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我来熄灭》这本书是在去伊朗旅行前被随手放进背包里的。
　　伊朗女性作家佐雅·皮尔扎德的长篇处女作，大篇幅关于普通家庭的细碎对话和生活琐事的描写。文字平实通俗，甚至是有些令人乏味的。可以想象只需一台固定在厨房方寸之地的摄像机，就能记录下平淡如水的女主人公克拉丽斯日复一日困顿厌倦的主妇生涯。
　　这样的叙事方式，在伊朗电影中亦很常见。如《樱桃的滋味》《一次别离》等等，冗长而无趣的角色交谈、单调的剧情递进，像纪录片一样考验观众的耐力。可它们依旧成为经典，或许正是在于透过世间最寻常的人和事，波澜不惊地投进人生百味，带来关于人性淡然悠长的回味和共鸣。
　　作者用女性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在平淡无奇的婚姻生活中忙碌于丈夫、孩子、厨房、宴会等细枝末节的传统女性的压抑和无奈。
　　她长期待在家里，和有限的人交往，与丈夫的关系日渐冷淡。他热衷于政治和下棋，即使面对被煎锅烫伤的妻子时也毫无温情，“对于每个给他生事的人的数落，就是他表现体贴的方式。”她内心对被重视和爱慕的渴望，在17年平静的婚姻中如暗流涌动。
　　每晚临睡前他都会问道：“你关灯还是我关？”这例行的对话，在寡淡的生活中从不缺席。谁来关灯，这个无足轻重的问题就像一个隐喻。一成不变的习惯和责任，侵蚀消耗着她逐渐逝去的青春，婚姻变成一场让人疲惫不堪的拉力赛，无休无止。关灯如同一次次熄灭内心微弱浪漫的火苗，直面枯燥的生活，像过去的38年一样，不知何时为自己而活。
　　我相信即便故事发生在陌生的伊朗，仍有无数的中国女性在克拉丽斯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热恋被琐碎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无情地冷却，在婚姻的围城里，也许内心也曾有过逃避和挣扎。
　　直到新邻居艾米勒搬来。他的一切举止，“看起来都是那么地温柔而优雅。”艾米勒在初次见到克拉丽斯时吻了她的手背行礼，只是这样一个小动作，便让她波涛汹涌。这个平日里双手干燥的家庭主妇买回护手霜，甚至在第二次准备与他握手时突然想到护手霜还放在厨房的桌子上忘了使用，因此快速地把手缩了回来。她一口气不停地阅读他送给她的书，抚摸他写在第一页上的笔迹：“给克拉丽斯，我愿意整日整夜地倾听她的谈话。”这些微妙的小细节，不着痕迹地揭开了她内心的情感斗争和难以克制的对爱情的向往。
　　小说写到这里，已然是伊朗版的《廊桥遗梦》或《安娜·卡列尼娜》的前半段。设想一段不伦的婚外恋发生在传统保守敏感神秘的波斯土地上，多少是让人好奇的。作者偏偏在读者的阅读热情最为高涨和刺激的时候，风轻云淡地以一场始料不及的蝗灾、以一段不经意的对话结束掉爱情的幻觉。艾米勒始终活在浪漫唯美的诗歌之中，他从不曾爱上生活重心围着灶台转的中年主妇。
　　仿佛只是她一个人，在某个疲倦的午后短暂地走神，蓦然惊醒，发现她的焦灼和期许如梦一场。好在一切来得及，她依旧是原来那个自律的妻子和母亲，她的心出走得并不远，尚可轻易转身重新归于平静的家庭，自然而然地回到厨房里为家人准备晚餐。
　　这一场爱情的幻像，神奇地令她再次审视自己的生活，发现丈夫有时也是善解人意的，孩子的成长超出她的预期，母亲和妹妹似乎也不是那么地难以忍受，崭新的工作机会或许可以尝试。曾经苦闷的婚姻带给她的逃离感竟然又回归为最初的宁静和甘愿。
　　这美满的结局完整地保留了女性的尊严，不动声色地收拾打包起女人动荡的内心，让其在道德和责任面前依旧高贵得体，且毫无遗憾。如此隐秘的心思和礼赞，恐怕与作者的女性身份密不可分。
　　当下的伊朗，无法与小说一一对照，时代背景已发生巨大的变化。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女性无需佩戴头巾，异性之间的接触也无禁忌。但是还是有不变的。我所目睹的伊朗家庭主妇，无一例外地宛如小说中女主人公克拉丽斯的原型，她们大部分时间在厨房里忙碌，她们的喜悦来自于家人的快乐和安定。我常常被她们包裹在头巾下美丽的容颜而震憾，那是另一种对女性之美的认知，甘愿和笃定、隐忍和内敛、细腻和沉静。这一股强大的女性力量，足以为家庭点燃一盏不熄灭的心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