了效法的方向。吴雷川援引《庄子·天下》“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以自苦为极”证明墨子的勤劳与俭约。勤与俭是建立新社会的双柱，不仅在个人为美德，即使以“各尽所能，各得所需”为最高原则的理想社会也会普遍遵行勤俭。
在《墨翟与耶稣》中，吴雷川重点呼吁执政者和青年人效仿，以身作则。执政者要依照墨子所提倡的爱、义、勤、俭条件，勉励遵行，并在全国倡导。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吴雷川指出其不见成效正在于执政者自身并不实行，违反了“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原则，所以在此国家危难之际，执政者要鉴前车，不能再错过机会。他对青年提出了具体的目标：不受家庭和社会不良风气的熏染，坚决抵制上述贪污、骄惰、不诚实的恶习；趁着求学时代，充实学识，将来能在社会改良、国家复兴的各项事业上有分担；寻求良师益友，知人论世，尚友古人，更重要的是，在学校课程外，研究墨子遗训，效法墨子人格，以备将来遇到国家社会各种制度实行改造的机会，可以从容应付。吴雷川曾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表达过他希望国人，尤嘱望于青年在国家多难之秋，必当以圣人之言行为法，努力提升自己，成德达才，为国效用。
吴雷川的墨学思想主要反映在《墨翟与耶稣》一书中，作为民国时期汉语基督教领域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墨子具有同耶稣一样的伟大人格，以墨子的人格为典范，能够培育道德，改造人心，进而能够解决当时社会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可从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在转型进程中、时人寻找国家出路这一角度来理解他的这一认识。墨子正处在中国社会迈向王朝专权制度的转折期，这种社会变化带来的动荡和迷茫，让民国时人在面对从前现代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裂变中感同身受，民国知识分子急于寻找传统的精神力量以走出困境，墨学恰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现代性内涵，这也正是墨学复兴的重要因由。对此，曾庆豹认为：“对吴雷川而言，我们的个体性实存与社会或礼制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改革人格当然也是益于改造社会的，所有以改造人格为旨的即是以改造社会为终的。” 此外，吴雷川的这一认识也须放置在晚清以来“国民性”问题的讨论中理解，在民国知识分子那里普遍存在一种认识，改造社会必须先从个人的人格开始，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性转换，进而言说，即个人的人格实质上是现代公民道德培育中最基础的部分。这是现代社会在认知到教育对国民性塑造意义的一种理解，也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必然遭遇的问题。
二、对人格典范培育道德的反思 [98]
吳雷川提出以人格典范培育道德，希望在根源上改变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实现其改造社会的目的，这一愿景最终实现了吗？
纵观中外历史，通过树立人格典范培育道德，无论是在中国传统还是西方文化中，都是一种比较常规的手段，即使历史上对人格典范作用的怀疑和批判声从未止息。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作为道统，主导着社会的意识形态，一个最核心的功能是教化民众、实现德治，其中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树立榜样，以道德示范实现移风易俗的教化目标。胡适曾指出：“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依我看来，都在一部《易经》。……因为象有仿效模范的意思，故孔子的教育哲学和政治哲学，又注重标准的榜样行为，注重正己以正人，注重以德化人。”理论上讲，传统社会中的皇帝因其权力的合法性依据在于“君权天授”，故皇帝理应德昭天下，臣民效之。同时，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士大夫们，亦需具备道德榜样的资格。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注重德道榜样，喜好树立模范，此为一重要根源。
人格典范培育道德作为一种治理社会的古老技术，不仅在中国有其久远的传统，在西方文化中尤其是基督宗教那里有从实践到理论均很成熟的策略，神学史和教会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历史的经验是，人格典范对道德培育的效果是极为有限的，否则，在儒家独占道统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就不会出现一次次的精神危机。
可以借用现代心理学之道德养成论，考察人格典范对道德培育的有效性。让·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等西方心理学家实验证明，道德养成的基本规律是从道德他律走向道德自律，而作为社会学习理论的权威之一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1925— ）等心理学家研究外界环境对人的道德影响，这些心理学家的研究共同表明：个人道德观念的确立，人格的形成，既与个体道德养成的自然规律不可分割，也与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概括来说，人格典范有效作用于道德的培育，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典范树立的体制和环境保障；第二，示范者具有典型性；第三，倡导者以身作则，知行合一。否则，当社会的现实环境与人格典范所确立的方向完全背离，同时又乏体制的保护时；当示范者典型性不足，甚至具有欺骗性时；当倡导者严于律人，宽以待己，甚至知行分裂时，人格典范不仅不可能积极影响道德的培育，甚至会产生强大的反向力。联系到吴雷川所处时代的具体境遇，无论社会风气，抑或是示范者本身和执政者的人格行为等方面，可以看到当时的民国社会并不具备人格典范对道德培育发挥效用所需要的条件，因此收效甚微。
尽管吴雷川改造社会的尝试失败了，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诸如贪污、腐败、社会风气骄奢懒惰、人与人欺诈、虚伪、嫉恨、猜忌等现象在今天社会里依然存在。事实上，在新世纪之初，无论中国抑或西方所面对的不仅是金融危机、经济滞缓、全球气候恶化等物质层面的问题，更是面临着现代以来“价值重估”之后，人的精神出路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取得世界瞩目的成果时，个体道德滑坡、价值观混乱已成为事实，“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下半期，价值的‘混乱’或‘混战’是我国人文社科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道德培育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人类生活中最严峻的困境不是某件事情的发生，而是根本信念的错乱和价值观判断的失衡。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反思如何培育道德、培育何种道德显得更加迫切又困难重重。上述论证是从外界的原因分析吴雷川改造社会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但他的理论本身也需要补充，就道德培育这一问题，墨子思想提供的资源绝不止人格典范一点。
如何挖掘墨子的思想资源中能为今天培育道德提供具有启示价值的内容？阐释学的“重构”概念在此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依据。重构是指研究者在面对文本进行理解活动时，需要知道如何将这一文本的意义运用到我们现实的境遇之中，要知道过去的文本如何对我们今天的问题“讲话”。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指出，“施莱尔马赫把理解活动看成对某个创造所进行的重构。这种重构必然使许多原作者尚未意识到的东西被意识到”。在如何“重构”中国哲学和文化的问题上，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撰写《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方法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考：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那里，而是要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新的形式，从而达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未曾达到的目的。在此基础上，罗哲海（Heiner Roetz，1950— ）认为：“‘重构’意味着以一种与古人之真实意图相应的方式对其思想加以重新整合，而取代复述他们那些相当庞杂不清的理论；并且要根据我们今日所面临的伦理学问题加以充分利用。”这即是说传统本身并不一定具有深刻的意义，需要我们今天的眼光和问题与过去对话，从而激活这些资源。对过去思想的“重构”，最重要的是要将以往的思想包括在当代的问题意识和活的思想当中。
三、墨子道德培育思想 [98]
吴雷川在70多年前提出以墨子人格培育国民道德这一主张注定会失败，不光因为从现代心理学之一隅考察后而得。笔者认为，就墨子（墨家）德育思想本身而言，若以“重构”的立场，沿着吴雷川思考的改造国民性问题，重新挖掘墨子德育思想，兼爱平等观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实现这一“美德”则须借助于以墨经为代表的逻辑思维。
与儒家较之，墨子道德培育思想的核心是“兼爱平等观”。尽管吴雷川在《墨翟与耶稣》中谈到了兼爱，却未能抓住其本质——平等观。诚然，孔子从“道义逻辑”层面曾探讨过仁爱的“平等”内涵，如“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即找到一个从自身角度出发，学习怎样爱人的方式，然而比起孔子，后世儒家更倾向于对“伦”——等级、秩序的强调。在继孔子之后，墨子向“平民精神”迈出了关键一步，为二千余年的中华文化注入了最富现代意义的“平等”色彩。 墨子的平等观，体现在他在仁爱基础上提出了“兼爱”。墨子学儒者之业、习孔子之术而后反思，看到了基于亲疏推导的仁爱，天然蕴含着差等属性而可能带来的风险，由此提出兼爱。兼爱相当于平等地爱一切。“兼”是周遍、整体、全部的意思，兼爱强调爱需推广到人的外延的全部。《墨经·小取》说：“爱人，待周爱人而后谓爱人，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失周爱，因谓不爱人矣。”即爱人，必須周遍地爱所有人才可以说是爱人，说不爱人，不依于周遍不爱所有的人。“墨子申述兼爱即尽爱、俱爱、周爱，不分民族、阶级、阶层、等级、亲疏、住地、人己、主仆等差别，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人，是最为普遍、深刻的人文精神、人道主义。”
先秦时期，儒墨两家都在思考道德培育的问题，但两家对于什么是美德或者说道德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有着不同的理解。对于儒家来说，道德的核心内容大体可概括为“仁”，其起点乃“亲”，再由“亲”推延出“慈”“孝”“悌”“忠”“义”等内容，作为儒家的道德标准。墨子发现了他那个时代儒家伦理遭遇了现实危机，人际关系普遍恶化，造成社会各个层面的混乱。《兼爱》上、中、下三篇中从血缘、权力、财富、人数、品性、国家等不同角度，提到的社会关系多达十多种，除父子、兄弟、君臣、自我与他人等，还包括富人与贫者、显贵之人与地位低下者、刁诈者与憨厚者、人多者与人少者、狡诈者与愚笨者、大国与小国、大家族与小家族等，因为兼爱的缺失，这些人际关系出现对立、僵持，造成亲人不睦、君臣互愚、人与人欺诈，国家动荡，战争频繁。在此情况下，如果还提倡基于血缘关系的仁爱，那么对于血缘之外的族群之间、国家之间的冲突又该如何避免呢？这正是墨子提出兼爱的出发点，他的新伦理需要突破血缘和基于血缘而建立的关系社会的拘囿，将陌生人和血缘关系之外的族群和国家纳入思考的范畴。
兼爱以“天”作为爱的来源、作为平等的价值根源，以此作为处理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关系的依据，这实际上已经涉及了列维纳斯的“他者的人道主义”。当代学者陈来认为，“仁者人也”在汉儒董仲舒那里，也包括了他人优先的伦理原理。其实早在先秦，墨家已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兼爱应当是“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实际上是教人不要以主体心理、等级意识、亲疏距离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以“同理心”去平等地与他人交往。这是墨子试图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性弱点，以亲情血缘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的负面影响提出改造的可能，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墨子思想确实是比较早地具有了“他者”意识和平等精神。
兼爱平等观必须置于历史的、全球的语境才能真正理解其意义。众所周知，西方社会自启蒙运动以来的最基本的思想是“自由、平等、民主、博爱”，这构成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和人伦的底色。而兼爱蕴含着平等观念，已经涉及了其中的两条。但这不能构成兼爱平等观在今天的全部意义。更重要的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因为技术和科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生存境况，面对这种新的生活变迁，如何重新建构一套适应全球化语境下的人类相处的关系模式，几乎成为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作为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墨子对人类超越血缘关系之外的人际、族群、国家等诸种关系的思考而提出的兼爱，对今天在解决不同人群、族群、国家等的冲突时，在方法论上提供了借鉴的资源。当然，也因为墨学思想中这一最能与基督宗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及由其衍生而来的启蒙运动以降的“博爱”“平等”理念相契合，使得我们与西方文明的对话具备了理解的前提。
具体到中国当代语境，兼爱平等观提供了建设法治社会的古代思想资源。西方现代文明中的法治观念、民主程度的塑造，离不开基督宗教所强调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基督宗教的爱强调人与人的平等，虽然现实中一直存在不公平，但基督宗教这种绝对的平等观作为一种理想为追求人与人的平等，为西方社会定了一个平等的基调，使得西方社会更具备法治的基础。但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就不具备法治的条件吗？墨子的兼爱表明在中国古代就有普遍的爱，以承认人的基本权利、基本需求为前提的爱，这是法治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早就具备了法治的基本条件和心理条件。
如何培育具有兼爱平等观的公民？跳出吴雷川等民国知识分子提出的“人格救世”思维，“国民性”培育不仅要思考培育的内容，更要探索培育的前提条件，在一定意义上，学会如何思考比思考什么可能更重要。正因如此，笔者认为墨子（墨家）留下的《墨经》中的逻辑思想，作为一种“思考的技艺”，在今天的公民道德培育中理应受到重视。
与儒家以道德说教见长相比，墨家重视逻辑的作用。《论语》偏于道德诫命，但《墨子》一书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首先考察以“墨学十论”为主的墨学伦理思想，每一个观点的展开，其基本的结构是“现象→问题→举例→论证→类推→结论”，有着清晰的论证逻辑。墨子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三表法”，即根据前人的间接经验、群众的直接经验和实际效果来判断是非，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真假的标准。墨家留下的《墨经》包括《大取》《小取》《经上》《经说上》《经下》《经下说》六部分，自胡适以来经过20世纪下半叶的系统整理、研究，孙中原、杨武金等当代学者指出《墨经》包含了推理论、概念论、命题论和规律论内容，证实墨家辩学自成系统，是为逻辑学。“一般来说，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儒、道）的缺点和短处，是不甚强调逻辑和科学，《墨经》专讲逻辑和科学。”墨经逻辑生产的主客观条件是战国时期的墨家学者积极参与当时的百家争鸣，密切关注民众的生产和科学技术。因此，杨武金指出：“墨经逻辑是对先秦百家争鸣在思维形式、规律和方法上的总结。”然而，墨家逻辑没有发展出一套完善的逻辑系统，从而未能对中国文化及科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近代科学革命之所以没有能够在中国发生，没有创造出完全的逻辑体系可以肯定地说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对逻辑的不重视，造成中国科学技术的滞缓发展，使得中国在18世纪以来全球技术扩张的时期从世界帝国衰落。 逻辑是思想的方式和技艺，而墨经逻辑作为人们认识科学真知的工具，在先秦时期，代表了那个时代最高的技艺，其精彩之处在于为如何改变精神世界的运作方式，提供了一种原型。墨经逻辑对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直到汉晋思想家都曾经产生过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墨经逻辑，就不可能引发各家对许多理论问题的思考，墨经逻辑直接影响了诸子百家的思维方式。
从近代以来中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滞缓与逻辑的关系，以及墨经逻辑在先秦的影响力，可以看到，墨子（墨家）思想体系中可供我们汲取的道德培育的资源中，逻辑作为思想的技艺，是道德伦理建构的基础，正因如此，要想实现良好的道德培育，教会人们思考和判断、甄别和选择，必要的逻辑训练是不可缺少的。从当代公民素养培育的角度来看，基本的逻辑训练，是培养公民具有基本素养的前提之一。因此，在美国研究生院GMAT、GRE和LSAT考试中都设有逻辑考试的内容。这种逻辑考试在西方叫作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或分析性思维（analytic reasoning），又称非形式的逻辑（informal logic），主要是关于人们日常思维与科学推理的逻辑学科。通过比较研究发现，这种非形式的逻辑与墨经逻辑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可以被看作关于思维论证的逻辑。这种逻辑能力正是我们当前教育中被忽视的内容。
墨子及其墨家在战国时代，最大的优势是掌握了思考问题的方式，即逻辑，这使得他们拥有先进的科学方法，在现实层面掌握了生产制造的技术，进而通过改变客观世界改变了人自身，也就是说通过实际的技术改变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从今天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水平来看墨家逻辑，其关键的意义不在于逻辑内容本身，也不在于对当代中国学术的逻辑学研究的史料价值，而在于提醒我们，在道德培育中，理应重视逻辑思维的基本训练，将其作为现代公民道德培育中最基础的必修内容。
孟子曾说：“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孟子·尽心下》）提供思考周遭世界的活的框架比教授具体的技巧更重要。转换到今天的语境，就是在道德培育中，不但要探索培育什么样的道德内涵，也要重视分析性思维等基本邏辑能力的训练。遗憾的是，吴雷川未能意识到兼爱中所蕴含的平等观念的重要性，亦未意识到墨经所强调的逻辑思维在人心改造、道德培育中的力量。
（责任编辑：黄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