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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人、澳門科大助理教授譚志強先生在七月號《澳門月刊》撰文說,澳門賭城形象,是人性“趨利避害,追求本小利大”形成的。從外部來看,則是香港傳媒,尤其香港影視“經過大約六十年潛移默化的傳播過程所造成”。因而要改變城市形象,還澳門世遺景觀,風味小吃,商業手信,中西文化合壁等傳統而又獨特面貌,除了澳門多拍些極富“人情味”的影視外,還須著力發展非博彩產業,走經濟多元化路子。但也因為人的趨利避害,以小博大的基本本性,使得本澳經濟十多年來始終“多元化”不起來,無形中卻把賭業做成一枝獨秀,賭冠全球。而隨著賭收從往年動輒二三百個憶收官至去年六月開始,一路下滑到今年六月的173億最低點,眼下除旅遊業尚可勉強支撐外,其它非博彩業幾乎萎靡不振,經濟形成青黃不接“斷層”局面,形勢嚴峻,轉型步履維艱。
另一個“斷層”,筆者認為是新建築與城市歷史間,新建築並不適應原有城市形象,城市發展與文遺保育面臨重大問題和挑戰。澳門是個有四百多年東西文化交流歷史的古城,城區遍佈大量文物古跡,歷史上得到較完好的保護。但過去十年,賭權開放,城市大興土木,屏風樓與超高樓拔地而起,澳門似乎不是在城市建設中獲得可持續發展,反而是在破壞原有的歷史文化傳統,否定原有的城市個性。
如澳門新城發展區和現代建築,無論外型和高度,均不是適應原有城市形象為主要方向,而是發展出新的城市景觀。當然,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建築,從建築單體去看,這不應成為問題,而從城市歷史看,就會發現當中存在歷史的斷層。從保育角度出發,城市建設應以保存和弘揚歷史文化傳統為目的,以維護文遺為優先次序。但十年來,有大量個案和超高樓並未尊重澳門的歷史傳統和景觀面貌,累積起來,使官民間在保育問題上失去互信。這就是過去十年來保育爭議不斷發生,政府疲於奔命“拆彈”,民間卻充滿猜忌和疑惑的主要原因。新填海B區限高爭議便是一例,官民失去互信的結果是各自表述立場,找不到尋求共識的方向。社會須在區域限高、規劃限高、航空限高、法律限高、居住限高、保育限高和民意限高間,尋求共識,不能各說各話,澳門未來需要怎樣的生活空間,應成為走向共識的基本路徑。
可見改造城市形象,並非建幾座高樓那麼簡單。城市的生命力在於歷史文化的傳承與延續,在於通常被稱為品格、氣質、內涵一類的東西,新建築具備這些,方能更容易使居民產生舒適、享受、欣賞、安全、便利、浪漫甚至創作的衝動。此外,城市形象也絕非拍幾部“人情味”影片宣導就能改變。影片走不出去,在國內外無市場,拍再多亦不過孤芳自賞,無助於消除外眼看澳門就是“賭城一座”的印象。(澳門/王留銘)
另一個“斷層”,筆者認為是新建築與城市歷史間,新建築並不適應原有城市形象,城市發展與文遺保育面臨重大問題和挑戰。澳門是個有四百多年東西文化交流歷史的古城,城區遍佈大量文物古跡,歷史上得到較完好的保護。但過去十年,賭權開放,城市大興土木,屏風樓與超高樓拔地而起,澳門似乎不是在城市建設中獲得可持續發展,反而是在破壞原有的歷史文化傳統,否定原有的城市個性。
如澳門新城發展區和現代建築,無論外型和高度,均不是適應原有城市形象為主要方向,而是發展出新的城市景觀。當然,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建築,從建築單體去看,這不應成為問題,而從城市歷史看,就會發現當中存在歷史的斷層。從保育角度出發,城市建設應以保存和弘揚歷史文化傳統為目的,以維護文遺為優先次序。但十年來,有大量個案和超高樓並未尊重澳門的歷史傳統和景觀面貌,累積起來,使官民間在保育問題上失去互信。這就是過去十年來保育爭議不斷發生,政府疲於奔命“拆彈”,民間卻充滿猜忌和疑惑的主要原因。新填海B區限高爭議便是一例,官民失去互信的結果是各自表述立場,找不到尋求共識的方向。社會須在區域限高、規劃限高、航空限高、法律限高、居住限高、保育限高和民意限高間,尋求共識,不能各說各話,澳門未來需要怎樣的生活空間,應成為走向共識的基本路徑。
可見改造城市形象,並非建幾座高樓那麼簡單。城市的生命力在於歷史文化的傳承與延續,在於通常被稱為品格、氣質、內涵一類的東西,新建築具備這些,方能更容易使居民產生舒適、享受、欣賞、安全、便利、浪漫甚至創作的衝動。此外,城市形象也絕非拍幾部“人情味”影片宣導就能改變。影片走不出去,在國內外無市場,拍再多亦不過孤芳自賞,無助於消除外眼看澳門就是“賭城一座”的印象。(澳門/王留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