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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世界语运动
近代中国的领袖人物是敢于作梦的。
从康有为的“大同”到梁启超的“新民”，孙中山的“民国”，陈独秀的“新青年”，胡适的白话文，以至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在在都呈现了一班年轻人追求理想的勇迈和豪情。
在这些梦里，有的是残梦，有的是恶梦，当然，也有的美梦成真。但真正在“太虚幻境”中神游的一场春梦却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提倡的世界语。
早在十七世纪，欧洲已有人提出世界语的这个概念。据一般估计，到目前已有不下七百种的人造语言被拿来做为世界语的实验。其中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不采用任何现存的语言，而完全另制一套符号与发音系统及语法规则，我且把这种人造的语言翻译为“破空语”(A Priori)，十七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就曾为这种“语言”提出过构想。另一种人造语言则是混和采用现有语言中的若干发音和语法的结构，而使它成为一种似英、似法、似德而又非英、非法、非德的“四不像”语言，我们可以把这种人造语言叫做“后成语”(A Posteriori)
在“后成语”之中，以一八八七年由波兰人柴门霍夫(Ludwig Lazarus Zamenhof，1859—1917)所制定的Esperanto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二十世纪初年在中国推行的，正是Esperanto。Esperanto是柴门霍夫在发表这个语言时所用的笔名，Doktoro Esperanto原意是“企盼者”(One who hopes)，亦即“希望”之语。
柴氏出生于当时由俄人统治的波兰，境内居民同时使用德语、俄语、波兰语、犹太语(Yiddish)及立陶宛等语。他自小身受不同语言之苦，立志要创立一种能为全人类所共同使用的语言。他所制定的Esperanto是以多种欧洲语言做为基础，并将它规范化，如所有的名词都以“o”结尾，形容词都以“a”结尾，而副词则以“e”结尾。这个人造语言最大的特色是极为规范，而没有任何语法规则上的例外。
根据二十年代一些讨论世界语的文字，都说世界语简单易学，有的人甚至说用世界语来做一般的交谈，只需一、两百小时的学习。我虽没学过世界语，但也学过几种外语，而和英语奋战的时间则尤其长。在我看来，世界语无论如何规范，对中国人而言，它仍旧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外语”，而学习外语，少有能简单速成的。
在二十年代那样经济、交通和教育的条件下。处处是文盲和方言，即使提倡说普通话，写汉字都是难乎其难，而竟想一跃而提倡一个人为的，虚幻的世界语来取代汉语汉字，这不是梦，又是什么？
钱玄同在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五卷二号上，有如下一段话，最可以代表当时提倡世界语者对未来的一种幻想：
国语既不足以记载新文明，改用某种外国语文又非尽善尽美的办法，则除了改用Esperanto，实无别法。况Esperanto是改良的欧洲文字；世界上既有这样一位大慈大悲的Zamenhof制造这种精美完善的文字，我中国人诚能弃其野蛮不适用的旧文字而用之，正如脱去极累坠(原文如此)的峨冠博带古装，而穿极便利之短衣窄袖新装也。
从这种对世界语过份美好的憧憬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大同怀抱着近乎幼稚的热切追求，但另一方面却也能看到这些人对祖国语言文字的轻蔑和卑视。而最大的讽刺是世界语的创始者柴门霍夫在一八八七年制定世界语时，根本没把亚洲语言考虑在内。换句话说，柴氏眼中的所谓“世界”完全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至于亚、非那全是“化外”。中国人而提倡柴氏所制定的世界语，就一定的意义来说，只是一厢情愿，迫不及待的将自己由“化外”拉进“化内”，希望能被视为“世界”之一员而已。
在种种西化或世界化的过程中，没有比世界语运动更能触及中国固有文化的核心；然而，也没有比世界语运动更“虚晃一招”，而不收任何实效。
这两句看似矛盾的论断，实际上是互相发明的。因为语言文字是一个文化中最保守、最基本的成份，任何在语言和文字上的改变都将是最根本的改变。然而，又因为语言文字是经过长时期演变而约定俗成的一种规范和交通工具，任何变革都需要广大老百姓长时期的参与、实践与认同。没有广大群众参与的语文运动，都不免只是学者专家在书斋中的梦呓。
当时提倡世界语的健将如蔡元培、吴稚晖、钱玄同都诚心的相信Esperanto有一天会成为全人类共用的一个语言，钱玄同在他《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甚至主张废灭汉语、汉文而径用世界语取代之。这未免太小看拥有数亿人口的汉语和有数千年历史的汉字了。
也正是从这样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的精英(elite)特质，当时北大文学院中的那几位教授和《新青年》的编辑先生实在并不曾把小老百姓的需要放在眼里。教授和编辑相互之间或许有用世界语的一天，但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呢？莫说世界语，就是说普通话写汉字，都是遥不可及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倡世界语，何止是隔靴搔痒，简直是痴人说梦。
在中国提倡世界语的另一个绝大讽刺是几乎所有鼓吹世界语的文章都是用汉字写成的。世界语之不能成为“大众媒体”岂不显然。
世界语的理想尽管高远，奈何世界上没有以“世界语”为母语的人。一种无人作为母语的“语言”，那只是少数人发明的符号和规则，那是真正的“死文字”、“死语言”。
用个比较浅近的比喻，当年推行国语，如果制定的国语是北京话、吴语、粤语、闽语各种方言的一个混合体，这样的“国语”，表面上看来，照顾到了各个方言地区的老百姓，而实际上却只是一个虚幻，何来这样的一种语言。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虚幻的人造语言却让不少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之神魂颠倒达数十年之久！最好的例子就是著名的小说作家巴金。
巴金在五四前后就开始学习世界语，往后六、七十年之间，他对世界语的发展，始终保持着相当的关切和兴趣，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还抽空看看世界语的书。
一九八○年，他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第六十五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回国后，写了一篇后记，收录在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中，在这篇冠题“世界语”的短文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早年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到了年近八十，依旧对世界语抱着无穷的信心和充满浪漫的幻想，说：“经过这次大会，我对世界语的信念更加坚强了。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体人类公用的语言。”(页84)
我看了这篇短文以后，一方面觉得这位当年勇于批判旧家庭制度的小说作家，到了垂暮之年，依然对世界语一往情深，他的浪漫情怀，老而弥笃，这是可佩的；但另一方面，我又不能不感到有些伤心，有些失望，怎么巴老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始终停留在少年“觉慧”在小说《家》中的境界呢。到了一九八○年，居然还坚信“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体人类公用的语言”。
Esperanto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始终不曾从“死文字”转化到“活语言”，因此也就一直摆脱不了少数人在“沙龙”或“俱乐部”中“嗜好”(hobby)的形象。说穿了，也无非只是一些人们在桃花源中，过着“不知有汉”的日子。Esperanto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了！
鲁迅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通信”栏内，以“唐俟”的笔名发表了《渡河与引路》的短文，表明他对世界语的态度。因为他相信“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基于这个信念，他并不反对世界语。至于将来的世界语是否即是柴门霍夫所制定的Esperanto，他则不敢断言，这样的主张，比起钱玄同废灭汉语、汉文而径以世界语取代之的态度要客观冷静的多。
在同一篇短文里，鲁迅把“学Esperanto”和“学Esperanto的精神”分为两件事，这是极有见地的。今天我们回看当年提倡世界语的运动，也应当把它分为这两部份。
本文对“学Esperanto”这件事，是有批评的，认为这是荒诞不经的空谈。但是对“学Esperanto的精神”却是肯定的。这正如康有为在柴门霍夫制定世界语的前三年(一八八四)，写了他的《大同书》。《大同书》在今天看来有许多荒谬的思想，但那种对人类苦痛和不平所表现出来的悲悯，却又是极值得我们佩服的。
提倡世界语诸公的那种放眼世界，胸怀全人类的胸襟，虽然大而无当，但却很有点康有为“去国界合大地”，“去种界同人类”的宗教情操，其胸襟之大，眼光之远，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都值得一书。
我每看中国近代史上这段语文改革的历史，总让我有相当的感慨，而想起了“红尘多少奇才，青史几番春梦”的联句。从一八九二年卢戆章的“切音新字”到王照的“官话字母”，到劳乃宣的“简字”，到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以至于而今仍在台湾使用的“注音符号”，在在都是奇才们努力奋斗的结果。今天我们能用汉字写普通话的这个简单事实，看来也许稀松平常，但却是得来不易啊！
一九九五年五月五日于普林斯顿
近代中国的领袖人物是敢于作梦的。
从康有为的“大同”到梁启超的“新民”，孙中山的“民国”，陈独秀的“新青年”，胡适的白话文，以至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在在都呈现了一班年轻人追求理想的勇迈和豪情。
在这些梦里，有的是残梦，有的是恶梦，当然，也有的美梦成真。但真正在“太虚幻境”中神游的一场春梦却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提倡的世界语。
早在十七世纪，欧洲已有人提出世界语的这个概念。据一般估计，到目前已有不下七百种的人造语言被拿来做为世界语的实验。其中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不采用任何现存的语言，而完全另制一套符号与发音系统及语法规则，我且把这种人造的语言翻译为“破空语”(A Priori)，十七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René Descartes，1596—1650)就曾为这种“语言”提出过构想。另一种人造语言则是混和采用现有语言中的若干发音和语法的结构，而使它成为一种似英、似法、似德而又非英、非法、非德的“四不像”语言，我们可以把这种人造语言叫做“后成语”(A Posteriori)
在“后成语”之中，以一八八七年由波兰人柴门霍夫(Ludwig Lazarus Zamenhof，1859—1917)所制定的Esperanto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二十世纪初年在中国推行的，正是Esperanto。Esperanto是柴门霍夫在发表这个语言时所用的笔名，Doktoro Esperanto原意是“企盼者”(One who hopes)，亦即“希望”之语。
柴氏出生于当时由俄人统治的波兰，境内居民同时使用德语、俄语、波兰语、犹太语(Yiddish)及立陶宛等语。他自小身受不同语言之苦，立志要创立一种能为全人类所共同使用的语言。他所制定的Esperanto是以多种欧洲语言做为基础，并将它规范化，如所有的名词都以“o”结尾，形容词都以“a”结尾，而副词则以“e”结尾。这个人造语言最大的特色是极为规范，而没有任何语法规则上的例外。
根据二十年代一些讨论世界语的文字，都说世界语简单易学，有的人甚至说用世界语来做一般的交谈，只需一、两百小时的学习。我虽没学过世界语，但也学过几种外语，而和英语奋战的时间则尤其长。在我看来，世界语无论如何规范，对中国人而言，它仍旧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外语”，而学习外语，少有能简单速成的。
在二十年代那样经济、交通和教育的条件下。处处是文盲和方言，即使提倡说普通话，写汉字都是难乎其难，而竟想一跃而提倡一个人为的，虚幻的世界语来取代汉语汉字，这不是梦，又是什么？
钱玄同在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五卷二号上，有如下一段话，最可以代表当时提倡世界语者对未来的一种幻想：
国语既不足以记载新文明，改用某种外国语文又非尽善尽美的办法，则除了改用Esperanto，实无别法。况Esperanto是改良的欧洲文字；世界上既有这样一位大慈大悲的Zamenhof制造这种精美完善的文字，我中国人诚能弃其野蛮不适用的旧文字而用之，正如脱去极累坠(原文如此)的峨冠博带古装，而穿极便利之短衣窄袖新装也。
从这种对世界语过份美好的憧憬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大同怀抱着近乎幼稚的热切追求，但另一方面却也能看到这些人对祖国语言文字的轻蔑和卑视。而最大的讽刺是世界语的创始者柴门霍夫在一八八七年制定世界语时，根本没把亚洲语言考虑在内。换句话说，柴氏眼中的所谓“世界”完全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至于亚、非那全是“化外”。中国人而提倡柴氏所制定的世界语，就一定的意义来说，只是一厢情愿，迫不及待的将自己由“化外”拉进“化内”，希望能被视为“世界”之一员而已。
在种种西化或世界化的过程中，没有比世界语运动更能触及中国固有文化的核心；然而，也没有比世界语运动更“虚晃一招”，而不收任何实效。
这两句看似矛盾的论断，实际上是互相发明的。因为语言文字是一个文化中最保守、最基本的成份，任何在语言和文字上的改变都将是最根本的改变。然而，又因为语言文字是经过长时期演变而约定俗成的一种规范和交通工具，任何变革都需要广大老百姓长时期的参与、实践与认同。没有广大群众参与的语文运动，都不免只是学者专家在书斋中的梦呓。
当时提倡世界语的健将如蔡元培、吴稚晖、钱玄同都诚心的相信Esperanto有一天会成为全人类共用的一个语言，钱玄同在他《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甚至主张废灭汉语、汉文而径用世界语取代之。这未免太小看拥有数亿人口的汉语和有数千年历史的汉字了。
也正是从这样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的精英(elite)特质，当时北大文学院中的那几位教授和《新青年》的编辑先生实在并不曾把小老百姓的需要放在眼里。教授和编辑相互之间或许有用世界语的一天，但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呢？莫说世界语，就是说普通话写汉字，都是遥不可及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倡世界语，何止是隔靴搔痒，简直是痴人说梦。
在中国提倡世界语的另一个绝大讽刺是几乎所有鼓吹世界语的文章都是用汉字写成的。世界语之不能成为“大众媒体”岂不显然。
世界语的理想尽管高远，奈何世界上没有以“世界语”为母语的人。一种无人作为母语的“语言”，那只是少数人发明的符号和规则，那是真正的“死文字”、“死语言”。
用个比较浅近的比喻，当年推行国语，如果制定的国语是北京话、吴语、粤语、闽语各种方言的一个混合体，这样的“国语”，表面上看来，照顾到了各个方言地区的老百姓，而实际上却只是一个虚幻，何来这样的一种语言。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虚幻的人造语言却让不少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之神魂颠倒达数十年之久！最好的例子就是著名的小说作家巴金。
巴金在五四前后就开始学习世界语，往后六、七十年之间，他对世界语的发展，始终保持着相当的关切和兴趣，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还抽空看看世界语的书。
一九八○年，他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第六十五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回国后，写了一篇后记，收录在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中，在这篇冠题“世界语”的短文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早年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到了年近八十，依旧对世界语抱着无穷的信心和充满浪漫的幻想，说：“经过这次大会，我对世界语的信念更加坚强了。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体人类公用的语言。”(页84)
我看了这篇短文以后，一方面觉得这位当年勇于批判旧家庭制度的小说作家，到了垂暮之年，依然对世界语一往情深，他的浪漫情怀，老而弥笃，这是可佩的；但另一方面，我又不能不感到有些伤心，有些失望，怎么巴老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始终停留在少年“觉慧”在小说《家》中的境界呢。到了一九八○年，居然还坚信“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体人类公用的语言”。
Esperanto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始终不曾从“死文字”转化到“活语言”，因此也就一直摆脱不了少数人在“沙龙”或“俱乐部”中“嗜好”(hobby)的形象。说穿了，也无非只是一些人们在桃花源中，过着“不知有汉”的日子。Esperanto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了！
鲁迅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通信”栏内，以“唐俟”的笔名发表了《渡河与引路》的短文，表明他对世界语的态度。因为他相信“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基于这个信念，他并不反对世界语。至于将来的世界语是否即是柴门霍夫所制定的Esperanto，他则不敢断言，这样的主张，比起钱玄同废灭汉语、汉文而径以世界语取代之的态度要客观冷静的多。
在同一篇短文里，鲁迅把“学Esperanto”和“学Esperanto的精神”分为两件事，这是极有见地的。今天我们回看当年提倡世界语的运动，也应当把它分为这两部份。
本文对“学Esperanto”这件事，是有批评的，认为这是荒诞不经的空谈。但是对“学Esperanto的精神”却是肯定的。这正如康有为在柴门霍夫制定世界语的前三年(一八八四)，写了他的《大同书》。《大同书》在今天看来有许多荒谬的思想，但那种对人类苦痛和不平所表现出来的悲悯，却又是极值得我们佩服的。
提倡世界语诸公的那种放眼世界，胸怀全人类的胸襟，虽然大而无当，但却很有点康有为“去国界合大地”，“去种界同人类”的宗教情操，其胸襟之大，眼光之远，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都值得一书。
我每看中国近代史上这段语文改革的历史，总让我有相当的感慨，而想起了“红尘多少奇才，青史几番春梦”的联句。从一八九二年卢戆章的“切音新字”到王照的“官话字母”，到劳乃宣的“简字”，到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以至于而今仍在台湾使用的“注音符号”，在在都是奇才们努力奋斗的结果。今天我们能用汉字写普通话的这个简单事实，看来也许稀松平常，但却是得来不易啊！
一九九五年五月五日于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