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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将深化金融改革开放，遵循市场原则，顺应发展需要，消除不合理的政策壁垒……政府正在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准入门槛，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对外开放将会进一步扩大。
自从去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其中提出“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后，改革的步伐正式加快。中国金融业在经历了几乎没有风险的野蛮生长后，伴随着市场化改革，风险也将随之到来。作为中国银行业的灵魂人物，马蔚华曾带领招商银行在几大国有银行中间杀出一条血路，凭借创新开拓出全国大市场，他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后的民营银行又有哪些看法？
《中国周刊》：从去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放松利率管制，中央政策和领导人更多提及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否意味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提速？
马蔚华：也应该提速了，不是老说加快利率体制改革吗，老加快，可是现在是第18年了，还不开始的话，再加2年就是20年。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利率市场化是整个经济改革里头一个非常关键的、也是风险比较大的地方，但利率市场化开始放开得都比较平稳，我们有路线图，同业市场、外币，最后到贷款放开，最关键的是存款的上限。
因为国外有经验教训，像美国1985年完成利率市场化，从1986年到1990年，每年倒闭将近200家中小银行；台湾地区利率市场化后全行业亏损；韩国利率市场化后不良率翻了一倍多。中国（大陆）利率市场化后就能够安然无恙吗？也不见得，我们也会遇到一些风险，所以要做一些准备。不同的金融机构可能情况也不一样。
《中国周刊》：您长期担任招商银行行长，推进了诸多具有前瞻性的改革，怎么看银行这些年所面临的挑战？
马蔚华：本世纪初，我当招商银行行长的时候，我就觉得，银行未来面临两个脱媒（一般指在进行交易时跳过所有中间人而直接在供需双方间进行），一个脱媒就是直接融资的兴起。现在你看，这10年，直接融资的份额迅速扩张，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信贷资金只占一半以下了，这10年变化快。在银行体系外还有一个非常活跃的金融市场，包括信托理财，包括PE，也包括民间借贷，非常发达。现在银行利率要是不改革，钱肯定流出来，包括流到余额宝，这是必然的。因为银行的利率低，外边市场有高利率，流出去是必然的，无可挑剔，没有任何不正常的。这样反而倒逼银行，你不改可能流得更多，所以你早晚得改，干脆给它放开得了。所以这是一个加速的过程。
第二个脱媒就是技术性脱媒。过去支付是银行一统天下的事，但是这件事不是没有挑战的，银行租我们的IT，还不如自己干，因为支付他也能干。比尔·盖茨的名言是，你们不改变就是恐龙。本来支付宝是我们的支付网关，本来第三方支付是商业银行的支付网关，通过第三方支付，使银行在各种金融机构间能够快速地结算，后来就演变成现在像余额宝这样的支付工具，应运而生。是对银行的一种脱媒。现在IT发展到移动互联的时候，技术对它们肯定是大大地冲击，尤其是在过去银行覆盖不到的地方，它就大显神通。因为过去银行讲常规理论，常规理论是把资源首先托到头部，效益比较大的，忽视尾部，尾部就是弱势群体，或者弱势产业、弱势地区。互联网发展正好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周刊》：脱媒之后，银行如何因应？
马蔚华：银行在面临脱媒的时候，各个方面受到挑战，但是肯定还有新的空间。当时我们感到财富管理肯定是银行一个重大的领域，所以我们比较早地去搞私人银行，搞零售，搞小企业。像零售，适应利率市场化的程度更强，因为利率市场化最明显的特点可能就是存款成本上利差减小，风险加大，零售业务有那么多的渠道，那么多的客户，你可以卖理财产品，你可以得非利收入。做小企业也是，小企业一个重要的特点不光在于节约资本，下浮利率，更重要的是让你的客户经理能够获得风险定价的能力；专门做那些国营大企业，做那些好的企业，利率下浮，而且那些风险肯定比较小，客户经理净做好企业，你的风险能力都没有了，那你再遇到这些利率市场化的情况怎么做？培养了风险定价能力，利率市场化以后就能够有本事，这个很重要。
所以利率市场化经过十几年现在大家都应该有思想准备了，冲刺的阶段应该到了。今年1月份存款降低了9000亿，要是利率市场化9000亿不会走，所以加快有必要。
《中国周刊》：您提到美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利率市场化后，都有极大的的风险，中国可以如何规避风险？
马蔚华：不是说利率市场化完全没有风险，但是我们是属于别人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经验教训的。现在许多事也很有意思，比如我们到美国去，国际市场老是评价中国，房地产、影子银行、政府平台，对我们有很多的担心；但另一方面，他们天天担心的事也是我们要关注的，他们事先把担心的给你说出来了，那你自己再去根据他提示的研究，就会弥补这些，事先预见到这些，这就是主动权。我觉得我们现在也不是没有风险，但是尽可能可以把风险减到最小程度。现在我们要有存款保险和金融机构退出制度，这些都是利率市场化的。在这之前我们做了大额可转让的存单，还有银行的定价机制，这些都有很多措施。这些使存款和贷款都有一个价格上的考验，下一步还有一个货币市场、债权市场的建设。因为将来央行调控不是简单地靠规模控制，存贷比，通过债权市场化操作来间接影响，这些都在做。关键还有商业银行自身的适应能力，所以我们尽管做很多努力，也不可能就万无一失了，应该有这种思想准备，有风险，怎么应对。
《中国周刊》：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民营银行在今年正式破题，作为中国银行业的大佬，你怎么看它的意义？
马蔚华：民营银行肯定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因为过去民间办银行一直没有允许，法律都没有开这个口。这次三中全会以后，能够把牌照给民营企业，完全纯民营银行，相对实现了打破垄断，让民间资本参与，丰富金融市场所有制成本的内容，另外也能增加市场的竞争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民营企业家也都非常高兴，有的欢欣雀跃，有的争先恐后地要做。
《中国周刊》：民营银行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马蔚华：做这个事情也不能脑子里全是乐观的、高兴的。办银行本身就是不容易的事，因为银行就是经营风险的企业，谁做银行都有这个风险，经营风险本身就跟风险打交道，每天都在处理平衡，就是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平衡。另外，既然是银行，还要身负重责，银行是吸收公众存款的，如何保证公众的利益，就是股东和管理者共同的责任，还要有责任感、使命感，这很重要。第三，也要冷静地分析今天的经营环境，前几年办银行确实有诱惑，因为确实银行利润增长很快，在全世界中国都是亮点。但是这个情况今天在发生变化，你看这三年，全国银行的净利润的增幅从30%，降到二十几、十几，还会不会继续降，这都是不确定的。另外，风险也在积累。
所以我觉得办银行的企业家肯定会看到这一点，我们在高兴的同时还要头脑清醒，看到我们今天办银行和过去的不同。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还有一些新的风险因素，所以你要想办，你就要考虑你的商业模式，你是不是简单地靠过去存贷款那样的商业模式，还是有差异化地经营。我们的民营银行主要是为小微企业服务，那你就要研究如何做小微企业。特别是有一些互联网企业也参与其中，他们也要通过互联网的思维来建立差异化的模式。我们要有一个风险的意识，还要有一个创新的思维，这样才能把民营银行做好。
自从去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其中提出“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后，改革的步伐正式加快。中国金融业在经历了几乎没有风险的野蛮生长后，伴随着市场化改革，风险也将随之到来。作为中国银行业的灵魂人物，马蔚华曾带领招商银行在几大国有银行中间杀出一条血路，凭借创新开拓出全国大市场，他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后的民营银行又有哪些看法？
《中国周刊》：从去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放松利率管制，中央政策和领导人更多提及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否意味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提速？
马蔚华：也应该提速了，不是老说加快利率体制改革吗，老加快，可是现在是第18年了，还不开始的话，再加2年就是20年。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利率市场化是整个经济改革里头一个非常关键的、也是风险比较大的地方，但利率市场化开始放开得都比较平稳，我们有路线图，同业市场、外币，最后到贷款放开，最关键的是存款的上限。
因为国外有经验教训，像美国1985年完成利率市场化，从1986年到1990年，每年倒闭将近200家中小银行；台湾地区利率市场化后全行业亏损；韩国利率市场化后不良率翻了一倍多。中国（大陆）利率市场化后就能够安然无恙吗？也不见得，我们也会遇到一些风险，所以要做一些准备。不同的金融机构可能情况也不一样。
《中国周刊》：您长期担任招商银行行长，推进了诸多具有前瞻性的改革，怎么看银行这些年所面临的挑战？
马蔚华：本世纪初，我当招商银行行长的时候，我就觉得，银行未来面临两个脱媒（一般指在进行交易时跳过所有中间人而直接在供需双方间进行），一个脱媒就是直接融资的兴起。现在你看，这10年，直接融资的份额迅速扩张，在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信贷资金只占一半以下了，这10年变化快。在银行体系外还有一个非常活跃的金融市场，包括信托理财，包括PE，也包括民间借贷，非常发达。现在银行利率要是不改革，钱肯定流出来，包括流到余额宝，这是必然的。因为银行的利率低，外边市场有高利率，流出去是必然的，无可挑剔，没有任何不正常的。这样反而倒逼银行，你不改可能流得更多，所以你早晚得改，干脆给它放开得了。所以这是一个加速的过程。
第二个脱媒就是技术性脱媒。过去支付是银行一统天下的事，但是这件事不是没有挑战的，银行租我们的IT，还不如自己干，因为支付他也能干。比尔·盖茨的名言是，你们不改变就是恐龙。本来支付宝是我们的支付网关，本来第三方支付是商业银行的支付网关，通过第三方支付，使银行在各种金融机构间能够快速地结算，后来就演变成现在像余额宝这样的支付工具，应运而生。是对银行的一种脱媒。现在IT发展到移动互联的时候，技术对它们肯定是大大地冲击，尤其是在过去银行覆盖不到的地方，它就大显神通。因为过去银行讲常规理论，常规理论是把资源首先托到头部，效益比较大的，忽视尾部，尾部就是弱势群体，或者弱势产业、弱势地区。互联网发展正好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周刊》：脱媒之后，银行如何因应？
马蔚华：银行在面临脱媒的时候，各个方面受到挑战，但是肯定还有新的空间。当时我们感到财富管理肯定是银行一个重大的领域，所以我们比较早地去搞私人银行，搞零售，搞小企业。像零售，适应利率市场化的程度更强，因为利率市场化最明显的特点可能就是存款成本上利差减小，风险加大，零售业务有那么多的渠道，那么多的客户，你可以卖理财产品，你可以得非利收入。做小企业也是，小企业一个重要的特点不光在于节约资本，下浮利率，更重要的是让你的客户经理能够获得风险定价的能力；专门做那些国营大企业，做那些好的企业，利率下浮，而且那些风险肯定比较小，客户经理净做好企业，你的风险能力都没有了，那你再遇到这些利率市场化的情况怎么做？培养了风险定价能力，利率市场化以后就能够有本事，这个很重要。
所以利率市场化经过十几年现在大家都应该有思想准备了，冲刺的阶段应该到了。今年1月份存款降低了9000亿，要是利率市场化9000亿不会走，所以加快有必要。
《中国周刊》：您提到美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利率市场化后，都有极大的的风险，中国可以如何规避风险？
马蔚华：不是说利率市场化完全没有风险，但是我们是属于别人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经验教训的。现在许多事也很有意思，比如我们到美国去，国际市场老是评价中国，房地产、影子银行、政府平台，对我们有很多的担心；但另一方面，他们天天担心的事也是我们要关注的，他们事先把担心的给你说出来了，那你自己再去根据他提示的研究，就会弥补这些，事先预见到这些，这就是主动权。我觉得我们现在也不是没有风险，但是尽可能可以把风险减到最小程度。现在我们要有存款保险和金融机构退出制度，这些都是利率市场化的。在这之前我们做了大额可转让的存单，还有银行的定价机制，这些都有很多措施。这些使存款和贷款都有一个价格上的考验，下一步还有一个货币市场、债权市场的建设。因为将来央行调控不是简单地靠规模控制，存贷比，通过债权市场化操作来间接影响，这些都在做。关键还有商业银行自身的适应能力，所以我们尽管做很多努力，也不可能就万无一失了，应该有这种思想准备，有风险，怎么应对。
《中国周刊》：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民营银行在今年正式破题，作为中国银行业的大佬，你怎么看它的意义？
马蔚华：民营银行肯定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因为过去民间办银行一直没有允许，法律都没有开这个口。这次三中全会以后，能够把牌照给民营企业，完全纯民营银行，相对实现了打破垄断，让民间资本参与，丰富金融市场所有制成本的内容，另外也能增加市场的竞争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民营企业家也都非常高兴，有的欢欣雀跃，有的争先恐后地要做。
《中国周刊》：民营银行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马蔚华：做这个事情也不能脑子里全是乐观的、高兴的。办银行本身就是不容易的事，因为银行就是经营风险的企业，谁做银行都有这个风险，经营风险本身就跟风险打交道，每天都在处理平衡，就是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平衡。另外，既然是银行，还要身负重责，银行是吸收公众存款的，如何保证公众的利益，就是股东和管理者共同的责任，还要有责任感、使命感，这很重要。第三，也要冷静地分析今天的经营环境，前几年办银行确实有诱惑，因为确实银行利润增长很快，在全世界中国都是亮点。但是这个情况今天在发生变化，你看这三年，全国银行的净利润的增幅从30%，降到二十几、十几，还会不会继续降，这都是不确定的。另外，风险也在积累。
所以我觉得办银行的企业家肯定会看到这一点，我们在高兴的同时还要头脑清醒，看到我们今天办银行和过去的不同。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还有一些新的风险因素，所以你要想办，你就要考虑你的商业模式，你是不是简单地靠过去存贷款那样的商业模式，还是有差异化地经营。我们的民营银行主要是为小微企业服务，那你就要研究如何做小微企业。特别是有一些互联网企业也参与其中，他们也要通过互联网的思维来建立差异化的模式。我们要有一个风险的意识，还要有一个创新的思维，这样才能把民营银行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