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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新发地市场（下称“新发地”）做农产品配送生意近十年的老高有一个直观感受：这两年北京乃至全国的农产品更安全了，“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基本没有了”。
在记者采访中，食品安全领域的权威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也将近两年的食品安全形势评价为：总体稳定、趋势向好。
食品安全关系13多亿国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大事。2016年岁末，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提出，要严字当头，严谨标准、严格监管、严厉处罚、严肃问责，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要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完善食品藥品安全监管体制，加强统一性、权威性。要从满足普遍需求出发，促进餐饮业提高安全质量。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这件民生“小事”进展如何？
整体形势稳中向好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17年1至11月，新发地市场上市的蔬菜以及水果检测合格率为99.8%，再创新高。
新发地是北京名副其实的“大菜篮”“大果盘”，保障了北京80%以上的农产品供应，堪称守护北京农产品安全的最后一道关卡。每天约1.8万吨蔬菜、1.8万吨水果经过新发地走向北京居民区附近的一个个超市、菜市场、饭店等。
新发地董事长张玉玺向记者介绍说，所有入场交易的农产品必须同时出具产地证明和检测报告。没有检测报告的，可在场外等待，由新发地安排流动检测车抽检，检测合格发放“证书”后方可进入市场交易。对抽检中存在问题的农产品，将以市场主体的名义给产地农业部门、合作社发函，提出监管意见，把问题控制到源头，这就是其着力构建的“实时检测，可追溯源，源头把控”的三重食品安全控制体系。
记者在新发地走访发现，每辆农产品运输车上均有“食用农产品经营信息公示牌”，该公示牌会显示产地证明和质量安全合格证明是否齐全。
新发地注重制度建设、过程监管，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等的努力，是我国食品安全不断向好的一个缩影。
长期研究食品安全的江南大学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吴林海及其团队撰写的《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2017》显示：2006年以来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下行态势明显，食品安全风险的总体状况在2009年由高风险状态进入中风险状态，2011年进入低风险状态，2012年以后，特别是近两年来一直稳定于低风险状态。
另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数据，2016年，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抽检了25.7万批次食品样品，总体抽检合格率为96.8%，与2015年持平，比2014年提高2.1个百分点。一方面，大宗日常消费品抽检合格率总体保持较高水平，粮食加工品为98.2%，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为97.8%，乳制品为99.5%，肉、蛋、蔬、果等食用农产品为98.0%。另一方面，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共抽检2532批次，其中只有0.9%的样品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乳制品和婴幼儿配方食品中的三聚氰胺、小麦粉中的黄曲霉毒素B1、蛋制品中的苏丹红等，2014-2016年抽检样品均全部合格。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2016年全球食品安全指数报告》也显示，在113个被评估的国家中，中国综合排名位居第42位，总体状况处于世界中上游，处在发展中国家前列。由于食品安全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而中国的食品安全水平排名远高于人均GDP排名，因此该报告认为，这“表明中国的食品安全水平已经高于所处的经济基础。”
“这彰显了我国食品安全成绩的含金量。”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郑风田对记者评论说。
老问题悬而未决
尽管食品安全形势整体向好，但一些老问题仍然没能彻底解决。
“添加剂滥用和农药兽药残留仍是食品安全的最大风险。”《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2年以来，受众对滥用添加剂与非法使用化学物质、农药兽药残留超标最为关注。在添加剂滥用方面，记者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获悉，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占不合格样品的33.6%，占比最高，且比2016年增长了近9个百分点。
在农药兽药残留方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不符合标准的占比为5.5%，比2016年增长了近2个百分点。
据新发地统计，各类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的高发期在2017年5-9月，这5个月里共有366个样品超标，占总超标率的65%。
专家分析说，我国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多、小、散，在全国1180万家获得许可证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中，绝大部分为10人以下的小企业。这部分企业诚信观念和质量安全意识普遍不强，主体责任履行偏弱，是“问题添加剂”的高发区。
至于农药兽药残留的问题，专家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当前“一亩三分地”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部数据显示，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规模总体还不大，仍然以“小农”为主。据估算，到2020年，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小农”仍将有2.2亿户左右，经营的耕地面积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80%。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认为，中国的很多食品原料是“小农”生产的，而时下“小农”和大工厂的衔接有很多问题，“以往不少恶性食品安全事件都发生在这个环节。”虽然“小农”和农药兽药残留不符合标准没有必然联系，但不可否认，“小农”是农药兽药残留的易发区。
老高根据自己的经验分析说，5-9月天气炎热，病虫害比较严重，农民喷洒农药比较频繁，“不等农药的挥发期过后就采摘，会造成农药超标，存在安全问题。”老高担心，这种现象在一些地方还在继续存在着，“是个不安全因素。”
在食品流通消费环节，同样存在食品供应链上的大多数生产经营主体规模小、分布散、集约化程度低，为追求经济利益往往采取违规违法行为的现象。
与此同时，互联网食品销售的迅猛增长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网络食品经营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对入网食品经营者审查把关不严；部分入网食品经营者安全意识不高、经营管理水平有限、经营条件较简陋，食品安全存在隐患等，都给网购食品蒙上了阴影。 治理需要人人参与
吴林海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发展阶段性决定了现阶段产生的食品安全风险与由此引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更多是由生产、经营主体的人为因素造成。“一是长期以来工业化战略实施过程中引发的多种矛盾产生的累积，二是长期以来农业生产过程中问题的累积。”
显然，解决人为因素与治理体系缺失所引发的食品安全风险主要依靠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治理能力的提高，抓好“事前”“事中”“事后”，建设与新时代相适应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
其一，深入实施农业标准化战略和餐饮业食品安全提升工程。处理好食品安全与“三农”工作的关系，实现种植规模化、农产品品牌化、品牌标准化，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现代农业体系的建立。张玉玺认为，相较于农民单个的经营，农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将农民分散的土地流转过来后，实现规模化种植生产，实现统一的种子、统一的技术、统一的标准，再加上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有自己的品牌，这样既能保障从源头上管控好农产品安全问题，也有利于出现不合格农产品流入市场后的追责。保障我国农产品安全，实现農业规模化生产种植，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可行之路。
其二，完善法治体系与社会共治。吴林海认为，目前食品安全风险，更多是人为因素，特别是滥用添加剂。因此，必须形成以食品安全法为核心，相关法律法规相配套相衔接的完备的法治体系；发挥“食药警察”专业队伍的作用，协同监管部门与司法部门的力量，统筹配置不同区域间、城市与农村间的执法力量，依法坚决打击犯罪活动，特别是生产与加工环节犯罪行为；确保食品安全法与相关法律法规在实际执行中的严肃性，努力消除地方保护主义。
其三，食品安全的关键在供给侧，而假冒、造假的食品也在供给侧，比如市场上傍五常大米、阳澄湖大闸蟹等品牌的问题值得重视。郑风田坦言，食品的制假造假行为要引起足够重视。要保证食品的真实性，就需要加强技术监管，让食品溯源技术广泛应用以发挥作用，因为“没有真实，何来安全”。
其四，食品安全依赖人人参与。食品溯源技术与监管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必要措施，而不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充分措施。孙宝国认为，溯源是亡羊补牢，把原因和问题找到，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但并不能够一劳永逸、解决一切问题，根本解决还是要靠人人关心食品安全、共同维护食品安全、全力保障食品安全的社会环境。
根据公开数据保守估算，饿了么、美团外卖、百度外卖这三大外卖平台日订单量总和在2000万单左右。有环保组织调研发现，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杯，这意味着外卖每天消耗的餐盒超过6000万个。以每个餐盒5厘米高计算，摞起来高度相当于339座珠穆朗玛峰。孙宝国建议人人参与，减少外卖产生的白色污染，“因为环境破坏最终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食品安全。”
（本组文章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17年第51期）
在记者采访中，食品安全领域的权威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也将近两年的食品安全形势评价为：总体稳定、趋势向好。
食品安全关系13多亿国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大事。2016年岁末，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提出，要严字当头，严谨标准、严格监管、严厉处罚、严肃问责，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要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完善食品藥品安全监管体制，加强统一性、权威性。要从满足普遍需求出发，促进餐饮业提高安全质量。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这件民生“小事”进展如何？
整体形势稳中向好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17年1至11月，新发地市场上市的蔬菜以及水果检测合格率为99.8%，再创新高。
新发地是北京名副其实的“大菜篮”“大果盘”，保障了北京80%以上的农产品供应，堪称守护北京农产品安全的最后一道关卡。每天约1.8万吨蔬菜、1.8万吨水果经过新发地走向北京居民区附近的一个个超市、菜市场、饭店等。
新发地董事长张玉玺向记者介绍说，所有入场交易的农产品必须同时出具产地证明和检测报告。没有检测报告的，可在场外等待，由新发地安排流动检测车抽检，检测合格发放“证书”后方可进入市场交易。对抽检中存在问题的农产品，将以市场主体的名义给产地农业部门、合作社发函，提出监管意见，把问题控制到源头，这就是其着力构建的“实时检测，可追溯源，源头把控”的三重食品安全控制体系。
记者在新发地走访发现，每辆农产品运输车上均有“食用农产品经营信息公示牌”，该公示牌会显示产地证明和质量安全合格证明是否齐全。
新发地注重制度建设、过程监管，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等的努力，是我国食品安全不断向好的一个缩影。
长期研究食品安全的江南大学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吴林海及其团队撰写的《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2017》显示：2006年以来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下行态势明显，食品安全风险的总体状况在2009年由高风险状态进入中风险状态，2011年进入低风险状态，2012年以后，特别是近两年来一直稳定于低风险状态。
另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数据，2016年，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抽检了25.7万批次食品样品，总体抽检合格率为96.8%，与2015年持平，比2014年提高2.1个百分点。一方面，大宗日常消费品抽检合格率总体保持较高水平，粮食加工品为98.2%，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为97.8%，乳制品为99.5%，肉、蛋、蔬、果等食用农产品为98.0%。另一方面，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共抽检2532批次，其中只有0.9%的样品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乳制品和婴幼儿配方食品中的三聚氰胺、小麦粉中的黄曲霉毒素B1、蛋制品中的苏丹红等，2014-2016年抽检样品均全部合格。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2016年全球食品安全指数报告》也显示，在113个被评估的国家中，中国综合排名位居第42位，总体状况处于世界中上游，处在发展中国家前列。由于食品安全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而中国的食品安全水平排名远高于人均GDP排名，因此该报告认为，这“表明中国的食品安全水平已经高于所处的经济基础。”
“这彰显了我国食品安全成绩的含金量。”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郑风田对记者评论说。
老问题悬而未决
尽管食品安全形势整体向好，但一些老问题仍然没能彻底解决。
“添加剂滥用和农药兽药残留仍是食品安全的最大风险。”《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2年以来，受众对滥用添加剂与非法使用化学物质、农药兽药残留超标最为关注。在添加剂滥用方面，记者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获悉，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占不合格样品的33.6%，占比最高，且比2016年增长了近9个百分点。
在农药兽药残留方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不符合标准的占比为5.5%，比2016年增长了近2个百分点。
据新发地统计，各类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的高发期在2017年5-9月，这5个月里共有366个样品超标，占总超标率的65%。
专家分析说，我国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多、小、散，在全国1180万家获得许可证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中，绝大部分为10人以下的小企业。这部分企业诚信观念和质量安全意识普遍不强，主体责任履行偏弱，是“问题添加剂”的高发区。
至于农药兽药残留的问题，专家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当前“一亩三分地”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部数据显示，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规模总体还不大，仍然以“小农”为主。据估算，到2020年，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小农”仍将有2.2亿户左右，经营的耕地面积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80%。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认为，中国的很多食品原料是“小农”生产的，而时下“小农”和大工厂的衔接有很多问题，“以往不少恶性食品安全事件都发生在这个环节。”虽然“小农”和农药兽药残留不符合标准没有必然联系，但不可否认，“小农”是农药兽药残留的易发区。
老高根据自己的经验分析说，5-9月天气炎热，病虫害比较严重，农民喷洒农药比较频繁，“不等农药的挥发期过后就采摘，会造成农药超标，存在安全问题。”老高担心，这种现象在一些地方还在继续存在着，“是个不安全因素。”
在食品流通消费环节，同样存在食品供应链上的大多数生产经营主体规模小、分布散、集约化程度低，为追求经济利益往往采取违规违法行为的现象。
与此同时，互联网食品销售的迅猛增长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网络食品经营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对入网食品经营者审查把关不严；部分入网食品经营者安全意识不高、经营管理水平有限、经营条件较简陋，食品安全存在隐患等，都给网购食品蒙上了阴影。 治理需要人人参与
吴林海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发展阶段性决定了现阶段产生的食品安全风险与由此引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更多是由生产、经营主体的人为因素造成。“一是长期以来工业化战略实施过程中引发的多种矛盾产生的累积，二是长期以来农业生产过程中问题的累积。”
显然，解决人为因素与治理体系缺失所引发的食品安全风险主要依靠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治理能力的提高，抓好“事前”“事中”“事后”，建设与新时代相适应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
其一，深入实施农业标准化战略和餐饮业食品安全提升工程。处理好食品安全与“三农”工作的关系，实现种植规模化、农产品品牌化、品牌标准化，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现代农业体系的建立。张玉玺认为，相较于农民单个的经营，农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将农民分散的土地流转过来后，实现规模化种植生产，实现统一的种子、统一的技术、统一的标准，再加上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有自己的品牌，这样既能保障从源头上管控好农产品安全问题，也有利于出现不合格农产品流入市场后的追责。保障我国农产品安全，实现農业规模化生产种植，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可行之路。
其二，完善法治体系与社会共治。吴林海认为，目前食品安全风险，更多是人为因素，特别是滥用添加剂。因此，必须形成以食品安全法为核心，相关法律法规相配套相衔接的完备的法治体系；发挥“食药警察”专业队伍的作用，协同监管部门与司法部门的力量，统筹配置不同区域间、城市与农村间的执法力量，依法坚决打击犯罪活动，特别是生产与加工环节犯罪行为；确保食品安全法与相关法律法规在实际执行中的严肃性，努力消除地方保护主义。
其三，食品安全的关键在供给侧，而假冒、造假的食品也在供给侧，比如市场上傍五常大米、阳澄湖大闸蟹等品牌的问题值得重视。郑风田坦言，食品的制假造假行为要引起足够重视。要保证食品的真实性，就需要加强技术监管，让食品溯源技术广泛应用以发挥作用，因为“没有真实，何来安全”。
其四，食品安全依赖人人参与。食品溯源技术与监管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必要措施，而不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充分措施。孙宝国认为，溯源是亡羊补牢，把原因和问题找到，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但并不能够一劳永逸、解决一切问题，根本解决还是要靠人人关心食品安全、共同维护食品安全、全力保障食品安全的社会环境。
根据公开数据保守估算，饿了么、美团外卖、百度外卖这三大外卖平台日订单量总和在2000万单左右。有环保组织调研发现，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杯，这意味着外卖每天消耗的餐盒超过6000万个。以每个餐盒5厘米高计算，摞起来高度相当于339座珠穆朗玛峰。孙宝国建议人人参与，减少外卖产生的白色污染，“因为环境破坏最终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食品安全。”
（本组文章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17年第5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