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中国摄影
李=李克君
中：你为什么采用“大头娃娃”这种方式处理影像？
李：在中国，拍农村题材的人很多，他们多年来以不同的摄影理念和不同的摄影语言关注着乡村，关注着农民，但拍来拍去，已经渐渐形成了一定的固有的拍摄模式，鲜有新意。为了寻求新的表达方式，本人决定用PS的“造相”的方法来改变画面，试图给人带来一种新的视觉刺激。具体操作方法，便是放大画面里人物的头部，以传统年画风格的形式进行表现，制作出类似中国传统民俗“大头娃娃”的形象，营造出一种戏谑、调侃的氛围，增添一种特有的朴拙幽默的喜剧色彩。在人物神态的把握上，扬弃了悲伤，选择了快乐，将中国农民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性格得以艺术地再现，以此串接起古老历史的意象。显然，这样的处理是戏剧性的。放大头部这种夸张的艺术形式，在中国传统年画中已有丰富的表现，在当代绘画中，也是屡见不鲜，而运用ps将其移植到摄影艺术中，也算是一种尝试吧。
中：你的这种创作手法与风格，和以往的农村题材摄影有什么不同？
李：长时间以来，众多的摄影人，游走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以快照式的摄影捕捉农村生活，他们的镜头的大多投射在乡村生活的婚丧嫁娶，或瞄准年节的社火庙会，或聚焦村边的大戏演唱，营造出一种似乎真实却又并非真实的乡村生活气氛，将本来是“日子”的生活戏剧化，他们匆匆地跑来，又匆匆地离开，四处采风，煞是辛苦，却很难走进农民的心灵世界，由于抽离和遮蔽了土地与农民的关联性，所以很多作品浮于表面，缺乏深度。我认为，拍摄好农村题材作品，首先需要深入了解农村和理解农民。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以脚下的黄土安身立命，被黄土和种植的庄稼塑造了独特的文化人格，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不安定的社会环境，逐步形成了他们双重和多重的性格，他们勤劳善良、淳朴热情、顺从平和，也怯懦、畏惧、狡黠，小富即安。历朝历代的天灾人祸，既造就了他们顽强坚韧的生命力，也让他们以最低的生存要求生活在希望当中。如何采用新的摄影形式表达对他们的理解，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经过反复的试验，决定仿照中国传统民俗娱乐“大头娃娃”的形象，来处理影像中的人物，以此向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及其文化，致以深情的敬意，让历史成为人性的故事。
中：你平时对中国传统年画有研究吗？以前有过习画的经历吗？
李：小时候特别喜欢画画，后来忙活高考，也就把画画扔在一边。尽管大学里学的专业是商业经济，但我没有放弃画画，而且一有时间，就到中国美术馆和中央美院陈列馆参观。毕业后回到故乡开封，开封是一座有着丰厚文化底蕴的古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封传统的朱仙镇木板年画，那一个个“大头娃娃”的形象，动态夸张，色彩强烈，百看不厌，让我倍感原始艺术形态的力量的强大。在创作《垄歌》的过程中，便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这些 “大头娃娃”。
中：“大头娃娃”作为一种符号化的处理，和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之间怎么结合？
李：“大头娃娃”在历史生活中的符号性，让本人所拍摄的这些农民获得更为加强和明确的文化品格。生活在黄河滩区的乡亲们，由于他们所居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几乎与世隔绝。加上他们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又缺乏外界的诱惑，自然少了许多的忧愁和烦恼。正因为如此，他们好像生活在世外桃源，每天每个人都快快乐乐的，幸福指数很高。创作中，本人将他们这些一个个可爱和略带滑稽的“大头娃娃”们 ，“放置”在充满乡村空间感的土地之上，让他们或行走于乡间小路，或劳作于田间地头，或聚会于村头院落，一个个精神饱满，喜气洋洋，憨态可掬，给人以生活甜美、志满意足的感觉，仿佛身边到处飘荡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我们的生活比呀比蜜甜”那样的歌声。中国传统农耕生活中农民的幸福感在这样的影像中得以“指数”化了。不过，在幸福化的这些“大头娃娃”们的影像背后，隐含着的是悲伤和无奈。因为这些来自土地的幸福感觉注定是要与他们远去的。这些“大头娃娃”们，将会获得新的幸福指数，只是新的幸福已非过去的幸福，而且相伴这些幸福的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土地的被开发和城市化空气的污浊，人际关系的紧张，邻里关系的疏离，一切都不再温情脉脉，不会再有乡亲们之间的无私帮助，算计分明的金钱利益和权利将成为协调人们关系的新准则。源自几千年农耕的文化关系在短短时间内一定会走入历史，而且一去不复返。这些“大头娃娃”们将会成为我们未来的记忆，就像史书中的一个段落，成为一个静态的想象。而那些从农耕土地上生发出来的意识、行为、服饰、故事，以及喜怒哀乐的表情，也将成为昨天的故事，成为未来的文化记忆……
中：让照片看上去像一幅画，其实背后深层的想法还是想有所突破吧？
李：当然，没有突破就没有发展。我觉得，摄影艺术的发展就是不断突破人们既定的文化和审美的趣味，这种突破既表现在艺术题材和能量上的突破，也表现在技术和手法上的拓展。尤其是随着数码摄影处理技术的发展，不断促使人们摄影观念的前行和影像价值评判标准的调整，这也为摄影艺术创作空间的扩大提供了充分的可能。近几年流行的影像艺术便是例证。让摄影作品通过技术加工后看上去如同一幅画作，或者在原本的照片中删除或添加本不存在的内容让画面更完美，或者是通过染色让黑白照片看起来如同彩色照片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让摄影与绘画之间的界线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了，这种摄影创作中大量借用美术手法的使用，导致了许多的介于摄影与绘画之间的影像作品的出现，并逐步成为一种新的摄影艺术现象。《垄歌》这组作品运用ps工具改变人的身体和头的造型，将人头进行夸张，产生了一种绘画般的的别样意味，毫无疑问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摄影，当然也不是绘画，这种介于摄影和绘画之间的形式，有人称作“造相”，我觉得叫它影像艺术也许更合适。
中：这种后期的电脑再创作，一定对前期的拍摄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能再像单纯的纪实那样去拍摄了吧？
李：是的。这类作品无疑对前期的拍摄要求更高。首先是对影像的素质要求高，大文件、高像素的原始素材为后期进一步加工处理提供必要的条件。其次对画面内容要求高，画面中的人物形象、气质、动作、造型乃至装束要符合艺术创作的需要，画面中的背景要尽可能干净，天空中的色彩和云朵要美，地面上的田野和村舍要有特色等等。总之，每个拍摄的画面细节都要经过认真考量，精心挑选。过去一讲艺术创作，说起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的概括与提炼”等所谓的陈词老调，好像非常不以为然，现在却不经意间全接纳进来了！
中：你对PS这种后期创作似乎很有心得？
李：坦率地讲，摄影艺术作品与其说是拍出来的，不如说是做出来的。尤其进入数码时代，如果不会使用ps，等于胶片时代不懂暗房。胶片时代制作照片曾有“三分拍摄，七分冲洗”的说法， 数码时代照片后期更为重要。过去呆在暗房，为了一点创意，一捣鼓就是半夜，把人累得半死不说，还不知要浪费多少张相纸。现在可好了，鼠标轻轻一点，你的想法几分钟就可以变成现实，而且效果还好，何乐而不为呢？
中：那你不觉得现在很多时候PS有些泛滥了吗？
李：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是PS用得泛滥，而是用的不够好，许多使用者技术上 “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思想上糊里糊涂，反映在作品上自然是问题多多，比如色彩的过度夸张、莫名其妙的变形、随心所欲的嫁接、生搭硬配的创意等等，故招致一些人心生反感。还有人不肯在前期拍摄上下工夫，企图完全靠后期来挽救，或者在新闻照片中使用ps造假，捏造事实等，则是另一回事。所以，ps不仅是个技术活儿，同时在使用中也有一个度的问题，这个度我认为就是只能在艺术摄影或创意摄影中使用，在新闻摄影或纪实摄影中则要严格限制。这应该成为一种规则。
中：PS的运用其实和绘画一样，怎么把握恰好的尺度？
李：恰好的尺度说不准。不过，在使用过程中，本人也坚决反对那种“移花接木”、 “驴头对马嘴”的胡乱拼贴手法。我认为，PS使用一定是在写真、纪实的影像基础上进行的，如果改变了这个基础就不是影像艺术了。就拿《垄歌》这组作品来说吧，本人仅仅是对画面中人物头部进行夸张，而画面中的其他任何部分均未作变动。在后期制作时，头部比例如何把握尺度，的确让人颇费脑筋。头部比例太大，显得不协调。头部比例太小，又达不到夸张效果，经过半年的反复摸索试验，最终确定统一按照一个身子五个头的比例进行调整。
中：接下来有什么拍摄计划？是否还会以乡村题材为主？
李：拍摄计划很多，包括城市题材，都在不断完善当中。乡村题材已经拍摄近20年了，那里有广泛的人脉，也是我情感的归宿，一时间舍弃很难。我还会继续拍摄乡村，当然要换一种角度和切入点。
李=李克君
中：你为什么采用“大头娃娃”这种方式处理影像？
李：在中国，拍农村题材的人很多，他们多年来以不同的摄影理念和不同的摄影语言关注着乡村，关注着农民，但拍来拍去，已经渐渐形成了一定的固有的拍摄模式，鲜有新意。为了寻求新的表达方式，本人决定用PS的“造相”的方法来改变画面，试图给人带来一种新的视觉刺激。具体操作方法，便是放大画面里人物的头部，以传统年画风格的形式进行表现，制作出类似中国传统民俗“大头娃娃”的形象，营造出一种戏谑、调侃的氛围，增添一种特有的朴拙幽默的喜剧色彩。在人物神态的把握上，扬弃了悲伤，选择了快乐，将中国农民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性格得以艺术地再现，以此串接起古老历史的意象。显然，这样的处理是戏剧性的。放大头部这种夸张的艺术形式，在中国传统年画中已有丰富的表现，在当代绘画中，也是屡见不鲜，而运用ps将其移植到摄影艺术中，也算是一种尝试吧。
中：你的这种创作手法与风格，和以往的农村题材摄影有什么不同？
李：长时间以来，众多的摄影人，游走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以快照式的摄影捕捉农村生活，他们的镜头的大多投射在乡村生活的婚丧嫁娶，或瞄准年节的社火庙会，或聚焦村边的大戏演唱，营造出一种似乎真实却又并非真实的乡村生活气氛，将本来是“日子”的生活戏剧化，他们匆匆地跑来，又匆匆地离开，四处采风，煞是辛苦，却很难走进农民的心灵世界，由于抽离和遮蔽了土地与农民的关联性，所以很多作品浮于表面，缺乏深度。我认为，拍摄好农村题材作品，首先需要深入了解农村和理解农民。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以脚下的黄土安身立命，被黄土和种植的庄稼塑造了独特的文化人格，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不安定的社会环境，逐步形成了他们双重和多重的性格，他们勤劳善良、淳朴热情、顺从平和，也怯懦、畏惧、狡黠，小富即安。历朝历代的天灾人祸，既造就了他们顽强坚韧的生命力，也让他们以最低的生存要求生活在希望当中。如何采用新的摄影形式表达对他们的理解，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经过反复的试验，决定仿照中国传统民俗娱乐“大头娃娃”的形象，来处理影像中的人物，以此向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及其文化，致以深情的敬意，让历史成为人性的故事。
中：你平时对中国传统年画有研究吗？以前有过习画的经历吗？
李：小时候特别喜欢画画，后来忙活高考，也就把画画扔在一边。尽管大学里学的专业是商业经济，但我没有放弃画画，而且一有时间，就到中国美术馆和中央美院陈列馆参观。毕业后回到故乡开封，开封是一座有着丰厚文化底蕴的古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封传统的朱仙镇木板年画，那一个个“大头娃娃”的形象，动态夸张，色彩强烈，百看不厌，让我倍感原始艺术形态的力量的强大。在创作《垄歌》的过程中，便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这些 “大头娃娃”。
中：“大头娃娃”作为一种符号化的处理，和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之间怎么结合？
李：“大头娃娃”在历史生活中的符号性，让本人所拍摄的这些农民获得更为加强和明确的文化品格。生活在黄河滩区的乡亲们，由于他们所居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几乎与世隔绝。加上他们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又缺乏外界的诱惑，自然少了许多的忧愁和烦恼。正因为如此，他们好像生活在世外桃源，每天每个人都快快乐乐的，幸福指数很高。创作中，本人将他们这些一个个可爱和略带滑稽的“大头娃娃”们 ，“放置”在充满乡村空间感的土地之上，让他们或行走于乡间小路，或劳作于田间地头，或聚会于村头院落，一个个精神饱满，喜气洋洋，憨态可掬，给人以生活甜美、志满意足的感觉，仿佛身边到处飘荡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我们的生活比呀比蜜甜”那样的歌声。中国传统农耕生活中农民的幸福感在这样的影像中得以“指数”化了。不过，在幸福化的这些“大头娃娃”们的影像背后，隐含着的是悲伤和无奈。因为这些来自土地的幸福感觉注定是要与他们远去的。这些“大头娃娃”们，将会获得新的幸福指数，只是新的幸福已非过去的幸福，而且相伴这些幸福的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土地的被开发和城市化空气的污浊，人际关系的紧张，邻里关系的疏离，一切都不再温情脉脉，不会再有乡亲们之间的无私帮助，算计分明的金钱利益和权利将成为协调人们关系的新准则。源自几千年农耕的文化关系在短短时间内一定会走入历史，而且一去不复返。这些“大头娃娃”们将会成为我们未来的记忆，就像史书中的一个段落，成为一个静态的想象。而那些从农耕土地上生发出来的意识、行为、服饰、故事，以及喜怒哀乐的表情，也将成为昨天的故事，成为未来的文化记忆……
中：让照片看上去像一幅画，其实背后深层的想法还是想有所突破吧？
李：当然，没有突破就没有发展。我觉得，摄影艺术的发展就是不断突破人们既定的文化和审美的趣味，这种突破既表现在艺术题材和能量上的突破，也表现在技术和手法上的拓展。尤其是随着数码摄影处理技术的发展，不断促使人们摄影观念的前行和影像价值评判标准的调整，这也为摄影艺术创作空间的扩大提供了充分的可能。近几年流行的影像艺术便是例证。让摄影作品通过技术加工后看上去如同一幅画作，或者在原本的照片中删除或添加本不存在的内容让画面更完美，或者是通过染色让黑白照片看起来如同彩色照片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让摄影与绘画之间的界线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了，这种摄影创作中大量借用美术手法的使用，导致了许多的介于摄影与绘画之间的影像作品的出现，并逐步成为一种新的摄影艺术现象。《垄歌》这组作品运用ps工具改变人的身体和头的造型，将人头进行夸张，产生了一种绘画般的的别样意味，毫无疑问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摄影，当然也不是绘画，这种介于摄影和绘画之间的形式，有人称作“造相”，我觉得叫它影像艺术也许更合适。
中：这种后期的电脑再创作，一定对前期的拍摄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能再像单纯的纪实那样去拍摄了吧？
李：是的。这类作品无疑对前期的拍摄要求更高。首先是对影像的素质要求高，大文件、高像素的原始素材为后期进一步加工处理提供必要的条件。其次对画面内容要求高，画面中的人物形象、气质、动作、造型乃至装束要符合艺术创作的需要，画面中的背景要尽可能干净，天空中的色彩和云朵要美，地面上的田野和村舍要有特色等等。总之，每个拍摄的画面细节都要经过认真考量，精心挑选。过去一讲艺术创作，说起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的概括与提炼”等所谓的陈词老调，好像非常不以为然，现在却不经意间全接纳进来了！
中：你对PS这种后期创作似乎很有心得？
李：坦率地讲，摄影艺术作品与其说是拍出来的，不如说是做出来的。尤其进入数码时代，如果不会使用ps，等于胶片时代不懂暗房。胶片时代制作照片曾有“三分拍摄，七分冲洗”的说法， 数码时代照片后期更为重要。过去呆在暗房，为了一点创意，一捣鼓就是半夜，把人累得半死不说，还不知要浪费多少张相纸。现在可好了，鼠标轻轻一点，你的想法几分钟就可以变成现实，而且效果还好，何乐而不为呢？
中：那你不觉得现在很多时候PS有些泛滥了吗？
李：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是PS用得泛滥，而是用的不够好，许多使用者技术上 “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思想上糊里糊涂，反映在作品上自然是问题多多，比如色彩的过度夸张、莫名其妙的变形、随心所欲的嫁接、生搭硬配的创意等等，故招致一些人心生反感。还有人不肯在前期拍摄上下工夫，企图完全靠后期来挽救，或者在新闻照片中使用ps造假，捏造事实等，则是另一回事。所以，ps不仅是个技术活儿，同时在使用中也有一个度的问题，这个度我认为就是只能在艺术摄影或创意摄影中使用，在新闻摄影或纪实摄影中则要严格限制。这应该成为一种规则。
中：PS的运用其实和绘画一样，怎么把握恰好的尺度？
李：恰好的尺度说不准。不过，在使用过程中，本人也坚决反对那种“移花接木”、 “驴头对马嘴”的胡乱拼贴手法。我认为，PS使用一定是在写真、纪实的影像基础上进行的，如果改变了这个基础就不是影像艺术了。就拿《垄歌》这组作品来说吧，本人仅仅是对画面中人物头部进行夸张，而画面中的其他任何部分均未作变动。在后期制作时，头部比例如何把握尺度，的确让人颇费脑筋。头部比例太大，显得不协调。头部比例太小，又达不到夸张效果，经过半年的反复摸索试验，最终确定统一按照一个身子五个头的比例进行调整。
中：接下来有什么拍摄计划？是否还会以乡村题材为主？
李：拍摄计划很多，包括城市题材，都在不断完善当中。乡村题材已经拍摄近20年了，那里有广泛的人脉，也是我情感的归宿，一时间舍弃很难。我还会继续拍摄乡村，当然要换一种角度和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