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出版社2013，年的出版目录中，有两本比较特别的书《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二辑和《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三辑。说特别是因为，2003年，丛书的第一辑即面世。同年，第一辑的选编者，我的父亲朱家溍先生辞世。十年前，对于一个庞大的档案整理工作尚不能有一个出版规划，只在一个开放性的书名格式上——“第一辑雍正朝”——预示着丛书的可能性和选编者长久的心愿。
　　选编者、编辑者、出版形式在十年中都有很大变化，最大的变化是，出版不再是困难的事情，参与者也更多了。这对读者是个好消息，对逝去的父亲更是如此。
　　所谓养心殿造办处史料，就是清代宫中制作行业的原始档案。
　　造办处设于康熙初年，是直接服务于皇帝的一级行政单位，所有皇帝交办与制作、设计相关的事情，通过造办处的长官分发至各相关加工部门，完成制作后，再经由长官上交给亲王或者皇帝居住宫殿的负责太监，面呈皇帝听取意见。在这个工作的正常程序中，管理单位和制作单位留下了大量的原始记录。
　　譬如《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和《各作成做活计注销底档》，前者是来活来料的记载，后者是完成后注销的记载。
　　造办处档案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在《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雍正朝这一辑的后记中，我父亲自己记述了他与造办处档案的关系——
　　我来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以前，初步知道清代宫中有个“造办处”，制作的小器物非常精致，例如鼻烟壶的凿铜盖，我被告知这种铜镀金的盖是造办处做的。又如宋元瓷器，或旧玉器的紫檀座，造型和刀工都显示出清新而又古雅，座底下刻有楷书填金的“甲”或“乙”或“丙”是标明这件器物的等级。这类器物都是从宫中流散出去的，这类紫檀座据说也是造办处做的。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次比较突出的事情，我的父亲朱翼庵先生从东四大街的古玩店荣兴祥买回一件紫檀木座，是个圆形的，周围雕做四个姿态不同、神气各异的儿童在用力共同抬这个座，四个儿童相当于座的四足。购买目的是为给家中原有一件雍正款的石榴尊配个座。但拿回家和石榴尊试坐一下，发现座子稍大一点，但也满好看的。可巧我父亲的朋友郭葆昌先生来到我家，看见插着一簇芍药花的石榴尊下面这个紫檀座，立刻露出惊喜的眼光，说：“哎呀！这个座太好了，不是造办处做不出这样的活来”，同时他也看出紫檀座的口比石榴尊的底略大一点。当天晚上他又来了，带着他新买的乾隆款仿古铜彩釉尊，他把四童子紫檀座和古铜彩尊一试，竟然严丝合缝。后来在他再三恳求的情况下，我父亲就把这个四童子紫檀座送给他了。后来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把家藏瓷器全部卖给故宫，这个四童子紫檀座随着古铜彩尊至今仍在故宫的文物库房中。当时我对于造办处的印象认为也就是宫中的一个制作小器物或小配件的机构而已。
　　我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初期是保管陈列不分的，我个人把注意力比较集中在书画碑帖方面。吴仲超院长领导工作时，认为故宫藏品以明清两代的工艺美术品占最大的比重，然而这方面藏品只是保管而没有展开研究工作，是个空白区，于是安排我到工艺美术史部工作。1965年有一次我和档案馆的单士魁先生谈起造办处，他向我介绍，让我看看内务府造办处有关的档册，我欣然接受。在这一年里，我看了许多关于造办处的档册。……这部分档册的内容是清代工艺美术品和画院画家作品最集中的文字史料，其中有某些作品的作者名姓，成做活计的品名，皇帝对于器物制作的具体要求和意见。故宫所藏清代工艺美术品中有许多件可以在上列档册中找到作者是某人，是某年月日开始设计画样，做模型，某日完成，以及陈设地点等等。某些工艺美术品何以在当时会出现很精的水平？何以会做出表现年代的特色？在档册中都可以找到说明。
　　可以说是“如入宝山，虚往实归”。自此，对档案的重视与利用成为我父亲博物馆工作的习惯之一，他不仅自己重视和利用档案，也屡屡向周围的同仁介绍。
　　《故宫退食录》中绝大部分篇章，无论关于古代工艺美术品或是原状陈列或是清代宫史——都是以对大量档案材料的熟悉分析作为基础的。
　　仅举一例，父亲在《清代画珐琅器制造考》中有这样的叙述：
　　清代的画珐琅工艺，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朝代中空前地提高，尤其是雍正年间，造办处从原来采用西洋料，发展为自己烧炼珐琅料九种，是当时西洋料所没有的颜色，这在当时是一个划阶段的新成就，是瓷器史上值得一提的事。研究瓷器的前辈所著《句雅》及《饮流斋说瓷》，对清代珐琅彩的说法，有些揣测之词在内，后出的专著《古月轩瓷考》，对前人虽有所辨正，但著者自有其不同角度的揣测之词，这是因为过去未发现可靠的史料的缘故。现在从故宫博物院及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中，初步搜集到一些直接的、可靠的史料，对于画珐琅器的研究，可使我们脱离过去的那些揣测之词的影响。
　　正是缘于对档案重要性的了解，所以，动了出版的念头，上世纪90年代，父亲整理誊录了自己多年查阅档案的笔记，选辑了雍正朝作为计划中的第一册。父亲的设想是，先整理编辑一部《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为将来正式修《养心殿造办处志》做准备工作。希望更多的博物馆从业者、艺术史的研习者都能够有机会阅读和利用这些珍贵的原始材料。
　　这部书稿交到故宫出版社（当时还叫紫禁城出版社），也曾经因为“过分专业”“印数不大”的理由搁置了好多年，2002年，才正式起动，交付当时的院刊编辑林姝做责任编辑。2003年夏《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雍正朝正式出版，父亲非常高兴，尤其满意林姝在配图过程中所作的补充。林姝本人也从此书的编辑中开始了自己对于清代工艺美术的学习。
　　在编辑第一辑的过程中，林姝作为编辑对本书的内容必须一读再读三读，在近乎强化的阅读之下，档案中的细节渐渐了然于心，皇帝的性格也渐渐通过这些细节有了一个轮廓。这为她后来的研究奠定了一个独特而有益处的基础。在林姝十年中的研究成果中可以清晰地感觉到这个益处仍然在继续生发之中。
　　从造办处档案看雍正皇帝的审美情趣 　　雍正皇帝与玻璃制品
　　雍正皇帝与玻璃制品
　　雍正时期玻璃制品与朝政的关系
　　雍正时期的吉言活计
　　《悦心集》与雍正行乐图
　　高山流水是知音——雍正皇帝与古琴
　　原藏雍和宫金塔内的胤稹塑像
　　美人欤后妃乎
　　对于古代历史和古代艺术史的从业者来说，历史的细节或者过程直接影响着对历史的认识。
　　我个人介入此书的编辑从第二辑开始。与档案的接触尽管是逐字逐句的，体会是浅显的，零碎的，又是感性的。
　　比如，雍正朝之后，档案全部是汉文，但仍然存在大量少数民族语言。如噶什哈——本意是鸟，档案中应该是指做游戏用的羊关节骨（北京话中把关节骨叫做拐），至今东北话中有嘎拉哈这个词汇，就是用羊关节骨所做的游戏。“棋盘桌，内盛五彩漆盒一件，内噶什哈二百个，马吊二份”。
　　特贺——大角羊，特贺犄角做材质时即羊角。“太监高玉等交壤镶特贺犄角桌子十张。传旨：着粘补收拾。”
　　台撒——佛像下的底座，例如“佛窝下配一铜台撒镀金供柜”。
　　再如，一个时代或行业的习惯用语，如藏——第四声，动词。在金铜佛像的内部填充经文抄本、数珠、小型佛像等珍贵而有象征意义的过程叫做装藏。“乾隆元年二月初四日太监毛团交金胎珐琅观世音菩萨一尊，随象牙善才，龙女。传旨：着将金胎观世音菩萨请出装藏，配做山子。”
　　仙工——“……太监胡世杰交象牙仙工球一件。传旨：着酌量配一座。钦此。于本年八月初四日，将做得象牙茜红座一件，并象牙仙工球一件……”，一般就是工艺比较复杂的新鲜的，譬如象牙塔，牛角球就说仙工，和西洋加工方法沾边的，也被叫仙工。
　　除这一套综合性的选本之外，还有书画的，家具的，陶瓷的。都在编辑中，都仍然是纸本的。
　　在我心中，档案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完整的电子文件，放在网上供大家查阅、下载。
　　目前的纸本选编形式，较之上个世纪带着纸笔进档案馆摘抄，确实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但仍然不能提供读者已经惯用电子文件的检索方式，查询不够快捷，利用的效率也必然受到一定限制。
　　不过，无论最终的呈现形式是什么，与原档案的校对都是一个浩繁的工程，也是目前出版受到的最大的限制。
　　档案记录的原始状态决定了书写的不规范，带来了内容的不确定性，既有约定俗成的错字，也有个人文化差异产生的错字。
　　有些名词音同字不同，甚至会使用今天想不到的音译。有些器物或工艺名称发生很大变化，甚至早已失传。
　　历史在远处，遥不可及。档案的选编有疏漏，标点有错讹，但作为历史的即时记录，必定是通往“宝山”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