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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干校”，这个名词对现今的年青人是完全陌生的。对中年人也只是略知一二的一个概念而已，对于老年人，这是记忆犹新的一个“文革”产物。
“五七干校”的产生，源于毛泽东著名的“五七指示”。那是在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大学校。
这显然是毛泽东继“人民公社”后，又一个对社会改革的宏伟理想。一时间，走“五七道路”成了一种时髦，各行各业都贴上“五七”的标签。
当时，全国党政机关有几千万干部队伍，为了压缩机关开支，精简队伍，大量干部安置成了一个问题。而此时黑龙江省庆安县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给干部（包括靠边审查的）找到了出路。这个材料经毛泽东批示，发到全国，顿时各地都建立了各级、各层次的五七干校。
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机关，纷纷到湖北、安徽等地选址，开辟干校。上海市委、办、局也自行选址，一般都是在农场、海边等无农业人口的地方，划地建校。
卫生局“五七干校”搬至奉贤钱桥星火农场
上海市卫生局“五七干校”开始是响应林彪“一号战备令”，把它与“斗批改”的大部分人员迁到青浦赵屯，留下一个小班子在市区主持工作。市卫生局的干校最早建在崇明东风农场旁边的芦苇滩上，组织了“尖刀连”圈垦造田。三四年后，把干校搬迁到奉贤钱桥星火农场内。有一次，我回市区开会，第二天大雪，我是从钱桥踩着雪，走了几个小时才回到干校。
“五七干校”开始是原机关干部的“存贮地”，经过一段时间的内部消化，大部分人或重返岗位，或退休，机关干部人员逐步减少。靠边对象也逐步清理，回归“人民队伍”。这个时期，干校的性质逐步变成培养锻炼干部的摇篮，就是不单是机关，还包括卫生系统各单位，一些年轻力壮的干部与医务人员，安排到干校，半年一轮值。半天学习，半天参加农业劳动，特别是对于“三门”干部，就是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的年轻人，要让他们参加社会实践。
我也是被选中的一员，而且是要有一年时间到校部工作，配合校党委领导落实政宣工作，包括马列毛著作学习的安排、干校文娱体育活动的策划等等。
当时，各医院去干校锻炼的中青年医务人员，都是满怀激情，斗志昂扬的。第一课是“拉练”，就是汽车开到南桥，然后从南桥步行到钱桥。
钱桥五四农场位于东海边，原来是滩涂，后来为了安排知青，建了农场。农场把一个连队让出来，给我们的学员住。房子就是芦苇加泥坯的土房。在奉贤海边，还有体育、出版、文化干校以及市委直属机关干校等等，一字儿排开，体育干校在我们隔壁，文化干校在塘外，即燎原农场，离我们稍远。
努力“啃”马列原著
干校的学习很规律，就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
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1970年庐山会议后。陈伯达“跳”了出来，被打倒。毛泽东号召全党要“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要学习马列主义原著，具体就是要精读马列主义的六部著作：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这六本书，除《共产党宣言》大家还有一定了解外，对于其他，特别是牵涉到哲学方面的著作，普遍感觉深奥难懂。特别是我们都是医务卫生人员，人文科学与政治理论本来就学得不够，要啃下来确实很难。而我还要负责制定学习计划，所以我不得不多抽时间学习。好在当时内部有不少辅导材料性质的书籍，对原著一段一段地讲解、分析，当然上面还是强调要读原著为主。
这个时期，我们决定请辅导老师。我们打听到市委机关“五七干校”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夏禹龙。就专门去市委干校拜访，并邀请他来我们“五七干校”作辅导报告。夏禹龙是位才学品行俱佳的学者。当时，他编的《自然辩证法》杂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也是我最喜欢看的一本杂志。“文革”以后，他到社科院从事专门的研究工作。
就这样，我们慢慢理解了原著的精神，并且召开了几次讲用会，让优秀学员上台做讲用报告，还把学员的论文打印成册，分发给大家。
现在回想起来，在这特殊时期的这个特殊经历，确实应该说，是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受用。在此以前或是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这样完整地学习原著，但是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从此更坚定了。我还专门写了学习笔记，对唯物与唯心、物质与运动、时间与空间等基本哲学概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在干校，还办了一期马列理论学习班，当时卫生局领导洪明贵亲自来校，他是红25军的长征干部。参加这个学习班的，既有年青人，也有老干部，记得有一位是朱瑞镛，当年全世界第一例“断肢再植”在第六人民医院完成，他是这个医院的院长。
干校有一个图书馆，管理人员是一位姓周的女士。她是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南京人。我早前也认识她，只有50多岁，但大家都叫她周老太。她因为没有地方去，就生活在干校，平时不參加劳动与学习。
平时学员也来这里翻阅图书，我是校部工作人员，来的次数更多。有一次，我发现后间有成捆的图书。周老太说涉及“四旧”，暂不开放。我却有了兴趣，待到她“特批”之后，在休息时间，独自一人进去翻阅，发现了不少的好书。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等，都拿来看了。还有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红旗飘飘》丛书，这是许多老同志与老将军的回忆录。我对此最有兴趣，因为有许多内幕与细节，是其他地方见不到的。我还据此自己编了一本党史大事记，名曰《党内历次路线斗争史》，从建党开始。
不过到了后期，全国转入“批林批孔”，特别是“批孔”，马列学习搁置一边，学习也就走样了。
劳动磨炼意志，苦中作乐
每天的下午是劳动。
学校设两个大田连，一个后勤连。后勤连中设食堂班、蔬菜班、饲养班，供应学员的蔬菜、猪肉等所需。 我本来是被安排在大田连当连长，这可是个重活。连长是要以身作则的，每天安排全连农事活动。事有凑巧，在我奉命到干校前两天，突然咯了几口血。这是由于我的支气管扩张，在气候转变时，偶尔发生。我已多年未有，此时发生，如果因此提出不去，肯定被人质疑。无奈，我提出是否换个职务？这样，我就被安排到校部工作，但每天下午的劳动，基本上仍按大田连行动。
大田重点是栽种水稻，是双季稻，特别是到“双抢”季节，单季稻收完后，马上要犁地放水。干校副校长，原来是一家医院的领导，他来干校后爱上开拖拉机，整天操弄这台车，人整得黧黑，他平整好土地后，我们分头参加了拔秧、插秧的劳动。为了抢时间，我们早上4点出发，一直干到晚上7点，真是“披星戴月”了。这样的高强度劳动，要持续两个星期。好在食堂办得好，每天供应四顿饭，吃得饱饱的，干得好好的。虽然都是医生、护士，但水稻收成也不错。还发了简报，报告“丰收”，锻炼了意志，也确实体会到了“粒粒皆辛苦”的真意。《光明日报》记者还专门采访，要我写老干部锻炼的故事。稿寄出后，“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饲养班主要是养猪。过节前要宰猪，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情景，几个大汉将猪四只脚绑定，仰面朝天，猪“知道”自己性命不保，噢噢乱叫。只见一个人用尖刀直刺猪的心脏，血流如注，一刀毙命。好在“屠夫”也是外科医生，对心脏部位是了如指掌。
平时，我们到大田作业，就是锄地、挑担、施肥等等各种农业劳动。我就是挑担不行，人瘦且高，挑担平衡不好，过不了关。许多学员也不行，两个粪桶，个子矮的，半个人都陷到泥里去了，动弹不得。只能两人抬一桶。还有一个奇特感受，有一天预报寒潮要来临，我们在大田劳动未感受到，但突然之间，平地上一股冷风贴面而来，刹那之间，换了一个世界，犹如苏州河与黄浦江的分隔线一样，市区里是感受不到的。
卫生系统各单位领导常来看望学员，有一次市第一人民医院领导何秋澄、王道民来看望，正好我们在插秧，他俩也卷起裤腿下田。何原是卫生局党委书记，后来官复原职。王道民后来也任市卫生局长。
我去的时候，住的是芦苇顶、泥土坯的“干打垒”房屋。不多久，干校决定重新造房子。先是由船运来红砖，然后学员一字长龙站在岸边，四五块砖一叠，传递上岸，然后请建筑工人造房。房子共两幢，一幢男宿舍，一幢女宿舍，二层楼。这样住房条件就得到很大的改善。
但是吃的水，是苦咸水，因为靠近海边。那个水可是越吃越干，到我离开时也未解决。
还有一个就是蚊子。海边的蚊子不怕人，晚上睡觉必须把蚊帐内仔细搜查。白天蚊子也会骚扰，有一次我们的校长是“工宣队”师傅，开朗活泼，他见到一只蚊子叮在他手臂上，就告诉我说：“你看着，别动。”然后，他绷紧肌肉，那蚊子的吸管插在他皮肤里，只能振翅，却拔不出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很苦，但那时并不感觉到。一是年轻，而且有一股革命激情，生活也搞得丰富多彩，比如文体活动就很丰富。我们有一个文艺小分队，爱好文艺的学员，自愿报名。新学员到来，老学员都组织一台节目，包括跳舞、相声、合唱等等，记得有一台“四人快板”，自编自演，题目是“五七战士心连心”，1974年还到市里汇演。体育活动有排球、羽毛球活动，还组织学员到市里参加卫生系统运动会。干校内部也办过展览会，有许多生活、劳动照片，可惜后来由于干校合并，档案也不知去向。
当然，那时没有电视，电影也停映了多年。有一次。隔壁干校放映《青松岭》，我们全体学员站在大卡车上，去那里观看露天电影，虽然蚊子“嗡嗡”，但大家兴致十足。
没有活动，就自己创造活动。有一次，我们突发奇想，决定组织学员到海边观日出。一天大家起个大早，步行一个多小时走到海边，一直走到双腿浸在海水里为止。虽然阴天，没见到日出，但是开心得很。随行的一条狗，跟着我们。回来以后，我们累垮了，狗也跟着喘气。
这条狗是干校一位老员工养的，他常常拿骨头给它吃。奇怪的是，他见到学员都不叫，但是见到附近农民来就大叫。我想可能身上气味不同。有一次狗的主人回上海去了，这条狗追着汽车直奔，是“人狗情未了”。
每個月，学员回上海休假，记得有一次，在西渡的轮渡上，我看到了赵丹，他穿着蓝卡其风衣，一个人沉思着。在文化干校，有许多文化电影界的名人。
在我们这一届学员中，有几位后来都当了大医院的领导，卫生局的局、处两级领导，多数人还是有所作为的。还有的成了医学专家，最突出的是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医生张晳，当时她还是个年轻人，现在已经是眼科学界权威、眼底病专家。
这样的经历，以后再也不会有。已逾半个世纪，有资格在《世纪》上刊登，特此记述，以慰平生。
（文中照片除已注明外，均由徐立人、周天凤供稿）
（作者为上海市健康教育所原所长）
责任编辑 周峥嵘
“五七干校”的产生，源于毛泽东著名的“五七指示”。那是在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大学校。
这显然是毛泽东继“人民公社”后，又一个对社会改革的宏伟理想。一时间，走“五七道路”成了一种时髦，各行各业都贴上“五七”的标签。
当时，全国党政机关有几千万干部队伍，为了压缩机关开支，精简队伍，大量干部安置成了一个问题。而此时黑龙江省庆安县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给干部（包括靠边审查的）找到了出路。这个材料经毛泽东批示，发到全国，顿时各地都建立了各级、各层次的五七干校。
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机关，纷纷到湖北、安徽等地选址，开辟干校。上海市委、办、局也自行选址，一般都是在农场、海边等无农业人口的地方，划地建校。
卫生局“五七干校”搬至奉贤钱桥星火农场
上海市卫生局“五七干校”开始是响应林彪“一号战备令”，把它与“斗批改”的大部分人员迁到青浦赵屯，留下一个小班子在市区主持工作。市卫生局的干校最早建在崇明东风农场旁边的芦苇滩上，组织了“尖刀连”圈垦造田。三四年后，把干校搬迁到奉贤钱桥星火农场内。有一次，我回市区开会，第二天大雪，我是从钱桥踩着雪，走了几个小时才回到干校。
“五七干校”开始是原机关干部的“存贮地”，经过一段时间的内部消化，大部分人或重返岗位，或退休，机关干部人员逐步减少。靠边对象也逐步清理，回归“人民队伍”。这个时期，干校的性质逐步变成培养锻炼干部的摇篮，就是不单是机关，还包括卫生系统各单位，一些年轻力壮的干部与医务人员，安排到干校，半年一轮值。半天学习，半天参加农业劳动，特别是对于“三门”干部，就是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的年轻人，要让他们参加社会实践。
我也是被选中的一员，而且是要有一年时间到校部工作，配合校党委领导落实政宣工作，包括马列毛著作学习的安排、干校文娱体育活动的策划等等。
当时，各医院去干校锻炼的中青年医务人员，都是满怀激情，斗志昂扬的。第一课是“拉练”，就是汽车开到南桥，然后从南桥步行到钱桥。
钱桥五四农场位于东海边，原来是滩涂，后来为了安排知青，建了农场。农场把一个连队让出来，给我们的学员住。房子就是芦苇加泥坯的土房。在奉贤海边，还有体育、出版、文化干校以及市委直属机关干校等等，一字儿排开，体育干校在我们隔壁，文化干校在塘外，即燎原农场，离我们稍远。
努力“啃”马列原著
干校的学习很规律，就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
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1970年庐山会议后。陈伯达“跳”了出来，被打倒。毛泽东号召全党要“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要学习马列主义原著，具体就是要精读马列主义的六部著作：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这六本书，除《共产党宣言》大家还有一定了解外，对于其他，特别是牵涉到哲学方面的著作，普遍感觉深奥难懂。特别是我们都是医务卫生人员，人文科学与政治理论本来就学得不够，要啃下来确实很难。而我还要负责制定学习计划，所以我不得不多抽时间学习。好在当时内部有不少辅导材料性质的书籍，对原著一段一段地讲解、分析，当然上面还是强调要读原著为主。
这个时期，我们决定请辅导老师。我们打听到市委机关“五七干校”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夏禹龙。就专门去市委干校拜访，并邀请他来我们“五七干校”作辅导报告。夏禹龙是位才学品行俱佳的学者。当时，他编的《自然辩证法》杂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也是我最喜欢看的一本杂志。“文革”以后，他到社科院从事专门的研究工作。
就这样，我们慢慢理解了原著的精神，并且召开了几次讲用会，让优秀学员上台做讲用报告，还把学员的论文打印成册，分发给大家。
现在回想起来，在这特殊时期的这个特殊经历，确实应该说，是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受用。在此以前或是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这样完整地学习原著，但是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从此更坚定了。我还专门写了学习笔记，对唯物与唯心、物质与运动、时间与空间等基本哲学概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在干校，还办了一期马列理论学习班，当时卫生局领导洪明贵亲自来校，他是红25军的长征干部。参加这个学习班的，既有年青人，也有老干部，记得有一位是朱瑞镛，当年全世界第一例“断肢再植”在第六人民医院完成，他是这个医院的院长。
干校有一个图书馆，管理人员是一位姓周的女士。她是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南京人。我早前也认识她，只有50多岁，但大家都叫她周老太。她因为没有地方去，就生活在干校，平时不參加劳动与学习。
平时学员也来这里翻阅图书，我是校部工作人员，来的次数更多。有一次，我发现后间有成捆的图书。周老太说涉及“四旧”，暂不开放。我却有了兴趣，待到她“特批”之后，在休息时间，独自一人进去翻阅，发现了不少的好书。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等，都拿来看了。还有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红旗飘飘》丛书，这是许多老同志与老将军的回忆录。我对此最有兴趣，因为有许多内幕与细节，是其他地方见不到的。我还据此自己编了一本党史大事记，名曰《党内历次路线斗争史》，从建党开始。
不过到了后期，全国转入“批林批孔”，特别是“批孔”，马列学习搁置一边，学习也就走样了。
劳动磨炼意志，苦中作乐
每天的下午是劳动。
学校设两个大田连，一个后勤连。后勤连中设食堂班、蔬菜班、饲养班，供应学员的蔬菜、猪肉等所需。 我本来是被安排在大田连当连长，这可是个重活。连长是要以身作则的，每天安排全连农事活动。事有凑巧，在我奉命到干校前两天，突然咯了几口血。这是由于我的支气管扩张，在气候转变时，偶尔发生。我已多年未有，此时发生，如果因此提出不去，肯定被人质疑。无奈，我提出是否换个职务？这样，我就被安排到校部工作，但每天下午的劳动，基本上仍按大田连行动。
大田重点是栽种水稻，是双季稻，特别是到“双抢”季节，单季稻收完后，马上要犁地放水。干校副校长，原来是一家医院的领导，他来干校后爱上开拖拉机，整天操弄这台车，人整得黧黑，他平整好土地后，我们分头参加了拔秧、插秧的劳动。为了抢时间，我们早上4点出发，一直干到晚上7点，真是“披星戴月”了。这样的高强度劳动，要持续两个星期。好在食堂办得好，每天供应四顿饭，吃得饱饱的，干得好好的。虽然都是医生、护士，但水稻收成也不错。还发了简报，报告“丰收”，锻炼了意志，也确实体会到了“粒粒皆辛苦”的真意。《光明日报》记者还专门采访，要我写老干部锻炼的故事。稿寄出后，“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饲养班主要是养猪。过节前要宰猪，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情景，几个大汉将猪四只脚绑定，仰面朝天，猪“知道”自己性命不保，噢噢乱叫。只见一个人用尖刀直刺猪的心脏，血流如注，一刀毙命。好在“屠夫”也是外科医生，对心脏部位是了如指掌。
平时，我们到大田作业，就是锄地、挑担、施肥等等各种农业劳动。我就是挑担不行，人瘦且高，挑担平衡不好，过不了关。许多学员也不行，两个粪桶，个子矮的，半个人都陷到泥里去了，动弹不得。只能两人抬一桶。还有一个奇特感受，有一天预报寒潮要来临，我们在大田劳动未感受到，但突然之间，平地上一股冷风贴面而来，刹那之间，换了一个世界，犹如苏州河与黄浦江的分隔线一样，市区里是感受不到的。
卫生系统各单位领导常来看望学员，有一次市第一人民医院领导何秋澄、王道民来看望，正好我们在插秧，他俩也卷起裤腿下田。何原是卫生局党委书记，后来官复原职。王道民后来也任市卫生局长。
我去的时候，住的是芦苇顶、泥土坯的“干打垒”房屋。不多久，干校决定重新造房子。先是由船运来红砖，然后学员一字长龙站在岸边，四五块砖一叠，传递上岸，然后请建筑工人造房。房子共两幢，一幢男宿舍，一幢女宿舍，二层楼。这样住房条件就得到很大的改善。
但是吃的水，是苦咸水，因为靠近海边。那个水可是越吃越干，到我离开时也未解决。
还有一个就是蚊子。海边的蚊子不怕人，晚上睡觉必须把蚊帐内仔细搜查。白天蚊子也会骚扰，有一次我们的校长是“工宣队”师傅，开朗活泼，他见到一只蚊子叮在他手臂上，就告诉我说：“你看着，别动。”然后，他绷紧肌肉，那蚊子的吸管插在他皮肤里，只能振翅，却拔不出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很苦，但那时并不感觉到。一是年轻，而且有一股革命激情，生活也搞得丰富多彩，比如文体活动就很丰富。我们有一个文艺小分队，爱好文艺的学员，自愿报名。新学员到来，老学员都组织一台节目，包括跳舞、相声、合唱等等，记得有一台“四人快板”，自编自演，题目是“五七战士心连心”，1974年还到市里汇演。体育活动有排球、羽毛球活动，还组织学员到市里参加卫生系统运动会。干校内部也办过展览会，有许多生活、劳动照片，可惜后来由于干校合并，档案也不知去向。
当然，那时没有电视，电影也停映了多年。有一次。隔壁干校放映《青松岭》，我们全体学员站在大卡车上，去那里观看露天电影，虽然蚊子“嗡嗡”，但大家兴致十足。
没有活动，就自己创造活动。有一次，我们突发奇想，决定组织学员到海边观日出。一天大家起个大早，步行一个多小时走到海边，一直走到双腿浸在海水里为止。虽然阴天，没见到日出，但是开心得很。随行的一条狗，跟着我们。回来以后，我们累垮了，狗也跟着喘气。
这条狗是干校一位老员工养的，他常常拿骨头给它吃。奇怪的是，他见到学员都不叫，但是见到附近农民来就大叫。我想可能身上气味不同。有一次狗的主人回上海去了，这条狗追着汽车直奔，是“人狗情未了”。
每個月，学员回上海休假，记得有一次，在西渡的轮渡上，我看到了赵丹，他穿着蓝卡其风衣，一个人沉思着。在文化干校，有许多文化电影界的名人。
在我们这一届学员中，有几位后来都当了大医院的领导，卫生局的局、处两级领导，多数人还是有所作为的。还有的成了医学专家，最突出的是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医生张晳，当时她还是个年轻人，现在已经是眼科学界权威、眼底病专家。
这样的经历，以后再也不会有。已逾半个世纪，有资格在《世纪》上刊登，特此记述，以慰平生。
（文中照片除已注明外，均由徐立人、周天凤供稿）
（作者为上海市健康教育所原所长）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