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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合唱团（又被网友称为“清华学霸合唱团”）在《出彩中国人》节目中演唱《我爱你中国》，感动了无数观众。合唱团中，既有“两弹一星”功臣，也有飞机设计师，还有土木工程师。
72.3岁，这是合唱团成员的平均年龄。因为患病，主唱黄雅岚的眼睛近于失明，登上舞台时需要人搀扶。而《我爱你中国》是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海外赤子》的主题曲。就是这样一个合唱团、这样一支老歌，却唱哭了无数观众。因为歌唱时，他们流露出一种感情—满足而感恩。
“我们唱歌时要调动的感情是不用教的。每一位成员都有自己的故事。大家在各个领域为祖国奉献大半生，都从青涩的年轻人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人。歌一唱起来，一生的情感就涌出来了。我们要对祖国说的话，都在这首歌里。我想，观众‘听哭了’的原因，不是我们唱得多么动听、咬字多么准确，而是大家体会到了歌声里的那份情。我们的声音不专业，但感情‘很专业’。”团长刘西拉说。
“我们毕业的时候，没人要求留在大城市……有时候大家出去慰问演出，在火车上看到路过的山川河流，聊着聊着就回忆起了往事。说的人语气平静，听的人已经流下眼泪。”
之前多年的历练，让他们成为各领域的资深专家，合唱团也因此成为“卧虎藏龙”之地。刘西拉说：“既然我们从国家学习了知识，就要用我们的知识报效祖国。前几天我跟爱人陈陈讲，如果让我们有机会再过一辈子，是不是一定比这辈子过得精彩？我们的回答是不一定。因为你可能赶不上中国这样巨大的变化，也不一定有这么好的机会。这个机会不光是享福，也包括吃苦。”
2017年3月，《出彩中国人》栏目组到上海挑选选手，上海交大推荐了刘西拉夫妇。刘西拉对导演说：“如果有兴趣，我带你去见一群人。每周六下午他们都聚到一起排练。”这群人就是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合唱团团员。
刘西拉向导演介绍的第一个人，是合唱团的首席小提琴手程不时。程不时的少年时光是在逃难中度过的。从济南到广西，一路上日军的飞机从他头顶呼啸而过，不断投下炸弹，他的身边是无数的残肢断臂。从那时起，他就下决心要设计出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程不时成为我国第一代大型喷气式客机运-10的副总设计师，常坐在副驾驶室跟着试飞员试飞。前几年研发中国第三代客机C919时，程不时被聘为项目组专家组成员。2017年5月，C919试飞成功，87岁的程不时来到一架无数次成功试飞却始终没有投入商业生产的运-10前，摸着飞机泪眼婆娑。当人们问起这段经历时，他说：“大型运输机是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研制工作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免不了要走一段弯路。”
還有合唱团的张利兴和朱凤蓉这对将军夫妇。两人从清华大学一毕业，就进入中国唯一的核试验基地新疆马兰基地工作。马兰基地有句俗话：八百里瀚海无人烟，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因为食材太缺乏，他们就从老家带了鸡蛋到马兰孵出小鸡，再让鸡下蛋。而当时最大的难题是借不到资料，要查阅资料，得坐一天汽车和三天四夜火车赶去北京。2016年，74岁的张利兴才从马兰返回上海老家。“他们是‘两弹一星’功臣，为中国核试验事业奉献了一生。”刘西拉说，“谈起来，这不仅仅是一群人的故事，这是一代人的故事。他们这辈子很精彩，但也有人看起来如此平凡。”
1 9 9 7年，刘西拉的一伙老同学要组织入学40周年庆，却找不到一位叫孙勤梧的同学，他和大家已经失联了整整35年。后来，终于查到他在新疆伊犁建筑总公司做总工程师。“我们非常高兴，让他一定要来参加同学会。孙勤梧回答：‘能见到大家真高兴啊！但我要来得先坐汽车到乌鲁木齐，再坐火车到北京，来回得一个多礼拜。我现在还没退休，重任在身，实在走不开啊。’大家建议他坐飞机。他说：‘说出来你们别笑话，我还真没那么多钱坐飞机。’我们就全体捐钱给他买机票，让他一定要来。看到那张机票时，他热泪盈眶。”
聚会那天，刘西拉见到了孙勤梧。“他比别的同学显得衰老得多，满头白发。当时很多同学带了家属，聚餐时我们坐了几十桌，最中间的一个桌子坐着班里最优秀的同学，有工程院院士、中国贸促会会长、知名教授……这一桌最中间的位子谁来坐？大家说‘孙勤梧，你来坐。你当时说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结果你去了，这一去就干了一辈子’。”
当然，合唱团团长刘西拉也是这代人中出色的一员。他生在重庆。“人生最早的记忆是被舅舅夹在胳肢窝下逃难，看到黑黢黢的防空洞里一张张惨白的脸。我知道，中国软弱就要挨打。”抗战胜利后，他进入济南的一所教会学校学习，从小就是学霸，后来进入清华大学读书，结识了妻子陈陈。
毕业后，刘西拉被分配到了四川省的西南建筑科学研究所。“我到了第一线，和工人一样背水泥、砌砖。那时候大三线有大量工程要建，极缺木材，我负责的项目组就用离心机做出管结构材料，在四川盖了200多万平方米厂房，节约了大量木材。‘文革’结束后，这个项目拿到了1978年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奖。”
1981年，刘西拉和陈陈双双获得留学机会，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对公派留学的夫妻。出国前，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找到他说：“你们要在美国一流大学拿个博士学位回来，让大家看看我们培养的这批人才怎么样。”
“我们去了，国外的人很奇怪—他们觉得共产党是不允许夫妻一起留学的，怕出去就不回国了。那时过得也苦。我们每天早上带个三明治到学校，就是面包夹几片菜叶子、几片香肠，傍晚才回家做顿饭，饭后休息一会儿再折回学校，学到午夜1点，天天如此。”
只用了3年多时间，两人就攻下了硕士、博士学位，陈陈还获得了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国际奖学金，刘西拉拿到了1985年美国土木工程结构研究奖—雷曼·瑞斯科学研究奖。回国后，两人教了几十年书。
刘西拉说：“我曾在基层跟着工人摸爬滚打13年，也曾到美国留学。哪个更重要？我的看法是前者更重要。我真正懂得工程是在基层。我曾跟一位美国的土木工程界权威辩论，我问他：‘你尝过水泥的味道吗？你砌过砖吗？’对方哑然。我尝过水泥的味道，也砌过砖。那位教授本来很傲慢，但此后对我客气有加。有技术的人只要碰几句话，就知道对方的水平，就像武林高手过招。”
基层生活也影响了刘西拉的性格：“12个人抬一个石板，只能有一个人指挥。指挥的人多了，就容易砸伤人，所以必须听我的。这时候他们会讲‘刘西拉非常独裁’。我说：‘这个时候就是没有民主的，等石板拉上去放平了，你们有意见再提。’”
现在也有人说他“太霸道”。“我们的合唱团老头老太太非常多，在家都是‘祖宗’，都是他们指挥别人。老人耳朵都有点背，讲话声音大。排练时我在上面讲，下面哇啦哇啦说。我‘啪’一拍桌子，大吼一声：‘爷爷们！奶奶们！’下面就都安静了。”
“我们这一代人也真都成了爷爷奶奶了。老了，看起来也没有多少光环，过得很简单，但我们感觉到了幸福。我们眼看着祖国走到了世界的中央，我们参与了祖国的发展。‘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我’，这就够了。”
72.3岁，这是合唱团成员的平均年龄。因为患病，主唱黄雅岚的眼睛近于失明，登上舞台时需要人搀扶。而《我爱你中国》是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海外赤子》的主题曲。就是这样一个合唱团、这样一支老歌，却唱哭了无数观众。因为歌唱时，他们流露出一种感情—满足而感恩。
“我们唱歌时要调动的感情是不用教的。每一位成员都有自己的故事。大家在各个领域为祖国奉献大半生，都从青涩的年轻人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人。歌一唱起来，一生的情感就涌出来了。我们要对祖国说的话，都在这首歌里。我想，观众‘听哭了’的原因，不是我们唱得多么动听、咬字多么准确，而是大家体会到了歌声里的那份情。我们的声音不专业，但感情‘很专业’。”团长刘西拉说。
“我们毕业的时候，没人要求留在大城市……有时候大家出去慰问演出，在火车上看到路过的山川河流，聊着聊着就回忆起了往事。说的人语气平静，听的人已经流下眼泪。”
之前多年的历练，让他们成为各领域的资深专家，合唱团也因此成为“卧虎藏龙”之地。刘西拉说：“既然我们从国家学习了知识，就要用我们的知识报效祖国。前几天我跟爱人陈陈讲，如果让我们有机会再过一辈子，是不是一定比这辈子过得精彩？我们的回答是不一定。因为你可能赶不上中国这样巨大的变化，也不一定有这么好的机会。这个机会不光是享福，也包括吃苦。”
2017年3月，《出彩中国人》栏目组到上海挑选选手，上海交大推荐了刘西拉夫妇。刘西拉对导演说：“如果有兴趣，我带你去见一群人。每周六下午他们都聚到一起排练。”这群人就是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合唱团团员。
刘西拉向导演介绍的第一个人，是合唱团的首席小提琴手程不时。程不时的少年时光是在逃难中度过的。从济南到广西，一路上日军的飞机从他头顶呼啸而过，不断投下炸弹，他的身边是无数的残肢断臂。从那时起，他就下决心要设计出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程不时成为我国第一代大型喷气式客机运-10的副总设计师，常坐在副驾驶室跟着试飞员试飞。前几年研发中国第三代客机C919时，程不时被聘为项目组专家组成员。2017年5月，C919试飞成功，87岁的程不时来到一架无数次成功试飞却始终没有投入商业生产的运-10前，摸着飞机泪眼婆娑。当人们问起这段经历时，他说：“大型运输机是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研制工作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免不了要走一段弯路。”
還有合唱团的张利兴和朱凤蓉这对将军夫妇。两人从清华大学一毕业，就进入中国唯一的核试验基地新疆马兰基地工作。马兰基地有句俗话：八百里瀚海无人烟，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因为食材太缺乏，他们就从老家带了鸡蛋到马兰孵出小鸡，再让鸡下蛋。而当时最大的难题是借不到资料，要查阅资料，得坐一天汽车和三天四夜火车赶去北京。2016年，74岁的张利兴才从马兰返回上海老家。“他们是‘两弹一星’功臣，为中国核试验事业奉献了一生。”刘西拉说，“谈起来，这不仅仅是一群人的故事，这是一代人的故事。他们这辈子很精彩，但也有人看起来如此平凡。”
1 9 9 7年，刘西拉的一伙老同学要组织入学40周年庆，却找不到一位叫孙勤梧的同学，他和大家已经失联了整整35年。后来，终于查到他在新疆伊犁建筑总公司做总工程师。“我们非常高兴，让他一定要来参加同学会。孙勤梧回答：‘能见到大家真高兴啊！但我要来得先坐汽车到乌鲁木齐，再坐火车到北京，来回得一个多礼拜。我现在还没退休，重任在身，实在走不开啊。’大家建议他坐飞机。他说：‘说出来你们别笑话，我还真没那么多钱坐飞机。’我们就全体捐钱给他买机票，让他一定要来。看到那张机票时，他热泪盈眶。”
聚会那天，刘西拉见到了孙勤梧。“他比别的同学显得衰老得多，满头白发。当时很多同学带了家属，聚餐时我们坐了几十桌，最中间的一个桌子坐着班里最优秀的同学，有工程院院士、中国贸促会会长、知名教授……这一桌最中间的位子谁来坐？大家说‘孙勤梧，你来坐。你当时说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结果你去了，这一去就干了一辈子’。”
当然，合唱团团长刘西拉也是这代人中出色的一员。他生在重庆。“人生最早的记忆是被舅舅夹在胳肢窝下逃难，看到黑黢黢的防空洞里一张张惨白的脸。我知道，中国软弱就要挨打。”抗战胜利后，他进入济南的一所教会学校学习，从小就是学霸，后来进入清华大学读书，结识了妻子陈陈。
毕业后，刘西拉被分配到了四川省的西南建筑科学研究所。“我到了第一线，和工人一样背水泥、砌砖。那时候大三线有大量工程要建，极缺木材，我负责的项目组就用离心机做出管结构材料，在四川盖了200多万平方米厂房，节约了大量木材。‘文革’结束后，这个项目拿到了1978年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奖。”
1981年，刘西拉和陈陈双双获得留学机会，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对公派留学的夫妻。出国前，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找到他说：“你们要在美国一流大学拿个博士学位回来，让大家看看我们培养的这批人才怎么样。”
“我们去了，国外的人很奇怪—他们觉得共产党是不允许夫妻一起留学的，怕出去就不回国了。那时过得也苦。我们每天早上带个三明治到学校，就是面包夹几片菜叶子、几片香肠，傍晚才回家做顿饭，饭后休息一会儿再折回学校，学到午夜1点，天天如此。”
只用了3年多时间，两人就攻下了硕士、博士学位，陈陈还获得了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国际奖学金，刘西拉拿到了1985年美国土木工程结构研究奖—雷曼·瑞斯科学研究奖。回国后，两人教了几十年书。
刘西拉说：“我曾在基层跟着工人摸爬滚打13年，也曾到美国留学。哪个更重要？我的看法是前者更重要。我真正懂得工程是在基层。我曾跟一位美国的土木工程界权威辩论，我问他：‘你尝过水泥的味道吗？你砌过砖吗？’对方哑然。我尝过水泥的味道，也砌过砖。那位教授本来很傲慢，但此后对我客气有加。有技术的人只要碰几句话，就知道对方的水平，就像武林高手过招。”
基层生活也影响了刘西拉的性格：“12个人抬一个石板，只能有一个人指挥。指挥的人多了，就容易砸伤人，所以必须听我的。这时候他们会讲‘刘西拉非常独裁’。我说：‘这个时候就是没有民主的，等石板拉上去放平了，你们有意见再提。’”
现在也有人说他“太霸道”。“我们的合唱团老头老太太非常多，在家都是‘祖宗’，都是他们指挥别人。老人耳朵都有点背，讲话声音大。排练时我在上面讲，下面哇啦哇啦说。我‘啪’一拍桌子，大吼一声：‘爷爷们！奶奶们！’下面就都安静了。”
“我们这一代人也真都成了爷爷奶奶了。老了，看起来也没有多少光环，过得很简单，但我们感觉到了幸福。我们眼看着祖国走到了世界的中央，我们参与了祖国的发展。‘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我’，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