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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伟大时代。与之相适应,中国高等教育也进入一个伟大的新时代。这不仅是一个呼唤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教育公平的时代,更是以时代的强音呼唤着代表中国文化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时代。自1978年底开始的3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使中国在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正在不可逆转地走向世界,世界也正在不可阻挡地走近中国,使中国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所在,而其关键是靠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来的具有世界一流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学术领军人物和拔尖创新人才。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在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时代,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关系国家发展的根本性战略问题之一,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改革开放时代最重要的强国战略
在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竞争涉及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各个领域,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在这一竞争中,影响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大学。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在国际竞争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要素,科学、知识、技术、人才等都是跨国界地流动着、组织着的。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要增強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科学发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意义非常深远。
可以说,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以其学术优势和科技优势为基础的。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说过,美国真正的实力并不在于造了多少汽车和飞机,而在于她是一个大学林立的国家,具有四千多所高等院校和上百所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2002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一次谈话中,也强调了美国大学在国际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美国大学在全世界高等教育中具有领导地位,吸引了世界各国大量优秀人才。据美国工程科学院1986年给美国政府的报告资料显示,1972年美国工程技术领域中35岁以下的年轻教授只有10%是外国人,而到1985年这个比例就上升到了55%,在工程技术领域中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外国人所占比例高达2/3。在这些来自国外的工程技术专家中,有75%的年轻教授都在申请美国的公民权。该报告指出,这对于美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及国际竞争力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美国政府在制定移民法规的时候一定要特别重视这一点。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功能之一就是汇聚各方面的杰出人才,探讨人类社会和科学发展的前沿。美国以其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从全世界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不仅从发展中国家吸引了大量拔尖人才,也从其他发达国家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据统计,欧洲国家每年去美国留学的青年学子中,有一半的优秀人才留在了美国。国际竞争力中的核心要素之一,即各个学科的拔尖创新的领军人物等都是跨国界流动的,他们倾向于流动到最有利于发挥他们效用的地方,而一流大学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学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因此,我们一定要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汇聚形成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各方面领军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措施。
从这个意义上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是也应该是一种国家战略、一种国家行为,必须由国家重点支持。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经比较含蓄地表达这样一种看法,就是当德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的时候,也是德国的国势在世界上最强的时候。他说:“显然,如果我们的大学停留在二流或三流的水平,德国就无法取得绝对一流的研究成就。现在德国没有任何一所高校能够与斯坦福、哈佛或美国、日本的其他一流高校抗衡。我这样说并非没有根据,因为我经常访问那些高校。从世界水平对比来看,现在德国没有任何一所高校拥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甚至魏玛时期德国高校那种声望。我们的高校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样,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一流大学发展的国家行为的特征。美国是第一个把国家安全同大学建设联系起来的国家。冷战时期,美国通过的最有深远影响的法案之一是1958年制定的《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美国朝野震动,作出的反应之一就是把国家安全与加强高等教育联系起来。《国防教育法》中有这样的话:“国会在这里宣告,国家安全要求充分发展全国青年男女的智力资源和技术技能;目前的紧急状况要求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美国国防取决于掌握由复杂科学原理发展起来的现代技术,也取决于发展新原理、新技术和新知识。”这一段话,体现了他们作为一种国家行为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取向。
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要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们必须建设能够代表中华民族发展特色和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这应该成为国家战略。在世界历史上,无论是英国、德国、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大学的发展都是与一定的国家政策取向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的大学在总体上成为世界一流还是在二战以后。1900～1930年间,世界上92位诺贝尔奖得主中美国只有4人;到1941年底,全世界的12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中,只有10%左右在美国;而二战以后这几十年来,大部分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都在美国大学里学习或工作过。例如,从1989到1998这10年间,诺贝尔奖获得者数美国学者占了2/3。这与美国的国家科技政策与高等教育政策密切相关:即把一流大学的建设同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紧密地结合起来。美国通过其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囊括了世界上大量的优秀人才。因此,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环境下,在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具体哪所学校的事情,而是涉及国家长远发展根本利益的关键战略问题。要真正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到更重要的高度来认识。1998年5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后,国家开始实施的“985工程”,使得中国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实现跨越式战略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现在的大学离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曾先后就读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先生,在2005年7月30日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问题。”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我们在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在建设,在发展,在前进;发达国家的大学也在建设,在发展,在前进。我们计划用20年达到一个什么标准,但是他们20年后可能会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他们现在前进的步伐并不比我们慢。一流大学的标准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这里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想真正赶上去,就必须比别人发展得更快,真正通过改革创新有一个“跨越式”发展,使得我们的一流大学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不断缩小,而不是越来越大。“跨越式”的发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尤其是在办学理念、办学思想、用人机制、管理体制和整个大学运行机制上的创新,这是实践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尽管不容易,但中国一流大学的跨越式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跨越式发展是原有的旧平衡的突破和新格局的形成。按照辩证法的思想,在特定意义和特定条件下,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因此,跨越式发展是规律性的东西。从中世纪第一所大学——意大利波隆那(Bologna)大学诞生到17世纪,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一直在意大利和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18世纪英国的大学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欧洲的老大学。而19世纪德国教育家洪堡(William van Humboldt)提出并在德国的大学中采取了新的教学科研相结合的思想,使得德国的大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其他国家学者所向往的学术高地。就是在那个时候,美国学者开始了长达六七十年的留学德国的浪潮,为美国高等教育后来的跨越式发展、超越欧洲大学,奠定了基础。
19世纪以前德国的大学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但是在19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德国的大学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德国大学与当时的英国牛津、剑桥大学培养绅士的办学思想相比,在办学理念和大学制度上实现了跨越,即德国人提出的“洪堡思想”带来了大学实践上的创新。“洪堡思想”强调学术自由,强调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强调人才培养的同时进行知识的创造,在办学思想上向前跨了一大步,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应地,德国的大学也就向前跨了一大步,成为非常好的大学。美国也是一样。现在几乎没有人不承认当今美国的著名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美国在19世纪,特别是1860年以后,学习德国洪堡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办学思想,并先于德国在大学里建立了强大的研究生院,这就把洪堡思想制度化了;而这种制度又内化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一种共享的价值观,从而又实现了制度的思想化。这就是一种跨越。这种跨越给美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从1860年到1900年这40年对美国来说是很重要的。接下来的40年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巩固成形时期”(Formative Period),为其下一步跨越式发展做好了准备。跨越式发展也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在美国这么有经济实力的国家,也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美国是通过对教育的大量投入才实现今日大学的一流地位的。1862年《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使得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增加了很多。在1900年实现第一个40年跨越式发展之后,从1900到1940年的40年中,美国的大学还没有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取得世界领先水平。美国的大学真正取得世界一流地位还是在第二个跨越时期,即二战以及二战以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The Rise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这本书,描述分析了美国大学崛起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美国大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经历了一个不断跨越的漫长过程。其中第二步跨越是很要紧,是与国家战略有密切关系的。这种跨越不仅是投入和硬件建设,不仅是办学规模和学生人数,更重要的是办学思想、理念、体制上的跨越。研究国际高等教育经验可以得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其中理念和体制的跨越特别关键。耶鲁大学的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教授曾撰文讲到,曾经作为西方文明珍珠的欧洲大陆的大学在二战后的一个时期由于体制问题而“令人惊讶地衰落下去了”。可见,德国的大学相对于英国,美国的大学相对于德国,都有过一个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程。当然,现在英国和德国的大学也都在不断前进,不断取得新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欧洲国家已经意识到其高等教育在二战后的一个时期存在的体制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跨越式发展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也有过先例。如果说北大在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和高等教育发展中,作出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贡献,也是由于北大经历了几个跨越发展的阶段。从1898年建校到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北大的发展状况并不是很乐观。学术气氛沉闷,学术水平很低,而且封建腐朽思想在校内蔓延。1916年蔡元培来到北大后,推动北大进行了一系列重要变革,领导这所大学实现了一个伟大的跨越发展,不仅推动了学校的改造,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改造与进步,使北大成为当时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正如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所说:“蔡元培所领导的新北大的出现,好像一座灯塔,使全国的人们看见了光明,认识了前途,看清了道路,获得了希望。”北大在50年代院系调整以后再一次实现了在当时条件下的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百年校庆后实施“985工程”以来,北大又同全国高等院校一道实现了一次新的跨越。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跨越式”发展尤其重要。“跨越式”发展就是通过改革创新,在办学理念、办学战略、用人制度和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突破原有的范式,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不仅努力在人才竞争和科技竞争中占领优势地位,而且在更深层次的竞争中,就是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我们的大学现在正努力从世界各地吸引人才,创造出相应的体制和环境,使他们能够真正地发挥出聪明才智和创新潜力。前些时候,我们调查了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教师的情况,他们觉得有时办事还是比较难,体制性约束较多,说明我们的大学体制改革和创新的任务还很繁重,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国际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改革创新和跨越式发展是创建一流大学的关键。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与发展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是密不可分的。前者是后者的载体。通过改革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不仅要体现在办学理念和体制机制上,还要体现在大学日常活动的操作对象上,即文化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这在世界一流大学中比比皆是,那些产生的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成果都是科学技术上的创新和跨越的结果。这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具有重要意义。丛中笑在《最可宝贵的跨越》一文中曾经这样记载:北京大学的王选院士说,1997年他看到一则报道,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于1956年回国后,建议中国先搞导弹,后研制飞机。当时有些同志觉得很奇怪,中国是不发达国家,飞机是西方国家已有30多年生产历史的成熟技术,我们也许可以赶人家;至于导弹,连美、苏当时都还没有洲际导弹,中国怎么有能力去发展呢?钱学森当时回答的很妙:“搞飞机难,搞导弹容易。”因为飞机载人,长期反复使用,中国基础工业薄弱,发动机、材料等一系列困难短时间解决不了,而且需要长时间的疲劳试验;导弹是一次性的,这点比飞机要容易得多,但导弹要准确命中目标,要有高超的制导方法和技术,而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是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攻克这些难题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钱学森的远见卓识。采用最新成果,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有时意味着用创新的设计,绕过常规方式发展会遇到的巨大困难,走一条高效益、事半功倍的捷径。这就是打破常规、改革创新的跨越式发展。和钱学森绕过飞机研制导弹一样,王选院士正是绕过了照排的二代机和三代机在机械、光学等方面的巨大技术困难,大胆选择了别人不敢想的第四代激光照排,才取得了成功。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要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种跨越式的发展精神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三、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以广阔的世界眼光和开放的心态,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
大学是人类文明之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大学的許多办学要素是跨国界流动的。没有世界的眼光,就不会真正理解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更谈不上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它必定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是一个深刻认识到学习的力量的民族。翻开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在全部的人类历史中,最令人惊异的莫过于古希腊文明的突然崛起。作为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文明源头的古希腊,为什么能够突然崛起?罗素接着写道,其实,早在古希腊文明崛起之前,文明的很多要素就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国远远早于古希腊。希腊文明的崛起主要是一个善于学习的结果,并在学习中借鉴、继承、提高和发展。
因此,我们要善于以清醒的头脑学习和借鉴国际上大学跨越式发展的经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以及国际上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切先进经验。美国的大学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是与他们善于学习密切相关的;美国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高等教育强国,与他们开放的心态是分不开的。哪个国家的东西好,就把它拿来,学习借鉴,并根据美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美国的大学不仅是学习了德国的洪堡办学思想,而且把这种办学思想制度化了。美国的大学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思想理念,体现于大学研究生院的制度建设之中,实现了从思想到制度的跨越。而提出“洪堡思想”的德国人在这方面却慢了一大步,德国大学最早的大学研究生院建立于1984年,比美国晚了一百多年。
蔡元培先生能够在北大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原因之一是他有广阔的世界眼光。他早年留学德国,并对欧美许多国家进行过深入的学术访问与考察。斯坦福大学校长来北大演讲的时候说,从一种特定的意义上讲,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在办学理念上与北大具有同源性。他指出,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缔造北大的重要人物,他留学德国多年,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深受德国大学的办学思想影响,他对北大的贡献与他的这种学术背景是不无关系的。世界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来中国两年多,其中很多时间是在北大讲学。回到美国后,他著文把北大的蔡元培和牛津、剑桥、哈佛、哥伦比亚的校长作比较。杜威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杜威的论断是中肯的。蔡元培领导北大实现了一个跨越,使得北大成为中国第一所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而且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改造与进步。这与他深刻的国际理解和开放的心态是分不开的。
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营造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
世界一流大学有一流的学术声誉,若干一流的学科,一流的教师队伍和若干全球公认的学术领军人物,一流的生源和一流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一流的科学研究成果,一流的管理运行机制以及强大的财政实力和物质技术基础,还有对国家和社会进步乃至对全人类发展的突出贡献。这些都是看得见的硬性指标。国际高等教育界对于这些指标基本上是认同的,尽管在如何测度这些指标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仅仅这些还是不够的,一流大学更重要的还需要一流的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一流的校园文化和软环境。目前,尽管我们对硬件建设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但是对一流大学应有的良好的学术风气、学术精神、大学文化的关注还不够。大学应该有一种精神,应该有一种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使得人们能够在这里对真理进行庄严无畏的追求,使大学能够通过不断的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去引领民族精神和社会进步。这些,仅靠硬件投入是不行的。
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杨振宁和黄昆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材料。杨振宁讲,即使在办学条件很艰苦的年代里,在西南联大的6年学习生涯对他的一生的影响都非常大。他说:“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良好风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不已。聯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六年时间里(1938～1944)培养起来的。诚然,后来我在芝加哥接触了前沿的研究课题,并特别受到费米(E·Feimi)教授风格的影响。但我对物理学中的某些方面的偏爱则是在昆明的岁月里形成的。”众所周知,包括当时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的校长们都有非常广阔的学术视野。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都对大学精神有深刻的理解,努力在艰苦的办学环境中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吸引和造就人才,发挥人才的潜力,培养年轻一代追求科学、追求真理。
对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应该做更深入的研究。在过去的近60年时间里,我们培养了多少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公认的大师级的人物?多少人文大师?多少科学大师?存在哪些成功经验和教训?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办学理念上,我们应该探讨如何形成更好的学术氛围和学术土壤,不但要能够吸引人才,而且要让人才成长并开花结果,不断产生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成果。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使得我们的大学能够对人类的思想进程,对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产生深远影响。国际经验表明,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是世界一流大学成功的基本前提。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的时候,读了一本美国教授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蒂斯(Herbert Gintis)写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Schooling n Capitalist America)。该书尖锐批评美国的教育,指出美国的教育实际上是再生产: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作者采用的分析方法可以说是非常“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左”的一本书,比我们这些人还“左”。美国大学能够容忍他们,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例子很多。在美国,这种政治上比较保守的大学能够允许这种非常“左”的观点大行其道,这和他们的大学精神有关,他们认为大学应该允许人们独立思考。这已经成为大学的一种学术原则。美国终身教职制度的形成,其最初的主要用意不是说学校先与受聘者签个三、五年的合同,然后看受聘者的表现是否是一流的教师和学者,才给他终身教职,而首先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国际学术界和科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在学术上光有民主还不行。民主的原则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在学术上一边是九个人一个观点,另一边是一个人一个观点,可也许最后证明那一个人的观点是对的,他拿诺贝尔奖,别人却拿不上。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上是很多的。所以,要保护学术自由,就要给学者以探求真理的空间,为他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这种大学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来创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总之,在培养追求真理和科学创新的大学精神和办学理念方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五、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发挥学校自身优势、办出特色(略)
(摘自《中国高等教育》2008年第24期,原文约12000字)
一、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改革开放时代最重要的强国战略
在当今世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竞争涉及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各个领域,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在这一竞争中,影响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大学。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后,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在国际竞争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要素,科学、知识、技术、人才等都是跨国界地流动着、组织着的。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要增強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实现科学发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意义非常深远。
可以说,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以其学术优势和科技优势为基础的。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说过,美国真正的实力并不在于造了多少汽车和飞机,而在于她是一个大学林立的国家,具有四千多所高等院校和上百所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2002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一次谈话中,也强调了美国大学在国际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美国大学在全世界高等教育中具有领导地位,吸引了世界各国大量优秀人才。据美国工程科学院1986年给美国政府的报告资料显示,1972年美国工程技术领域中35岁以下的年轻教授只有10%是外国人,而到1985年这个比例就上升到了55%,在工程技术领域中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外国人所占比例高达2/3。在这些来自国外的工程技术专家中,有75%的年轻教授都在申请美国的公民权。该报告指出,这对于美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及国际竞争力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美国政府在制定移民法规的时候一定要特别重视这一点。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功能之一就是汇聚各方面的杰出人才,探讨人类社会和科学发展的前沿。美国以其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从全世界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不仅从发展中国家吸引了大量拔尖人才,也从其他发达国家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据统计,欧洲国家每年去美国留学的青年学子中,有一半的优秀人才留在了美国。国际竞争力中的核心要素之一,即各个学科的拔尖创新的领军人物等都是跨国界流动的,他们倾向于流动到最有利于发挥他们效用的地方,而一流大学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学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因此,我们一定要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汇聚形成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各方面领军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措施。
从这个意义上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是也应该是一种国家战略、一种国家行为,必须由国家重点支持。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经比较含蓄地表达这样一种看法,就是当德国的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的时候,也是德国的国势在世界上最强的时候。他说:“显然,如果我们的大学停留在二流或三流的水平,德国就无法取得绝对一流的研究成就。现在德国没有任何一所高校能够与斯坦福、哈佛或美国、日本的其他一流高校抗衡。我这样说并非没有根据,因为我经常访问那些高校。从世界水平对比来看,现在德国没有任何一所高校拥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甚至魏玛时期德国高校那种声望。我们的高校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样,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一流大学发展的国家行为的特征。美国是第一个把国家安全同大学建设联系起来的国家。冷战时期,美国通过的最有深远影响的法案之一是1958年制定的《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美国朝野震动,作出的反应之一就是把国家安全与加强高等教育联系起来。《国防教育法》中有这样的话:“国会在这里宣告,国家安全要求充分发展全国青年男女的智力资源和技术技能;目前的紧急状况要求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机会;美国国防取决于掌握由复杂科学原理发展起来的现代技术,也取决于发展新原理、新技术和新知识。”这一段话,体现了他们作为一种国家行为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取向。
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要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我们必须建设能够代表中华民族发展特色和水平的世界一流大学,这应该成为国家战略。在世界历史上,无论是英国、德国、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大学的发展都是与一定的国家政策取向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的大学在总体上成为世界一流还是在二战以后。1900～1930年间,世界上92位诺贝尔奖得主中美国只有4人;到1941年底,全世界的12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中,只有10%左右在美国;而二战以后这几十年来,大部分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都在美国大学里学习或工作过。例如,从1989到1998这10年间,诺贝尔奖获得者数美国学者占了2/3。这与美国的国家科技政策与高等教育政策密切相关:即把一流大学的建设同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紧密地结合起来。美国通过其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囊括了世界上大量的优秀人才。因此,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环境下,在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并不是具体哪所学校的事情,而是涉及国家长远发展根本利益的关键战略问题。要真正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把这个问题提到更重要的高度来认识。1998年5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后,国家开始实施的“985工程”,使得中国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实现跨越式战略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现在的大学离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曾先后就读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先生,在2005年7月30日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问题。”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我们在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在建设,在发展,在前进;发达国家的大学也在建设,在发展,在前进。我们计划用20年达到一个什么标准,但是他们20年后可能会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他们现在前进的步伐并不比我们慢。一流大学的标准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这里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想真正赶上去,就必须比别人发展得更快,真正通过改革创新有一个“跨越式”发展,使得我们的一流大学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不断缩小,而不是越来越大。“跨越式”的发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尤其是在办学理念、办学思想、用人机制、管理体制和整个大学运行机制上的创新,这是实践跨越式发展的关键。
尽管不容易,但中国一流大学的跨越式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跨越式发展是原有的旧平衡的突破和新格局的形成。按照辩证法的思想,在特定意义和特定条件下,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因此,跨越式发展是规律性的东西。从中世纪第一所大学——意大利波隆那(Bologna)大学诞生到17世纪,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一直在意大利和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18世纪英国的大学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欧洲的老大学。而19世纪德国教育家洪堡(William van Humboldt)提出并在德国的大学中采取了新的教学科研相结合的思想,使得德国的大学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其他国家学者所向往的学术高地。就是在那个时候,美国学者开始了长达六七十年的留学德国的浪潮,为美国高等教育后来的跨越式发展、超越欧洲大学,奠定了基础。
19世纪以前德国的大学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但是在19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德国的大学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德国大学与当时的英国牛津、剑桥大学培养绅士的办学思想相比,在办学理念和大学制度上实现了跨越,即德国人提出的“洪堡思想”带来了大学实践上的创新。“洪堡思想”强调学术自由,强调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结合,强调人才培养的同时进行知识的创造,在办学思想上向前跨了一大步,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应地,德国的大学也就向前跨了一大步,成为非常好的大学。美国也是一样。现在几乎没有人不承认当今美国的著名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美国在19世纪,特别是1860年以后,学习德国洪堡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办学思想,并先于德国在大学里建立了强大的研究生院,这就把洪堡思想制度化了;而这种制度又内化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一种共享的价值观,从而又实现了制度的思想化。这就是一种跨越。这种跨越给美国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从1860年到1900年这40年对美国来说是很重要的。接下来的40年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巩固成形时期”(Formative Period),为其下一步跨越式发展做好了准备。跨越式发展也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在美国这么有经济实力的国家,也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美国是通过对教育的大量投入才实现今日大学的一流地位的。1862年《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使得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增加了很多。在1900年实现第一个40年跨越式发展之后,从1900到1940年的40年中,美国的大学还没有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取得世界领先水平。美国的大学真正取得世界一流地位还是在第二个跨越时期,即二战以及二战以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The Rise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这本书,描述分析了美国大学崛起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美国大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经历了一个不断跨越的漫长过程。其中第二步跨越是很要紧,是与国家战略有密切关系的。这种跨越不仅是投入和硬件建设,不仅是办学规模和学生人数,更重要的是办学思想、理念、体制上的跨越。研究国际高等教育经验可以得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其中理念和体制的跨越特别关键。耶鲁大学的亨利·汉斯曼(Henry Hansmann)教授曾撰文讲到,曾经作为西方文明珍珠的欧洲大陆的大学在二战后的一个时期由于体制问题而“令人惊讶地衰落下去了”。可见,德国的大学相对于英国,美国的大学相对于德国,都有过一个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程。当然,现在英国和德国的大学也都在不断前进,不断取得新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欧洲国家已经意识到其高等教育在二战后的一个时期存在的体制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跨越式发展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也有过先例。如果说北大在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和高等教育发展中,作出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贡献,也是由于北大经历了几个跨越发展的阶段。从1898年建校到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北大的发展状况并不是很乐观。学术气氛沉闷,学术水平很低,而且封建腐朽思想在校内蔓延。1916年蔡元培来到北大后,推动北大进行了一系列重要变革,领导这所大学实现了一个伟大的跨越发展,不仅推动了学校的改造,也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改造与进步,使北大成为当时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正如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所说:“蔡元培所领导的新北大的出现,好像一座灯塔,使全国的人们看见了光明,认识了前途,看清了道路,获得了希望。”北大在50年代院系调整以后再一次实现了在当时条件下的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百年校庆后实施“985工程”以来,北大又同全国高等院校一道实现了一次新的跨越。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大学,“跨越式”发展尤其重要。“跨越式”发展就是通过改革创新,在办学理念、办学战略、用人制度和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突破原有的范式,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不仅努力在人才竞争和科技竞争中占领优势地位,而且在更深层次的竞争中,就是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我们的大学现在正努力从世界各地吸引人才,创造出相应的体制和环境,使他们能够真正地发挥出聪明才智和创新潜力。前些时候,我们调查了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教师的情况,他们觉得有时办事还是比较难,体制性约束较多,说明我们的大学体制改革和创新的任务还很繁重,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国际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改革创新和跨越式发展是创建一流大学的关键。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与发展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是密不可分的。前者是后者的载体。通过改革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不仅要体现在办学理念和体制机制上,还要体现在大学日常活动的操作对象上,即文化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这在世界一流大学中比比皆是,那些产生的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成果都是科学技术上的创新和跨越的结果。这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具有重要意义。丛中笑在《最可宝贵的跨越》一文中曾经这样记载:北京大学的王选院士说,1997年他看到一则报道,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于1956年回国后,建议中国先搞导弹,后研制飞机。当时有些同志觉得很奇怪,中国是不发达国家,飞机是西方国家已有30多年生产历史的成熟技术,我们也许可以赶人家;至于导弹,连美、苏当时都还没有洲际导弹,中国怎么有能力去发展呢?钱学森当时回答的很妙:“搞飞机难,搞导弹容易。”因为飞机载人,长期反复使用,中国基础工业薄弱,发动机、材料等一系列困难短时间解决不了,而且需要长时间的疲劳试验;导弹是一次性的,这点比飞机要容易得多,但导弹要准确命中目标,要有高超的制导方法和技术,而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是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攻克这些难题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钱学森的远见卓识。采用最新成果,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有时意味着用创新的设计,绕过常规方式发展会遇到的巨大困难,走一条高效益、事半功倍的捷径。这就是打破常规、改革创新的跨越式发展。和钱学森绕过飞机研制导弹一样,王选院士正是绕过了照排的二代机和三代机在机械、光学等方面的巨大技术困难,大胆选择了别人不敢想的第四代激光照排,才取得了成功。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要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种跨越式的发展精神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三、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以广阔的世界眼光和开放的心态,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
大学是人类文明之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大学的許多办学要素是跨国界流动的。没有世界的眼光,就不会真正理解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更谈不上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它必定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是一个深刻认识到学习的力量的民族。翻开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在全部的人类历史中,最令人惊异的莫过于古希腊文明的突然崛起。作为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文明源头的古希腊,为什么能够突然崛起?罗素接着写道,其实,早在古希腊文明崛起之前,文明的很多要素就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国远远早于古希腊。希腊文明的崛起主要是一个善于学习的结果,并在学习中借鉴、继承、提高和发展。
因此,我们要善于以清醒的头脑学习和借鉴国际上大学跨越式发展的经验,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以及国际上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切先进经验。美国的大学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是与他们善于学习密切相关的;美国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高等教育强国,与他们开放的心态是分不开的。哪个国家的东西好,就把它拿来,学习借鉴,并根据美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美国的大学不仅是学习了德国的洪堡办学思想,而且把这种办学思想制度化了。美国的大学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思想理念,体现于大学研究生院的制度建设之中,实现了从思想到制度的跨越。而提出“洪堡思想”的德国人在这方面却慢了一大步,德国大学最早的大学研究生院建立于1984年,比美国晚了一百多年。
蔡元培先生能够在北大的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原因之一是他有广阔的世界眼光。他早年留学德国,并对欧美许多国家进行过深入的学术访问与考察。斯坦福大学校长来北大演讲的时候说,从一种特定的意义上讲,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在办学理念上与北大具有同源性。他指出,蔡元培先生可以说是缔造北大的重要人物,他留学德国多年,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深受德国大学的办学思想影响,他对北大的贡献与他的这种学术背景是不无关系的。世界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来中国两年多,其中很多时间是在北大讲学。回到美国后,他著文把北大的蔡元培和牛津、剑桥、哈佛、哥伦比亚的校长作比较。杜威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杜威的论断是中肯的。蔡元培领导北大实现了一个跨越,使得北大成为中国第一所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而且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改造与进步。这与他深刻的国际理解和开放的心态是分不开的。
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营造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
世界一流大学有一流的学术声誉,若干一流的学科,一流的教师队伍和若干全球公认的学术领军人物,一流的生源和一流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一流的科学研究成果,一流的管理运行机制以及强大的财政实力和物质技术基础,还有对国家和社会进步乃至对全人类发展的突出贡献。这些都是看得见的硬性指标。国际高等教育界对于这些指标基本上是认同的,尽管在如何测度这些指标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仅仅这些还是不够的,一流大学更重要的还需要一流的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一流的校园文化和软环境。目前,尽管我们对硬件建设给予了应有的重视,但是对一流大学应有的良好的学术风气、学术精神、大学文化的关注还不够。大学应该有一种精神,应该有一种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使得人们能够在这里对真理进行庄严无畏的追求,使大学能够通过不断的人才培养、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去引领民族精神和社会进步。这些,仅靠硬件投入是不行的。
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杨振宁和黄昆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材料。杨振宁讲,即使在办学条件很艰苦的年代里,在西南联大的6年学习生涯对他的一生的影响都非常大。他说:“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良好风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不已。聯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六年时间里(1938～1944)培养起来的。诚然,后来我在芝加哥接触了前沿的研究课题,并特别受到费米(E·Feimi)教授风格的影响。但我对物理学中的某些方面的偏爱则是在昆明的岁月里形成的。”众所周知,包括当时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的校长们都有非常广阔的学术视野。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都对大学精神有深刻的理解,努力在艰苦的办学环境中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吸引和造就人才,发挥人才的潜力,培养年轻一代追求科学、追求真理。
对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应该做更深入的研究。在过去的近60年时间里,我们培养了多少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公认的大师级的人物?多少人文大师?多少科学大师?存在哪些成功经验和教训?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办学理念上,我们应该探讨如何形成更好的学术氛围和学术土壤,不但要能够吸引人才,而且要让人才成长并开花结果,不断产生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成果。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使得我们的大学能够对人类的思想进程,对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产生深远影响。国际经验表明,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是世界一流大学成功的基本前提。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的时候,读了一本美国教授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蒂斯(Herbert Gintis)写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Schooling n Capitalist America)。该书尖锐批评美国的教育,指出美国的教育实际上是再生产: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作者采用的分析方法可以说是非常“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左”的一本书,比我们这些人还“左”。美国大学能够容忍他们,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例子很多。在美国,这种政治上比较保守的大学能够允许这种非常“左”的观点大行其道,这和他们的大学精神有关,他们认为大学应该允许人们独立思考。这已经成为大学的一种学术原则。美国终身教职制度的形成,其最初的主要用意不是说学校先与受聘者签个三、五年的合同,然后看受聘者的表现是否是一流的教师和学者,才给他终身教职,而首先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国际学术界和科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在学术上光有民主还不行。民主的原则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在学术上一边是九个人一个观点,另一边是一个人一个观点,可也许最后证明那一个人的观点是对的,他拿诺贝尔奖,别人却拿不上。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上是很多的。所以,要保护学术自由,就要给学者以探求真理的空间,为他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这种大学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来创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总之,在培养追求真理和科学创新的大学精神和办学理念方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五、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发挥学校自身优势、办出特色(略)
(摘自《中国高等教育》2008年第24期,原文约12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