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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尝试结合美国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方法,利用大量事件和书信廓清美国殖民时期弗吉尼亚烟草大种植园主的绅士身份之缘起、构建的大概过程与要素以及自身经历的和所受的挑战。同时,烟草种植文化与绅士身份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得以多角度的梳理,殖民地社会文化的冰山一角也得以再现。
关键词:大种植园主;绅士身份;身份建构;烟草种植
中图分类号:K712.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03—0069—03
在诸多近现代美国历史或文化学者论著中,殖民时期的大种植园主(尤其是弗吉尼亚烟草大种植园主)都被称作gentlemen(绅士),这无疑带来一个疑问:无论他们的种植规模多大,何以种烟草的殖民地居民,竟被称为绅士?本文尝试围绕这一问题做一探讨。
一、大种植园主绅士身份的缘起
随着1612年John Rolfe在Jamestown的实验性种植获得成功,烟草种植迅速在殖民地经济中占据了重要一席,乃至发展为后来的“货币作物”(money crop、 cash crop)。烟草被当作现金使用,可以用来支付工资、佣金,甚至娶妻。尽管当时的弗吉尼亚官员竭力阻止烟草种植,因为他们当心居民们为了实现一夜暴富而完全忽视基础经济作物的种植,然而1615至1616年间出口到“母国”(mother country,意指英国)的烟叶还是达到了两千磅。[1]在此,本文不再对烟叶是如何确立在弗吉尼亚经济中的统治地位进行赘述。伴着烟草种植不断扩张的现象,弗吉尼亚社会崛起了一个新贵阶级,也是后来的统治阶级,即烟草大种植园主。
英国上下各类人士都将弗吉尼亚河岸两旁的烟草地视作蕴藏无限财富的土壤。[2]从烟草种植获得成功以来,就有源源不断的英国人移居弗吉尼亚,企望通过烟草种植可以发财致富,但其发展在1640年代以后尤为引人注目。在1640至1670年间,大量的英国生意人带着儿子和充足的资本到弗吉尼亚Chesapeake开展烟草种植园事务,以便为家族带来更多利益。[3]他们这样的行为可以从两方面去解释:一方面,为了投资,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母国他们虽然逐渐掌握了数额相当的资本,但除了依附于当地乡绅,他们很难获得尊贵的社会地位,于是他们自然将视野转向了弗吉尼亚这样的新社会,到弗吉尼亚来发展是为了给自己以及子孙争得颇具尊严与荣耀的社会地位。1670年以后,殖民地开始广泛实行奴隶制,这一举措历史性地拉开了大小种植园主的差距。因为大种植园主的资金能购买到足够多的劳力,大种植园主们通过大量资金不断增加劳力,进而扩大土地面积,种植出更多烟叶并以此获得更多收益。在这样的循环反复之中,小种植园主只能被逼让出好土地,同时被步步逼向边缘地区。从此,大种植园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烟草种植及相关生意带来的巨大财力不仅确保了大种植园主的家族形成,同时为大种植园主们确立了社会上的领导地位。由于拥有越来越宽广的种植园、越来越多的奴隶等,大种植园主在选举人群中拥有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于是,他们轻而易举地就能确保儿子们在议会谋得一职半席。[4]大种植园主们所涉的职位包括警长、治安官员或是下议院成员,若他们有足够财富或是好运,甚至能当上议会议员。闻名一时的大种植园主Robert Carter就曾供职于下议院,后来还当上了议会议员,在他去世六年前,也就是1726年,他还就任代理州长;与此同时,他还是Lancaster he Northumberland县的民兵指挥官,Rappahannock River地区的海军官员,威廉和玛丽学院的校长。[5]其实,他的头衔还举不胜举。Robert Carter身后还有很多著名历史人物,如William ByrdⅡ,Landon Carter,George Washington以及Thomas Jefferson(他们有的还是后来美国的开国元勋),这一代人正是在父辈和自己不断地打拼和积累前提下,一跃成为新一代精英。尽管当时弗吉尼亚的上层阶级人数较少,但其影响却是非常巨大的。巩固的政治地位,赋予大种植园主定夺烟草检查官的权利,不仅如此,整个地区的未来发展规划都在他们掌握之中,凡此种种,无不保障了大种植园主们当下和未来发展种植园事业的优势。从此,大种植园主们不但巩固了自己的利益,也将眼光瞄向了新的身份建构,即绅士身份。
二、大种植园主绅士身份的建构
(一)显性建构
1.中央地位的父权制
关于绅士之定义各派人士有自己的看法,其中可以用James一世的一个广为流传的小故事作为对绅士这一名词的注解:有一次,他的奶妈请求封她的儿子为绅士,James一世回答说我可以给他一个爵位,但永远不能让他成为一个绅士。可见,短时间聚敛的财富以及贵族式的举止并不能马上造就出一个绅士,其间的演化是需要一代人以上的努力。绅士不仅举止礼貌,而且能保持和捍卫自己的荣誉,学识广泛,自律自强甚至努力趋于完美。
弗吉尼亚的烟草大种植园主们也没有逃出对这些定义的屈从,况且,在文化意义上,当时的殖民地其实也是非常依附于母国的。理所当然地这个新兴崛起的阶级欲为自己锁定绅士的身份,自然要从母国移植一些套路过来。
大种植园主对自己庄园的设计大多基于一个理念:他们是从浮华尘世隐退的爵士。他们常常幻想自己是一个统领大片土地的勋爵,一个庄园的保护者。1726年即将着手建盖新的庄园前,William ByrdⅡ写下了一首闻名的田园诗,诗中正是阐述了这样的思想。[6]大种植园主们还喜欢把自己的乡间别墅比作古罗马诗人Horace的Sabina农场,Landon Carter就把自己新建的乡间别墅命名为Sabina礼堂。[7]其实,为大种植园主们所极力推荐的Georgian式样的建筑其是父权制的最好佐证。这种建筑分为三个部分,中间高耸部分在两个低矮的侧翼建筑衬托下显得格外雄伟庄严。等级制度在建筑中也得以展现,大种植园主、小种植园主和奴隶的房子俨然不同。大种植园主的庄园往往都占据了交通便利的地理位置,自身就像一个发展完善的小村庄。首次拜访弗吉尼亚的英国绅士William Hugh Grove记录到:河流的北岸,只见当地绅士的宅院渐次排列,相距1至2英里不等,这些宅院中大部分有令人愉悦的花园,十分便于欣赏迷人的河道景观……另一个法国人评论Byrd在Westover的新邸,“在众多的附属建筑映衬下,具有小型城镇的模式,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8]这样的战略地理优势无疑宣布了大种植园主的统治地位,他们甚至能够规范他人的作息,比如奴隶的用餐时间。据记载,Robert Carter的Nomini礼堂有一口重达60磅的大钟,奴隶的作息要严格按照其传出的钟声进行。[9]以上罗列的几个方面,仅是大种植园主展现其在庄园的中坚地位的较显著的几种方式。
2.生活方式
根据十八世纪广为接受的信条,社会等级总是与行为举止紧紧相连的,于是,远离母国大陆的弗吉尼亚大种植园主常常从书本里学习得当的行为举止。1758年一本当地的杂志就曾道明,“好教养的本质就是礼貌和风雅;至真至善的安逸和充满娱乐的交际才能造就一个有教养的人。”[10]英国人St. George Tucker在1772年到达弗吉尼亚时就观察到:有钱人们即使骑优种马上,也不会忘记向他遇见的穷人们摘帽致敬,在法庭或是教堂里,则总是和碰见的每个人握手。[11]餐桌是最能显现绅士举止和学识的地方,一般每顿饭结束时都有一系列的祝酒,而这些祝酒往往是指向为国王或是当地官员的祝福。通常都是先让女士就餐,华贵的餐食令人难忘,到弗吉尼亚旅游的法国人Fithian记录到,“八点半我们才被请去吃晚饭,屋子里灯火通明、奢华大气,餐桌上放着四只大蜡烛”。[10](P78-79)也难怪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大种植园主不得不去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了。
十八世纪所力推的另一能力是辨别真伪的审美价值观,故而品味被一再强调,因为品味曾一度作为社会地位的一种展现方式。因此,大种植园主们也刻意修饰其品味,借此向外界传达自己的绅士身份。在大种植园主们的遗嘱或是信件中他们所享受的奢侈品可见一斑,他们往往用一些东方地毯和一些银饰来装饰房间。弗吉尼亚的绅士们还习惯不断追逐最新的家庭装饰潮流,Richard Lee上校就曾把他所有的银盘子都带到英国,只为了找银匠重新做出最新款式。等遭到海关官员质疑时,他更是费劲地解释说这一大批银饰是他从弗吉尼亚带来的。直到确认了每件物品都确实印着上校的盾徽,海关官员才批准他过了关。[12]
大种植园主们或多或少都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位,因此,为子孙提供完善的教育不但能够光宗耀祖,而且可以确保他们的子孙足以匹配显赫的社会地位。William ByrdⅡ和Landon Carter都被父亲送到英国接受绅士教育,同时担当广泛结交名流的重任。七岁时,William ByrdⅡ被送到了英国,后来他成为皇家学会和律师学院的成员,这些身份为他提供无限多的机会去接触那些当时享誉伦敦社会的人物。[13]经过在母国多年的教育,回到家乡的Byrd依然保持着学习的习惯,他常常凌晨三点就起床了,然后阅读一些希伯来语、希腊语或是拉丁文的书籍。以他为代表的大种植园主都认为绅士应该是一个有学识的人,他们的私人藏书涵盖了尽可能多的方面。Byrd热爱文学创作,Carter则是钟情于医学,有一次,他甚至给女儿亲自看病,还认真写下病理分析。1755年,Carter还给当时仅23岁的华盛顿给出忠告:“务必在闲暇时间,注意修善内在。”14]
总之,大种植园主没有停止过对英国绅士风尚或者外在或者内在的追求,通过他们所作的努力,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大种植园主也确确实实越来越显得绅士。
(二)隐性建构
大西洋为远离母国的弗吉尼亚提供了相对的自治屏障,在这样的环境里,管辖区域甚为宽广的大种植园主自然也比较容易投入到这种实践中来。何况,数以千百记的奴隶、仆人之日常管理问题也易于在大种植园主身上培养出一种主人翁和保护者的精神。在他们看来,自己仿佛是某种远离尘嚣、栖身于肥沃土壤之上的贵族。尽管不需要自己亲自动手劳作,大种植园主却要关注到种植视野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一概由他们决定。他们制定计划,挑选烟草种子,并对种植过程施以一贯的监控,有时甚至要担当兽医或是医生角色,并且要和伦敦的生意伙伴保持书信往来,还要监管好种植园上的收支和买卖。毫无疑问,这样的生活促使大种植园主不断去实施自治以及培养保障自治的能力。
当时的弗吉尼亚殖民地,大种植园主们热火朝天地投身于烟草种植事业,致力于种出质量最高最好的烟叶,以获得“种植大王”(crop-master)的称号。这一荣誉所引发的激烈的竞争是不可低估的。成功的烟草种植需要高水平的技术准备和准确地把握各种植阶段时机,播种、育苗、移栽、采叶,直到最后也是最具挑战性的烤烟,每个阶段都在考验大种植园主的能力。要是年头不好的时候依然能种出上等烟叶,这自然可以为大种植园主赢取荣誉头衔和外界尊重增大砝码。新绅士对其自身荣誉的重视已经不言而喻,所以这也是弗吉尼亚新绅士与母国传统绅士的本质区别,新绅士们亲自参与种植事业其中,这在母国看来是难以想象的。
三、大种植园主绅士身份的挑战
大种植园主摆脱先辈的商人或是生意人身份,重新为自己标榜出绅士身份,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种挑战。本文第二部分已从多角度阐述了他们为这一身份之建构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这种过程同时也是身份之表演性(performativity)的最佳证据。然而,身份也不是固定的,塑造身份需要不断地与外部世界进行互相的作用。
如果说欧洲的绅士集团不断面对来自农民或其他底层阶级的挑战,那么在奴隶制风靡一时的弗吉尼亚,大种植园主们所受的本土挑战简直是少之又少的。来自奴隶层面的抗争(struggle)少之又少,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大种植园主身份受到的质疑和挑战更多的是来自他们悉心学习的对象——母国绅士。母国势力常常挑战大种植园主绅士身份的正统性(legitimacy),而大种植园主们也在不断维护自己的新身份。
正当大种植园主反复陶醉在理念中的绅士身份时,母国制定的政策却不断阻碍着大种植园主的自治独立经验。1660年通过的《航海法案》限制弗吉尼亚烟叶的出口地仅为母国市场,其直接结果就是委托销售的兴起。大种植园主们必须将每年的收成海运至母国的代理商那里,这给他们的生意带来了进一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1730年的《烟叶检查法案》更是雪上加霜,根据这一法案,弗吉尼亚的主要河干上建立了40个仓库,所有出口的烟叶必须通过这40个仓库的严格检查。“检查员打开烟叶桶仔细检查,通过检查的烟叶才能存放到仓库,所以检查员开据的存放收据在当地基本上可以相当于纸币一样使用。”[10](P62)经过一个个法案,弗吉尼亚的烟叶种植逐渐依赖于母国市场,发展至十八世纪悲剧性的大跌价,即便是大种植园主也会不得已地陷入负债。一旦出现这个状况,大种植园主深感不独立的痛楚,他们往往奉劝年轻一代应时刻注意避免陷入负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好几代人努力出来的绅士身份。1758年Corbin曾写信给儿子,“儿子啊,你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背债,平时的生活开支一定要量力而为,切不可没有钱还要去买东西。”[10](P92)对于大种植园主来说,只要背负一点点债务,就说明自己的自由不完整,这是不可容忍的。万一不幸收支赤字,他们往往是找更富有的朋友借钱,也由此催生出弗吉尼亚所特有的一套借款礼仪。①发展到独立革命前夕,众多种植园主都经历了负债,使得他们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独立的一个内在动力。
其实,在严格复制(reproduce)母国绅士言行品味又深受质疑的同时,大种植园主还是为新身份抹上了一层本土色彩。前文提及,弗吉尼亚新绅士与母国绅士最大的不同在于,新绅士直接参与到日常种植事务中来,甚至是社交聚会等也受到烟草种植特点的约束和影响。这种明显不同的经验使得弗吉尼亚大种植园主不断面对种种难题,要保住绅士身份就需要他们具备不怕万难、灵活变通的品质。也正是如此,他们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即热爱劳动、珍惜独立和自主以及注重适应新环境的能力。
注释:
①无论数目多大都没有借条,借款一方仅仅是在记账本上写下数额,最后借贷双方握手表示达成了协定。此后,债权人还要千方百计维护债务人的名声和荣誉。见Breen, T. H.Tobacco Cultur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第98页。
参考文献:
[1] TOBACCO: The Early History of a New World Crop [EB/OL]. Colonial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 http://www.nps.gov/archive/colo/Jthanout/TobaccoHistory.html
[2] William E Dodd. The Emergence of the First Social Order in the United States[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34-35,(40):217-231.
[3] James West Davidson. Nation of Nations: A Concise Narrative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M]. New York: McGraw-Hill, 1995:48.
[4] Louis B. Wright. The First Gentlemen of Virginia [M].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64:52.
[5] Louis B Wright. Letters of Robet Cater: 1720-1727[M]. San Marino, California: The Huntington Library, 1940.Preface,7.
[6] Zuckerman Michael. William Byrd’s Family[J].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1979 ,(12):255-311.
[7] Rhys Isaac. The Transformation of Virginia: 1740-1790 [M].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42.
[8] Stiverson and Bulter. Virginia in 1732[J]. VMHB, 1977,(85):26-28.
[9] Hunter Dickinson Farish,. ed. Journal and Letters of Philip Vickers Fithian, 1773-1774: A Plantation Tutor of the Old Dominion [M]. Virginia: Williamsburg Press, 1957. 129.
[10] Michal J Rozbicki. The Complete Colonial Gentleman [M].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 41.
[11] T. H. Breen. Tobacco Culture[M].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34.
[12] Paul C Nagel. The Lees of Virginia: Seven Generations of an American Famil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7-8.
[13] Kevin Berland. The Commonplace Book of William Byrd Ⅱ of Westover[M].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9.
[14] Jack P Greene. Landon Carter: An Inquiry into the Personal Values and Social Imperatives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M].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67:20.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 Planters’ Gentry Identity in Tobacco Cultivation:Taking the Colonial Virginia as an Example
Zheng Jiaji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Yunnan 650093)
Abstract: Combining the methods of American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thesis tries to figure out the background,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challenges of the Great Planters’ identity as gentlemen in colonial Virginia by decoding some events and letters. Meanwhile, it reflects detailed influences of tobacco cultivation culture upon the identity and exhibits some aspects of the colonial social culture at that time.
Key words: the great planters; identity as gentlemen;identity construction; tobacco cultivation
(责任编辑/王丽君)
关键词:大种植园主;绅士身份;身份建构;烟草种植
中图分类号:K712.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03—0069—03
在诸多近现代美国历史或文化学者论著中,殖民时期的大种植园主(尤其是弗吉尼亚烟草大种植园主)都被称作gentlemen(绅士),这无疑带来一个疑问:无论他们的种植规模多大,何以种烟草的殖民地居民,竟被称为绅士?本文尝试围绕这一问题做一探讨。
一、大种植园主绅士身份的缘起
随着1612年John Rolfe在Jamestown的实验性种植获得成功,烟草种植迅速在殖民地经济中占据了重要一席,乃至发展为后来的“货币作物”(money crop、 cash crop)。烟草被当作现金使用,可以用来支付工资、佣金,甚至娶妻。尽管当时的弗吉尼亚官员竭力阻止烟草种植,因为他们当心居民们为了实现一夜暴富而完全忽视基础经济作物的种植,然而1615至1616年间出口到“母国”(mother country,意指英国)的烟叶还是达到了两千磅。[1]在此,本文不再对烟叶是如何确立在弗吉尼亚经济中的统治地位进行赘述。伴着烟草种植不断扩张的现象,弗吉尼亚社会崛起了一个新贵阶级,也是后来的统治阶级,即烟草大种植园主。
英国上下各类人士都将弗吉尼亚河岸两旁的烟草地视作蕴藏无限财富的土壤。[2]从烟草种植获得成功以来,就有源源不断的英国人移居弗吉尼亚,企望通过烟草种植可以发财致富,但其发展在1640年代以后尤为引人注目。在1640至1670年间,大量的英国生意人带着儿子和充足的资本到弗吉尼亚Chesapeake开展烟草种植园事务,以便为家族带来更多利益。[3]他们这样的行为可以从两方面去解释:一方面,为了投资,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母国他们虽然逐渐掌握了数额相当的资本,但除了依附于当地乡绅,他们很难获得尊贵的社会地位,于是他们自然将视野转向了弗吉尼亚这样的新社会,到弗吉尼亚来发展是为了给自己以及子孙争得颇具尊严与荣耀的社会地位。1670年以后,殖民地开始广泛实行奴隶制,这一举措历史性地拉开了大小种植园主的差距。因为大种植园主的资金能购买到足够多的劳力,大种植园主们通过大量资金不断增加劳力,进而扩大土地面积,种植出更多烟叶并以此获得更多收益。在这样的循环反复之中,小种植园主只能被逼让出好土地,同时被步步逼向边缘地区。从此,大种植园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烟草种植及相关生意带来的巨大财力不仅确保了大种植园主的家族形成,同时为大种植园主们确立了社会上的领导地位。由于拥有越来越宽广的种植园、越来越多的奴隶等,大种植园主在选举人群中拥有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于是,他们轻而易举地就能确保儿子们在议会谋得一职半席。[4]大种植园主们所涉的职位包括警长、治安官员或是下议院成员,若他们有足够财富或是好运,甚至能当上议会议员。闻名一时的大种植园主Robert Carter就曾供职于下议院,后来还当上了议会议员,在他去世六年前,也就是1726年,他还就任代理州长;与此同时,他还是Lancaster he Northumberland县的民兵指挥官,Rappahannock River地区的海军官员,威廉和玛丽学院的校长。[5]其实,他的头衔还举不胜举。Robert Carter身后还有很多著名历史人物,如William ByrdⅡ,Landon Carter,George Washington以及Thomas Jefferson(他们有的还是后来美国的开国元勋),这一代人正是在父辈和自己不断地打拼和积累前提下,一跃成为新一代精英。尽管当时弗吉尼亚的上层阶级人数较少,但其影响却是非常巨大的。巩固的政治地位,赋予大种植园主定夺烟草检查官的权利,不仅如此,整个地区的未来发展规划都在他们掌握之中,凡此种种,无不保障了大种植园主们当下和未来发展种植园事业的优势。从此,大种植园主们不但巩固了自己的利益,也将眼光瞄向了新的身份建构,即绅士身份。
二、大种植园主绅士身份的建构
(一)显性建构
1.中央地位的父权制
关于绅士之定义各派人士有自己的看法,其中可以用James一世的一个广为流传的小故事作为对绅士这一名词的注解:有一次,他的奶妈请求封她的儿子为绅士,James一世回答说我可以给他一个爵位,但永远不能让他成为一个绅士。可见,短时间聚敛的财富以及贵族式的举止并不能马上造就出一个绅士,其间的演化是需要一代人以上的努力。绅士不仅举止礼貌,而且能保持和捍卫自己的荣誉,学识广泛,自律自强甚至努力趋于完美。
弗吉尼亚的烟草大种植园主们也没有逃出对这些定义的屈从,况且,在文化意义上,当时的殖民地其实也是非常依附于母国的。理所当然地这个新兴崛起的阶级欲为自己锁定绅士的身份,自然要从母国移植一些套路过来。
大种植园主对自己庄园的设计大多基于一个理念:他们是从浮华尘世隐退的爵士。他们常常幻想自己是一个统领大片土地的勋爵,一个庄园的保护者。1726年即将着手建盖新的庄园前,William ByrdⅡ写下了一首闻名的田园诗,诗中正是阐述了这样的思想。[6]大种植园主们还喜欢把自己的乡间别墅比作古罗马诗人Horace的Sabina农场,Landon Carter就把自己新建的乡间别墅命名为Sabina礼堂。[7]其实,为大种植园主们所极力推荐的Georgian式样的建筑其是父权制的最好佐证。这种建筑分为三个部分,中间高耸部分在两个低矮的侧翼建筑衬托下显得格外雄伟庄严。等级制度在建筑中也得以展现,大种植园主、小种植园主和奴隶的房子俨然不同。大种植园主的庄园往往都占据了交通便利的地理位置,自身就像一个发展完善的小村庄。首次拜访弗吉尼亚的英国绅士William Hugh Grove记录到:河流的北岸,只见当地绅士的宅院渐次排列,相距1至2英里不等,这些宅院中大部分有令人愉悦的花园,十分便于欣赏迷人的河道景观……另一个法国人评论Byrd在Westover的新邸,“在众多的附属建筑映衬下,具有小型城镇的模式,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8]这样的战略地理优势无疑宣布了大种植园主的统治地位,他们甚至能够规范他人的作息,比如奴隶的用餐时间。据记载,Robert Carter的Nomini礼堂有一口重达60磅的大钟,奴隶的作息要严格按照其传出的钟声进行。[9]以上罗列的几个方面,仅是大种植园主展现其在庄园的中坚地位的较显著的几种方式。
2.生活方式
根据十八世纪广为接受的信条,社会等级总是与行为举止紧紧相连的,于是,远离母国大陆的弗吉尼亚大种植园主常常从书本里学习得当的行为举止。1758年一本当地的杂志就曾道明,“好教养的本质就是礼貌和风雅;至真至善的安逸和充满娱乐的交际才能造就一个有教养的人。”[10]英国人St. George Tucker在1772年到达弗吉尼亚时就观察到:有钱人们即使骑优种马上,也不会忘记向他遇见的穷人们摘帽致敬,在法庭或是教堂里,则总是和碰见的每个人握手。[11]餐桌是最能显现绅士举止和学识的地方,一般每顿饭结束时都有一系列的祝酒,而这些祝酒往往是指向为国王或是当地官员的祝福。通常都是先让女士就餐,华贵的餐食令人难忘,到弗吉尼亚旅游的法国人Fithian记录到,“八点半我们才被请去吃晚饭,屋子里灯火通明、奢华大气,餐桌上放着四只大蜡烛”。[10](P78-79)也难怪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大种植园主不得不去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了。
十八世纪所力推的另一能力是辨别真伪的审美价值观,故而品味被一再强调,因为品味曾一度作为社会地位的一种展现方式。因此,大种植园主们也刻意修饰其品味,借此向外界传达自己的绅士身份。在大种植园主们的遗嘱或是信件中他们所享受的奢侈品可见一斑,他们往往用一些东方地毯和一些银饰来装饰房间。弗吉尼亚的绅士们还习惯不断追逐最新的家庭装饰潮流,Richard Lee上校就曾把他所有的银盘子都带到英国,只为了找银匠重新做出最新款式。等遭到海关官员质疑时,他更是费劲地解释说这一大批银饰是他从弗吉尼亚带来的。直到确认了每件物品都确实印着上校的盾徽,海关官员才批准他过了关。[12]
大种植园主们或多或少都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位,因此,为子孙提供完善的教育不但能够光宗耀祖,而且可以确保他们的子孙足以匹配显赫的社会地位。William ByrdⅡ和Landon Carter都被父亲送到英国接受绅士教育,同时担当广泛结交名流的重任。七岁时,William ByrdⅡ被送到了英国,后来他成为皇家学会和律师学院的成员,这些身份为他提供无限多的机会去接触那些当时享誉伦敦社会的人物。[13]经过在母国多年的教育,回到家乡的Byrd依然保持着学习的习惯,他常常凌晨三点就起床了,然后阅读一些希伯来语、希腊语或是拉丁文的书籍。以他为代表的大种植园主都认为绅士应该是一个有学识的人,他们的私人藏书涵盖了尽可能多的方面。Byrd热爱文学创作,Carter则是钟情于医学,有一次,他甚至给女儿亲自看病,还认真写下病理分析。1755年,Carter还给当时仅23岁的华盛顿给出忠告:“务必在闲暇时间,注意修善内在。”14]
总之,大种植园主没有停止过对英国绅士风尚或者外在或者内在的追求,通过他们所作的努力,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大种植园主也确确实实越来越显得绅士。
(二)隐性建构
大西洋为远离母国的弗吉尼亚提供了相对的自治屏障,在这样的环境里,管辖区域甚为宽广的大种植园主自然也比较容易投入到这种实践中来。何况,数以千百记的奴隶、仆人之日常管理问题也易于在大种植园主身上培养出一种主人翁和保护者的精神。在他们看来,自己仿佛是某种远离尘嚣、栖身于肥沃土壤之上的贵族。尽管不需要自己亲自动手劳作,大种植园主却要关注到种植视野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一概由他们决定。他们制定计划,挑选烟草种子,并对种植过程施以一贯的监控,有时甚至要担当兽医或是医生角色,并且要和伦敦的生意伙伴保持书信往来,还要监管好种植园上的收支和买卖。毫无疑问,这样的生活促使大种植园主不断去实施自治以及培养保障自治的能力。
当时的弗吉尼亚殖民地,大种植园主们热火朝天地投身于烟草种植事业,致力于种出质量最高最好的烟叶,以获得“种植大王”(crop-master)的称号。这一荣誉所引发的激烈的竞争是不可低估的。成功的烟草种植需要高水平的技术准备和准确地把握各种植阶段时机,播种、育苗、移栽、采叶,直到最后也是最具挑战性的烤烟,每个阶段都在考验大种植园主的能力。要是年头不好的时候依然能种出上等烟叶,这自然可以为大种植园主赢取荣誉头衔和外界尊重增大砝码。新绅士对其自身荣誉的重视已经不言而喻,所以这也是弗吉尼亚新绅士与母国传统绅士的本质区别,新绅士们亲自参与种植事业其中,这在母国看来是难以想象的。
三、大种植园主绅士身份的挑战
大种植园主摆脱先辈的商人或是生意人身份,重新为自己标榜出绅士身份,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种挑战。本文第二部分已从多角度阐述了他们为这一身份之建构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这种过程同时也是身份之表演性(performativity)的最佳证据。然而,身份也不是固定的,塑造身份需要不断地与外部世界进行互相的作用。
如果说欧洲的绅士集团不断面对来自农民或其他底层阶级的挑战,那么在奴隶制风靡一时的弗吉尼亚,大种植园主们所受的本土挑战简直是少之又少的。来自奴隶层面的抗争(struggle)少之又少,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大种植园主身份受到的质疑和挑战更多的是来自他们悉心学习的对象——母国绅士。母国势力常常挑战大种植园主绅士身份的正统性(legitimacy),而大种植园主们也在不断维护自己的新身份。
正当大种植园主反复陶醉在理念中的绅士身份时,母国制定的政策却不断阻碍着大种植园主的自治独立经验。1660年通过的《航海法案》限制弗吉尼亚烟叶的出口地仅为母国市场,其直接结果就是委托销售的兴起。大种植园主们必须将每年的收成海运至母国的代理商那里,这给他们的生意带来了进一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1730年的《烟叶检查法案》更是雪上加霜,根据这一法案,弗吉尼亚的主要河干上建立了40个仓库,所有出口的烟叶必须通过这40个仓库的严格检查。“检查员打开烟叶桶仔细检查,通过检查的烟叶才能存放到仓库,所以检查员开据的存放收据在当地基本上可以相当于纸币一样使用。”[10](P62)经过一个个法案,弗吉尼亚的烟叶种植逐渐依赖于母国市场,发展至十八世纪悲剧性的大跌价,即便是大种植园主也会不得已地陷入负债。一旦出现这个状况,大种植园主深感不独立的痛楚,他们往往奉劝年轻一代应时刻注意避免陷入负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好几代人努力出来的绅士身份。1758年Corbin曾写信给儿子,“儿子啊,你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背债,平时的生活开支一定要量力而为,切不可没有钱还要去买东西。”[10](P92)对于大种植园主来说,只要背负一点点债务,就说明自己的自由不完整,这是不可容忍的。万一不幸收支赤字,他们往往是找更富有的朋友借钱,也由此催生出弗吉尼亚所特有的一套借款礼仪。①发展到独立革命前夕,众多种植园主都经历了负债,使得他们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独立的一个内在动力。
其实,在严格复制(reproduce)母国绅士言行品味又深受质疑的同时,大种植园主还是为新身份抹上了一层本土色彩。前文提及,弗吉尼亚新绅士与母国绅士最大的不同在于,新绅士直接参与到日常种植事务中来,甚至是社交聚会等也受到烟草种植特点的约束和影响。这种明显不同的经验使得弗吉尼亚大种植园主不断面对种种难题,要保住绅士身份就需要他们具备不怕万难、灵活变通的品质。也正是如此,他们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即热爱劳动、珍惜独立和自主以及注重适应新环境的能力。
注释:
①无论数目多大都没有借条,借款一方仅仅是在记账本上写下数额,最后借贷双方握手表示达成了协定。此后,债权人还要千方百计维护债务人的名声和荣誉。见Breen, T. H.Tobacco Cultur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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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 Planters’ Gentry Identity in Tobacco Cultivation:Taking the Colonial Virginia as an Example
Zheng Jiaji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Yunnan 650093)
Abstract: Combining the methods of American studies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thesis tries to figure out the background,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challenges of the Great Planters’ identity as gentlemen in colonial Virginia by decoding some events and letters. Meanwhile, it reflects detailed influences of tobacco cultivation culture upon the identity and exhibits some aspects of the colonial social culture at that time.
Key words: the great planters; identity as gentlemen;identity construction; tobacco cultivation
(责任编辑/王丽君)