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留下了辉煌的成就。无论是商周精美庄重的青铜器还是磅礴大气的秦始皇兵马俑，亦或朴拙生动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无一不让人叹为观止，而姿态各异、博大雄浑的石窟寺造像群无疑也是这浩瀚艺术海洋中不可多的的瑰宝。
　　最早的石窟寺起源于古印度，随着佛教的东进传入了我国。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和文物考古论证，我国最早的石窟寺大约开始于公元4世纪左右，虽然说法莫衷一是难以考证，但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和库木吐拉千佛洞目前普遍被认为是中国境内开凿最早的石窟。根据留存石窟内的武周圣历元年，即698年的《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龛记》记载，敦煌莫高窟成为有明确文献佐证的最早石窟——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而山西炳灵寺石窟则保留了最早的有准确年代的石窟题记——“建弘元年（公元420年）岁在玄枵萨月廿四日造”，即五胡十六国的西秦时期。东晋南北朝以后，石窟寺的开凿修建也随着佛教与中华文化日渐融合后的盛行以及统治者的大力提倡遍及全国。当然，道教的石窟也并非没有，但屈指可数，年代也较晚，在此并不多做赘述。
　　虽然经历战争的破环、历代毁佛运动和自然的侵蚀，但如今依然留存下了大量的珍贵遗迹。西起洋溢着龟兹古风的新疆石窟，穿过交融了东西方神韵的河西陇东石窟长驱直入中原腹地，这里的石窟多为皇家倾力修建，毕现帝王风范。另外东至辽宁万佛堂、北达内蒙阿尔寨、南到川藏滇桂富有地方色彩的石窟，石窟遗迹如断线珍珠星星落落散落于神州山川之间。我国现存的石窟寺无论是从数量、分布、保存程度等方面都已超过了作为发源地的印度，千年以来开凿石窟的热情可见一斑。


　　不同于青铜器兵马俑等年代烙印深刻的传世名作，石窟雕塑艺术经历了绵延数朝数代的变化发展，从最初的西秦到清初都有留存的造像。加之地域上的大跨度，各个朝代地域的造像都有不同的特点，但又兼有传承影响，呈现出了丰富多变的特点。由于受到佛教东进的影响早晚有别，因而各个地区在在同一时代呈现的造像特征并不尽相同，但就演变过程总体而言还是有着相似的脉络可循。早期造像得以完整保留的极少，但依然可以从体态上看到印度佛像中犍陀罗和马图拉风格的影子，而衣纹趋向综合样式，融入了早期工匠的表达手法。魏晋是石窟艺术重要起兴的朝代，许多著名石窟都兴始于此时。这个时期的佛像造像逐步脱离了印度佛像的影响，本土风格日渐浓重。早期的造像夹带着西域的健美庄重，衣薄贴体，深得“曹衣出水”的神髓；后期则在士大夫文化艺术和统治阶级的汉化政策的作用下出现了“秀骨清相”的造型特点，服饰方面也向着浮雕表现的宽袍大袖的儒装转变。隋代和初唐的造像还部分保留了六国时期面目清秀的特点，中期之后则一扫苦闷表情，造像日渐丰腴。及至盛唐可说是石窟雕塑一个巅峰时期，无论从造像群的组合还是塑造手法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个时期的佛像多梳水波纹发髻，面盘圆润，双目微微低垂，显得慈善祥和。菩萨像则腰肢柔软呈“S”型扭动，缨络袈裟精美，紧裹身体的衣纹似乎还有“曹衣出水”的遗风。到了晚唐，菩萨的造像更是融入了贵妇的形象，世俗化的影响微现端倪。宋元在唐朝末年的长期战乱之后对石窟开凿之风又起。这个时期的石窟造像内容上因世俗需要扩展了许多，加入了民间故事，观音菩萨逐渐转为女身，罗汉造像也日渐增多。造像风格上趋向人性化，重视细节，在写实和揣摩人物心理塑造人物个性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到了明清时期，更多的注意力被放到了寺庙雕塑和日常用品上，多是对原有的石窟进行翻修，偶有新作依然延续了宋代的写实风格，但数量甚少，石窟艺术逐渐走向没落的尾声。


　　在诸多石窟寺之中，甘肃敦煌的莫高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还有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被奉为我国的四大名窟。其中敦煌的彩绘壁画名扬海内外；大同云冈以壮丽雄伟的摩崖雕刻见长，但略有遗憾的是破坏较严重；而麦积山则以其精美绝伦又保存相对完好的塑像名震天下。由于地质原因，麦积山上的雕塑多是以在参杂了棉花、稻草等纤维物的泥土塑形赋彩而成。易塑性强，可粗狂可细致，是作为古代雕塑，尤其是泥塑造型研究的理想对象。
　　麦积山因其“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农家积麦之状”而得名，位于有“小江南”之称的天水市郊。山峦周围林木叠嶂郁郁葱葱，自古便有“秦地林泉之冠”的美名。来到麦积山的山脚下抬头仰望，很难不被遍布山体密如蜂房，大小错落的佛窟所震撼。离地142米高的山体拔地而起，陡峭的岩壁上栈道蜿蜒飞架，连接着现存的东西两崖佛窟共计194个，其中大小造像7200多身，壁画1300多平方。相传麦积山石窟开凿于后秦，经历了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1000多年的开凿或重修，其中北魏、西魏、北周三代修建尤甚，尺寸上至15米有余下至不足30厘米，各个时期皆有珍品留存，十分难得。因此，麦积山石窟又被雕塑大师刘开渠先生称之为“东方雕塑博物馆”。


　　一进入麦积山就能很难不被东崖上的13窟摩崖造像所吸引。在窟龛较少的东崖三尊10多米高的佛像依山崖而塑，对应着西崖的“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音和大势至菩萨）相当醒目。这也是麦积山中最大的一组雕塑，其中主佛高约17米，两旁的协侍菩萨高约13米，最初为隋代所造，如今所见则是南宋绍兴年间修缮的结果。佛像是以石胎泥塑的方法建成，由于麦积山的山体的石质比较松散不易雕刻，故先在山崖表面凿出造像的外形，并打入木桩做支撑，而后通体敷泥精塑。三尊大佛保留了隋代的风格特点。主佛塑像造型简洁，躯体健壮，细眉大眼，螺发覆盖头顶，清晰而排列整齐，耳垂极长，袈裟自双肩垂下，荡于胸前。其眼帘俯视微垂，观照大千，虽然从侧面看有些扁平，但却也不伤其雄浑的厚实感。两旁的菩萨脸庞方圆，鼻梁挺直，体态丰润，衣巾贴身。三尊雕塑的衣纹都呈浅阶梯式，但刻画较写实，由此也可窥见南宋重塑的痕迹。 　　北魏时期的佛龛在麦积山现存石窟中比例最大，多达80余个，几乎占了半数，是麦积山雕塑辉煌成就的重要代表。开凿与北魏中期的121窟中的雕塑更是个中翘楚，在石窟角隅的菩萨和螺髻弟子（比丘）像十分典型。虽然宋代有过重修，但是却很好地保留了北魏雕塑的风韵。人物的面容清瘦，比例修长，潇洒清俊，面带微笑，褒衣博带，庄重严肃的宗教气息褪去，而更加贴近文人雅客的士大夫形象。菩萨头顶用带束起发髻，身体微微前倾，低眉颔首，上身内着交领衫，肩披长帛巾飘飘然交叉垂于裙前，下身着宽大长裙，中间系有腰带，身形窈窕。边上的弟子头束螺旋高髻，双耳较长，双手合十，谦恭有礼，身披袈裟，下身着裙，宽袍大袖上的阴刻衣纹如行云流水般流畅，给安静的雕塑带了了些许动感。两尊雕塑上身紧靠，似在低语，贴近现实。雕塑体量有限，但表现出的请求无限，创作者圆熟洗练的技法令人赞叹。
　　麦积山上除了大型摩崖和中小型的圆雕，为数不多的浮雕和造像碑也十分精妙。在被成为“上七佛阁”的麦积山第4窟的壁廊和133窟的造像碑都是极好的例子。作为麦积山规模最大的石窟修建于北周是个富丽堂皇的崖阁窟，殿堂宽7间，殿前有敞亮的前廊，前廊后壁设7个大龛，龛间雕有天龙八部，人物均以浮雕成像，怒目圆睁，相貌狰狞，身着铠甲，孔武有力，威严可畏。而龛楣上的的飞天也很传神，其头部和手足施以极薄的泥巴塑成，装饰和衣物则彩绘而就，立体感很强。这种塑画结合的方法使得绘画、雕塑、建筑相互配合，交相辉映，让整个前廊散发出非凡的魅力。133窟现存18块造像碑，多带有叙事成分，记录了佛主生平的10号造像碑尤为宝贵。碑体通高137厘米，花岗岩凿成，按情节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三段中间醒目位置皆刻有说法像，四周不大的面积上雕刻了“佛如涅槃”、“深山说法”、“降服外道”等数十个本身故事，布局合理，安排十分巧妙，方寸之间尽显惊世技艺。
　　石窟艺术瑰丽多姿，却命途多舛，几经起伏。清末民初直到20世纪之初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雕塑无论是在研究还是在创作上都出现了断层，之后大量引进了西方的雕塑观念和制作方法，又传统雕塑一度受到冷落，位置相对偏远的石窟更是陷入了沉寂。现在，当我们回头重新审视这些千百年积淀流传下来的遗迹时不仅仅会为它们精湛的技法、璀璨夺目造型所惊叹，更为其中包蕴的博大气度和内在神韵所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