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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国农村的研究，必须要下去
石嫣着一身亚麻质地的对襟上衣和长裙，出现在《中国周刊》记者的面前。洗尽铅华。
她的微信名叫“农民石嫣”，她喜欢将自己称为“农夫”。她的先生程存旺在一旁笑言：“我们就是农夫，旗帜鲜明！”
三十出头的石嫣与丈夫程存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是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博士生，师从知名“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二人因曾经创办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最早在国内践行CSA（社区支持农业）模式，而成为新农人里的旗帜人物。
在保定市区长大的石嫣，从小到大，十指沾泥的机会并不多。当年糊里糊涂报考河北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时，她甚至不清楚要学些什么。
四年本科，她感觉地方院校并不是很重视农业的价值。“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在河北农大是属于商学院，还是偏经济一些。所以几乎没有下过农田。”
本科毕业后，石嫣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跟随温教授多年，对石嫣来说，她学到了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问题意识。“我们做研究时更多时候是飘在上面的，但是温教授让我明白，做中国农村的研究，必须要下去。”
石嫣还记得第一次去山西乡村调研的经历，“做了一星期后，一下子清醒地认识到乡土社会和城市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
读博期间，石嫣被公派美国农场务农半年，成为国内第一位公费去美国务农的学生。
“这段‘另类洋插队’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石嫣在她的博客中这样回忆道。
“过去我们整个的思考方式是经济学式的，不断地考虑投入产出比。而在美国，在那种大型农场产业化生产的模式下，它会考虑农业生产对于环境、动物的影响，对于乡村、农场主生活的影响。”
美国之行也让石嫣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我们的生活是有其他选择的。生命有着除了成为流水线或者竞争、效率、完成一个人生周期外更多的意义。”
她明白，“可能这辈子我都要与土地和农民拴在一起了。”“居于田而识美、耕于田而为善、思于田而修真”，石嫣称，“我要做一个农夫，或者是帮助农夫的人。健康农业是一个值得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的‘职业’，而农夫则是让这种健康事业维持下去的执行者。”
与石嫣不同，程存旺从上大学始，就对农村和农民有了更多了解。“大学时看了一本书叫《中国农民调查》，讲的是改革之前，河南、安徽一些农民的困苦生活。那时候我就开始关注社会现象，利用课下做一些调研。当时温铁军教授也在组织大学生到农村调研，给孩子们做支教活动，我就关注并参与了。”程存旺回忆起从农之路。
2007年考上温教授的研究生后，程存旺正式系统研究“三农”问题。温教授谈到的“农村的环保和农业和食品安全问题”对他触动很深。此后，程存旺将这一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我看你们说什么，也看你们做什么
6月下旬，新农联创（北京）农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毕慧芳到美国参观一家建于1868年的有机农场。
“5000亩有机认证，以种植蔬菜为主，没有本土水果，只种了草莓和树莓。农场有20个工人，5个销售和配送。工人工资每小时9元。销售有会员制，居民采摘，超市采购。”这位研究新农人的专家在网上更新着自己的动向。
在北京，石嫣和程存旺新建的分享收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他们在通州区西集镇马坊村和顺义区柳庄户村拥有80亩农作物种植基地和120亩林地养殖基地。他们把这个项目称为“分享收获”。
程存旺向《中国周刊》记者介绍说：“不管是当初的‘小毛驴’还是现在的‘分享收获’，最初创立的目的都是因为食品安全和土壤污染问题。这是世界发展的共同潮流。”
“分享收获”采用CSA模式的经营理念，倡导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并希望重建农村与城市社区和谐发展、相互信任的关系，为成员提供健康、安全的农产品。
据相关统计，全球80%的食物市场被五家跨国公司控制，这些食品帝国垄断控制着全球食物由生产到加工、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
“现在某种程度上，农村和城市市场是分割的、断裂的。比如说早十年以前，每家每户养十几头猪，他可以在城市进行销售。但现在不可能了。现在整个城市的市场一定是为大规模养殖场所垄断。”程存旺认为，必须有人来扮演这个关联的角色。
目前在国内，采用CSA模式的农场有300家左右，北京有50多家，比如天福园农场、得润屋农场等。“他们做得很辛苦，也很真实。”石嫣评价说。
当下，“分享收获”在北京的这些农场里算规模比较大的。“我们的优势在于有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团队在经营，分生产、销售、客服三个部门，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架构了。”程存旺向记者介绍，“市场上能找到的蔬菜我们这儿几乎都栽种，全都是按有机的标准来种。”
程存旺要求生产部门的年轻人一定要下地亲手干农活。“拖拉机一定要学会开，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要去尝试。”他解释，“在欧美，年轻人已经更多地投入到了农业中。中国劳动力已经面临断代的危险，他们学会后，在未来可以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
在销售上，“分享收获”主要采取的是会员制销售，不进商场和超市。只要一次性在农场预存3000～8000元钱，就可以通过微信、微博、客服电话加入会员。目前，他们已有500户会员，都是北京的家庭制会员。此外，“分享收获”还通过淘宝、农夫市集、团购、餐厅等渠道进行销售。
“分享收获”创办初期，也曾遭到质疑，有人甚至在石嫣的博客留言——“关注你们下面的发展，我看你们说什么，也看你们做什么，说的与做的是否一样，关注！”
石嫣认为信任是现在生态农业发展中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她把基地地址公布出来，允许外人随时来参观。同时，也让市民来分享收获基地体验“半农半X”生活，包一块地，周末来劳动一下。 “认证、信任、口碑都不是一个方面说了算。一个农场能在一个地区做上5年或者10年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建立了足够的口碑。”石嫣表示。
对于“农夫”之路石嫣和程存旺很是乐观。“从当前市场上来说，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但这肯定是个趋势。”程存旺称。“我觉得中国农业目前的转型也会促进新农人力量的壮大。”石嫣补充说。
“粮食”危机不在量，在于质
“为什么你们会那么关注粮食作物呢？”程存旺对《中国周刊》这期的选题有些好奇。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很多人会担心没有人种地了，那我们吃什么？”对于记者的这一问题，程存旺笑着摇摇头说：“这不是问题！吃好、吃得健康，才是我们要担心的关键！”
“现在很多人认为粮食种植面积在逐年下降，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从占比上，粮食种植的绝对面积比较大，经济作物像果蔬类，长期维持在4亿亩以内，也就是全国种植面积的20%以内。剩下的主要是粮食作物。”程存旺给出这样一个数据。
中国是发生自然灾害频率比较高的国家，但程存旺认为，中国的地域跨越了很高的维度、很宽的经度，“怎么都会出现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现象。所以整个中国不会出现全流域欠收和灾荒的情况。出现灾荒一定是政治的原因。”
“数量危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的食物总体是过剩的。中国2010年浪费的食物可供3亿成年人的使用，所以说数量上已经饱和了，超饱和！”在程存旺看来，玉米、小麦、水稻这三大口粮的产与供应该可以做到百分之百。
“三大主粮的种植应该说连年在递增。虽然因为各种原因，种地的少了，粮食的种植面积也比以前略少了些，但是现在的亩产比例高多了，单位种植者的种植面积变多了。”
“不用担心！”他又补充道，“粮食的量不是问题，但是品质已经逐渐出现恶化了。食品安全问题和农业的生态安全问题已经超越了数量的安全问题。比如当下的‘镉大米’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湖流域（湖南、湖北）。这是因为大量的有色金属的污染，导致了水体污染，进而污染了土壤，然后又迁移到食物链中。这个问题很可怕。”
对于所谓种粮危机，石嫣认为大家忽视了土地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比如说土地的浪费，你种和不种不是产量的问题了，是地荒废的问题。郊区好多土地都是花了好几十万建的，都浪费了。再有，如果我们现在不开始做土壤的改良，50年之后将仍然是这样。”
“分享收获”现在种植粮食不多。石嫣解释说：“在北京来说，不会直接去大规模生产。目前种的粮食作物就是玉米，面积还不到10%，也就是不到10亩地，而且主要是作为饲料粮，供养殖基地使用。但是我们已经在做有机水稻了，可能下一步我们会做有机小麦、花生和大豆。”
带动农民的发展也成为“分享收获”的一个目标。现在，“分享收获”的网店也成为一些有机农户的销售平台。“比如说有机五常大米，是黑龙江一个农户产的。我们派一个实习生过去，从6月到10月，一直在他家里住着，把整个的生产过程记录下来，然后每天发微博微信，实时监督，消费者能看到。所以去年这个卖得特别好，25吨大米不到年底就卖完了。”
做农业，幸福指数很高
《中国周刊》：学农业的人真正回归土地的是否很少？
程存旺：对。我们专业那一届学生毕业后从事农业的很少。干什么的都有，就是不干农业。
石嫣：从大范畴来看，其实从事农业的还比较多。像农业研究、农业金融，或者说农业的企业管理。但是再细分的话，从事生产的可能就只剩下1%。我们其实是生产、销售都做嘛，是真正地下到乡村。
《中国周刊》：是什么在支撑着你们做农业？
石嫣：我们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也是我们选择做农业的主要原因。
程存旺：现在只要在做这个就觉得幸福。虽然冬天得烧煤取暖，现在一到晚上八九点钟就停水，但其他方面我觉得都不比市里差。生活在村里比生活在市里会相对轻松和惬意，至少成本低。我们不会担心每个月的收入还不了房贷，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我们租的那套房，我们俩和我父母住，一共是140平米，一年的租金只有1万块钱。幸福指数比较高。
《中国周刊》：你们在这片土地上劳作，有安全感吗？
程存旺：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习惯了这种没有保障的生活。团队里绝大多数成员的家庭背景都很一般，都是农民和工人出身。如果是农民出身的话，他们的生活历来是没有什么保障的。事实上，如果当下想要做出一番天翻地覆的事业来，那么农业是个机会。它已经触底，现在是反弹和上升的最好机会。
石嫣：我倒没有觉得无保障，至少是自己喜欢做的，而且是值得去做的。可能我们团队的年轻人会有这些问题。比如说孩子的教育问题等等。社会给人的压力会更多一些，我和城里的人交流时也会被他们所影响。但是目前看，我觉得都挺好的。
《中国周刊》：“分享收获”团队的人有怎样的愿景？
程存旺：他们当然都有个长久的愿望，比如希望将来能拥有自己的农场。我们会鼓励他们向这方面努力。所以他们不是单纯的农民，都是奔着农场主或农场经理去的。
《中国周刊》：干农业很累吧？
程存旺：我们一天的工作量比农民还多。每天早上六七点起来干活，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中间可能休息两三个小时。
我们服务的会员都是北京的中高端家庭，他们对服务的挑剔程度非常高。所以我们得把服务环节做得非常细。
《中国周刊》：你们最终要达成怎样的目标？
程存旺：CSA这个事情是值得我们做的，未来的收益可能也不会差。虽然现在大多数人都在奔着城市跑、奔着工业化跑，但一定会出现一个反向的发展。
《中国周刊》：以后有了孩子，也会想让他从事农业吗？
石嫣：让他自己去选择，他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相信如果他能够有好的成长环境，未来他对工作的选择有可能会考虑和农业相关，可能以后会更重视食物的质量。
程存旺：微博上看到一个叫冯丽丽的作者写的一本叫《下乡养儿》的书。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8岁的天天不想上学，辍学在家。因为害怕做噩梦，连觉都不敢睡。她的父母为了陪她，辞去工作，过了整整一个晚上玩、白天睡的冬天。在一个老师的建议下，她的父母带着天天搬到农村，让她学做饭、养小鸡小狗。这不是一个励志故事，而是有困境、有小确幸的生活。”我觉得值得学习，还跟石嫣说要找来看看。
石嫣着一身亚麻质地的对襟上衣和长裙，出现在《中国周刊》记者的面前。洗尽铅华。
她的微信名叫“农民石嫣”，她喜欢将自己称为“农夫”。她的先生程存旺在一旁笑言：“我们就是农夫，旗帜鲜明！”
三十出头的石嫣与丈夫程存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是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博士生，师从知名“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二人因曾经创办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最早在国内践行CSA（社区支持农业）模式，而成为新农人里的旗帜人物。
在保定市区长大的石嫣，从小到大，十指沾泥的机会并不多。当年糊里糊涂报考河北农业大学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时，她甚至不清楚要学些什么。
四年本科，她感觉地方院校并不是很重视农业的价值。“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在河北农大是属于商学院，还是偏经济一些。所以几乎没有下过农田。”
本科毕业后，石嫣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跟随温教授多年，对石嫣来说，她学到了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问题意识。“我们做研究时更多时候是飘在上面的，但是温教授让我明白，做中国农村的研究，必须要下去。”
石嫣还记得第一次去山西乡村调研的经历，“做了一星期后，一下子清醒地认识到乡土社会和城市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
读博期间，石嫣被公派美国农场务农半年，成为国内第一位公费去美国务农的学生。
“这段‘另类洋插队’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石嫣在她的博客中这样回忆道。
“过去我们整个的思考方式是经济学式的，不断地考虑投入产出比。而在美国，在那种大型农场产业化生产的模式下，它会考虑农业生产对于环境、动物的影响，对于乡村、农场主生活的影响。”
美国之行也让石嫣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我们的生活是有其他选择的。生命有着除了成为流水线或者竞争、效率、完成一个人生周期外更多的意义。”
她明白，“可能这辈子我都要与土地和农民拴在一起了。”“居于田而识美、耕于田而为善、思于田而修真”，石嫣称，“我要做一个农夫，或者是帮助农夫的人。健康农业是一个值得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的‘职业’，而农夫则是让这种健康事业维持下去的执行者。”
与石嫣不同，程存旺从上大学始，就对农村和农民有了更多了解。“大学时看了一本书叫《中国农民调查》，讲的是改革之前，河南、安徽一些农民的困苦生活。那时候我就开始关注社会现象，利用课下做一些调研。当时温铁军教授也在组织大学生到农村调研，给孩子们做支教活动，我就关注并参与了。”程存旺回忆起从农之路。
2007年考上温教授的研究生后，程存旺正式系统研究“三农”问题。温教授谈到的“农村的环保和农业和食品安全问题”对他触动很深。此后，程存旺将这一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我看你们说什么，也看你们做什么
6月下旬，新农联创（北京）农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毕慧芳到美国参观一家建于1868年的有机农场。
“5000亩有机认证，以种植蔬菜为主，没有本土水果，只种了草莓和树莓。农场有20个工人，5个销售和配送。工人工资每小时9元。销售有会员制，居民采摘，超市采购。”这位研究新农人的专家在网上更新着自己的动向。
在北京，石嫣和程存旺新建的分享收获（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他们在通州区西集镇马坊村和顺义区柳庄户村拥有80亩农作物种植基地和120亩林地养殖基地。他们把这个项目称为“分享收获”。
程存旺向《中国周刊》记者介绍说：“不管是当初的‘小毛驴’还是现在的‘分享收获’，最初创立的目的都是因为食品安全和土壤污染问题。这是世界发展的共同潮流。”
“分享收获”采用CSA模式的经营理念，倡导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并希望重建农村与城市社区和谐发展、相互信任的关系，为成员提供健康、安全的农产品。
据相关统计，全球80%的食物市场被五家跨国公司控制，这些食品帝国垄断控制着全球食物由生产到加工、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
“现在某种程度上，农村和城市市场是分割的、断裂的。比如说早十年以前，每家每户养十几头猪，他可以在城市进行销售。但现在不可能了。现在整个城市的市场一定是为大规模养殖场所垄断。”程存旺认为，必须有人来扮演这个关联的角色。
目前在国内，采用CSA模式的农场有300家左右，北京有50多家，比如天福园农场、得润屋农场等。“他们做得很辛苦，也很真实。”石嫣评价说。
当下，“分享收获”在北京的这些农场里算规模比较大的。“我们的优势在于有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团队在经营，分生产、销售、客服三个部门，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架构了。”程存旺向记者介绍，“市场上能找到的蔬菜我们这儿几乎都栽种，全都是按有机的标准来种。”
程存旺要求生产部门的年轻人一定要下地亲手干农活。“拖拉机一定要学会开，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都要去尝试。”他解释，“在欧美，年轻人已经更多地投入到了农业中。中国劳动力已经面临断代的危险，他们学会后，在未来可以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
在销售上，“分享收获”主要采取的是会员制销售，不进商场和超市。只要一次性在农场预存3000～8000元钱，就可以通过微信、微博、客服电话加入会员。目前，他们已有500户会员，都是北京的家庭制会员。此外，“分享收获”还通过淘宝、农夫市集、团购、餐厅等渠道进行销售。
“分享收获”创办初期，也曾遭到质疑，有人甚至在石嫣的博客留言——“关注你们下面的发展，我看你们说什么，也看你们做什么，说的与做的是否一样，关注！”
石嫣认为信任是现在生态农业发展中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她把基地地址公布出来，允许外人随时来参观。同时，也让市民来分享收获基地体验“半农半X”生活，包一块地，周末来劳动一下。 “认证、信任、口碑都不是一个方面说了算。一个农场能在一个地区做上5年或者10年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建立了足够的口碑。”石嫣表示。
对于“农夫”之路石嫣和程存旺很是乐观。“从当前市场上来说，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但这肯定是个趋势。”程存旺称。“我觉得中国农业目前的转型也会促进新农人力量的壮大。”石嫣补充说。
“粮食”危机不在量，在于质
“为什么你们会那么关注粮食作物呢？”程存旺对《中国周刊》这期的选题有些好奇。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很多人会担心没有人种地了，那我们吃什么？”对于记者的这一问题，程存旺笑着摇摇头说：“这不是问题！吃好、吃得健康，才是我们要担心的关键！”
“现在很多人认为粮食种植面积在逐年下降，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从占比上，粮食种植的绝对面积比较大，经济作物像果蔬类，长期维持在4亿亩以内，也就是全国种植面积的20%以内。剩下的主要是粮食作物。”程存旺给出这样一个数据。
中国是发生自然灾害频率比较高的国家，但程存旺认为，中国的地域跨越了很高的维度、很宽的经度，“怎么都会出现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现象。所以整个中国不会出现全流域欠收和灾荒的情况。出现灾荒一定是政治的原因。”
“数量危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的食物总体是过剩的。中国2010年浪费的食物可供3亿成年人的使用，所以说数量上已经饱和了，超饱和！”在程存旺看来，玉米、小麦、水稻这三大口粮的产与供应该可以做到百分之百。
“三大主粮的种植应该说连年在递增。虽然因为各种原因，种地的少了，粮食的种植面积也比以前略少了些，但是现在的亩产比例高多了，单位种植者的种植面积变多了。”
“不用担心！”他又补充道，“粮食的量不是问题，但是品质已经逐渐出现恶化了。食品安全问题和农业的生态安全问题已经超越了数量的安全问题。比如当下的‘镉大米’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湖流域（湖南、湖北）。这是因为大量的有色金属的污染，导致了水体污染，进而污染了土壤，然后又迁移到食物链中。这个问题很可怕。”
对于所谓种粮危机，石嫣认为大家忽视了土地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比如说土地的浪费，你种和不种不是产量的问题了，是地荒废的问题。郊区好多土地都是花了好几十万建的，都浪费了。再有，如果我们现在不开始做土壤的改良，50年之后将仍然是这样。”
“分享收获”现在种植粮食不多。石嫣解释说：“在北京来说，不会直接去大规模生产。目前种的粮食作物就是玉米，面积还不到10%，也就是不到10亩地，而且主要是作为饲料粮，供养殖基地使用。但是我们已经在做有机水稻了，可能下一步我们会做有机小麦、花生和大豆。”
带动农民的发展也成为“分享收获”的一个目标。现在，“分享收获”的网店也成为一些有机农户的销售平台。“比如说有机五常大米，是黑龙江一个农户产的。我们派一个实习生过去，从6月到10月，一直在他家里住着，把整个的生产过程记录下来，然后每天发微博微信，实时监督，消费者能看到。所以去年这个卖得特别好，25吨大米不到年底就卖完了。”
做农业，幸福指数很高
《中国周刊》：学农业的人真正回归土地的是否很少？
程存旺：对。我们专业那一届学生毕业后从事农业的很少。干什么的都有，就是不干农业。
石嫣：从大范畴来看，其实从事农业的还比较多。像农业研究、农业金融，或者说农业的企业管理。但是再细分的话，从事生产的可能就只剩下1%。我们其实是生产、销售都做嘛，是真正地下到乡村。
《中国周刊》：是什么在支撑着你们做农业？
石嫣：我们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也是我们选择做农业的主要原因。
程存旺：现在只要在做这个就觉得幸福。虽然冬天得烧煤取暖，现在一到晚上八九点钟就停水，但其他方面我觉得都不比市里差。生活在村里比生活在市里会相对轻松和惬意，至少成本低。我们不会担心每个月的收入还不了房贷，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我们租的那套房，我们俩和我父母住，一共是140平米，一年的租金只有1万块钱。幸福指数比较高。
《中国周刊》：你们在这片土地上劳作，有安全感吗？
程存旺：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习惯了这种没有保障的生活。团队里绝大多数成员的家庭背景都很一般，都是农民和工人出身。如果是农民出身的话，他们的生活历来是没有什么保障的。事实上，如果当下想要做出一番天翻地覆的事业来，那么农业是个机会。它已经触底，现在是反弹和上升的最好机会。
石嫣：我倒没有觉得无保障，至少是自己喜欢做的，而且是值得去做的。可能我们团队的年轻人会有这些问题。比如说孩子的教育问题等等。社会给人的压力会更多一些，我和城里的人交流时也会被他们所影响。但是目前看，我觉得都挺好的。
《中国周刊》：“分享收获”团队的人有怎样的愿景？
程存旺：他们当然都有个长久的愿望，比如希望将来能拥有自己的农场。我们会鼓励他们向这方面努力。所以他们不是单纯的农民，都是奔着农场主或农场经理去的。
《中国周刊》：干农业很累吧？
程存旺：我们一天的工作量比农民还多。每天早上六七点起来干活，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中间可能休息两三个小时。
我们服务的会员都是北京的中高端家庭，他们对服务的挑剔程度非常高。所以我们得把服务环节做得非常细。
《中国周刊》：你们最终要达成怎样的目标？
程存旺：CSA这个事情是值得我们做的，未来的收益可能也不会差。虽然现在大多数人都在奔着城市跑、奔着工业化跑，但一定会出现一个反向的发展。
《中国周刊》：以后有了孩子，也会想让他从事农业吗？
石嫣：让他自己去选择，他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相信如果他能够有好的成长环境，未来他对工作的选择有可能会考虑和农业相关，可能以后会更重视食物的质量。
程存旺：微博上看到一个叫冯丽丽的作者写的一本叫《下乡养儿》的书。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8岁的天天不想上学，辍学在家。因为害怕做噩梦，连觉都不敢睡。她的父母为了陪她，辞去工作，过了整整一个晚上玩、白天睡的冬天。在一个老师的建议下，她的父母带着天天搬到农村，让她学做饭、养小鸡小狗。这不是一个励志故事，而是有困境、有小确幸的生活。”我觉得值得学习，还跟石嫣说要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