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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晋书》载， 齐梁时休宁人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漆等土产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文房四宝闻世。徽商以敏锐的创业眼光，进取的人生态度，诚信的处世风格，合作的人际关系，超前的契约意识而著称，尤以“徽骆驼”与“绩溪牛”闻名天下。
徽商精神 闻名遐迩
卫国安民的爱国精神，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度势趋时的竞争精神，惠而不费的勤俭精神，以义制利的奉献精神，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以众帮众的团队精神，敬业精神，是徽商现代视角的精神文明写照。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歙县）的一半，人称“祝半州”。
资本雄厚的大商人，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超过此数。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受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影响，连年亏损。
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
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徽商特点 儒学风度
徽商从事经营、长途贩运、创办实体产业。休宁商人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在芜湖开设染纸厂，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一些富商巨贾，委有代理人和副手，使用奴仆营商，行贾四方。在经营中，注重人才，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种类。
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为常。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相互接托。除了以“急公议叙”、“捐納”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从而成为官商。
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徽州，既是一个徽民“以贾代耕”、“寄命于商”的商贾活跃之区，又是一个“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风昌盛之乡。在历史上，贾与儒密切联结，成为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传统世代的儒化徽商，一方面促进了徽州故地的儒学繁荣；一方面反过来借助于儒学，对徽商的商业活动，产生了深刻历史影响。
一则源自商业发展的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与货币错综交织，供求关系变化万端，经营者须有相关的商业知识和社会知识，才能正确分析和把握市场形势，当机立断以获厚利。随着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同行业之间、各行业之间，交往关系日益密切，需要商人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才干，方能在商海中大显身手。如此，从贾就要与业儒结下不解之缘。
二则源自商人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州素称“礼让之国”，在宋代新安理学兴盛之后，崇儒重学的风气日益炽烈，社会环境致使徽商潜移默化地受到熏染和影响，徽商自幼接受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立身行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指南。
明代歙商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做生意间隙时阅读。他每到一个地方，商务余暇当即拜会该地文人学士，与其结伴游山玩水、唱和应对，留下了大量篇章。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认识郑作的人，背后议论说：他虽然是一个商人，但实在不像商人样子。
“徽骆驼”与“绩溪牛”
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四面群山环绕，层峦迭嶂，河流交叉，风景优美。长期以来，它一直处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独立的民俗单元，形成了独特的风俗和民情。
这里可耕土地非常之少，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即使是耕地，也是土质非常差，“骍刚而不化”，不适宜于耕种。遇到雨水丰富的季节，山洪暴发，耕地淹没，庄稼被洪水横扫一空；到雨水稀少的季节，耕地缺水干涸龟裂，只要有十天不下雨，山民就要仰天长呼，求神祈祷下雨。明清时期，人口迅速增加，大大超过了有限耕地的承载力，地少人多的矛盾日益严重。
正是地少人多，农耕环境恶劣，造就了一群群 “徽骆驼”和“绩溪牛”。“徽骆驼”和“绩溪牛”指的是走出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州商人。以骆驼和牛来形容，一方面说明徽商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指徽商具有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徽商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骆驼和牛是人们所熟知的两种哺乳动物。在风尘弥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骆驼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园阡陌、春耕秋耨的农耕地带，牛是人的得力助手。日久天长，在人们眼中，骆驼和牛便象征着吃苦耐劳和勤恳努力，体现了敬业、执著、拼搏、进取、友爱、和谐等优秀品质。
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利用竞争对手，凭借自身实力，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徽商垄断。一首绩溪民谣唱道：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相互提携自然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
徽商凭着特有的徽商精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徽商精神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被现代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环境远比明清优越。所以徽商精神依然值得我们民企探究、学习和借鉴。
徽商精神 闻名遐迩
卫国安民的爱国精神，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度势趋时的竞争精神，惠而不费的勤俭精神，以义制利的奉献精神，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以众帮众的团队精神，敬业精神，是徽商现代视角的精神文明写照。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歙县）的一半，人称“祝半州”。
资本雄厚的大商人，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超过此数。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受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影响，连年亏损。
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古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给皖南徽州送来了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路。
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宗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明清是我国商品经济较发展的时期，明清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这是徽商鼎盛之时。
徽商特点 儒学风度
徽商从事经营、长途贩运、创办实体产业。休宁商人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在芜湖开设染纸厂，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一些富商巨贾，委有代理人和副手，使用奴仆营商，行贾四方。在经营中，注重人才，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种类。
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为常。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相互接托。除了以“急公议叙”、“捐納”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从而成为官商。
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徽州，既是一个徽民“以贾代耕”、“寄命于商”的商贾活跃之区，又是一个“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风昌盛之乡。在历史上，贾与儒密切联结，成为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传统世代的儒化徽商，一方面促进了徽州故地的儒学繁荣；一方面反过来借助于儒学，对徽商的商业活动，产生了深刻历史影响。
一则源自商业发展的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与货币错综交织，供求关系变化万端，经营者须有相关的商业知识和社会知识，才能正确分析和把握市场形势，当机立断以获厚利。随着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同行业之间、各行业之间，交往关系日益密切，需要商人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才干，方能在商海中大显身手。如此，从贾就要与业儒结下不解之缘。
二则源自商人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州素称“礼让之国”，在宋代新安理学兴盛之后，崇儒重学的风气日益炽烈，社会环境致使徽商潜移默化地受到熏染和影响，徽商自幼接受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立身行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指南。
明代歙商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做生意间隙时阅读。他每到一个地方，商务余暇当即拜会该地文人学士，与其结伴游山玩水、唱和应对，留下了大量篇章。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认识郑作的人，背后议论说：他虽然是一个商人，但实在不像商人样子。
“徽骆驼”与“绩溪牛”
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四面群山环绕，层峦迭嶂，河流交叉，风景优美。长期以来，它一直处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独立的民俗单元，形成了独特的风俗和民情。
这里可耕土地非常之少，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即使是耕地，也是土质非常差，“骍刚而不化”，不适宜于耕种。遇到雨水丰富的季节，山洪暴发，耕地淹没，庄稼被洪水横扫一空；到雨水稀少的季节，耕地缺水干涸龟裂，只要有十天不下雨，山民就要仰天长呼，求神祈祷下雨。明清时期，人口迅速增加，大大超过了有限耕地的承载力，地少人多的矛盾日益严重。
正是地少人多，农耕环境恶劣，造就了一群群 “徽骆驼”和“绩溪牛”。“徽骆驼”和“绩溪牛”指的是走出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州商人。以骆驼和牛来形容，一方面说明徽商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指徽商具有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徽商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骆驼和牛是人们所熟知的两种哺乳动物。在风尘弥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骆驼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园阡陌、春耕秋耨的农耕地带，牛是人的得力助手。日久天长，在人们眼中，骆驼和牛便象征着吃苦耐劳和勤恳努力，体现了敬业、执著、拼搏、进取、友爱、和谐等优秀品质。
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利用竞争对手，凭借自身实力，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徽商垄断。一首绩溪民谣唱道：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相互提携自然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
徽商凭着特有的徽商精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徽商精神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被现代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环境远比明清优越。所以徽商精神依然值得我们民企探究、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