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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干校”,这个名词对现今的年青人是完全陌生的。对中年人也只是略知一二的一个概念而已,对于老年人,这是记忆犹新的一个“文革”产物。
“五七干校”的产生,源于毛泽东著名的“五七指示”。那是在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大学校。
这显然是毛泽东继“人民公社”后,又一个对社会改革的宏伟理想。一时间,走“五七道路”成了一种时髦,各行各业都贴上“五七”的标签。
当时,全国党政机关有几千万干部队伍,为了压缩机关开支,精简队伍,大量干部安置成了一个问题。而此时黑龙江省庆安县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给干部(包括靠边审查的)找到了出路。这个材料经毛泽东批示,发到全国,顿时各地都建立了各级、各层次的五七干校。
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机关,纷纷到湖北、安徽等地选址,开辟干校。上海市委、办、局也自行选址,一般都是在农场、海边等无农业人口的地方,划地建校。
卫生局“五七干校”搬至奉贤钱桥星火农场
上海市卫生局“五七干校”开始是响应林彪“一号战备令”,把它与“斗批改”的大部分人员迁到青浦赵屯,留下一个小班子在市区主持工作。市卫生局的干校最早建在崇明东风农场旁边的芦苇滩上,组织了“尖刀连”圈垦造田。三四年后,把干校搬迁到奉贤钱桥星火农场内。有一次,我回市区开会,第二天大雪,我是从钱桥踩着雪,走了几个小时才回到干校。
“五七干校”开始是原机关干部的“存贮地”,经过一段时间的内部消化,大部分人或重返岗位,或退休,机关干部人员逐步减少。靠边对象也逐步清理,回归“人民队伍”。这个时期,干校的性质逐步变成培养锻炼干部的摇篮,就是不单是机关,还包括卫生系统各单位,一些年轻力壮的干部与医务人员,安排到干校,半年一轮值。半天学习,半天参加农业劳动,特别是对于“三门”干部,就是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的年轻人,要让他们参加社会实践。
我也是被选中的一员,而且是要有一年时间到校部工作,配合校党委领导落实政宣工作,包括马列毛著作学习的安排、干校文娱体育活动的策划等等。
当时,各医院去干校锻炼的中青年医务人员,都是满怀激情,斗志昂扬的。第一课是“拉练”,就是汽车开到南桥,然后从南桥步行到钱桥。
钱桥五四农场位于东海边,原来是滩涂,后来为了安排知青,建了农场。农场把一个连队让出来,给我们的学员住。房子就是芦苇加泥坯的土房。在奉贤海边,还有体育、出版、文化干校以及市委直属机关干校等等,一字儿排开,体育干校在我们隔壁,文化干校在塘外,即燎原农场,离我们稍远。
努力“啃”马列原著
干校的学习很规律,就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
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1970年庐山会议后。陈伯达“跳”了出来,被打倒。毛泽东号召全党要“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要学习马列主义原著,具体就是要精读马列主义的六部著作: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这六本书,除《共产党宣言》大家还有一定了解外,对于其他,特别是牵涉到哲学方面的著作,普遍感觉深奥难懂。特别是我们都是医务卫生人员,人文科学与政治理论本来就学得不够,要啃下来确实很难。而我还要负责制定学习计划,所以我不得不多抽时间学习。好在当时内部有不少辅导材料性质的书籍,对原著一段一段地讲解、分析,当然上面还是强调要读原著为主。
这个时期,我们决定请辅导老师。我们打听到市委机关“五七干校”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夏禹龙。就专门去市委干校拜访,并邀请他来我们“五七干校”作辅导报告。夏禹龙是位才学品行俱佳的学者。当时,他编的《自然辩证法》杂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也是我最喜欢看的一本杂志。“文革”以后,他到社科院从事专门的研究工作。
就这样,我们慢慢理解了原著的精神,并且召开了几次讲用会,让优秀学员上台做讲用报告,还把学员的论文打印成册,分发给大家。
现在回想起来,在这特殊时期的这个特殊经历,确实应该说,是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受用。在此以前或是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这样完整地学习原著,但是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从此更坚定了。我还专门写了学习笔记,对唯物与唯心、物质与运动、时间与空间等基本哲学概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在干校,还办了一期马列理论学习班,当时卫生局领导洪明贵亲自来校,他是红25军的长征干部。参加这个学习班的,既有年青人,也有老干部,记得有一位是朱瑞镛,当年全世界第一例“断肢再植”在第六人民医院完成,他是这个医院的院长。
干校有一个图书馆,管理人员是一位姓周的女士。她是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南京人。我早前也认识她,只有50多岁,但大家都叫她周老太。她因为没有地方去,就生活在干校,平时不參加劳动与学习。
平时学员也来这里翻阅图书,我是校部工作人员,来的次数更多。有一次,我发现后间有成捆的图书。周老太说涉及“四旧”,暂不开放。我却有了兴趣,待到她“特批”之后,在休息时间,独自一人进去翻阅,发现了不少的好书。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等,都拿来看了。还有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红旗飘飘》丛书,这是许多老同志与老将军的回忆录。我对此最有兴趣,因为有许多内幕与细节,是其他地方见不到的。我还据此自己编了一本党史大事记,名曰《党内历次路线斗争史》,从建党开始。
不过到了后期,全国转入“批林批孔”,特别是“批孔”,马列学习搁置一边,学习也就走样了。
劳动磨炼意志,苦中作乐
每天的下午是劳动。
学校设两个大田连,一个后勤连。后勤连中设食堂班、蔬菜班、饲养班,供应学员的蔬菜、猪肉等所需。 我本来是被安排在大田连当连长,这可是个重活。连长是要以身作则的,每天安排全连农事活动。事有凑巧,在我奉命到干校前两天,突然咯了几口血。这是由于我的支气管扩张,在气候转变时,偶尔发生。我已多年未有,此时发生,如果因此提出不去,肯定被人质疑。无奈,我提出是否换个职务?这样,我就被安排到校部工作,但每天下午的劳动,基本上仍按大田连行动。
大田重点是栽种水稻,是双季稻,特别是到“双抢”季节,单季稻收完后,马上要犁地放水。干校副校长,原来是一家医院的领导,他来干校后爱上开拖拉机,整天操弄这台车,人整得黧黑,他平整好土地后,我们分头参加了拔秧、插秧的劳动。为了抢时间,我们早上4点出发,一直干到晚上7点,真是“披星戴月”了。这样的高强度劳动,要持续两个星期。好在食堂办得好,每天供应四顿饭,吃得饱饱的,干得好好的。虽然都是医生、护士,但水稻收成也不错。还发了简报,报告“丰收”,锻炼了意志,也确实体会到了“粒粒皆辛苦”的真意。《光明日报》记者还专门采访,要我写老干部锻炼的故事。稿寄出后,“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饲养班主要是养猪。过节前要宰猪,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情景,几个大汉将猪四只脚绑定,仰面朝天,猪“知道”自己性命不保,噢噢乱叫。只见一个人用尖刀直刺猪的心脏,血流如注,一刀毙命。好在“屠夫”也是外科医生,对心脏部位是了如指掌。
平时,我们到大田作业,就是锄地、挑担、施肥等等各种农业劳动。我就是挑担不行,人瘦且高,挑担平衡不好,过不了关。许多学员也不行,两个粪桶,个子矮的,半个人都陷到泥里去了,动弹不得。只能两人抬一桶。还有一个奇特感受,有一天预报寒潮要来临,我们在大田劳动未感受到,但突然之间,平地上一股冷风贴面而来,刹那之间,换了一个世界,犹如苏州河与黄浦江的分隔线一样,市区里是感受不到的。
卫生系统各单位领导常来看望学员,有一次市第一人民医院领导何秋澄、王道民来看望,正好我们在插秧,他俩也卷起裤腿下田。何原是卫生局党委书记,后来官复原职。王道民后来也任市卫生局长。
我去的时候,住的是芦苇顶、泥土坯的“干打垒”房屋。不多久,干校决定重新造房子。先是由船运来红砖,然后学员一字长龙站在岸边,四五块砖一叠,传递上岸,然后请建筑工人造房。房子共两幢,一幢男宿舍,一幢女宿舍,二层楼。这样住房条件就得到很大的改善。
但是吃的水,是苦咸水,因为靠近海边。那个水可是越吃越干,到我离开时也未解决。
还有一个就是蚊子。海边的蚊子不怕人,晚上睡觉必须把蚊帐内仔细搜查。白天蚊子也会骚扰,有一次我们的校长是“工宣队”师傅,开朗活泼,他见到一只蚊子叮在他手臂上,就告诉我说:“你看着,别动。”然后,他绷紧肌肉,那蚊子的吸管插在他皮肤里,只能振翅,却拔不出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很苦,但那时并不感觉到。一是年轻,而且有一股革命激情,生活也搞得丰富多彩,比如文体活动就很丰富。我们有一个文艺小分队,爱好文艺的学员,自愿报名。新学员到来,老学员都组织一台节目,包括跳舞、相声、合唱等等,记得有一台“四人快板”,自编自演,题目是“五七战士心连心”,1974年还到市里汇演。体育活动有排球、羽毛球活动,还组织学员到市里参加卫生系统运动会。干校内部也办过展览会,有许多生活、劳动照片,可惜后来由于干校合并,档案也不知去向。
当然,那时没有电视,电影也停映了多年。有一次。隔壁干校放映《青松岭》,我们全体学员站在大卡车上,去那里观看露天电影,虽然蚊子“嗡嗡”,但大家兴致十足。
没有活动,就自己创造活动。有一次,我们突发奇想,决定组织学员到海边观日出。一天大家起个大早,步行一个多小时走到海边,一直走到双腿浸在海水里为止。虽然阴天,没见到日出,但是开心得很。随行的一条狗,跟着我们。回来以后,我们累垮了,狗也跟着喘气。
这条狗是干校一位老员工养的,他常常拿骨头给它吃。奇怪的是,他见到学员都不叫,但是见到附近农民来就大叫。我想可能身上气味不同。有一次狗的主人回上海去了,这条狗追着汽车直奔,是“人狗情未了”。
每個月,学员回上海休假,记得有一次,在西渡的轮渡上,我看到了赵丹,他穿着蓝卡其风衣,一个人沉思着。在文化干校,有许多文化电影界的名人。
在我们这一届学员中,有几位后来都当了大医院的领导,卫生局的局、处两级领导,多数人还是有所作为的。还有的成了医学专家,最突出的是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医生张晳,当时她还是个年轻人,现在已经是眼科学界权威、眼底病专家。
这样的经历,以后再也不会有。已逾半个世纪,有资格在《世纪》上刊登,特此记述,以慰平生。
(文中照片除已注明外,均由徐立人、周天凤供稿)
(作者为上海市健康教育所原所长)
责任编辑 周峥嵘
“五七干校”的产生,源于毛泽东著名的“五七指示”。那是在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大学校。
这显然是毛泽东继“人民公社”后,又一个对社会改革的宏伟理想。一时间,走“五七道路”成了一种时髦,各行各业都贴上“五七”的标签。
当时,全国党政机关有几千万干部队伍,为了压缩机关开支,精简队伍,大量干部安置成了一个问题。而此时黑龙江省庆安县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给干部(包括靠边审查的)找到了出路。这个材料经毛泽东批示,发到全国,顿时各地都建立了各级、各层次的五七干校。
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机关,纷纷到湖北、安徽等地选址,开辟干校。上海市委、办、局也自行选址,一般都是在农场、海边等无农业人口的地方,划地建校。
卫生局“五七干校”搬至奉贤钱桥星火农场
上海市卫生局“五七干校”开始是响应林彪“一号战备令”,把它与“斗批改”的大部分人员迁到青浦赵屯,留下一个小班子在市区主持工作。市卫生局的干校最早建在崇明东风农场旁边的芦苇滩上,组织了“尖刀连”圈垦造田。三四年后,把干校搬迁到奉贤钱桥星火农场内。有一次,我回市区开会,第二天大雪,我是从钱桥踩着雪,走了几个小时才回到干校。
“五七干校”开始是原机关干部的“存贮地”,经过一段时间的内部消化,大部分人或重返岗位,或退休,机关干部人员逐步减少。靠边对象也逐步清理,回归“人民队伍”。这个时期,干校的性质逐步变成培养锻炼干部的摇篮,就是不单是机关,还包括卫生系统各单位,一些年轻力壮的干部与医务人员,安排到干校,半年一轮值。半天学习,半天参加农业劳动,特别是对于“三门”干部,就是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的年轻人,要让他们参加社会实践。
我也是被选中的一员,而且是要有一年时间到校部工作,配合校党委领导落实政宣工作,包括马列毛著作学习的安排、干校文娱体育活动的策划等等。
当时,各医院去干校锻炼的中青年医务人员,都是满怀激情,斗志昂扬的。第一课是“拉练”,就是汽车开到南桥,然后从南桥步行到钱桥。
钱桥五四农场位于东海边,原来是滩涂,后来为了安排知青,建了农场。农场把一个连队让出来,给我们的学员住。房子就是芦苇加泥坯的土房。在奉贤海边,还有体育、出版、文化干校以及市委直属机关干校等等,一字儿排开,体育干校在我们隔壁,文化干校在塘外,即燎原农场,离我们稍远。
努力“啃”马列原著
干校的学习很规律,就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
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1970年庐山会议后。陈伯达“跳”了出来,被打倒。毛泽东号召全党要“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要学习马列主义原著,具体就是要精读马列主义的六部著作: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这六本书,除《共产党宣言》大家还有一定了解外,对于其他,特别是牵涉到哲学方面的著作,普遍感觉深奥难懂。特别是我们都是医务卫生人员,人文科学与政治理论本来就学得不够,要啃下来确实很难。而我还要负责制定学习计划,所以我不得不多抽时间学习。好在当时内部有不少辅导材料性质的书籍,对原著一段一段地讲解、分析,当然上面还是强调要读原著为主。
这个时期,我们决定请辅导老师。我们打听到市委机关“五七干校”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夏禹龙。就专门去市委干校拜访,并邀请他来我们“五七干校”作辅导报告。夏禹龙是位才学品行俱佳的学者。当时,他编的《自然辩证法》杂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也是我最喜欢看的一本杂志。“文革”以后,他到社科院从事专门的研究工作。
就这样,我们慢慢理解了原著的精神,并且召开了几次讲用会,让优秀学员上台做讲用报告,还把学员的论文打印成册,分发给大家。
现在回想起来,在这特殊时期的这个特殊经历,确实应该说,是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受用。在此以前或是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这样完整地学习原著,但是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从此更坚定了。我还专门写了学习笔记,对唯物与唯心、物质与运动、时间与空间等基本哲学概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在干校,还办了一期马列理论学习班,当时卫生局领导洪明贵亲自来校,他是红25军的长征干部。参加这个学习班的,既有年青人,也有老干部,记得有一位是朱瑞镛,当年全世界第一例“断肢再植”在第六人民医院完成,他是这个医院的院长。
干校有一个图书馆,管理人员是一位姓周的女士。她是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南京人。我早前也认识她,只有50多岁,但大家都叫她周老太。她因为没有地方去,就生活在干校,平时不參加劳动与学习。
平时学员也来这里翻阅图书,我是校部工作人员,来的次数更多。有一次,我发现后间有成捆的图书。周老太说涉及“四旧”,暂不开放。我却有了兴趣,待到她“特批”之后,在休息时间,独自一人进去翻阅,发现了不少的好书。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等,都拿来看了。还有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红旗飘飘》丛书,这是许多老同志与老将军的回忆录。我对此最有兴趣,因为有许多内幕与细节,是其他地方见不到的。我还据此自己编了一本党史大事记,名曰《党内历次路线斗争史》,从建党开始。
不过到了后期,全国转入“批林批孔”,特别是“批孔”,马列学习搁置一边,学习也就走样了。
劳动磨炼意志,苦中作乐
每天的下午是劳动。
学校设两个大田连,一个后勤连。后勤连中设食堂班、蔬菜班、饲养班,供应学员的蔬菜、猪肉等所需。 我本来是被安排在大田连当连长,这可是个重活。连长是要以身作则的,每天安排全连农事活动。事有凑巧,在我奉命到干校前两天,突然咯了几口血。这是由于我的支气管扩张,在气候转变时,偶尔发生。我已多年未有,此时发生,如果因此提出不去,肯定被人质疑。无奈,我提出是否换个职务?这样,我就被安排到校部工作,但每天下午的劳动,基本上仍按大田连行动。
大田重点是栽种水稻,是双季稻,特别是到“双抢”季节,单季稻收完后,马上要犁地放水。干校副校长,原来是一家医院的领导,他来干校后爱上开拖拉机,整天操弄这台车,人整得黧黑,他平整好土地后,我们分头参加了拔秧、插秧的劳动。为了抢时间,我们早上4点出发,一直干到晚上7点,真是“披星戴月”了。这样的高强度劳动,要持续两个星期。好在食堂办得好,每天供应四顿饭,吃得饱饱的,干得好好的。虽然都是医生、护士,但水稻收成也不错。还发了简报,报告“丰收”,锻炼了意志,也确实体会到了“粒粒皆辛苦”的真意。《光明日报》记者还专门采访,要我写老干部锻炼的故事。稿寄出后,“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饲养班主要是养猪。过节前要宰猪,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情景,几个大汉将猪四只脚绑定,仰面朝天,猪“知道”自己性命不保,噢噢乱叫。只见一个人用尖刀直刺猪的心脏,血流如注,一刀毙命。好在“屠夫”也是外科医生,对心脏部位是了如指掌。
平时,我们到大田作业,就是锄地、挑担、施肥等等各种农业劳动。我就是挑担不行,人瘦且高,挑担平衡不好,过不了关。许多学员也不行,两个粪桶,个子矮的,半个人都陷到泥里去了,动弹不得。只能两人抬一桶。还有一个奇特感受,有一天预报寒潮要来临,我们在大田劳动未感受到,但突然之间,平地上一股冷风贴面而来,刹那之间,换了一个世界,犹如苏州河与黄浦江的分隔线一样,市区里是感受不到的。
卫生系统各单位领导常来看望学员,有一次市第一人民医院领导何秋澄、王道民来看望,正好我们在插秧,他俩也卷起裤腿下田。何原是卫生局党委书记,后来官复原职。王道民后来也任市卫生局长。
我去的时候,住的是芦苇顶、泥土坯的“干打垒”房屋。不多久,干校决定重新造房子。先是由船运来红砖,然后学员一字长龙站在岸边,四五块砖一叠,传递上岸,然后请建筑工人造房。房子共两幢,一幢男宿舍,一幢女宿舍,二层楼。这样住房条件就得到很大的改善。
但是吃的水,是苦咸水,因为靠近海边。那个水可是越吃越干,到我离开时也未解决。
还有一个就是蚊子。海边的蚊子不怕人,晚上睡觉必须把蚊帐内仔细搜查。白天蚊子也会骚扰,有一次我们的校长是“工宣队”师傅,开朗活泼,他见到一只蚊子叮在他手臂上,就告诉我说:“你看着,别动。”然后,他绷紧肌肉,那蚊子的吸管插在他皮肤里,只能振翅,却拔不出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很苦,但那时并不感觉到。一是年轻,而且有一股革命激情,生活也搞得丰富多彩,比如文体活动就很丰富。我们有一个文艺小分队,爱好文艺的学员,自愿报名。新学员到来,老学员都组织一台节目,包括跳舞、相声、合唱等等,记得有一台“四人快板”,自编自演,题目是“五七战士心连心”,1974年还到市里汇演。体育活动有排球、羽毛球活动,还组织学员到市里参加卫生系统运动会。干校内部也办过展览会,有许多生活、劳动照片,可惜后来由于干校合并,档案也不知去向。
当然,那时没有电视,电影也停映了多年。有一次。隔壁干校放映《青松岭》,我们全体学员站在大卡车上,去那里观看露天电影,虽然蚊子“嗡嗡”,但大家兴致十足。
没有活动,就自己创造活动。有一次,我们突发奇想,决定组织学员到海边观日出。一天大家起个大早,步行一个多小时走到海边,一直走到双腿浸在海水里为止。虽然阴天,没见到日出,但是开心得很。随行的一条狗,跟着我们。回来以后,我们累垮了,狗也跟着喘气。
这条狗是干校一位老员工养的,他常常拿骨头给它吃。奇怪的是,他见到学员都不叫,但是见到附近农民来就大叫。我想可能身上气味不同。有一次狗的主人回上海去了,这条狗追着汽车直奔,是“人狗情未了”。
每個月,学员回上海休假,记得有一次,在西渡的轮渡上,我看到了赵丹,他穿着蓝卡其风衣,一个人沉思着。在文化干校,有许多文化电影界的名人。
在我们这一届学员中,有几位后来都当了大医院的领导,卫生局的局、处两级领导,多数人还是有所作为的。还有的成了医学专家,最突出的是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医生张晳,当时她还是个年轻人,现在已经是眼科学界权威、眼底病专家。
这样的经历,以后再也不会有。已逾半个世纪,有资格在《世纪》上刊登,特此记述,以慰平生。
(文中照片除已注明外,均由徐立人、周天凤供稿)
(作者为上海市健康教育所原所长)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