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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俄国革命史上，涅察也夫是一个今人鲜知的名字，至少很多对这段革命史有相当了解的中国人从未听说过他。对于那些希望从正面意义上叙述这段历史的人来说，涅察也夫的棘手之处在于他是一个信念坚定的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个极端专制和不择手段的人。因此，长期以来这个名字成为了某种禁忌。然而，一部俄国革命史假如没有这个人的名字和他的“革命家手册”，那不但是一个缺憾，而且是对这个漫长的革命过程中某种内在连续性的忽视。
谢尔盖·涅察也夫，一八四七年生于莫斯科以北三百五十公里的小镇伊万诺夫的一个工匠家庭。他个性早熟，少年时在家乡就受到比自己年长的激进学生的影响。一八六六年他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后到圣彼得堡的一所小学教书，同时通过在圣彼得堡医学院(当时学生运动的中心)当旁听生与旨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学生运动发生了联系。从那时起到一八八二年病死狱中，其政治生涯可以如此概括：一方面他是沙皇专制制度的死敌，说他把一生都献给那场革命斗争并不为过；另一方面，他的全部活动是由阴谋、欺诈、恐吓和暴力所组成，而这些手段所针对的不但是现存制度，也包括自己的同志，其目的是为建立和巩固其个人的权威。
涅察也夫作为革命家的名声最初是由一个“被捕和逃脱”的故事所建立的。那是一八六九年二月初的一天，一个深受涅察也夫影响的向往革命的少女查苏利奇(后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活动家，并曾向马克思提出过那个著名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是否可能”的问题)收到一封匿名信，写信者自称是学生，说他在散步时身边经过一辆沙俄第三厅(秘密警察)的马车，车上有个人扔下一张纸条并喊道：如果你是学生请帮我寄走这封信！这封转寄来的信是涅察也夫的手笔：“我已被捕。警察正把我押到一处不知道的地方。我们的事业会继续下去的。”查苏利奇当时与涅察也夫的妹妹(两人都只有十七岁)得信后便出外打听情况。很快，“涅察也夫”的名字便在学生中传开了。过了一阵，国外传来了意外但令人欣慰的消息：涅察也夫已成功地逃脱并去了瑞士，与那里的流亡革命家取得了联系。
这个故事中只有一点是真的：涅察也夫去了瑞士，其余都是他在密友奥洛夫帮助下自导自演的，目的是为了在群雄并起的学生运动中提高涅察也夫的知名度，从而有助于他在瑞士与一些著名的革命家见面，而这层关系又会反过来为涅察也夫日后在国内的政治活动带来某种权威。涅察也夫如愿以偿，在瑞士他见到了巴枯宁、奥格辽夫和赫尔岑这些甚至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都声名显赫的俄国人。他竭力让他们相信正是由于自己在国内已发展起了相当规模的革命组织因而才成了警察注意的人物。在这些大人物中，巴枯宁给了涅察也夫毫无保留的支持。他们发起了“宣言运动”，即起草了一篇又一篇鼓动革命的宣言，与奥格辽夫合署后大量寄往国内。巴枯宁对涅察也夫的欣赏简直到了入迷的地步，他曾在一封信中这么说：“你从哪里得到了如此坚定的信念和力量？这种不依靠上帝的信念，不掺杂任何个人利益和欲望的力量？”在这种忘年交的背后，是巴枯宁的认为俄国马上就会有一场天翻地覆的大革命的幻想，这种幻想使他甚至产生了一种神秘的革命循环论：俄国农民在一六七○年有拉辛起义，一七七三年有普加乔夫起义，现在是一轮新的百年循环。在涅察也夫的身上他看到的不但是一代新的革命家，而且是自己和国内革命之间的桥梁。
涅察也夫急于回国发动革命，在瑞士只耽了半年(一八六九年二月到八月)他就持伪造的护照潜回俄国并很快在莫斯科建立了称为“人民的复仇”的秘密组织。除了在国外建立的声望外，他还有一份“欧洲革命联盟”委任他为“世界革命联盟俄国部”代表的文件(这两个组织都是子虚乌有)。他的打算是先建立“人民的复仇”的核心小组，然后由每个组员单独发展出新的第二级，第三级的小组，其组织原则是组员服从组长，每个组长单独对上一级负责，而只有涅察也夫自己与上一级的“委员会”保持联系，传达指令(这个“委员会”就是他自己)。在行动上，计划以刺杀沙皇来引发革命。
这里值得介绍的是涅察也夫携回国的一份称为“革命家手册”的重要文件(史家一般认为巴枯宁在此文献的形成过程中起了某种作用，但是否达到合作者的程度尚难确定)，它代表了俄国十九世纪革命运动中最激进、最极端的思潮。“手册”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革命家对自己的态度”，第一句话是“一个革命家是命中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人”。他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甚至包括名字，革命是他所有的利益、思想和情感。革命家的存在本质上就是对每一种束缚着他的社会秩序和整个文明世界的破坏，所有的法律、道德、公认的习俗和伦理都属于与他为敌的世界。对于革命家来说，道德就是有助于他夺取革命胜利的手段。革命家是勇于献身的人，他必须准备忍受任何形式的折磨。第二部分是“革命家对待同志的态度”，其要点是革命家不能牵扯上任何与事业无关的友谊或依恋，同志之间友谊的标准仅仅视其在斗争中的有用性而定。第三部分是“革命家对社会的态度”，它把这个“肮脏的社会的所有成员”划分为以下六类：一是应毫不延迟地处死的；二是也应处死但暂且留着以便其行径促使更多的人走向革命的；三是平庸而有社会地位的，对他们必须设法操纵和利用以间接为革命服务；四是有政治野心的人和各种自由主义者，对他们要假装追随而实际上逐步控制，借他们的手给政府制造麻烦；五是教条主义者或口头上的革命家，要利用他们去散布革命言论；六是妇女，对于那些轻浮而头脑空虚的，照上述第三、第四种人去利用，对有主见而不愿跟“我们”走的，则照第五种人去利用，而对其中真正革命的，则当成自己的同志。手册最后一部分是“革命组织对人民的态度”，说除了“彻底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外，革命组织没有其它目的，为此甚至必须用一切手段去强化和加深人民的苦难直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从而迫使他们走向革命，而这种革命绝不遵循“古典的西方模式”——那总是以一种压迫代替另一种——而是要消灭和摧毁一切传统、秩序和阶级，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将同盗匪联合，他们是俄国唯一和真正的革命力量”。
涅察也夫在莫斯科的活动三个月后就遇到了麻烦。在他的“核心小组”中有一个叫伊万·伊万诺夫的成员，他是一个老资格的学生革命家。他和别人的不同是有时会和涅察也夫争论，而每一次争论都以涅察也夫从“委员会”那里传达对伊万诺夫的否决而收场。伊万诺夫产生了怀疑。在他们最后一次争论中，他不同意涅察也夫要把宣传材料直接散发到学生自己组织的饭厅和图书馆的计划，认为这会导致更多的学生被逐出大学(其实这正是涅察也夫为扩大组织所指望的)。伊万诺夫说即使这一次“委员会”再支持涅察也夫他也不服从，并不惜退出“人民的复仇”。于是涅察也夫作出了决定伊万诺夫已经构成了对组织的威胁，他必须被“清除”。“核心小组”的其它成员服从了涅察也夫。他们以让伊万诺夫帮忙寻找埋藏的印刷机为由将他骗到荒地，伊万诺夫被殴晕后由涅察也夫向他后脑射了致命的一枪并将尸体沉入冰河。涅察也夫不但给每一个成员派定了任务，而且不准勇气不够的人喝伏特加壮胆，而是要让他们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向昔日的同志下手。
伊万诺夫谋杀案发生后不久，警察在一次偶然的搜查中从一处学生宿舍发现了与“人民的复仇”有关的文件、“革命家手册”以及名单，他们立即意识到这些材料的分量，于是大量学生被捕，包括“核心小组”的成员，他们中有人供出了谋杀案(伊万诺夫的尸体此前虽被发现但警察对作案者及动机一无所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涅察也夫密谋案”，共一百五十二人被捕(但到审判前已有一半人获释)，最重的判十五年苦役(以谋杀定罪)。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被捕者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二岁，正是涅察也夫自己当时的年龄。
涅察也夫这次真的逃脱了。他又到了瑞士，仍然受到巴枯宁的欢迎。在解释“伊万诺夫问题”时他说他当时已发现伊万诺夫是叛徒和内奸。但不久一个叫卢巴亭的学生革命家也来到了瑞士，这是一个不但了解而且把向流亡社群揭穿涅察也夫的欺诈和专制作为使命的人。在他的活动和流亡社群的压力下，巴枯宁放弃了对涅察也夫的支持。与此同时，沙俄政府以谋杀罪要求瑞士引渡涅察也夫。一八七二年八月涅察也夫被捕，瑞士政府没有批准其政治庇护的请求(他力陈谋杀伊万诺夫完全是政治行为)而把他交给了俄国。在莫斯科法庭上，涅察也夫拒绝以刑事罪对他审理，要求按政治犯对待。法庭的最后判决是二十年苦役。涅察也夫当庭高喊：“千百万人民站在我的一边！打倒专制！打倒嗜血的沙皇！自由万岁！今天判决我的人明天就会被送上断头台！”深知涅察也夫危险性的沙俄第三厅为安全起见没有把他送到西伯利亚(那里不但有相当的活动自由而且很容易逃脱)而是把他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直到病死狱中。
冷战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西方学术界对涅察也夫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很多为俄国革命或俄国激进知识分子追根溯源的著作都给了涅氏适当或大量的篇幅，另有专著和论文多种，其中美国学者PhilipPom-per的涅氏传记综合了丰富的资料，尤其是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馆藏和瑞士苏黎世的档案，此外他甚至得到了苏联学者的支持(当时是七十年代)，从苏联国立十月革命档案馆和国立历史档案馆得到了大量材料。而涅氏在苏联学术界的命运则有着另一种耐人寻味之处。从西方学者所引证的材料来看，二十年代，涅氏成为相当一部分著作和论文的研究对象，而在斯大林时期则基本是空白。影响广泛的《让历史来审判》一书的作者麦德维杰夫兄弟在书中提供了一个细节：一位研究俄国革命史的专家卡利亚金告诉他们“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实：被认为已丢失的涅察也夫档案，一九五三年后从‘斯大林办公室’退回原处”。那一时期对涅氏的了解被严格地限制在极狭窄的学术圈子中。一九五四年版苏联大百科全书用极短的篇幅介绍了涅氏，并说：“涅察也夫主义是密谋、暴动和无原则的恐怖主义，表现了对组织人民大众反沙皇制度的失望。”非斯大林化开始后，涅察也夫也曾一度“解禁”。
一百多年以后，回顾“涅察也夫主义”，苏联大百科全书划定的框框——即某种个人的极端情绪和恐怖行为——显然带有某种匆忙定论以防深入探讨的意味。涅察也夫固然可以被视为今日已屡见不鲜的恐怖主义运动的先驱，而以赛亚·柏林也确曾在他的几篇论俄国知识分子的文章中称涅氏为“职业恐怖分子。”然而，“涅察也夫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恐怖主义相比，其历史和社会内涵显然要深广得多：它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是把同一时期俄国激进知识分子中那种以普罗米修斯和弥赛亚自命的精英意识(以别、车、杜，尤其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的“新人”拉赫美托夫为典型)发展到了极端。它和崇尚密谋、暴力和专制的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之间也有继承关系。此外，其不择手段的特点又和耶稣会十分相似。
实际上，涅察也夫的同时代人已经察觉到了他这一类革命家的危害性。在当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枯宁和他的“青年战友”保持着警觉，他们并未被涅察也夫革命成瘾的劲头所打动。马克思曾经批评威廉·李卜克内西不该在他主持的刊物上刊出涅察也夫的一封信，恩格斯曾经把涅察也夫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绘斥之为“兵营式的共产主义”。当卢巴亭向马、恩揭露了伊万诺夫谋杀案的真相后，恩格斯曾在一八七○年七月六日一封致马克思的信中说他很高兴看到涅察也夫终于暴露了他“不过是一个恶棍”。在流亡俄国人社群中，赫尔岑——他是那一代俄国革命家中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一个——一见到涅察也夫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厌恶感，他只是在奥格辽夫(与赫一起主办《钟声》杂志)的要求下才对涅氏的活动给予了有限的支持，但却在身后留下了一些对涅察也夫不利的信件和日记。也许更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这部过去被认为是歪曲和丑化革命家的小说正是以“涅察也夫密谋案”为原型的，而“恶魔”一词恰如其分地代表了陀氏的一种充满忧虑的预见。
而即使是最欣赏涅察也夫的巴枯宁和奥格辽夫对其道德品质也并非毫不觉察，实际上他们也许比别人更早发现这个问题。但奥格辽夫对这一点早有思想准备，他在一八六七年一封给赫尔岑的信中说：新的一代革命家在道德上有许多令人不快之处，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旧道德所寄生的传统和制度正在崩溃，而新的道德只有依靠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建立。至于巴枯宁，则有理由怀疑他不但了解，而且默许和怂恿涅察也夫用种种非道德手段去组织革命。
在阅读有关涅察也夫的材料的过程中，我始终有这样一种感觉：即使我们摆脱了苏联大百科的框框，承认涅氏为某种革命家(例如加一个“无政府主义和激进小资产阶级”之类的定语)，涅察也夫现象的本质仍然离我们的认识有相当距离。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仅仅从政治概念和社会属性上诠释政治人物，而忽视其个性、心理或人格的研究。正是在这一点上，涅察也夫少年时代的朋友卡帕辛斯基早在一八六九年对涅氏的描绘相当具有启发性：“他善于在论辩中设下圈套并羞辱其对手。他十分雄辩，深知如何用真理、诚实、勇气等字眼从心理上影响青年。他不能容忍与自己平等的人。在强者面前他会保持沉默并制造出一种对他们的怀疑气氛。他信念坚定，但却是源于自大，并为此准备牺牲任何人。因此，其个性的主要特点是专制和狂傲。他善于吸引别人并制造出对自己单纯和天真的崇拜……他只有两种同志：一种是年长而被他利用的，另一种是同龄或年轻而被他控制的。”而卢巴亭曾经对涅察也夫言谈中使用“我们”这个词的方式极为不满，因为在那个小圈子的特殊语境中，这个词即意味着涅察也夫个人的观点和主张，卢巴亭有次在给涅氏的信中甚至这么说：在俄国只有另外一个人用另外一个词表达和你的“我们”完全一样的意思，那就是沙皇和他的用词：朕。
因此，我觉得，要进一步解释涅察也夫现象，或许首先必须承认在政治活动家之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极权型人格，它是人类作为社会动物所具有政治本能畸变的结果，而它又常常被这类政治活动家所信奉的种种主义、观念或理想所掩盖。不可否认的是，这类人格在某些国家具有特别丰厚的土壤，这是因为一个具有长期专制传统的社会向人们显示了个人的权力能够在物质和精神上扩展到何种程度；而反专制者往往最终也成为专制者，其原因便不仅仅在于掌权后的蜕变，而是与早期——人格形成期——的潜移默化有关，其后的所有活动不论自觉与否，都是这种人格的实现。
以涅察也夫为例，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极权人格的多重侧面。“一个革命家是命中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人。”如果我们注意到涅氏在他十八岁左右就决定终生从事政治斗争，那么这句话确实意味深长在他所有那些“忘我”的政治活动的背后实际上是“唯我”的实现人格的冲动。他从来不会认真考虑从事某种职业(在他短暂的教师生涯中，他常常把小学生留给不负责任的朋友照看而自己外出“革命”。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发誓要消灭寄生阶级，而他本人的生活正是靠各种来路不明的款项维持的)。他观察社会的唯一角度是政治：政治权力不但导致也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他用于评价各类人的唯一标准是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利用来为权力斗争服务。他的道德标准更是如此，伊万诺夫谋杀案不但说明了他为维护自己的权力可以不择手段到何种程度，而且证明了他根本就不承认世界上还有政治以外的对其行为的评价和约束，因此刑事指控对他自然是荒谬和侮辱性的了。至此，也许我们可以对以涅氏为典型的极权人格如此概括：它是在畸变的权力欲望的驱使下人性的彻底政治化。
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谴责的，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形容为“恶魔”的涅察也夫对人类社会的现实危害是他并非把其追随者引向堕落，而是相反，将他们导向他所定义的“崇高”。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涅察也夫对洞悉和操纵青年的心理有着非同一般的直觉和天才。他利用青少年成长期的焦虑，对生活目的的追求，对父母、家庭和社会的反抗心理，以及在宗教传统的熏陶下培养起来的圣徒崇拜和盲目的献身热情来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一旦他用革命的神秘性、神圣性和浪漫性将青少年网罗进其组织，便一方面让他们在精神和心理上建立起对自己的依赖和崇拜，另一方面又用严格的等级、纪律和制裁控制他们。“人民的复仇”最后一次行动，是涅察也夫第二次去瑞士后派一个叫安德罗夫斯卡娅的少女携一份奥格辽夫给军队的策反信回国活动，她被捕后承认涅察也夫曾经用伊万诺夫的下场威胁她。查苏利奇对涅氏鼓动和驱使对社会政治问题缺乏理性判断和自我保护意识的青少年投身政治的“技巧”了解颇深，她在回忆录中说涅察也夫还对一些天真少女采用“革命理想与浪漫征服”双管齐下的办法。一个例证是为了达到控制赫尔岑的遗产和若干对自己不利的书信的目的，他曾对赫尔岑之女娜塔丽施展过此类手腕，无奈娜塔丽虽然憧憬革命，但对涅氏为人实无好感，不然赫尔岑九泉之下要难以安眠了。
PhilipPomper在他的涅察也夫传记中曾经这样说：涅察也夫不幸生在一个其活动只能被看作是一场政治戏剧而产生不了群众性政治效果的时代。用中国话来说，这就叫生不逢时吧。
谢尔盖·涅察也夫，一八四七年生于莫斯科以北三百五十公里的小镇伊万诺夫的一个工匠家庭。他个性早熟，少年时在家乡就受到比自己年长的激进学生的影响。一八六六年他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后到圣彼得堡的一所小学教书，同时通过在圣彼得堡医学院(当时学生运动的中心)当旁听生与旨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学生运动发生了联系。从那时起到一八八二年病死狱中，其政治生涯可以如此概括：一方面他是沙皇专制制度的死敌，说他把一生都献给那场革命斗争并不为过；另一方面，他的全部活动是由阴谋、欺诈、恐吓和暴力所组成，而这些手段所针对的不但是现存制度，也包括自己的同志，其目的是为建立和巩固其个人的权威。
涅察也夫作为革命家的名声最初是由一个“被捕和逃脱”的故事所建立的。那是一八六九年二月初的一天，一个深受涅察也夫影响的向往革命的少女查苏利奇(后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活动家，并曾向马克思提出过那个著名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是否可能”的问题)收到一封匿名信，写信者自称是学生，说他在散步时身边经过一辆沙俄第三厅(秘密警察)的马车，车上有个人扔下一张纸条并喊道：如果你是学生请帮我寄走这封信！这封转寄来的信是涅察也夫的手笔：“我已被捕。警察正把我押到一处不知道的地方。我们的事业会继续下去的。”查苏利奇当时与涅察也夫的妹妹(两人都只有十七岁)得信后便出外打听情况。很快，“涅察也夫”的名字便在学生中传开了。过了一阵，国外传来了意外但令人欣慰的消息：涅察也夫已成功地逃脱并去了瑞士，与那里的流亡革命家取得了联系。
这个故事中只有一点是真的：涅察也夫去了瑞士，其余都是他在密友奥洛夫帮助下自导自演的，目的是为了在群雄并起的学生运动中提高涅察也夫的知名度，从而有助于他在瑞士与一些著名的革命家见面，而这层关系又会反过来为涅察也夫日后在国内的政治活动带来某种权威。涅察也夫如愿以偿，在瑞士他见到了巴枯宁、奥格辽夫和赫尔岑这些甚至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都声名显赫的俄国人。他竭力让他们相信正是由于自己在国内已发展起了相当规模的革命组织因而才成了警察注意的人物。在这些大人物中，巴枯宁给了涅察也夫毫无保留的支持。他们发起了“宣言运动”，即起草了一篇又一篇鼓动革命的宣言，与奥格辽夫合署后大量寄往国内。巴枯宁对涅察也夫的欣赏简直到了入迷的地步，他曾在一封信中这么说：“你从哪里得到了如此坚定的信念和力量？这种不依靠上帝的信念，不掺杂任何个人利益和欲望的力量？”在这种忘年交的背后，是巴枯宁的认为俄国马上就会有一场天翻地覆的大革命的幻想，这种幻想使他甚至产生了一种神秘的革命循环论：俄国农民在一六七○年有拉辛起义，一七七三年有普加乔夫起义，现在是一轮新的百年循环。在涅察也夫的身上他看到的不但是一代新的革命家，而且是自己和国内革命之间的桥梁。
涅察也夫急于回国发动革命，在瑞士只耽了半年(一八六九年二月到八月)他就持伪造的护照潜回俄国并很快在莫斯科建立了称为“人民的复仇”的秘密组织。除了在国外建立的声望外，他还有一份“欧洲革命联盟”委任他为“世界革命联盟俄国部”代表的文件(这两个组织都是子虚乌有)。他的打算是先建立“人民的复仇”的核心小组，然后由每个组员单独发展出新的第二级，第三级的小组，其组织原则是组员服从组长，每个组长单独对上一级负责，而只有涅察也夫自己与上一级的“委员会”保持联系，传达指令(这个“委员会”就是他自己)。在行动上，计划以刺杀沙皇来引发革命。
这里值得介绍的是涅察也夫携回国的一份称为“革命家手册”的重要文件(史家一般认为巴枯宁在此文献的形成过程中起了某种作用，但是否达到合作者的程度尚难确定)，它代表了俄国十九世纪革命运动中最激进、最极端的思潮。“手册”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革命家对自己的态度”，第一句话是“一个革命家是命中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人”。他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甚至包括名字，革命是他所有的利益、思想和情感。革命家的存在本质上就是对每一种束缚着他的社会秩序和整个文明世界的破坏，所有的法律、道德、公认的习俗和伦理都属于与他为敌的世界。对于革命家来说，道德就是有助于他夺取革命胜利的手段。革命家是勇于献身的人，他必须准备忍受任何形式的折磨。第二部分是“革命家对待同志的态度”，其要点是革命家不能牵扯上任何与事业无关的友谊或依恋，同志之间友谊的标准仅仅视其在斗争中的有用性而定。第三部分是“革命家对社会的态度”，它把这个“肮脏的社会的所有成员”划分为以下六类：一是应毫不延迟地处死的；二是也应处死但暂且留着以便其行径促使更多的人走向革命的；三是平庸而有社会地位的，对他们必须设法操纵和利用以间接为革命服务；四是有政治野心的人和各种自由主义者，对他们要假装追随而实际上逐步控制，借他们的手给政府制造麻烦；五是教条主义者或口头上的革命家，要利用他们去散布革命言论；六是妇女，对于那些轻浮而头脑空虚的，照上述第三、第四种人去利用，对有主见而不愿跟“我们”走的，则照第五种人去利用，而对其中真正革命的，则当成自己的同志。手册最后一部分是“革命组织对人民的态度”，说除了“彻底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外，革命组织没有其它目的，为此甚至必须用一切手段去强化和加深人民的苦难直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从而迫使他们走向革命，而这种革命绝不遵循“古典的西方模式”——那总是以一种压迫代替另一种——而是要消灭和摧毁一切传统、秩序和阶级，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将同盗匪联合，他们是俄国唯一和真正的革命力量”。
涅察也夫在莫斯科的活动三个月后就遇到了麻烦。在他的“核心小组”中有一个叫伊万·伊万诺夫的成员，他是一个老资格的学生革命家。他和别人的不同是有时会和涅察也夫争论，而每一次争论都以涅察也夫从“委员会”那里传达对伊万诺夫的否决而收场。伊万诺夫产生了怀疑。在他们最后一次争论中，他不同意涅察也夫要把宣传材料直接散发到学生自己组织的饭厅和图书馆的计划，认为这会导致更多的学生被逐出大学(其实这正是涅察也夫为扩大组织所指望的)。伊万诺夫说即使这一次“委员会”再支持涅察也夫他也不服从，并不惜退出“人民的复仇”。于是涅察也夫作出了决定伊万诺夫已经构成了对组织的威胁，他必须被“清除”。“核心小组”的其它成员服从了涅察也夫。他们以让伊万诺夫帮忙寻找埋藏的印刷机为由将他骗到荒地，伊万诺夫被殴晕后由涅察也夫向他后脑射了致命的一枪并将尸体沉入冰河。涅察也夫不但给每一个成员派定了任务，而且不准勇气不够的人喝伏特加壮胆，而是要让他们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向昔日的同志下手。
伊万诺夫谋杀案发生后不久，警察在一次偶然的搜查中从一处学生宿舍发现了与“人民的复仇”有关的文件、“革命家手册”以及名单，他们立即意识到这些材料的分量，于是大量学生被捕，包括“核心小组”的成员，他们中有人供出了谋杀案(伊万诺夫的尸体此前虽被发现但警察对作案者及动机一无所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涅察也夫密谋案”，共一百五十二人被捕(但到审判前已有一半人获释)，最重的判十五年苦役(以谋杀定罪)。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被捕者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二岁，正是涅察也夫自己当时的年龄。
涅察也夫这次真的逃脱了。他又到了瑞士，仍然受到巴枯宁的欢迎。在解释“伊万诺夫问题”时他说他当时已发现伊万诺夫是叛徒和内奸。但不久一个叫卢巴亭的学生革命家也来到了瑞士，这是一个不但了解而且把向流亡社群揭穿涅察也夫的欺诈和专制作为使命的人。在他的活动和流亡社群的压力下，巴枯宁放弃了对涅察也夫的支持。与此同时，沙俄政府以谋杀罪要求瑞士引渡涅察也夫。一八七二年八月涅察也夫被捕，瑞士政府没有批准其政治庇护的请求(他力陈谋杀伊万诺夫完全是政治行为)而把他交给了俄国。在莫斯科法庭上，涅察也夫拒绝以刑事罪对他审理，要求按政治犯对待。法庭的最后判决是二十年苦役。涅察也夫当庭高喊：“千百万人民站在我的一边！打倒专制！打倒嗜血的沙皇！自由万岁！今天判决我的人明天就会被送上断头台！”深知涅察也夫危险性的沙俄第三厅为安全起见没有把他送到西伯利亚(那里不但有相当的活动自由而且很容易逃脱)而是把他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直到病死狱中。
冷战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西方学术界对涅察也夫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很多为俄国革命或俄国激进知识分子追根溯源的著作都给了涅氏适当或大量的篇幅，另有专著和论文多种，其中美国学者PhilipPom-per的涅氏传记综合了丰富的资料，尤其是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馆藏和瑞士苏黎世的档案，此外他甚至得到了苏联学者的支持(当时是七十年代)，从苏联国立十月革命档案馆和国立历史档案馆得到了大量材料。而涅氏在苏联学术界的命运则有着另一种耐人寻味之处。从西方学者所引证的材料来看，二十年代，涅氏成为相当一部分著作和论文的研究对象，而在斯大林时期则基本是空白。影响广泛的《让历史来审判》一书的作者麦德维杰夫兄弟在书中提供了一个细节：一位研究俄国革命史的专家卡利亚金告诉他们“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实：被认为已丢失的涅察也夫档案，一九五三年后从‘斯大林办公室’退回原处”。那一时期对涅氏的了解被严格地限制在极狭窄的学术圈子中。一九五四年版苏联大百科全书用极短的篇幅介绍了涅氏，并说：“涅察也夫主义是密谋、暴动和无原则的恐怖主义，表现了对组织人民大众反沙皇制度的失望。”非斯大林化开始后，涅察也夫也曾一度“解禁”。
一百多年以后，回顾“涅察也夫主义”，苏联大百科全书划定的框框——即某种个人的极端情绪和恐怖行为——显然带有某种匆忙定论以防深入探讨的意味。涅察也夫固然可以被视为今日已屡见不鲜的恐怖主义运动的先驱，而以赛亚·柏林也确曾在他的几篇论俄国知识分子的文章中称涅氏为“职业恐怖分子。”然而，“涅察也夫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恐怖主义相比，其历史和社会内涵显然要深广得多：它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是把同一时期俄国激进知识分子中那种以普罗米修斯和弥赛亚自命的精英意识(以别、车、杜，尤其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的“新人”拉赫美托夫为典型)发展到了极端。它和崇尚密谋、暴力和专制的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之间也有继承关系。此外，其不择手段的特点又和耶稣会十分相似。
实际上，涅察也夫的同时代人已经察觉到了他这一类革命家的危害性。在当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枯宁和他的“青年战友”保持着警觉，他们并未被涅察也夫革命成瘾的劲头所打动。马克思曾经批评威廉·李卜克内西不该在他主持的刊物上刊出涅察也夫的一封信，恩格斯曾经把涅察也夫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描绘斥之为“兵营式的共产主义”。当卢巴亭向马、恩揭露了伊万诺夫谋杀案的真相后，恩格斯曾在一八七○年七月六日一封致马克思的信中说他很高兴看到涅察也夫终于暴露了他“不过是一个恶棍”。在流亡俄国人社群中，赫尔岑——他是那一代俄国革命家中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一个——一见到涅察也夫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厌恶感，他只是在奥格辽夫(与赫一起主办《钟声》杂志)的要求下才对涅氏的活动给予了有限的支持，但却在身后留下了一些对涅察也夫不利的信件和日记。也许更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这部过去被认为是歪曲和丑化革命家的小说正是以“涅察也夫密谋案”为原型的，而“恶魔”一词恰如其分地代表了陀氏的一种充满忧虑的预见。
而即使是最欣赏涅察也夫的巴枯宁和奥格辽夫对其道德品质也并非毫不觉察，实际上他们也许比别人更早发现这个问题。但奥格辽夫对这一点早有思想准备，他在一八六七年一封给赫尔岑的信中说：新的一代革命家在道德上有许多令人不快之处，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旧道德所寄生的传统和制度正在崩溃，而新的道德只有依靠一场彻底的革命才能建立。至于巴枯宁，则有理由怀疑他不但了解，而且默许和怂恿涅察也夫用种种非道德手段去组织革命。
在阅读有关涅察也夫的材料的过程中，我始终有这样一种感觉：即使我们摆脱了苏联大百科的框框，承认涅氏为某种革命家(例如加一个“无政府主义和激进小资产阶级”之类的定语)，涅察也夫现象的本质仍然离我们的认识有相当距离。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仅仅从政治概念和社会属性上诠释政治人物，而忽视其个性、心理或人格的研究。正是在这一点上，涅察也夫少年时代的朋友卡帕辛斯基早在一八六九年对涅氏的描绘相当具有启发性：“他善于在论辩中设下圈套并羞辱其对手。他十分雄辩，深知如何用真理、诚实、勇气等字眼从心理上影响青年。他不能容忍与自己平等的人。在强者面前他会保持沉默并制造出一种对他们的怀疑气氛。他信念坚定，但却是源于自大，并为此准备牺牲任何人。因此，其个性的主要特点是专制和狂傲。他善于吸引别人并制造出对自己单纯和天真的崇拜……他只有两种同志：一种是年长而被他利用的，另一种是同龄或年轻而被他控制的。”而卢巴亭曾经对涅察也夫言谈中使用“我们”这个词的方式极为不满，因为在那个小圈子的特殊语境中，这个词即意味着涅察也夫个人的观点和主张，卢巴亭有次在给涅氏的信中甚至这么说：在俄国只有另外一个人用另外一个词表达和你的“我们”完全一样的意思，那就是沙皇和他的用词：朕。
因此，我觉得，要进一步解释涅察也夫现象，或许首先必须承认在政治活动家之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极权型人格，它是人类作为社会动物所具有政治本能畸变的结果，而它又常常被这类政治活动家所信奉的种种主义、观念或理想所掩盖。不可否认的是，这类人格在某些国家具有特别丰厚的土壤，这是因为一个具有长期专制传统的社会向人们显示了个人的权力能够在物质和精神上扩展到何种程度；而反专制者往往最终也成为专制者，其原因便不仅仅在于掌权后的蜕变，而是与早期——人格形成期——的潜移默化有关，其后的所有活动不论自觉与否，都是这种人格的实现。
以涅察也夫为例，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极权人格的多重侧面。“一个革命家是命中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人。”如果我们注意到涅氏在他十八岁左右就决定终生从事政治斗争，那么这句话确实意味深长在他所有那些“忘我”的政治活动的背后实际上是“唯我”的实现人格的冲动。他从来不会认真考虑从事某种职业(在他短暂的教师生涯中，他常常把小学生留给不负责任的朋友照看而自己外出“革命”。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发誓要消灭寄生阶级，而他本人的生活正是靠各种来路不明的款项维持的)。他观察社会的唯一角度是政治：政治权力不但导致也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他用于评价各类人的唯一标准是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利用来为权力斗争服务。他的道德标准更是如此，伊万诺夫谋杀案不但说明了他为维护自己的权力可以不择手段到何种程度，而且证明了他根本就不承认世界上还有政治以外的对其行为的评价和约束，因此刑事指控对他自然是荒谬和侮辱性的了。至此，也许我们可以对以涅氏为典型的极权人格如此概括：它是在畸变的权力欲望的驱使下人性的彻底政治化。
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谴责的，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形容为“恶魔”的涅察也夫对人类社会的现实危害是他并非把其追随者引向堕落，而是相反，将他们导向他所定义的“崇高”。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涅察也夫对洞悉和操纵青年的心理有着非同一般的直觉和天才。他利用青少年成长期的焦虑，对生活目的的追求，对父母、家庭和社会的反抗心理，以及在宗教传统的熏陶下培养起来的圣徒崇拜和盲目的献身热情来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一旦他用革命的神秘性、神圣性和浪漫性将青少年网罗进其组织，便一方面让他们在精神和心理上建立起对自己的依赖和崇拜，另一方面又用严格的等级、纪律和制裁控制他们。“人民的复仇”最后一次行动，是涅察也夫第二次去瑞士后派一个叫安德罗夫斯卡娅的少女携一份奥格辽夫给军队的策反信回国活动，她被捕后承认涅察也夫曾经用伊万诺夫的下场威胁她。查苏利奇对涅氏鼓动和驱使对社会政治问题缺乏理性判断和自我保护意识的青少年投身政治的“技巧”了解颇深，她在回忆录中说涅察也夫还对一些天真少女采用“革命理想与浪漫征服”双管齐下的办法。一个例证是为了达到控制赫尔岑的遗产和若干对自己不利的书信的目的，他曾对赫尔岑之女娜塔丽施展过此类手腕，无奈娜塔丽虽然憧憬革命，但对涅氏为人实无好感，不然赫尔岑九泉之下要难以安眠了。
PhilipPomper在他的涅察也夫传记中曾经这样说：涅察也夫不幸生在一个其活动只能被看作是一场政治戏剧而产生不了群众性政治效果的时代。用中国话来说，这就叫生不逢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