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诗集《新梦》的序言中，蒋光慈这样写到：“‘诗人’这个名词本身上原没有什么好坏之可言。我以为诗人之伟大与否，以其如何表现人生及对于人类的同情心之如何而定。”所以蒋光慈认为“谁个能够将现社会的缺点，罪恶，黑暗……痛痛快快地写将出来，谁个能够高喊着人们来向这缺点，罪恶，黑暗……奋斗，则他就是革命的文学家，他的作品就是革命的文学。”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代表，蒋光慈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当然就是“革命”——呼唤革命、描写革命、歌颂革命。
　　关键词：蒋光慈；革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2-0-02
　　蒋光慈自封为“一个粗暴的抱不平的歌者”，“但愿立在十字街头呼号以终生！”。他高呼“俄国诗人布洛克说：/‘用你的全身、全心、全意识——静听革命啊！’/我说：/‘用你的全身、全心、全意识——高歌革命啊！’”。他号召“爱公道正谊的人们，愿解放中国的人们，一切不甘屈服黑暗的人们，一切被压迫的人们。快起来自卫罢，进攻罢……否则，我们一定要被牺牲啊！”在作品中，蒋光慈反复陈述了革命的必要：“我们只有奋斗，因为除开奋斗而外，我们没有出路。”《短裤党》中，面对资本家和军阀的压迫“工人不奋斗，只有死路一条!……”，“在政治反动的潮流中，在黑暗势力的高压下，上海无数万的劳苦群众，更天天诅咒着万恶的军阀早消灭，野蛮的帝国主义早打倒；更热烈地盼翔着革命军，真正的革命军快些来。”；《咆哮了的土地》中张进德教育农民“我们应当起来，想法子，将他们打倒才是！我们要实行土地革命……”；《逃兵》中，不堪被压迫的当杀死自己的长官当了逃兵；无论是工厂、农村还是军队“中国真是没有一片干净土!这种社会不把它根本改造还能行么?”所以，为了生存，为了自由，所有的劳者、贫者、善者“我要联合全世界命运悲哀的人们，/从那命运幸福的人们之宝库里，/夺来我们所应有的一切！”而短诗《中国劳工歌》则可以说是蒋光慈呼唤革命的代表作：“起来罢，中国劳苦的同胞呀；/我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到了极度；/倘若我们再不起来反抗，/我们将永远堕于黑暗的深窟。/打破帝国主义的压迫，/恢复中华民族的自主；/这是我们自身的事情，/快啊，快啊，快动手！//起来罢，中国劳苦的同胞呀！/我们受军阀的蹂躏到了极度；/倘若我们再不想法自救，/我们将永成为被宰割的鱼肉，/推翻贪暴凶残的军阀，/解放劳苦同胞的锁扣；/这是我们自身的事情，/快啊，快啊，快动手！//起来吧，中国劳苦的同胞呀！/我们尝足了痛苦，做够了马牛；/倘若我们再不夺回自由，/我们将永远蒙着卑贱的羞辱。/我们高举鲜艳的红旗，/努力向那社会革命走；/这是我们自身的事情，/快啊，快啊，快动手！”
　　蒋光慈呼唤革命，那么自然他要为他所呼唤的革命辩护，他要建立起自己的伦理体系以证明革命的合法性：《逃兵》中，对于杀死团长及护兵的行为，“我”“在良心上从未承认过我的这种行为是罪恶。我以为我没有做错。诚然刺死一个人而且刺死了自己的上官，实在是罪恶。但是当我的良心驱使我要杀人，硬逼迫我要杀死自己的上官的时候，因之我就杀了人，我就杀了自己的上官，这似乎不能一定要判定我是罪人罢。真的，无论如何，我都不承认我犯了罪！”；在《少年漂泊者》中，蒋光慈化身为少年汪中为土匪王大金刚辩护：“我从未把当土匪算为可耻的事情，我并且以为有许多土匪比所谓文质彬彬，或耀武扬威的大人先生们好得多!倘若你以为当土匪是可耻的，那末，请你把土匪的人格低于大人先生的人格之地方指示出来!”而最能体现出蒋光慈这种伦理建构过程的是小说《最后的微笑》中阿贵在杀了工头张金魁以后内心斗争的描写：“‘杀人到底是不是应当的事情呢？’阿贵觉得这个问题倒有点困难了。若说杀人是不应当的事情，那末阿贵今天一日之内杀了两人，这是很大的罪过了。但阿贵究竟做错了没有？阿贵究竟犯罪了没有？阿贵问一问良心，似乎并不承认自己是做错了事。阿贵有点迟疑不决了。”但是，最后工人领袖沈玉芳的话讲阿贵由思想斗争中解救出来，阿贵坚信：“凡是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行动，无论是什么行动都是对的。既然如此，那末一个被压迫者将一个压迫他的人杀死，这事当然也是对的了。压迫人的人都是坏人，被压迫的人都是好人，好人应当把所有的坏人消灭掉。就如我王阿贵是好人，自问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而张金魁是坏人，他是无恶不做的，我应当把他杀死，为人除害。……我把张金魁杀死是很对的事呵!”这里阿贵的思想从困惑迷茫到果敢坚定的过程正是蒋光慈对革命的合法性进行伦理建构的过程。至此，革命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变得不容置疑。
　　在蒋光慈进行革命合法性的辩护时，不是没有过怀疑，阿贵的思想矛盾正反映出这种怀疑：“若说杀人是应当的事情，那末这样杀将下去，似乎又有点不大妥当。你杀我，我杀你，这样将成了一个什么世界呢?而且人又不是畜生，如何能随便地杀呢?……”然而，蒋光慈理智的终结了这一怀疑，结束了阿贵痛苦的思考过程。“话是开心锁”。而打开阿贵心里郁结的钥匙正是工人领袖沈玉芳的一句话——“凡是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行动，无论是什么行动都是对的”。其实，这句话根本没能回答阿贵(其实是蒋光慈本人)的疑问。但是，如果继续上面的思考的话，显然答案（下转第248页）（上接第246页）不利于蒋光慈所要建构的伦理体系。所以，即使理智上认识到了问题所在，蒋光慈仍然选择用感情上的认同、道德上的同情代替了这种理智的思考。
　　值得思考的是，蒋光慈对革命合法性的伦理建构同样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观点之上的。“凡是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行动，无论是什么行动都是对的”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以“压迫人的人都是坏人，被压迫的人都是好人”的道德预设为前提的，在蒋光慈的理论世界里“富者=逸者=恶者”，而“贫者=劳者=善者”。这样，两大对立阵营的划分实际上是以经济标准置换了道德标准。他把现实中的个别“富者”的“恶”上升为理论空间中，“有产阶级”的“反动”；将某些“贫者”的“善”则归纳为所有“无产阶级”的“进步”。这实质上是一种概念的偷换。蒋光慈在这里以一种情感上的阶级认同代替了伦理上的理性的思辨：“好人应当把所有的坏人消灭掉。”也就是说，被统治阶级应当推翻统治阶级。在这里，评价一种行为对错的标准已经不再是这一行为本身，而是这一行为的发出者所属的阶级阵营。比如说“杀人”这个行为——要判断“杀人”是否具有合法性，要看杀人的是什么人，属于什么阶级，而被杀的又是什么人，属于什么阶级。所以，《少年漂泊者中》刘老太爷打死汪中的父亲是有罪的，而汪中幻想中刀劈刘老天爷则是无罪的；所以《短裤党》里沈船舫和工头们枪杀罢工的工人是非法的，而金贵们的暗杀行为则是合法的；所以《咆哮了的土地》里地主胡家逼死刘二麻子的父亲是不义之行，而暴动的农民烧掉李家老楼，烧死了病在床上的李杰的母亲及小妹就是合法的行为；所以，所以，在进行着剧烈的思想斗争的阿贵的头脑中，因为沈玉芳的一句话，因为所殺死的张金魁的阶级归属而豁然开朗：“就如我王阿贵是好人，自问没有做过什么坏事，而张金魁是坏人，他是无恶不做的，我应当把他杀死，为人除害。至于张金魁害死了沈玉芳和李全发，那就是不应当的事了。沈玉芳和李全发是最好的好人，最有用处的人，他俩为着穷人做事，想一切劳苦的人都得到好处。他俩有杀张金魁的资格，而张金魁却没有杀他俩的资格。”
　　通过对“富者=逸者=恶者”、“贫者=劳者=善者”的预设，蒋光慈完成了传统道德伦理向现代阶级伦理的转换。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贫者的革命行为因目标的伟大而被先验性的赋予了正义性与先进性。这样“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合理性辩护，固然漏洞百出，但是，在当时及之后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却被奉为结构行文的经典模式而被不断效仿、复制、推崇。说到底，原因除了作家与读者的感情认可因素外，更大的成分是由文学理论界的推波助澜决定的。文学的工具化，审美的意识形态化，“革命历史”对“革命文学”的制约与选择等多方面因素合谋，造就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蒋光慈文学的“革命”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