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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孟的忧伤
1992年，东棉花胡同里的中央戏剧学院，有一个年轻人整天在操场上溜达、看姑娘、边踢球边喊着“跑动积极点儿”，兜里揣一把牙刷在师弟们的宿舍里蹭吃蹭住——这个人就是从中戏研究生毕业的孟京辉。在这之前，他已经排过《送菜升降机》、《等待戈多》、《秃头歌女》等作品，整个中戏乃至国内先锋戏剧圈里无人不知其名。毕业一年也没有落实工作的孟京辉，最后被当时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赵有亮先生慧眼识珠，把他调进剧院，从此才开始了他既在体制内，又游走于边缘的戏剧生涯。
在实验剧场，孟京辉排了《思凡》，这部戏奠定了他在实验话剧界的地位，其获得的成功也让孟京辉有了更多的创作资源，他开始大量使用青年演员，如当时还未出名的郭涛、朱媛媛和廖凡等等。然而到1994年排《我爱×××》时，却因没能拿到演出证，不能公开演出，最后只能以内部交流的形式在排练场里演五场，入场劵全部免费派送。“…… 心中有理想和能否实现是两码事，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有差距。所以在那个微醺的凌晨，孟京辉在冷静、坚强和少有的严肃中透露出少许淡淡的忧伤。”（李晏著《当戏已成往事》人民文学2010年9期）这段回忆记录了受到挫折后孟京辉的状态，也许从那时起，他就已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对于戏剧的理想和国内戏剧市场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1997年至1998年，孟京辉到日本进行考察学习。在这期间，他看了大量的实验戏剧的演出，这让他在创作理念和思想上有了很大变化，他认识到时代的潮头已经改变了方向，许多先锋性的文艺作品，开始走向大众，于是他开始尝试“放弃一些过于任意的概念，致力于与更多人交流”。
班底成形了
1998年，孟京辉排出了《爱情蚂蚁》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在这两部戏里，孟京辉把和他多年合作的各路人员整合在一起，包括负责策划的戈大立、舞美设计的赵海和作曲张广天。这样的班底一直持续到《恋爱的犀牛》，他们此前已经经过多次的磨合。比如《爱情蚂蚁》是孟京辉第一部较多运用音乐元素的戏剧，由张广天作曲，并首次采用了现场演奏。李晏说：“其实，广天的第一稿曲谱孟京辉很不满意，‘这是什么呀，跟陕北民歌似的！我们排的又不是《王贵与李香香》’。广天同志当时正闹婚变，焦头烂额、腹背受敌，哪有心情写作呀。不过我窃以为，也多亏有这样一场变故，否则以广天的性格和曲风，作出来的肯定是另一个东西，不会如此贴切主体。‘橘子黄了，快要掉了;狐狸老了，眼光暗了;生锈的钥匙，再也打不开家门;河水上涨淹没了大桥。我要对你说再见，我要对你说再见……’这多么像他当时的心境啊。”
《恋爱的犀牛》的创作，也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
郭涛最闷骚
对于《恋爱的犀牛》在商业成就上达到的高度，戈大立表示，实行以市场为主导的方式来做戏剧，是《恋爱的犀牛》成功的一点，“当你从观众的角度来做演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考虑观众，观众就会买你的账”。
孟京辉排戏的方法是由着演员的性子，让他们自由发挥，有意思的暂且固定下来，不满意的推倒重来。这样的方式让99版的《恋爱的犀牛》的演员们在饱含激情地演绎角色之外，也凸显出亲民的气质。郭涛外表普通，演“马路”时从头到尾都穿一老头衫，却被剧组公认为是最“闷骚”的演员（其次是廖凡）：第一场演出时，郭涛嫌道具木头刀没有手感，不够真实有力，坚持用真刀，结果在最后杀犀牛那场戏时，情绪激动导致大拇指被刀给割了，流着血演完后面的戏时；吴越被评为最玉洁冰清、最不染尘世的“明明”，但剧组成员纷纷表示她私底下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具有比较内敛的、骨子里的喜剧感。
孟京辉对于戏剧形式的审美获得大众的认同，也是让整个团队付诸信任的关键。“这是个累积的过程”，傅惟伯说道，“孟京辉在这之前就去了全国很多高校进行过演讲、包括宣传他的戏剧和他的审美观念等等，这个过程中就积累了一定的人气，形成了大众对他的美学形式的认同”。
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一起赔钱
这部后来被奉为“爱情圣经”的戏，在当年却差点因为资金问题而“难产”。在孟京辉宣布剧组成立的时候，前期答应投资的广告公司却撤销了资金。当时的小剧场话剧在市场上没有成功的先例，更不用说《恋爱的犀牛》这样的先锋话剧。撤资对于整个剧组是个沉重的打击，然而制作人赵海和策划人之一戈大立经过仔细商量后，还是决定继续把这戏做下去，“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一起赔钱”赵海说道。孟京辉和廖一梅夫妇则抵押了刚刚住上的新房，凑来了二十万，最后剧组才正式到青艺进行合成、彩排、演出。赵海后来回忆道，尽管自己当时掌握的舞台的置景、灯光、器材等资源比较齐全，而戈大立也是当时青艺的经理，哪怕被撤资，两人心里还是有底的，但是真正让他们吃了定心丸的，还是孟京辉的魄力。赵海说：“你想啊，他那时才结婚，却连房子都抵押了，就为了一定要把这戏排出来，他这种坚持和追求，的确让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对这戏更有信心了，就觉得无论如何都要把这戏做出来。”
跪求门票
《恋爱的犀牛》对市场把握得很细，也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尝试。比如，当时统一采用电话订票形式，而《恋爱的犀牛》则首开了网络订票，那时还没有网络支付功能，观众订好后凭打出的单子传真过来，拿去领票。傅惟伯和戈大立一度担心过后没人来领票，实际上最后来领票的人数达到了百分之五六十，甚至于在那个网络才兴起的年代，很多论坛上都有“跪求《恋爱的犀牛》门票一张”的帖子。
傅惟伯说《恋爱的犀牛》的成功，最重要的就是孟京辉自己对这部作品的准确把握。“包括在今天，孟京辉都在不间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他绝对不是那种，‘这戏是我排的，就不能改了’的导演，每一版的《恋爱的犀牛》都有它独特的形式，这是孟京辉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认识的提高来不断完善自己戏剧美学的表现。”
1992年，东棉花胡同里的中央戏剧学院，有一个年轻人整天在操场上溜达、看姑娘、边踢球边喊着“跑动积极点儿”，兜里揣一把牙刷在师弟们的宿舍里蹭吃蹭住——这个人就是从中戏研究生毕业的孟京辉。在这之前，他已经排过《送菜升降机》、《等待戈多》、《秃头歌女》等作品，整个中戏乃至国内先锋戏剧圈里无人不知其名。毕业一年也没有落实工作的孟京辉，最后被当时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赵有亮先生慧眼识珠，把他调进剧院，从此才开始了他既在体制内，又游走于边缘的戏剧生涯。
在实验剧场，孟京辉排了《思凡》，这部戏奠定了他在实验话剧界的地位，其获得的成功也让孟京辉有了更多的创作资源，他开始大量使用青年演员，如当时还未出名的郭涛、朱媛媛和廖凡等等。然而到1994年排《我爱×××》时，却因没能拿到演出证，不能公开演出，最后只能以内部交流的形式在排练场里演五场，入场劵全部免费派送。“…… 心中有理想和能否实现是两码事，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有差距。所以在那个微醺的凌晨，孟京辉在冷静、坚强和少有的严肃中透露出少许淡淡的忧伤。”（李晏著《当戏已成往事》人民文学2010年9期）这段回忆记录了受到挫折后孟京辉的状态，也许从那时起，他就已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对于戏剧的理想和国内戏剧市场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1997年至1998年，孟京辉到日本进行考察学习。在这期间，他看了大量的实验戏剧的演出，这让他在创作理念和思想上有了很大变化，他认识到时代的潮头已经改变了方向，许多先锋性的文艺作品，开始走向大众，于是他开始尝试“放弃一些过于任意的概念，致力于与更多人交流”。
班底成形了
1998年，孟京辉排出了《爱情蚂蚁》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在这两部戏里，孟京辉把和他多年合作的各路人员整合在一起，包括负责策划的戈大立、舞美设计的赵海和作曲张广天。这样的班底一直持续到《恋爱的犀牛》，他们此前已经经过多次的磨合。比如《爱情蚂蚁》是孟京辉第一部较多运用音乐元素的戏剧，由张广天作曲，并首次采用了现场演奏。李晏说：“其实，广天的第一稿曲谱孟京辉很不满意，‘这是什么呀，跟陕北民歌似的！我们排的又不是《王贵与李香香》’。广天同志当时正闹婚变，焦头烂额、腹背受敌，哪有心情写作呀。不过我窃以为，也多亏有这样一场变故，否则以广天的性格和曲风，作出来的肯定是另一个东西，不会如此贴切主体。‘橘子黄了，快要掉了;狐狸老了，眼光暗了;生锈的钥匙，再也打不开家门;河水上涨淹没了大桥。我要对你说再见，我要对你说再见……’这多么像他当时的心境啊。”
《恋爱的犀牛》的创作，也在这个基础上开始了。
郭涛最闷骚
对于《恋爱的犀牛》在商业成就上达到的高度，戈大立表示，实行以市场为主导的方式来做戏剧，是《恋爱的犀牛》成功的一点，“当你从观众的角度来做演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考虑观众，观众就会买你的账”。
孟京辉排戏的方法是由着演员的性子，让他们自由发挥，有意思的暂且固定下来，不满意的推倒重来。这样的方式让99版的《恋爱的犀牛》的演员们在饱含激情地演绎角色之外，也凸显出亲民的气质。郭涛外表普通，演“马路”时从头到尾都穿一老头衫，却被剧组公认为是最“闷骚”的演员（其次是廖凡）：第一场演出时，郭涛嫌道具木头刀没有手感，不够真实有力，坚持用真刀，结果在最后杀犀牛那场戏时，情绪激动导致大拇指被刀给割了，流着血演完后面的戏时；吴越被评为最玉洁冰清、最不染尘世的“明明”，但剧组成员纷纷表示她私底下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具有比较内敛的、骨子里的喜剧感。
孟京辉对于戏剧形式的审美获得大众的认同，也是让整个团队付诸信任的关键。“这是个累积的过程”，傅惟伯说道，“孟京辉在这之前就去了全国很多高校进行过演讲、包括宣传他的戏剧和他的审美观念等等，这个过程中就积累了一定的人气，形成了大众对他的美学形式的认同”。
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一起赔钱
这部后来被奉为“爱情圣经”的戏，在当年却差点因为资金问题而“难产”。在孟京辉宣布剧组成立的时候，前期答应投资的广告公司却撤销了资金。当时的小剧场话剧在市场上没有成功的先例，更不用说《恋爱的犀牛》这样的先锋话剧。撤资对于整个剧组是个沉重的打击，然而制作人赵海和策划人之一戈大立经过仔细商量后，还是决定继续把这戏做下去，“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一起赔钱”赵海说道。孟京辉和廖一梅夫妇则抵押了刚刚住上的新房，凑来了二十万，最后剧组才正式到青艺进行合成、彩排、演出。赵海后来回忆道，尽管自己当时掌握的舞台的置景、灯光、器材等资源比较齐全，而戈大立也是当时青艺的经理，哪怕被撤资，两人心里还是有底的，但是真正让他们吃了定心丸的，还是孟京辉的魄力。赵海说：“你想啊，他那时才结婚，却连房子都抵押了，就为了一定要把这戏排出来，他这种坚持和追求，的确让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对这戏更有信心了，就觉得无论如何都要把这戏做出来。”
跪求门票
《恋爱的犀牛》对市场把握得很细，也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尝试。比如，当时统一采用电话订票形式，而《恋爱的犀牛》则首开了网络订票，那时还没有网络支付功能，观众订好后凭打出的单子传真过来，拿去领票。傅惟伯和戈大立一度担心过后没人来领票，实际上最后来领票的人数达到了百分之五六十，甚至于在那个网络才兴起的年代，很多论坛上都有“跪求《恋爱的犀牛》门票一张”的帖子。
傅惟伯说《恋爱的犀牛》的成功，最重要的就是孟京辉自己对这部作品的准确把握。“包括在今天，孟京辉都在不间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他绝对不是那种，‘这戏是我排的，就不能改了’的导演，每一版的《恋爱的犀牛》都有它独特的形式，这是孟京辉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认识的提高来不断完善自己戏剧美学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